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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0)04-0057-07
20世纪，对整个中国学术界而言，敦煌学的兴起和繁盛无疑是一意义重大的事件。从最初的翻印域外所藏敦煌卷子，到对敦煌文献作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从“敦煌学在国外”到敦煌学在中国，其间的沧桑变化和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为此付出的心血，都值得我们回顾与感激。回顾敦煌学所走过的历程，其发展基本上可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大体为20世纪初的两个十年；发展阶段，为三四十年代；深入阶段，为五六十年代；繁盛阶段，从80年代初期一直至世纪末。
一、萌芽阶段
本阶段始于20世纪初年。此时，敦煌学还处于萌芽期，其系统的全面的研究还未见端倪，学者的工作以对个别卷子的影写、考校为主，这时虽然还停留在文本的整理与个案研究上，但对未来敦煌研究的方向和途径已经有所确定，特别是此时主要的研究者都是学贯中西、识见非凡的大家，如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刘复等，其工作为敦煌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一般认为是在1900年5月，在藏经洞差不多封闭九百年后，道士王圆籙无意中发现了敦煌遗书的秘密。1905年至1915年的十年中，俄国的奥勃罗切夫、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等人，先后对其进行了掠夺。尽管在发现之初，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即关注之，并在《语石》（1909年初刊）中有所著录，但直到1909年伯希和携部分敦煌遗书至北京时，蒋斧、罗振玉等人才知道有敦煌遗书的存在。在他们的呼吁和努力下，国人对敦煌遗书的保护、整理与研究才真正开始。在早期研究敦煌遗书的学者中，罗振玉的地位最为突出。1908年8月他即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发见之原始》，记录敦煌遗书12种和书目31种，对个别遗书作简要说明，开始了对敦煌遗书的整理编目。此文也可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文章，揭开了中国敦煌研究的序幕。1909年他又与蒋斧编刊《敦煌石室遗书》，搜集敦煌遗书11种，大部分为地理、宗教文献，其中如《摩尼经残卷》、《景教三威蒙度赞》，其发表推动了相关领域研究工作的展开。此后又刊行《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敦煌零拾》（1924年）等，前后辑录敦煌遗书70余种。特别是后二书，前者辑录四部文献30种，对传统四部书的校刊具有重要意义，开后来敦煌遗书分类编纂的先河。后者收录文学作品13种，是敦煌学史上首部专收文学类作品的文章。罗氏为敦煌文献作了60余篇序跋，比勘写本与传本，考定其来源、流传、时代、版式，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与其风格相似还有刘师培。刘氏1910年于《国粹学报》第7卷发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19篇，对敦煌遗书中的四部书写本作比勘说明，所言多精审处，是早期敦煌研究的重要著作。罗氏之外，本期也多有敦煌遗书的编刊。罗福葆1924年《沙州文录补》，收敦煌遗书55种，主要为社会经济类文书，为研究唐宋社会经济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扩大了辑佚范围和研究领域。刘复《敦煌缀琐》（1925年）一书，辑录巴黎图书馆藏伯希和掠去的敦煌遗书104件，分小说、艺术、宗教等17类，所收文献已逸出四部范围，数量与类别上超过了同类著作，是本期辑录工作的一次总结，为开辟研究新领域打下基础，开从国外抄录、翻拍敦煌遗书的先河。
与罗、刘二人相比，王国维、陈寅恪等的敦煌研究更具学术价值。王国维研究的范围主要还是四部书，其研究不拘于考据，综合利用多方面的知识与能力，文史结合，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如《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1920年发表的《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简单而精要地评介了十余种俗文学作品，如韦庄《秦妇吟》、《季布歌》。这是第一篇对敦煌文学作系统介绍、评说的论文，也是敦煌学史上第一篇研究敦煌文学的专作。陈寅恪善于利用多种知识和方法，对涉及多个学科的一些悬而未决或被忽略的重大问题，作开拓性研究。《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中，探究罗振玉藏敦煌写本佛曲三种的第三种的本源为《杂宝藏经》中伏陀羡王缘有相夫人生天事，推断佛曲为近世弹词之源。他的《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也通过对个案的研究，总结出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其敦煌研究开拓了对敦煌遗书中的佛经、道经的研究工作，从文化史角度出发与多门学科联系，具有示范性，推动了敦煌研究的全面展开。
本期敦煌文学研究渐见规模。向达《论唐代佛曲》（1929年）一文，纠正了把变文和佛曲混同的谬误，作了辨名和考订。郑振铎1929年发表《词的启源》、《敦煌的俗文学》，前文以敦煌曲子为据，辩驳了“词为诗之余”的传统说法。后文肯定了敦煌文献在古代文学研究上的重要意义，重点分析了“俗文”（讲经文）与“变文”的区别，及其对后世的宝卷、小说的影响。两文最早从文学史角度研究敦煌文献，确立了变文的概念。其开创性和系统性对学界启发甚大，某些结论一直影响了敦煌文学，特别是变文研究的发展。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年）也从文学史角度对敦煌俗文学作了论述，首次考订了四个残卷的王梵志诗，对敦煌俗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意义重大。在敦煌史地方面，重要论著如罗振玉《瓜沙曹氏年表》（1915年）、《补唐书张议潮传》（1913年—1926年）。前文对曹议金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时间、统治范围、卒嗣世次作论述。后文则详细论述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恢复河西、归顺中原的经过与传承世系，填补了史籍空白，对晚唐五代社会历史和西北史地研究意义重大。王国维的《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两文也对归义军史作了探讨。本期也对敦煌文献中的宗教文献作了研究。蒋斧就P.3884作《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对摩尼教在中国的流行情况作了探讨。这些论作在宗教研究中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填补了空白。在法制文献、地理文献、社会经济文献方面，研究工作也已开始，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以罗振玉、王国维等为代表的国学大家。
二、发展时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发展期，这一时期的敦煌研究在多方面获得了发展与不断深入，在研究群体和领域上，都比以前有了进展，中国敦煌学的正式确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其重要成就体现于三个方面：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敦煌文学的研究，敦煌艺术研究。
本期研究工作的开始以陈垣1931年刊行《敦煌劫余录》为标志。该书按部编排，著录当时的京师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共8679卷，在每一卷子下，注明起讫、纸数、行数、品次，于“附录”内移录题记及卷子缺损情况。这是我国学者编撰的首部系统、大型的目录著作，代表当时中国乃至整个国际敦煌学史上的最高成就。陈寅恪在为本书所作序中首次提出敦煌学的概念，充分肯定了敦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指出了建立敦煌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向达1939年发表《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记录于伦敦所见敦煌卷子466卷的编号、名称、行数。姜亮夫1940年《瀛外访古劫余录·敦煌卷子目次叙录》，书中叙录亲见170多卷敦煌卷子。这些著作对敦煌研究的深入意义重大。与此相关，许国霖1936年刊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一书。书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两部分。前者抄录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写经71部，写经题记64则。后者分变文、音韵等8类，收录99种敦煌卷子，共107卷，刊布了很多非佛典类的敦煌卷子，将研究引向更广的范围。次年又编行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敦煌石室写经年代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补遗》三书，对前书作了丰富和补充。这是中国学者研究北图藏敦煌卷子的开始。1943年董作宾发表《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纪年表》，收录有纪年的写经题记256条，首次利用写经题记探讨敦煌窟寺的创造、变文的兴盛等问题，扩大了研究范围。
敦煌文学方面主要集中于对俗文学卷子的研究，出现了大量著作。向达1937年《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一文，著录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所见敦煌俗文学卷子近40卷，分“变文、词文、故事、白话诗、俗赋”5类，对此作初步的介绍与评论。这是我国最早的敦煌文学专科目录，也是首次对敦煌俗文学进行分类。其《唐代俗讲考》（1934年—1944年）论述了俗讲的起源、仪式、演变，推动了敦煌俗文学特别是变文的研究。郑振铎1938年《中国俗文学史》，辟《唐代的民间歌赋》、《变文》两章，从文学史角度对敦煌俗文学作全面论述。前章评介了敦煌卷子中的王梵志诗、俚曲等。后章肯定了变文的意义，确立了变文的名称和特点，认为变文之“变”是变更了佛经本文成为俗讲之义，将变文初步分为佛经故事、非佛经故事两类。是学术界首次对变文作详细和全面的论述，对其内涵、来源、体式等都有深入说明。对敦煌文学研究的发展作用重大，是其自成学科的标志之一。孙楷第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讲经文与变文上，其1938年《唐代俗讲规范与其本之体裁》一文，将敦煌卷子中的说唱作品分为讲唱经文和变文，变文又分经变和俗变。对俗讲的程式、角色等问题，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探讨，基本上揭示了俗讲的真貌，解决了很多疑惑。傅芸子《俗讲新考》1946年一文，主要论述了唐代俗讲兴起原因、俗讲的盛况与主办者、变文与变相等问题，可视为对向、孙两文的补充发挥。
40年代下半期兴起了关于变文的命名、来源、渊源、体制等方面的讨论。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认为变文之“变”是变更佛经之义，是为“变”字来源外来说的代表。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1947年）一文，对俗讲仪式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看法，为变文是变相之文，梵文Citra或即变的原语。向达《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一文，论证变文之变不可能是梵语别译。关德栋1946年《谈“变文”》一文，认为变文渊源上与佛教翻译文学不可分。次年《略说“变”字的来源》一文，对当时分别以郑振铎、向达、周一良、长泽规矩为主的关于变文之变的四种代表说法作了辩证，认为变文之变即变相之变，是翻译梵语Mandala一字的略语，变相即曼荼罗。其观点和周一良的观点一起代表了的外来说的另一支。孙楷第在写于1936年，1951年发表的《读变文（二则）》之“变文之解”中，考证了“变”即变异非常之义，得名于所说为叙佛菩萨神变及经中所载变异之事，是本土说的代表。在专题研究上，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1935年）、傅芸子《关于〈破魔变文〉》（1943年）、刘修业《敦煌本〈伍子胥变文〉之研究》（1937年）等文，都是对具体作品作研讨，在敦煌俗文学研究上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本期于敦煌学的发展，较为重要的是敦煌艺术研究的开展。1931年贺世昌《敦煌佛教艺术之系统》一文，初步探讨了敦煌艺术产生的原因、特征、内容、年代，是中国研究敦煌艺术首篇全面、系统的专论。次年梁思成《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对伯氏《敦煌图录》中的相关照片及其提供的窟檐题记作研究，是中国学者探讨敦煌建筑艺术的第一篇。内地大批艺术家和考古学家本期相继来到敦煌，实地考察和监摹敦煌艺术。张大千1943年出版《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收28幅图，多标明窟号、年代、名称、榜题，为我国首部敦煌壁画资料集。何正潢《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1943年）一文对敦煌石窟的形制、画塑分布等作论述，是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美术工作者临摹的同时，也对石窟研究、保护刊布了不少成果。如李浴《莫高窟各洞内容之调查》（1944年—1945年，未刊稿），记述309窟的塑像、壁画、佛龛情况，并抄录部分题记，初步考察了其时代，是当时最完备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史岩1947年出版《敦煌石室画像题识》，收录106窟题识940条，是最早的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汇录。宗白华《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1948年）一文，探讨了敦煌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特点与意义。本期尽管敦煌艺术研究开展时间不长，但敦煌研究的两大基本部分至此都纳入了研究范围，从此进入了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并举的时代，敦煌学也由此正式确立。
本期的敦煌研究向更深入、更全面的方向发展。在音韵学上，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一书，利用敦煌卷子中的汉藏对音材料，考察唐五代的西北方音。系统描述了汉语西北方音的语音发展史，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汉语音韵学专著。周祖谟、姜亮夫等人也以敦煌卷子为依据，进行音韵学研究。对敦煌卷子中的科技文献的研究业已进行。李俨《敦煌石室算经一卷并序》、《中算书录》等论文，在考证文献本身的同时，填补了中国数学史上的空白。范凤源《敦煌石室古本草自序》、朱仲翰《敦煌古本草之考察》等文，考察了敦煌本唐《食疗本草》。王重民1937年《敦煌本历日之研究》一文，对敦煌卷子中的历日类文献作了介绍和研究。对敦煌历史，包括归义军政权的研究也继续深入。王重民1935年《金山国坠事零拾》一文，考证了金山国上承张氏，下启曹氏十五六年间的历史。孙楷第《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跋》（1936年）、《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1937年）两文，以变文为依据，对归义军张氏政权时的历史与河西一带的民族关系作了论述。到40年代，与敦煌艺术研究的发展一致，这方面的研究也注意与实地考察结合。向达1944年《西征小记——瓜沙谈往之一》、《两关杂考——瓜沙谈往之二》等文，重点对敦煌古遗址作了考察和辨正，纠正了不少史籍中的谬误。夏鼐1948年《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依据敦煌汉简，考证了汉史中很多史实。归义军史上，学者利用敦煌卷子的同时，结合现存石窟中的题记、碑文进行研究。向达1948年发表《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将正史记载、敦煌文献、壁画题识三者结合，辨正了罗文中的很多问题，解决了很多疑误。其研究方法，对于敦煌研究的深入启示深远。罗福颐《敦煌石室稽古录》（1947年），就敦煌及千佛洞的历史、敦煌卷子的概况等八个方面作了说明，对于敦煌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总结和促进作用。
本期的研究工作可注意的有两个地方。一是研究者开始将敦煌卷子的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使其成果更具有可靠性和说服力，开拓了敦煌研究的新途径。另外，随着大量的敦煌考古工作的展开和成果的出现，对敦煌艺术研究在敦煌研究的领域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时学术界也逐渐认识到了建立敦煌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开始有意识地从事本学科的建设，最终于此时确立了中国的敦煌学。
三、深入发展期
从1950年至1966年是敦煌学的深入发展期。1951年，在原有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展开了对敦煌文物的积极保护和研究工作。同时，原来的那些在敦煌研究领域苦心孤诣的专家学者继续努力耕耘，从而推动了敦煌学的向前发展。在他们的带动下，本期的敦煌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发展，涌现了不少敦煌学的名家和名著。
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本期敦煌卷子的整理、刊布取得了突出成就。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1958年）一书，收罗50年代敦煌研究论文257篇，总结、反映了中国学者研究敦煌四部书的历史和成果。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1960年编行了《敦煌资料》第1辑，收录了敦煌卷子中的户籍、名籍、契约等，各类社会经济文书共140种，附录33种。这是当时收录社会经济文书最广的一次，直接推动了学术界对唐五代社会经济状况的深入研究。1962年王重民、刘铭恕编行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把中外敦煌遗书目录汇集一处，对当时北京图书馆藏、斯坦因与伯希和各自劫去的以及散落的敦煌遗书，作出编目，涉及敦煌遗书达22500卷。在当时可称完备，可视为对至此为止敦煌卷子整理工作成果的总结，标志着此方面的工作达到了新水平。
本期在敦煌艺术研究上，不断深入。对敦煌艺术作了大量的宏观研究，出现了很多影响深远的论著。向达《敦煌艺术概论》（1951年）一文，确定了敦煌艺术的概念，对其受印度的影响、敦煌壁画不同时代的特征、敦煌艺术的价值和影响等问题都作了全面、细致的论述。金维诺《丰富的想象、卓越的创造——论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成就》（1955年）一文，首次从理论高度探讨了莫高窟壁画的艺术成就。常书鸿的《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宿白的《“莫高窟记”跋》等文，全面探讨了敦煌艺术的源流、内容、演变。谢稚柳1957年《敦煌艺术叙录》一书，系统探讨了敦煌石窟壁画由北魏至宋的流变及相关史实，以著录的形式详尽记录敦煌二百余窟的内容。潘洁滋《敦煌莫高窟》（1957年）一书，系统介绍了敦煌莫高窟的历史和艺术，为中国第一部敦煌艺术专著。研究者也对敦煌艺术的某一方面作具体研究。塑像上，有阎文儒《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1951年）、金维诺《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谈莫高窟的彩塑》（1956年）等文。阎著首次对莫高窟的结构形式的源流作了说明。任二北1954年刊行《敦煌曲初探》一书，专辟“舞容一得”章，对敦煌舞谱作了全面的分类、归纳，并对其结构、字义也作了考释。阴法鲁《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1951年）一文，则根据敦煌壁画中的音乐舞蹈资料，探讨了西域音乐的内容、体制，及其传播、影响中原音乐的情况。这些方面的研究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敦煌文学上，本期也有深入发展，大量论著涌现，研究的方法论上更为科学有序。其研究集中在变文和曲子词上。对变文的整理于本期进入新阶段。周绍良1954年刊行的《敦煌变文汇录》校录变文38种，每篇之首说明其内容、出处、卷次。当时是收录变文最多的集子。向达、王重民、王庆菽、周一良、启公、曾毅公1957年编刊的《敦煌变文集》，正是建立在前书基础上，该书基本上把当时已知的国内外变文类作品收罗校勘完备，达187卷，按类编排为78种。在数量、质量上都是当时最完善的，其影响深远。变文研究本期进入多方面研讨阶段。在其渊源上，周叔迦《漫谈变文的起源》（1954年）一文，指出变文源于契经、重颂、偈颂等，提出了变文的外来说。王庆菽1957年《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一文，认为变文酝酿于中土用韵文和散文来叙事抒情的悠久传统中，提出了本土说。冯宇《漫谈〈变文〉的名称形式渊源及影响》（1960年）一文，主张散韵夹杂的赋是变文最早的根源。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1963年）一文，认为变即变化义，来源是古代的赋。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1963年）一文，认为变文即把一种记载改变为另一种体裁文字之义。金维诺《〈祗园记图〉与变文》（1958年）则将变文研究和石窟艺术研究相结合，为研究提供了采用新角度的范例，促进了不同门类间的相互推动。杨公骥在《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1962年）一书中收有《变相、变、变文考论》一文，辨正了变文研究上各家代表观点，指出变文是由变相变得名，是继承本土固有图文结合和韵散相间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被视为对“五四”以来变文研究的总结性之作。敦煌歌辞上，王重民1951年刊行了《敦煌曲子词集》，收录了包括云谣集杂曲子在内的曲子词，为敦煌研究史上第一部详尽的曲子词集。任二北刊行了《敦煌曲初探》（1951年）、《敦煌曲校录》（1955年）两书，首次全面和系统地对敦煌所出唐五代乐曲材料作了整理研究，为敦煌研究提供了交叉研究的典范。
语言学方面，姜亮夫1955年刊行《敦煌瀛涯韵辑》，其著为旅欧所录敦煌陆氏韵书写卷的结集，从而推动了切韵研究的深入。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1963年）一文，根据敦煌俗文学作品中的异文别字，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声母、韵母、声调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很多结论至今仍具权威性。在文字方面，蒋礼鸿1959年出版专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本书通过归纳推理的方式，结合历史性考察，对以变文为主的敦煌俗文学作品中的语词作考订和释义，很多语词的考释堪为精当，推动了唐五代语言文学和早期白话词汇的研究。该书后屡经修订、增补，成为阅读敦煌俗文学的必备参考书。徐震谔《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1958年）、胡竹安《敦煌变文中的双音连词》（1961年）等文，也不同程度地探讨了敦煌俗文学作品中的语词。
随着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的刊布，社会经济的研究本期也趋兴盛。在均田制上，主要有韩国磐《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均田制的几个问题》（1962年）、唐耕耦《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情况》（1963年）等论文。寺院经济上，有金毓黻《从榆林窟壁画耕作图谈到唐代经济》（1957年）等论文。徭役制上，有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1957年）等论文。租佃制上，孙达人《对唐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1962年）一文有精到论述。这四方面的工作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利用敦煌卷子加深对唐代的科技风俗等方面的研究上，本期也取得了不少成就。罗福颐的《西陲古方技书残卷汇编》（1953年）、席泽宗《敦煌星图》（1966年）、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1963年）等，都是较有影响的论著。
四、繁盛时期
从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开始至20世纪末，敦煌研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消沉期后，重新焕发了青春，并与国际上敦煌学成为显学的潮流一致，在中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全面繁盛时期。本时期重要的论文不断，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在研究中成为生力军，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和专著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敦煌学在中国。全国性专门的研究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1983年成立。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举办了大量的学术会议，建立了舞蹈、语言文学、民俗学等一系列的分会。1984年成立了敦煌研究院。专门的研究刊物如《敦煌学》、《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也得以创立。这些都是敦煌学繁荣的重要推动力和重要标志。
本期敦煌文献的整理刊布进入了崭新时期，大量卷子展示于世，直接推动了敦煌研究的发展。较重要的如：台湾学者黄永武编《敦煌宝藏》（1981年—1986年），该书影印收录北京图书馆藏、斯坦因编号、伯希和编号等敦煌卷子近两万件，是目前收录最多的一部。国内各大博物馆、图书馆藏有的敦煌卷子也陆续刊市。自1990年起，《法藏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相继面世。敦煌研究院编行了《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986年），记录了约千条题记，对其年代、位置、款式等等作了说明。对敦煌文献分门别类作整理的工作已开展。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陆续出版了多种。同时，国外藏品也逐渐完整地介绍到了国内。有关敦煌卷子和研究著作的目录也陆续地编行，如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1986年）、郑阿财、朱凤玉《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87年）、邝士元《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899-1984)》（1987年），其出现便利了敦煌研究的进行。
本期在敦煌艺术上，大量的作品被刊布于世。1982年至1987年间，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行了《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按时代收录具代表性的壁画和彩塑作品，并附有关论文，是目前刊布敦煌艺术作品最多的著作。香港学者饶宗颐主编的29卷本《莫高窟书法丛刊》、1994年敦煌研究院编集的《敦煌书法库》第一辑，展示了大量精美的敦煌书法作品。大量的敦煌艺术作品的刊布，直接推动研究的兴盛。段文杰1978年《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一文，集中探讨了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随后又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刊行了多部专著，如《敦煌石窟艺术论文集》（1988年），《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1994年），对敦煌艺术作了深入探讨。史苇湘、关友惠、贺世哲、姜伯勤等学者在此方面也卓有建树。本期敦煌艺术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是1982年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编纂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的出版。该书对492个洞窟的修建年代形制和内容作了详细而精确的记录，是敦煌莫高窟艺术的总目录，为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本期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如胡同庆《敦煌晚期壁画中的天国图像》（1996年）一文，专门对其中的某类图像作研究，角度可谓精细。部分学者开始将敦煌石窟艺术和其它石窟、地域的艺术作比较研究，如胡文和《大足宝顶和敦煌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变之比较研究》（1996年）、刘波《敦煌与阿姆河流派造像美术比较研究》（1999年），将敦煌艺术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时空中，有利于全面认识敦煌艺术。对敦煌音乐、舞蹈资料的解读和研究，业已进行。1984年庄壮出版《敦煌石窟音乐》，对敦煌石窟中展示的音乐形态作全面论述。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1991年）一书对敦煌壁画中的音乐资料作了详尽收录。高金荣1993年《敦煌舞蹈》一书对敦煌舞蹈状况作了展示。其它如叶栋《敦煌琵琶舞谱》（1986年）、饶宗颐《敦煌琵琶谱》（1990年）、席臻贯《敦煌古乐——敦煌乐谱新释》（1992年）等著作，都从不同的层次对敦煌音乐舞蹈作了揭示，促进了敦煌艺术研究的全面开展。
敦煌史地上，本期的成果主要在敦煌和莫高窟历史研究、归义军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出现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前者如齐陈骏《敦煌的沿革与人口》（1980年—1981年）一文，首次集中论述了敦煌自西汉建郡以来，至清代两千多年间的地理沿革和人口变化。史苇湘的《世族与石窟》、施萍亭《建平公与莫高窟》（1984年）等文，从不同角度对莫高窟的历史作了描述。在归义军研究上，姜亮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1979年）、《瓜沙曹氏世谱》（1983年）等文，就曹氏当政时的历史作了大量的辨伪、增补。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1980年）及其后来的《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1984年）等文，纠正了姜文中的某些说法，补充了相关史事。姜亮夫《唐五代瓜沙张曹两世家考——〈补唐书张议潮传〉订补》（1979年）一文，系统论述张氏时归义军史实。吴震《敦煌石室写本唐天宝初年“郡县公廨本钱簿”校注并跋》（1980年）、马世长《敦煌县博物馆地志残卷——敦煌第58号卷子研究之一》（1982年）等文，多方面论述地志内容、年代等问题，揭示其意义。吐蕃文献上，1980年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一书，译注了几件重要的藏文文书。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3年）、沙知、孔祥星《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1984年）等书，也开始对吐蕃文献进行全面研究。姜亮夫《莫高窟年表》（1985年）一书，以编年的形式对敦煌历史作详细展示。进入90年代后，敦煌史地研究向宏观和微观并重的方向发展，其微处也多为研究者注意，如郑柄林《唐五代敦煌金鞍山异名考》（1996年）、李正宇《昆仑障考》（1997年）等文。在论文不断的同时，涌现了大量专著。郑柄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年）一书，对敦煌卷子中的地理文书作了系统的整理。李正宇1996年《敦煌史地新论》，该书是其历年来史地研究的成果集，对有些问题如敦煌寺学的论述，堪谓精当。同年又出版《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对敦煌地志作校勘、考订。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1996年），对唐宋时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北历史作系统、深入论述，为本期有关归义军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更为全面深入。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1993年）一书，利用敦煌资料对于阗历史作详细探讨。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1998年），对吐蕃统治阿陇和西域的历史阶段作了深入研究。
本时期在敦煌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研究方面趋于成熟。前者涉及的对象更为全面细致。在中古社会经济方面，均田制上，有唐耕耦《西魏敦煌计帐文书以及若干有关问题》（1980年）、赵云旗《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土地买卖的管理机制》（1998年）等文。薛英群《略谈敦煌地志中的公廨本钱》（1980年）、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物价》（1997年）等文，对当时的财政状况作了描述。民俗研究逐渐兴起，确立了敦煌民俗学。这方面出版了专收社邑文书的《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宁可、郝春文等编校，1996年），其论文如郭锋《敦煌的社邑及其活动》（1983年）、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私社与寺院的关系》（1991年）等，对社邑文化作了深入揭示。与此同时，高国藩《敦煌民俗学简论》（1983年）一文则初步构建了敦煌民俗学的结构，为敦煌民俗学的确立开了先河。之后其《敦煌民俗学》（1989年）、《敦煌俗文化学》（1999年）等专著，对敦煌民俗作全面细致的探讨，直接推动了学科发展。其他学者如周一良、赵和平、谭蝉雪、谢生保等，共同促进了敦煌民俗学的兴盛。对敦煌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的研究，本期也极为突出。姜伯勤1980年《敦煌寺院文书中的“梁户”性质》一文，对寺院中的梁户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1987年《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一书，对寺户制度作了系统研究。1996年《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一书，深入展现了敦煌的宗教面貌。1991年方广昌出版《佛教大藏经史（8-10世纪）》，利用敦煌卷子，揭示8至10世纪间佛经的传布和结集情况。宁强《敦煌佛教艺术》（1992年）一书，则全面展示敦煌的佛教艺术。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1998年）一书，首次系统揭示了当时敦煌僧尼社会生活全貌。对敦煌卷子中的宗教文献此时也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在发表大量有关论文的同时，出版了不少专著，如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注研究》（1989年），徐自强、李富华等主编的《敦煌大藏经》也开始陆续出版。这些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对敦煌卷子中其它宗教的文献作研究也已进行，如1987年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一书，利用敦煌资料对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作了深入的探讨。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1991年）一书，对敦煌本《老子想尔注》作详细校释，探讨了时代及相关问题。
文学方面，本期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角度更加多样，成果丰硕。一方面对作品进一步整理刊布。变文上，除大量校勘性质的论文外，出现了不少补正《敦煌变文集》的著作。如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1983年—1984年），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主编《敦煌变文集补编》（1989年）。对变文为主的敦煌讲唱文学作品进行了细致的校注工作，如项楚《敦煌变文校注》（1990年）校注精审，解决了不少疑难。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1997年）总结了历来变文校读上的研究成果，可谓本世纪变文整理上的集大成之作。变文以外作品的整理也大量开展。敦煌歌辞上，台湾有潘重规稽考众本，编成《敦煌云谣集新书》（1977年）。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1987年），对敦煌歌辞按类编排，共录1241首，考证了每首歌辞的调名、题目、年代，揭示了敦煌歌辞的全貌。张锡厚1983年出版《王梵志诗校辑》，首次编成较完整的王梵志诗集。项楚《王梵志诗校注》（1991年）一书，辨伪存真，是辑录王诗最多、注解最精的著作。其它样式的作品也有编集出版，如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注并研究》（1994年）、张锡厚《敦煌赋汇》（1996年）等。他们和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学作品选》（1986年）、郭在贻等的《敦煌变文集校议》（1990年），都是本期重要的著作。对敦煌文学的研究工作空前繁盛，做到了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总体的结合。张锡厚《敦煌文学》（1980年）一书较早对敦煌文学作全面探讨，总结了70年来敦煌文学的研究成果。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此类著作多有出现，如台湾学者林聪明《敦煌俗文学研究》（1984年）、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1993年）。局部研究本期也更为深入。在以变文为主的敦煌讲唱文学上，本期一开始对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渊源，也作了大量的探讨。在对具体作品作研究的同时，出现了大量的专著。如李骞《敦煌变文话本研究》（1986年）、张鸿勋《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曲金良《敦煌佛教文学研究》（1995年）等。诗歌方面，重要著作如台湾朱凤玉的《王梵志诗研究》（1986年）、项楚《敦煌诗歌导论》（1993年）。研究著作的汇编也多有之，如周绍良、白化文《敦煌变文论文录》（1982年）、张锡厚《王梵志研究汇录》（1990年）、陈人之、颜廷亮《云谣集研究汇录》（1998年）等。这些著作既是对研究成果的总结，又为研究深入提供了条件。
在语言文字方面，研究队伍上不断扩大，方法上不断完备，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获得了进一步拓展。音韵上，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成》（1983年）、姜亮夫《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1990年），两书对敦煌卷子中的有关韵书作了辑考。周大璞《敦煌变文用韵考》（1979年）、张金泉《敦煌曲子词用韵考》（1981年）两文，分别对变文、曲子词的用韵情况作了说明。文字上，蒋礼鸿主编《敦煌文献语言词典》（1994年），对敦煌语词作了大量的阐释。郭在贻在《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1992年）、《郭在贻敦煌学论集》（1993年）两书中，汇集了大量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项楚则以前及二书和《敦煌文学论丛》（1991年）三书，奠定了自己此方面的地位。季羡林1993年《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一书，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吐火罗语文献作研究，开创了新领域。
本期也注意对敦煌学作整体研究和面向社会的推介工作。姜亮夫《敦煌学概论》（1985年）、荣新江《话说敦煌》（1991年）、刘进宝《敦煌学述论》（1991年）、胡戟、傅玫《敦煌史话》（1995年）等著作，都深入浅出地对敦煌的历史和文化、敦煌学的内容和意义作了论述，推动了敦煌学本身的发展，也扩大了其社会影响。1991年陆庆夫等刊行《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对本领域重要学者的成就和特点作评述。林家平等主编《中国敦煌学史》（1992年）一书，对本世纪初至80年代初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和成就作了展示。1998年，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出版，选收敦煌艺术、敦煌遗书、敦煌学研究等方面60多个门类，6925条词条，241万字，对敦煌学内容和历史作了集中反映，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可谓世纪末敦煌学领域的总结之作。
收稿日期：2000-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