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刻本《两镇三关通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国会论文,刻本论文,通志论文,三关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6）03—0068—08
一、国会图书馆所藏《两镇三关通志》
从1918年4月到1919年7月，美国农业部植物学专家施永高（Walter T.Swingle，或译“施永格”）在中国和日本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以下简称“国会”）搜购了大量典籍。在中国，他通过张元济等版本目录学专家的帮助，收集了413种地方志，其中包括2种省志、87种府志、324种县志。根据《国会图书馆馆员1919年年度报告》（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 and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Library,1919.以下简称《报告》）的描述，在上述400余种方志中，有很多种在当时“即使在中国都已经非常稀罕”，《两镇三关通志》（以下简称《通志》）就是其中之一。关于《通志》的价值和入藏“国会”的由来，《报告》说得很简略：
除了官修地方志，（施永高）还购买了大量的非官修地理著作，其中很多即使在中国都已经非常稀罕，佚名明朝官员纂修的《两镇三官通志》就是一例。该书是有关中国北方边界的记录，记载了迄至十六世纪上半叶的蒙古人和满洲人的入侵。也许是由于书中的反满倾向，此书没有被列入乾隆的帝国文献目录。①《报告》所谓“乾隆的帝国文献目录（Ch'ien Lung's imperial catalogue）”，应该是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没有收录《通志》的原因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原因绝非所谓“反满倾向”（anti- Manchu tendencies）。《通志》是产生于16世纪中期明朝西北边镇的地方志，所反映的是长城中部沿线地方的历史沿革，其重点是明朝开国迄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明朝西北长城沿线的明蒙关系。《通志》虽然片言只语提及北宋末年金朝军队对北方边镇的占领，却完全没有涉及，也不可能涉及远在辽东边外，迟至17世纪初才崛起的满洲。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讲，《通志》都不会出现什么“反满倾向”，对于上引《报告》的后一段话，我们不必过于认真，但是《报告》的前一句话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诚如《报告》所说，在施永高搜购的大量方志中，《通志》的确是一种非常珍稀的中国地方志。近来的共同研究使我们对“国会”所藏《通志》数量上的稀有程度和精良的版本质量有了新的更多的认知。
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为国会善本书撰写提要，他最早研究了“国会”所藏《通志》，现征引他的描述如下：
《两镇三关通考》，残，存十三卷，八册，（国会）。明嘉靖刻本［十行二十一字（23* 16.2）］。按千顷堂书目卷八载是书作二十三卷，后来殊少著录，日本东洋文库亦有残本，缺卷十四至十八，比此书犹多五卷。考卷内叙事至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当即纂于是年。《凡例》云“志必有纪，所以具兴废制置之实，举政理得失之故，存规划谋议之概，寓劝善惩恶之微。兴废制置，事同于沿革官职表，而具其大；政理得失，详著于教化风俗考，而举其纲；规划谋议，散备于法制经略考，而存其概；劝善惩恶，杂见于名宦人物昭鉴传，而寓其微。”然则全书凡五纪、二表、四考、三传。此仅存五纪：卷一至四为宣府纪，卷五至十大同府纪，卷十一雁门关纪，卷十二宁武关纪，卷十三偏头关纪。即所谓两镇三关也。卷内有“中岳山人戚希仲氏”长方印记。②除了这些，我们还注意到，该书每一册封面均有一满文印记，经过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齐木德道尔吉教授识读，其读音为“yang shu yihun i doron”，义为“杨书勋之印”。以往我们所知道的“国会”所藏《通志》的基本情况就是这些。
《千顷堂书目》卷八说《通志》全书凡五纪、二表、四考、三传，共23卷。但是现今存世的《通志》都已经残缺不全。早在明崇祯丁丑（1637）年时就有人说：“顷读《两镇三关志》及《乡约》、《塞语》诸书，恍见莘野尹先生留心经济，意其博综君子也。然不无怅怅于残编阙帙云……”。③ 这样看来，《通志》早在明朝末年就可能成为“残编阙帙”而令读者抱憾了。“国会”所藏《通志》是缺帙，中国内地和日本的图书馆的藏本也都残缺不全。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所藏《通志》是明抄本，只有二、三、七、九、十四共5卷；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所藏抄本是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抄录的；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存有卷一至十三胶卷，是根据“国会”藏本摄制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通志》也是胶片，与南京图书馆相同。
仅就卷数而言，诚如王重民先生所说，现存《通志》中以东洋文库（以下简称“东洋”）所藏《通志》卷数最多，比“国会”藏本还多五卷。《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描述：“两镇三关通志，二十三卷，不著撰人。明嘉靖刊。十四册，缺卷一四至一八，其他有缺丁”云，与王重民先生所说一致。我们可以肯定，“东洋”藏本最有价值的部分应该是最后五卷（卷十九至二十三）的内容，这是“国会”藏本所没有的。就利用《通志》的角度考虑，将这五卷内容和国会藏本结合起来阅读应该是学者最好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藏书机构陆续组织出版了一批规模大小不等的方志丛书，例如《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孤本方志选刊》、《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西北稀见方志》及其《续集》等。但是，这些地方志《丛刊》、《选刊》或者《汇刊》无一例外都没有收录《通志》。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也没有收录东洋所藏《通志》。200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大型类书《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其中的第17辑收录了“东洋”藏本《通志》。《集成》的编者说“天一阁范氏所藏全帙则在日本东洋文库。近得其缩影胶片，爰嘱复制还护。原书漫漶，拍摄后更难辨识。”④ 根据这段话分析，《集成》收录的《通志》底本胶片来自东洋文库。“东洋”所藏《通志》是否得自天一阁，不得而知。东洋藏本并非“全帙”，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如果《集成》所收《通志》是“东洋”藏本的全部，这应该是一件可喜的事。但令人费解的是，《集成》收录的这部《通志》只有四卷，也就是《宣府纪》部分。再加上“原书漫漶”也就是“缺丁”甚多，经过拍摄和还原等多重工序，清晰度并不是很好。更令人费解的是，《集成》收录的《通志》看起来实在不像是刊本，而更像是抄本。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东洋藏本不止一种，除了刊本之外，另有一抄本，他们把抄本制成胶片并借给了《集成》编者；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东洋文库的藏本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抄本，他们把其中四卷制成胶片借给《集成》编者。当然，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集成》收录《通志》，远没有达到方便学人，推进学术的预期目标。
天一阁博物馆藏有《通志》，是明刻本，存卷一至十三，十二册。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描述，天一阁藏本与“国会”藏本卷数相同。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古籍书店出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收录天一阁所藏明方志107种；1990年上海书店组织出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收录109种明方志。至此，“天一阁明方志精华尽在于此”，谭其骧先生盛赞其事“造福士林，阙功匪细”。⑤ 遗憾的是，我们在《选刊》和《续编》都没有发现《通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2005年12月，我们奔赴宁波，在天一阁博物馆终于得以亲眼目睹该馆所藏《通志》。此《通志》是天一阁20世纪50年代访归书之一部。每册卷首都有“范氏天一阁藏书”印。我们看到，虽然经过修补，该书第5、10、11、12册有多处残缺。这应该是天一阁连续出版《选刊》及《续编》却都没有收录《通志》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大学的王雄和薄音湖两位教授在《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述略》中指出明代蒙古史的学者利用汉籍，尤其是稀见汉籍之艰难。他们说：“许多包含有丰富的明代蒙古史料的孤本秘笈、佳刊名钞，或束之高阁，酣然大睡；或遭虫蠹鼠啮，日渐泯灭，不得印行，学人难得使用，诚为至憾。”他们还说到：“明版书现在多已列入善本，管理较严，取阅既已不易，而一些海内孤本，庋藏者视为珍秘，更是轻易不示于人。有的国内只有残卷，全帙存于海外，一般人更是无由得见。有的一书分藏数馆，求阅起来十分不便。有的只见后来的排印本，原刻版则不知藏于何所，难于校勘。最困难的是目前国内多数图书馆善本书目或编纂未就，或秘不示人，使许多据文献考证可知其为有关明代蒙古史料的书籍，却无法查清其藏于何所，求借无门。”⑥ 这篇文章发表于1982年，讨论问题的视角是明代蒙古史。实际上中国内地历史研究的其他方向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同样的问题。在那以后的20余年中，中国内地出版了一批大型类书，例如《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等。王、薄两位先生所说的情况已经得到相当的改观。但是，仍然有一批中国内地图书馆所藏孤本秘笈未能收入所出版的上述类书中，文史学者研究的不便仍然存在。“国会”所藏《通志》虽然不是全帙，可以视为“国内只有残卷，全帙存于海外，一般人更是无由得见”这一类。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就《通志》前13卷来看，国会所藏《通志》是存世最好的刻本，非常珍稀。迄今为止所见的大量新出版的方志丛刊都没有收录《通志》；天一阁藏本已经残破；而《集成》收录的东洋所藏《通志》效果又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图书馆亚洲部能够拿出馆藏珍稀的《通志》，用现代高技术影印出版，收入《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古籍善本丛刊》，其造福学林的重大学术意义自然毋须多言了。
二、《通志》的史料价值举隅
“国会”所藏《通志》只有十三卷的五《纪》。宣府、大同两镇和雁门、宁武、偏头三关各为一纪，但是内容和篇幅并不均衡。《通志》详于宣、大两镇，而略于雁门、宁武、偏头三关。《宣府纪》四卷；《大同纪》六卷，而雁门、宁武、偏头三关各仅占一卷。在五《纪》中，作者以编年体叙述两地的从先秦到明嘉靖时期的史事沿革。略于远而详于近，全书内容最丰富且最有价值的应该是明代部分，特别是距离作者生活年代较近的弘治、正德、嘉靖时期的记录。
“两镇”和“三关”都是明朝长城沿线的重要关口。这一带地区是北方游牧部族和中原农业王朝长期进行对峙、战争、贸易的地区。在明代，两镇三关是明朝长城中三边的重要关口，也是明朝总督、巡抚和总兵官等军官驻守的重要防地。《通志》所反映的主要是这一地区的历史沿革。众所周知，《明实录》是明史研究的渊薮，也是明代蒙古史、明蒙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通志》作为明蒙边界地区的地方视角下产生的文本，该书关于明代西北宣府大同等地长城边镇社会的记录，关于明代蒙古部落变迁和明蒙关系的记载都显示出《明实录》所不能替代的史料价值，在很多问题上都可以补充《明实录》的不足。这里，我们仅就所熟悉的明代蒙古史研究为例，讨论《通志》的史料价值。
日本学者和田清（1890—1959）先生是明代蒙古史研究的大家，也是最早将《通志》应用于明代蒙古史研究的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和田清先后在其《明初的蒙古经略》、《俺答汗的霸业》、《关于兀良哈三卫的研究》等数篇论文中利用《通志》的史料，考订宣府、大同边外的漠南蒙古的历史地理，在诸多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例如，在讨论明朝洪武初年的蒙古经略问题的时候，他利用《通志》的《宣府纪》史料，大体确定骆驼山的方位，并考订明军攻克应昌的时间是洪武三年（1370）五月；⑦ 在《关于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中，他利用《大同纪》史料，考订阳和境外断头山的地理位置。⑧ 尽管他利用的《通志》是明抄本，他的研究却使学者们开始注意到《通志》的史料价值。⑨
就应用《通志》史料而言，和田清应该是拓荒者。但是，《通志》的史料价值还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还有相当大的发掘空间。圣母圣心会司律义（Henry H.Serruys,CICM,1911—1983）神甫是明代蒙古史研究的另一巨匠。20世纪上半叶，他曾经在内蒙古居住传教十余年。1945年以后寓居美国。1959年，他在《中亚杂志》发表长篇文章《十六世纪末期中国北方的一个蒙古人聚落》⑩，探讨宣府下北路（今河北省丰宁县和北京市怀柔区的长城外地区）李家庄塞外的朵颜别部的部落变迁。司律义神甫这篇文章所利用的主要是《明实录》的史料，他在文章起首说明，由于未能参考《万历武功录》（在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出版之前，《万历武功录》流传极少）等史书，他所描画的李家庄朵颜别部的变迁只能局限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到万历十八年（1590）的30年的时间范围内。诚然，朵颜别部第一次出现在《明实录》是在嘉靖四十年（1561）六月。关于朵颜别部的汉文史料本来零散而稀少，而司律义神甫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内地之外研究这段历史，在资料利用方面当然要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有些与明代蒙古史有关的汉文史籍的孤本，恰恰收藏于国外的图书馆，《通志》就是其中一个例证。就朵颜别部研究而言，《通志》的价值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通志》是迄今所见最早记载李家庄朵颜别部的汉文史籍，将该部落明确可考的历史提前到了嘉靖二十年（1541年）。但是，当时寓居美国北维州阿灵顿（Arlington,Virginia）的司神甫却未能获知仅一河之隔的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就藏有此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朵颜别部是利用明蒙对峙时期的政治夹缝，在宣府下北路边外的山险中生存的蒙古部落，其中也有汉人。他们的命运在1540—1590年间的半个世纪里，随着明蒙关系的转折，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巨大变化。这50年中，明朝和蒙古双方的态度对于这支夹缝势力的反侧影响巨大。同时，明朝边防军队的行动对于朵颜别部的命运也发生了重要影响。《通志·宣府纪》记载，嘉靖二十年（1541）明朝总兵官白爵出塞偷袭朵颜别部；嘉靖二十二年（1543）总兵官卻永出塞袭击朵颜别部的记载都非常详细，这些都是《明实录》所没有的。明蒙对峙时期，明朝部分将官偷袭朵颜别部以图私利的记录，反映出明蒙对峙时期长城沿线地区，明朝一方并非总是被动的角色。这对于深化我们关于内陆欧亚游牧部族与定居农业社会关系的认识，也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朵颜别部，我们在《通志》中还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记载：“李家庄塞外有住牧虏数百，朵颜别落也。善盗塞，边将鼠窃防之。然此虏不通诸大营虏，亦能盗大营虏马。大营虏觉，追之，入险辄不能逼。其地可糜，渐有板庐，每当盗马过我墩，呼戍卒曰：‘往大营盗马，无南事也’，其还亦然”云，这些记载是难得的史料，对于建构朵颜别部当时的生态和政治空间具有重要价值。［嘉靖］《宣府镇志》之《征战考》和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三《兀良哈》都有关于朵颜别部的类似记载，这些记载都是从《通志》抄录的。(11)
以上只是就我们熟悉的专业领域，对于《通志》的史料价值做出的评价。《通志》的史料价值当然远不止这些，在影印出版以后，《通志》的丰富资源将被更多学者开发利用。当然，我们仍然祈望东洋文库所藏《通志》的十八至二十三卷能够早日影印出版。
三、关于《通志》的作者
关于《通志》作者，前引《报告》说它的作者是一名“不知名的明朝官员”（an anonymous Ming official）。朱士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说“不著编修人”；(12) 王重民《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说“不著撰人姓氏”；(13) 《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说：“不著撰人”。由于体裁限制，上述目录都没有考证其作者为何许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的在线目录标注为尹耕，但是没有说明根据。《集成》的编者在收录《通志》时加上了作者（明）尹耕。很多学者都漫然接受此一观点，认定其作者就是尹耕。我们注意到，［康熙］《山西通志》和［雍正］《山西通志》都说尹耕曾经作《两镇三关志》。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两种刻本，也就是天一阁和国会所藏《通志》都没有署撰修人姓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凭什么认定其作者就是尹耕呢？(14) 尹耕，字子莘，别号“朔野山人”。除了《两镇三关通志》，他还著有《乡约》、《塞语》，《朔野山人集》等书。于《明史》无传。关于他的生平，所见文献大多语焉不详。崇祯年间，林铭球为《朔野山人集》作序时就慨叹“迨搜其家乘弓冶杳如矣，岂其修玉楼人不留剩馥乎？”。( 15) ［雍正］《山西通志》卷139说尹耕是“代州人，居蔚之九宫山。年二十举嘉靖壬辰进士。豪宕不羁，性嗜酒，喜谈兵，尝为州守，免。生长边陲，知边事，作《塞语》十一篇，申明边防、敌势要害。作歌诗沈雄历落，有河朔侠烈风。分宜见而才之，自知州起废，数月迁兵部员外郎中。出知河间府，募壮士，制戎器、旌旗，壁垒一新。吏部称其知兵，擢河南按察司兵备佥事，仍予四品服俸，令管领民兵。给事中张万纪劾之，系治，戍辽左。”(16) 这里所说的“分宜”是指严嵩。如果“年二十举嘉靖壬辰进士”的记载可信，尹耕可能出生于明正德七年（1512）或八年。《朔野山人集》所收《女望茔记》说：“女望生庚戌五月，时余候除京师，家人望之归，故曰望。母清源毛氏自乳之，三月而余有职方之命，携室行。望远至京师，其年冬，京师大寒。一夜，乳者不禁堕望床下，良久始能啼。余即疑其受惊，然时余以疏忤权贵，有诏手罪状，惴惴不自保，故不暇药望。已而望无恙，顾史慧。又两月，余出守河间，复携室行。望亦至河间。至河间百余日，疾作，惊畜异状。医脉之曰是谓久中而缓发，于法不治。死之日为八月丁巳。”结合尹耕在《女望茔记》的回忆和前引［雍正］《山西通志》的记述，我们大致可以就尹耕的部分生平作如下的梳理：嘉靖壬辰（1532）考中进士。嘉靖二十九年五月其女尹望出生，当时他正在京师等候任命。三个月以后，也就是发生“庚戌之变”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他“得严嵩赏识”(17)，被任命为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中。同年冬，其爱女尹望因夜间堕床受凉而染疾。当时尹耕“以疏忤权贵，有诏手罪状，惴惴不自保，故不暇药望”。两个月后尹耕“出守河间”时应该是嘉靖三十年（1551）了。此年八月尹望在河间府不幸夭折。根据前引文的语气推断，尹耕所“忤权贵”应该就是严嵩。不难想见，尹耕先“得严嵩赏识”而入仕京师，后又“以疏忤权贵”而“出守河间”，遭受丧女之痛，其仕途也在嘉靖二十九年和三十年发生戏剧性转折。尹耕卒年尚待查考，而严嵩失势回籍时已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
嘉靖二十九年前后，另有一位著名人物与尹耕同样目睹了自己多舛的仕途和命运，他就是翁万达。翁万达（1498—1552），字仁夫，号东涯，潮州揭阳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嘉靖“二十三年（1544）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寻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翟鹏总督宣、大、山西、保定军务”。翁万达深得嘉靖皇帝信任，《明史·翁万达传》说嘉靖对他“深倚之，所请无不从”。唯独在“俺达贡事”问题上两人意见相左。当时蒙古本部右翼的俺答汗（Altan Khan）连年向明朝“求贡”，要求双方实现和解，进行贸易。翁万达则多次向皇帝转达俺达的书信，并阐述“许贡”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但是性格偏执的嘉靖皇帝却长期顽固地拒绝俺达的请求。嘉靖二十八年翁万达父忧归乡。二十九（1550）年八月发生“庚戌之变”，俺答汗的军队突破古北口，进入明朝京畿地区并围攻北京，要求贡市。曹永年先生综合汉、蒙文史料，证明明朝迫于蒙古的军事压力，与俺答汗秘密签订了城下之盟。(18) 身在揭阳的翁万达被急召回北京，代替得罪的兵部尚书丁汝夔。翁万达以疲病之躯长途奔赴京师，在途中他还上奏亟言，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不可许贡。这个奏疏触痛了嘉靖皇帝，又有“不悦万达”的严嵩为进谗言。翁万达在“倍道行四十余日”抵京之后竟先被夺职，后被削籍。嘉靖三十一年（1552）一代名臣翁万达郁郁而终。
尹耕与翁万达二人在宣府期间关系十分密切。整理出版的排印本《翁万达集》收录了翁万达写给尹耕的五封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通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尹耕在“复河套议”、“俺达求贡”和“劾罢宣府总兵官卻永”等很多问题上与翁万达意见相一致。在上述五札信函中就有一札是关于《通志》的体例问题的讨论。《翁东涯集》卷十五所收《与尹朔野书》（其一）说：
日来志事，想见操心之劳。其辞与义当益专精，直溯泣麟，信非苟作。书成，鄙人始可图东归也。两镇三关，各为一纪，因彼称我，义例宜然。向者面丈置疑，殊甚肤缪，疑非其当，恐不止此，别后恍然觉矣。”(19)
按，“朔野”当然就是尹耕的别号“朔野山人”。翁万达信件所说“两镇三关各为一纪”，与现今所存的《通志》体例恰好吻合，信件所讨论的主题就是《通志》。这样，我们可以确定，《报告》所谓“不知名的明朝官员”应该就是尹耕。如果尹耕不是唯一的作者，他至少应该是《通志》的主要编纂者。翁万达写这封信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我们只是可以确定，当时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尹耕正在编纂《通志》。在编纂过程中，身为宣大总督的翁万达持续关注“志事”，并就《通志》的体例问题多次进行讨论。根据“书成，鄙人始可图东归也”句，我们可以看到翁万达对《通志》编纂的关注程度。
《通志》可能是由尹耕独立完成；或者主要由尹耕完成，翁万达就体例问题参与了讨论；抑或是由尹耕和翁万达合作完成。但是，无论如何，作者名字都没有出现在卷首。“国会”、天一阁和“东洋”藏本都是从《凡例》开始，无一例外，都没有作者署名和序言。我们当然不能排除页码脱落的可能。但是，上述三家所藏《通志》的情况如此一致，不能不让我们怀疑，作者在刊刻《通志》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署名。至于作者没有署名的原因，尚难断定。我们还无法判断《通志》修纂完成和刊刻的时间。但是综合考虑尹耕、翁万达二人的关系和他们在嘉靖二十九年及其前后的命运波折，《通志》卷首没有出现作者名的原因非常耐人寻味。
四、《通志》的史观
明朝和长城以北的蒙古政权（史学界称之为“明代蒙古”、“北元”或“北元—蒙古”）是元大一统王朝解体以后在其版图上出现的两大政权。1368年元朝统治集团败退至蒙古草原的事实只是标志着元朝在汉地的统治结束，而并不意味着元朝的灭亡。《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所谓“元亡而实未亡”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蒙古（或“北元”）与明朝隔长城对峙，几乎相始终。这两个大体对等的王朝隔长城对峙的200余年是前近代东亚定居农业王朝国家和内陆亚洲东部游牧王朝国家的最后一次对峙。隆庆四年（1571）以后，明朝在与蒙古本部右翼对峙的宣府、大同、陕西等长城边境地区与蒙古各部实现和解，史称“隆庆封贡”。由于“隆庆封贡”的实现，西部长城沿线才出现和平景象。但是，在那之前的弘治、正德、嘉靖时期，是“蒙古对明朝的战争日渐升级，入边愈益频繁，规模更见庞大”的时期。蒙古方面多次的“求贡”被明朝方面顽固拒绝，遂以战争逼胁明朝接受要求。(20) 这些战争一直持续到隆庆初年，期间还发生过“庚戌之变”（1550）这样重大的事件。《通志》就是产生于这样一个“华夷交困，兵连祸结”的历史时期。《通志》称明朝为“中国”，称呼蒙古为“鞑靼”或“北虏”。此一“中国”当然仅指代明朝这个古代王朝国家（dynasty- state）。《通志》的作者尹耕站在明朝一方立场上，记录蒙古和明蒙关系，以“内中夏而外夷狄”为主要标志的“华夷之辨”思想成为《通志》文本产生过程中重要的制约因素。前引翁万达信中所谓“因彼称我”说的就是分辨彼（蒙古）我（明朝）的问题。这样，长城在《通志》中被赋予强烈的“夷夏之辨”色彩，成为划分“夷夏大防”的符号体系。作为地方语境下产生的文本，《通志》的表述方式与明朝君臣在理论上强调的“仰体天地之好生，兼爱南北之赤子”的观点判然有别。翁万达从《通志》中读出“因彼称我”，并特别说一句“两镇三关，各为一纪，因彼称我，义例宜然”，说明他注意到了这个特点。《通志》作者在《凡例》中说：“有正统则揭正统，（如春秋战国系之周之类），示有王也。无正统则揭所属之国（如以燕赵续周之类），示有君也，揭正统矣。而元之初年则否，揭所属之国矣。而南北朝则否，悉著南号以尊中国，外夷狄也。”对于元朝的统治，尹耕认为“夷狄入主中国则主其臣，不主其土。若曰土，中国之有，非夷狄所得主者也。”同时，明朝地方语境下的“华夷之辨”思想虽然不尚高调，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却十分务实。俺答汗多次“求贡”，明朝群臣就“拒贡”“许贡”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尹耕极力赞成翁万达的意见，要求嘉靖皇帝“许贡”。嘉靖皇帝一方面号称天子，高唱“华夷皆我赤子”，却顽固拒绝俺答汗的贡市的要求，成为导致明朝与蒙古右翼三万户之间长期战争的重要因素。当我们跳出尹耕从内部看长城的立场，从高处审视《通志》所建构的长城和长城沿线上演的错综复杂的战争、和平、贸易关系，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历史深处的复杂性和前近代汉文文献面对周边非汉族时所表现出的汉族王朝正统话语。如果从观念史角度进行考察，《通志》无疑是古代汉族儒家士大夫对周边非汉族群观念的一个经典文本。
［收稿日期］2006—04—18
注释：
① 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 and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Library,1919,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9.p99.
②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165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书中将《两镇三关通志》误写为《两镇三关通考》，是排印错误。王重民著《国会图书馆善本书目录》（国会图书馆出版）有大致相同的描述。《目录》说《通志》“卷内叙事至嘉靖二十八年五月，疑即纂于是年”。《提要》改为“当即纂于是年”。比较国会藏本和东洋藏本，《提要》还多说一句东洋文库藏本“比此本尤多五卷”。由于明朝“九边”地区在管理上属于横向的军事管理建制，所以很多目录将《通志》归类的时候都不一致，朱士嘉《国会图书馆藏方志目录》归于山西省，《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归类于河北省，而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则将其归于专志类。
③ 林铭球：《叙驭仲刻朔野山人》；尹耕：《朔野山人集》，明崇祯间刻本。国会图书馆摄制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藏于南京图书馆古籍部，No.2067 FR933:1。
④ 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引文见于该丛书第十七册第六二六页。
⑤ 参见谭其骧：《绪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一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
⑥ 《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述略》， 《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1983年《内蒙古大学学报》出版丛刊《蒙古史论文选集》，该文被收入第4辑。
⑦ 和田清：《东洋史研究》（蒙古篇），东洋文库刊，昭和34年版，第5页。
⑧ 前揭和田清书第315页。
⑨ 和田清这些论文后来都收入了《东亚史研究（蒙古篇）》，东洋文库1959年版。引用《通志》的内容见该书5、91、93、97、315、409页。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察哈尔部的变迁》一文中，和田清从《口北三厅志》转引《两镇三关通志》有关蒙古朵颜卫诸酋世袭史料（579页）。查《口北三厅志》卷《藩卫志》，的确有相关记录，而且注明是从《两镇三关志》抄录的。产生于宣府、大同长城沿线的《两镇三关志通》却记录蓟镇边外朵颜卫的部落方位，这是不合常理的，在我们所见到的《两镇三关志》中也没有看到这样的史料。我们认为，《口北三厅志》所引用的是刘效祖《四镇三关志》之《夷部》的史料，而不是《两镇三关志》。如果我们对照《四镇三关志》和《口北三厅志》，除了个别倒误和脱漏，其他都非常吻合。参见《四库禁毁书丛刊》之“史部”第十册525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⑩ Henry H.Serruys,A Mongol Settlement in North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ume Ⅳ.1959,237 —278.
(11) ［嘉靖］《宣府镇志》成书于嘉靖四十年（1561），将“朵颜别落”改为“朵颜支部”，漏抄了“其地可糜，渐有板庐”句。《殊域周咨录》的相关文字是据《通志》全文照抄的。
(12) 朱士嘉编著：《国会图书馆中国方志目录》（Chu Shih Chia,A Catalog of Chinese Historie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42）第344页。
(13) 王重民编：《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Wang Chong- min,A Descriptive Catalog Rare Chinese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第298页。
(14) 中国国家图书馆在线目录和《中国丛书综录》将《译语》的作者岷峨山人也想当然地认定为尹耕，殊不知岷峨山人是苏志皋。关于这个问题，参见拙文《关于〈译语〉的作者》，《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5) 林铭球：《叙驭仲刻朔野山人》，尹耕：《朔野山人集》，明崇祯间刻本。
(16) ［雍正］《山西通志》卷139，12b—13a。
(17) 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之《大同平叛志》“题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8) 曹永年：《翁万达削籍考》，未刊稿。
(19) ［明］翁万达：《翁东涯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6，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70页。
(20) 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