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繁荣和发展经济学，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1995年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展开了热烈讨论，近来这方面的探索正在向纵深发展。本文拟对推进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谈点浅见，以求教于经济学界同仁。
一、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思路分析
经济学理论体系如何创新，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建立全新的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学体系。认为中国经济学应扎根于中国本土，主要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形成反映中国经济实践的“中国经济学”。二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主张对原有经济学进行改造，吸收其精华，摈弃其糟粕，同时充实我国经济学界取得的特有新成果，使它的逻辑推理更加严密，理论构架更加完善，从而能够较好地解释和指导现实经济活动。
我认为，就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说，建立全新的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学体系，时机尚未成熟，将会遇到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
1.本土化“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角难以确定。完善的经济理论，一般产生于成熟的经济运行实践，它以成熟的经济体制为基础。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水平。经验表明，不成熟的经济实践，很难形成成熟、规范的经济理论。如果“中国经济学”把研究视角对准现实经济，由于经济发展促使经济体制不断变化，过了若干年后，这个理论可能早已过时了。要是把研究视角调整到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就需对目前的经济活动进行抽象，去掉某些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样又会脱离现实，可能还会产生与现行政策不一致的提法。
2.本土化“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硬核”难以形成。根据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框架”理论，一个完整的或成熟的理论体系，必须有自己特有的“硬核”和相应的“防护带”。硬核表现为无可辩驳的事实或不可证伪的公理，通常由若干个最能反映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凝聚而成，它显示该理论的本质特征。硬核具有坚韧性、独立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它一旦形成便不再轻易变动，不容许被反驳或遭否定。若是硬核遭否定，则表明整个理论体系已被抛弃。防护带由一组假说或假设构成，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现实事例进行检验或反驳。它附着于硬核四周，起到保护硬核的作用，使硬核免遭经验事实的冲击。对照科学研究框架理论，不难发现，以往的“中国经济学”，主要围绕着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转圈子，它一方面要解释和指导经济运行实践，另一方面实践中出现的新概念、新名词也要不断充实到理论中来，这就很难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直接影响了核心概念的产生和凝聚，无法形成坚韧的理论硬核。于是，整个理论几乎都属于可以经常遭反驳的防护带，这怎能建成科学的体系呢？
3.本土化“中国经济学”难以升格为普遍通用的经济学。从世界经济运行状况来看，由于自然资源、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存在显著差异，决定着各国采取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例如，就市场经济体制来说，美国实行垄断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日本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新加坡选择“第三条道路”混合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等等。如果各国都以本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为研究对象，形成经济学，那么就有“美国经济学”、“日本经济学”、“新加坡经济学”等等。但是世界上并没有产生以国名命名的经济学，西方各国的经济学家尽管有不同观点的争论，但他们共同拥有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如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等，这些理论都不带有某个国家的名称。所以，冠有国家名称的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学”，不符世界通用的经济学规范，也很难升格为一般理论经济学。
因此，通过改造和完善原有经济学构架，建立有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相对来说可行性较大，当然还需要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以下几个问题。
二、不宜分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部分
目前，我国高校普遍开设理论经济学课程，即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一般都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又分成两块：一是垄断前资本主义部分，内容基本上属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缩写。二是垄断资本主义部分，改革前主要按照列宁《帝国主义论》进行编写，现在已有很大突破，但描述性的内容多，理论性不强。社会主义部分，主要是总结各个时期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大多依据中央文件的精神来撰稿。因而，在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框架及其结论等方面，不能保持前后的一致性。（注：卫兴华：《关于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问题》，见陈德华、陈恕祥、简新华、王冰主编：《邓小平理论与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页。）把经济学分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部分，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首先发明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政治经济学与前苏联教科书有了很大差别。但是，对前苏联教科书发明的划分法并不否定，也很少引起怀疑，大多只是尝试打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部分的逻辑体系。我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前苏联教科书发明的划分法，缺乏学科分类的科学依据，应当抛弃。理由是：
1.前苏联教科书的划分法缺乏科学性。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现的。前苏联为了显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除了按照《资本论》的体系，编写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外，还以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前苏联这样做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发展和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是为了总结三十多年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同时回答国外共产党人对前苏联普遍关注的一些问题。斯大林认为，“外国同志们都想知道，苏联怎样挣脱资本主义的镣铐，怎样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全国经济，怎样达到和农民建立友好关系，怎样使不久以前还是贫弱的国家变成富强的国家，什么是集体农庄，为什么虽然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了，但还没有消灭商品生产、货币、商业等等。外国同志们想知道这一切及其他许多东西，并不单纯出于好奇，而是要向我们学习，并为了自己的国家来利用我们的经验”。（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5页。）不难看出，这本教科书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前苏联的光辉业绩，解释前苏联的经济政策，推广前苏联的实践经验，论证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正确性。因此，它把大量笔墨用于对前苏联现实问题的具体描述和对策化阐释，缺乏基本的科学抽象和理论深度。同时，章节的设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前苏联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把政治经济学分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进而在社会主义部分中，大量采用类似于政治宣传品和政策宣传材料的做法编写教科书，缺乏理论内容的稳定性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只能算是一本解释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通俗读物，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体系。可见，前苏联教科书的编写方法不可能具有普遍适用性。
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从具体内容看，与前苏联教科书已有天壤之别。但从体系结构看，仍然沿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划分法，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并没有摆脱前苏联教科书的主要缺陷。一是缺乏一门学科发展必需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内容增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文件和政府政策的变化，几乎中央每开一次重要会议，就得赶快跟着修改一遍，具有明显的政策宣传学特征；二是章节安排存在明显的随意性，不同年份有差别很大的版本，不同版本有差别很大的章节结构。不难看出，不管是前苏联教科书，还是我国现有的各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自己的专有术语。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术语，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术语。专有术语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另一个学科的重要标志，是一门学科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构件。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学科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学科的术语的革命。”据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进行相应的术语革命，形成能体现自身特色的一系列专有术语。然而，数十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创新，一直收效甚微，不得不大量沿用和照搬已有的经济学术语。时至今日，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能真正体现自己性质的术语，仍然只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按劳分配原则等极少数几个。此外，就难以发现本学科独创的全新术语了。这说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很难成为也没有必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3.马克思没有按照社会制度差别建立理论体系。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依据理论思维逻辑的顺序，而不是按照社会制度的差别来建立理论体系的。马克思运用科学抽象的力量，按照由分析到综合的方法，第一卷阐述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心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阐述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心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心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马克思在阐述经济理论时，许多方面涉及到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思想，也有不少地方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以社会制度的差别，把理论分成资本主义以前部分、资本主义部分、资本主义以后部分。马克思总是在理论思维进程的基本框架下，分析不同社会阶段的各类经济现象，批判和吸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思想家的各种经济学说。同时，在理论思维进程的基本框架下，阐述自己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不宜把经济学理论分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部分。
4.社会制度不是划分学科的典型标志。目前，在我国所有的社会科学中，除了政治经济学外，其他学科，如哲学、管理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教育学、体育科学、统计学等，都没有按社会制度的差别而分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例如，我国哲学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三大类，没有资本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哲学的分类。我们也没有听说过管理学（资本主义部分）与管理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分类吧！其他学科，不分成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照样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照样可以解释社会主义，为什么经济学就不行呢？经济学应该与其他学科一样，把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内容，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一般原理的阐述中。
三、基本框架：运行、发展和制度
在有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中，坚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研究经济关系，以揭示经济关系的运行变化规律为主要任务。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基本理论顺序，从体现经济关系的基本概念入手，构建一个新的分析范式，形成在一般原理基础上体现中国特色的核心概念，并使之逐步凝聚成理论硬核和相应的防护带。进而紧扣经济关系的理论逻辑发展线索，通过经济运行、增长发展和制度变迁三个部分，进行系统的理论创新，建立起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经济学框架。在整个理论框架的安排上，中国特色将主要体现在增长发展和制度变迁两个部分，因为中国的体制改革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大量案例和研究成果，同时中国从贫穷落后状态一步步走向全面小康社会，也积累了大量促使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成功经验。
1.经济运行。经济运行部分，属于基础性理论，是整个有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中抽象程度最高，理论性最强的内容。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微观经济运行。采取个量分析方法，研究个量性质的经济运行及其变量，主要分析市场主体的行为，探索交易过程涉及的各种人际关系，在微观层次阐述商品、货币、资本、价值、价格、劳动、生产、工资、成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经济学基本范畴，以及相应的基本原理。二是宏观经济运行。采取总量分析方法，研究总量性质的经济运行及其变量，分析社会总产品如何实现，社会总服务怎样配置，国民收入如何分配等。它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整个国民经济如何在运行过程中，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做到持续适度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确保个人收入分配公平，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2.增长发展。发展中国家如何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促进经济迅速增长，摆脱贫困落后状态，是一个世界性实践课题，对它的研究，应该成为经济学基本理论内容之一。已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核心竞争力培育、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劳动力转移、宏观调控、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外贸易等方面作出了深刻分析。但是，由于以往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著名专家，大多长期生活在发达国家，很少有机会直接接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生活状况，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的感性认识，得出的理论结论和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脱离发展中国家实际，不仅难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而且有些理论还产生了消极作用，这使得发展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学术地位受到一定影响。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理论的指引下，积极探索经济持续、高效、快速发展之路，实践上取得了很大成功。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践，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源头活水。我国学者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探索发展实践带来的产业和就业人口变动趋势，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演变状况，生产方法和新产品式样变化走向等，总结自己如何摆脱贫困，怎样推进工业化，走向现代化，提高城市化，可望产生一系列发展经济学的新观点、新原理和新对策。进而探索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机遇、发展环境、非均衡发展、阶段性发展、周期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理论，可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为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创新作出贡献。所以，应该把增长发展理论作为有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基本内容。
3.制度变迁。制度是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并按一定行动方案处理经济关系的规则，它可以对经济关系进行合理调整和有效保护。制度创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活动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长期以来，制度变迁形成了社会进化的必经之路，而且从此成为理解历史发展的关键。人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根据各种具体的制度安排展开的。所以，制度也是重要的经济变量，它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影响社会资源配置，影响企业经营绩效。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垄断条件下的竞争性市场制度以后，制度背景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制度变迁表现为人们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改善，整个过程很少发生剧烈变动，较少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国的制度变迁与此不同，至少有两次引起剧烈变动。一是建国初期，抛弃了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选择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促使制度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完全改变。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对计划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到90年代初，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抛弃计划经济体制，选择了与原有模式有明显差别的新模式。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尽管属于一个剧烈变动的制度变迁过程，但实现了顺利平稳过渡，这在世界上尚属首例。所以，此次制度变迁形成的丰富材料和大量案例，特别是解决制度创新难题积累的各种经验，不仅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必将具有世界性意义。如果通过这些经验精心提炼出新的经济学理论，其学术水平有望达到世界领先。因此，制度变迁，应该成为有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
四、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为体系的必备构件
我国五千年文明史，有过辉煌的经济业绩，产生了丰富的经济思想。例如，古代名著《周易》有这样一段话：“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注：《周易·系辞》下，《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6页。）其大意是，通过按一定期限组织集市的方式，招来各方老百姓，汇聚各地物产，让大家做完买卖后回到各自的住处，使参与市场活动者得到各自想要的物品。它说明，我国太古神农氏时就已出现经常性的商业贸易，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市场。
到殷商，我国城市中居住着相当数量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市场。周代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经商者的大量增多，商人成了与士、农、工并列的四大社会阶级集团之一。国家还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委派专职官员管理市场。《周礼》明确记载着市场管理者的职责：“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注：《周礼·地官·司市》，《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4页。）。
一些先秦思想家专门研究过产品营销问题。范蠡提出了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市场营销待乏策略，总结了贵出如粪土、贱取如金玉的买卖原则。白圭提出了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竞争方法。尽管重农抑商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市场贸易和商业活动，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其他行业不可替代的作用。晋代的傅玄指出：“夫商贾者，所以伸盈虚而获天地之利，通有无而壹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注：傅玄《傅子·检商贾》，全晋文（卷四七），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这告诉我们，商人靠了解各地货物余缺而获得收入。他们起着互通有无、平衡各地物资的作用，虽其社会地位相当卑微，但他们从事的商业却是社会不可缺少的。
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不仅对本国经济发展产生过重大推动作用，而且也对世界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据近年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或多或少受到司马迁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注：扬格：《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太平洋评论，1996,(2)。）法国“重农学派”的理论，在不少方面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烙印。（注：谈敏：《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甚至美国“新政”时期有关“农业调整法”的条款，其思想源头就在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理论。（注：李超民：《“常平仓”、华莱士与“农业调整法”》，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
精辟深邃的古代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的源头之一，应该成为理论经济学体系的必备构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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