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快乐与幸福只有少数人能体会
徐杰舜（问）1，李 菲（答）2
（1.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2.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摘 要： 访谈围绕李菲博士成长、求学、转战职场，最后踏入人类学的过程，展现了青年人类学者立足本土，聚焦西南多民族传统与社会，在地方与国家的互动之中探索乡村建设历史脉络的学术探索。
关键词： 中国人类学；文学人类学；人类学高级论坛；乡村建设
徐： 李菲博士你好，我们认识大概有十年多了吧。我记得是2008年在贵阳开文学人类学年会的时候认识你的。
李： 还不止，应该是2007年人类学高级论坛在成都双流的那次年会上认识的。那次我们对您的印象特别深。
徐： 当时你还在念博士是吧？
李： 是的，我还在四川大学念文学人类学专业的博士。我们几个同学在会上听了您的发言，跟您一见如故。您特别平易亲和，所以我们几个胆子比较大的同学就不叫您“徐老师”，而直接称您为“徐哥”了。我还留有当时和您的合影。
徐： 那我们第二次见面就是在贵阳，我变成了你们这群小年青的“徐哥”。那一次对你的印象就特别深刻。我觉得你这个美女博士非常自信、热情，尤其是做事情非常认真，对人类学这门学科有一种内在的关怀，所以就很想有机会采访你。当时我对你了解还不是很多，但后来十几年中跟你的接触越来越多。尤其是人类学高级论坛里面的许多具体工作，你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勇于担当。比如当时我们决定要做人类学家口述史，需要到台湾去采访李亦园先生和乔健先生，你就勇于担当，在厦门大学做人类学博士后的时候自己克服了各种困难去台湾完成了访谈工作。这一点让我对你有肃然起敬的感觉。从此我就认定你是能够对中国人类学的未来事业有担当的学者。
2.2 乳腺超声光散射成像对乳腺肿瘤的诊断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对比 乳腺超声光散射成像对乳腺肿瘤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70.0%(28/40)、92.5%(37/40)、81.3%(65/80)、90.3%(28/31)、75.5%(37/49)。见表3。
本来我做人类学家访谈是已经收手的了，但我不忍心放过这个机会访谈你。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天，还是要按照采访的规范来聊。所以，首先请你介绍一下你简单的生平。
李： 我是1975年出生，成都人。我家的祖籍是陕西汉中，父亲虽然在陕西出生，但从小在成都读书长大，母亲就是成都人。
在高中物理习题的解答中，每个题目有多个解题步骤，且按步骤得分，同学们经常出现计算结果正确而无法拿到满分的现象，影响了自己的物理成绩.所以，同学们要加强对物理解题步骤的重视度，以得满分作为解题的目标，同时对相应的物理提分技巧加以运用，整体性的提升自己物理知识综合运用的能力.
徐： 陕西汉中是很有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的地方，你回去过没有？
徐： 我觉得你在本科阶段的行为方式，给你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空间和时间。因为大学里面最叫人感到浪费时间的其实就是闺蜜、朋友、吃喝玩乐。很多大学生不是在读书，一年级放松自己，二年级还要放松，三年级想读书了却开始谈朋友，四年级就要毕业找工作了，所以读不了什么书。可见你这个基础打得很好。
李： 是1992年，那时候成绩不大好，只考上了重庆师范学院的本科中文专业。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我父母也从凉山回到成都工作，我们全家也就搬回成都了。
徐： 你的求学经历是怎样的？
李： 在我小时候，我父母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弄到凉山州一个县的农村里去，我和我姐姐就留在成都外婆家里，就在成都北门解放路附近。后来父母在凉山工作，我和我姐姐也在那里生活读书一直到我16岁考上大学。我姐姐从小成绩很好，但我就比较顽皮，像个男孩子性格，坐不住。我父亲比较放任我，像上山打鸟啊、焊电路板啊、修小电器啊这些，都带着我一起。所以从小我也没花什么心思在学习上，反而很难得地有个很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以及非常宽松的成长环境。当然，这样结果就是到了考大学的时候，成绩也就不怎么样。
徐： 工作了这么多年以后再来做博士，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你博士三年有什么影响和帮助呢？
徐： 你上大学是哪一年？
当今信息科技已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国家争夺话语权的关键因素，中国基础教育课程领域正以超前的眼光主动回应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任友群、李锋的著作《聚焦数字化胜任力——“科创中心”背景下上海信息科技教育的研究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正是对信息技术学科化的一次深入探讨与理性建构，在比较研究中深度思考与展望了以上海为示范的信息技术学科的未来发展。
李： 小时候经常回去，家里亲戚很多都在汉中、西安、咸阳等地，后来奶奶去世后就回去得少了。
徐： 那你是去了重庆读大学。所以你大学是念的中文系，是文学专业，在重庆待了四年。
李： 我念大学的年纪比较小，比班上的同学平均要小3岁左右，再加上发育比较晚，所以在念大学时常常被人误认为是来校园里玩耍的中学生，还被同学取了个外号叫作“小修女”。不过好在我一下子在学习上就开窍了，大学期间成绩一直很好，拿了很多单科奖。这是因为在进大学不久，就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大概在进大学后第二个学期，我们开了一门现当代文学课。我觉得那个老师实在讲得太好了，每次上课都坐在前排拿个本子使劲记笔记。我们全班都对那个老师简直崇拜得不得了，都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听课。但不久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新出版的书，才发现她讲的内容几乎和那本书里是一样的。这事情对我触动非常大。我很快意识到，其实我们上课教的、考试要考的各种教程、教材内容，如果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老师的教学进度来学的话，差不多开学后用2到3周时间就可以全部自己学习完。而真正有意思的书，全部都在图书馆里。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大量地逃课，并且我逃脱上课点名的运气也一直很好。整个大学四年中大部分时间我基本上都泡在图书馆里，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看各种书，尤其是历史类和文化、哲学类以及各种杂书，比如冯友兰那本薄薄的《中国的哲学史》几乎翻到烂。同时我也喜欢看民俗方面的，但对于人类学则是一点概念都没有的。所以每学期我总是提前学完规定的教材，自己去看书拓展视野，然后临到考试前再反过来把要考的教程死背一下，这样再去答题和阐述，思路就很不一样，也很容易拿到高分。但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是，我熬夜晚起的不良习惯也是那个时候养成的，到现在也很难扭转过来。
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基于2008年至2016年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对过境免签政策的入境旅游增长效应进行验证。结果显示，过境免签政策显著地促进了入境旅游的发展，且此项政策的促进效应当即有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碍于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以及该项政策的缺陷，使得过境免签政策促进入境旅游增长的有效性有所下降。
李： 是的，其实到现在我们大学的本科教育还是差不多的。大学的一本教程要上一学期的内容，其实两三周就可以学完。它更多的是提供一个知识框架和线索，然后重要的是要尽快学会跟着这些线索去大量拓宽视野，而不是跟着课本“学”。至少按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来讲，就是这样的，自学实在太重要了。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历史类。
徐： 为什么特别喜欢历史？
李： 我父亲非常喜欢读书，从小我家里面都有很多历史和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我还特别喜欢王阳明。最开始觉得他很神秘，但到了念大学就很喜欢他的《修道说》《传习录》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大学念中文专业其实对自己后来的学术研究是很有帮助的，当时培养起来的古汉语和文言文基础，对在田野中搜集和处理历史文献、方志、民国档案报刊等都非常有用。当时读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觉得崇拜得不得了，没想到后来在对田野民族志的思考、对文化遗产的反思当中也都被激活了。说起来，这些当代理论的“本土化”维度都与他所代表的中国本土“知行”传统都有莫大的关系。
徐： 你在读文学的时候就对哲学、文化和历史感兴趣，所以读了很多这些方面的书。你的知识面就可能比一般的文学专业学生要广。
李： 文史哲本来就应该是相通的。不过说起来实在是很惭愧，虽然我念中文，但我对文学作品却一直没有太多感觉，这个方面的确是我的弱项。我很少有耐心把一本小说读完，大概情节人物翻一翻就觉得差不多了。我对文学作品缺少那种天然的亲近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思维比较理性，比较喜欢去揣摩到底作者为什么这么问，这么想，这么写，如果是我，我又会怎么想，而不是跟着描写的情节和画面去体会。我不敢说读了多少历史和哲学书，但反正要比本行的文学多得多。还有就是我看书特别、特别的杂。有段时间甚至是喜欢站在图书馆的书架前，把一整排的书，一本本挨着拿出来翻看。感觉不是我找书，而是有意思的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自己跳出来找我了。
徐： 这样看来，其实你倒是很适合搞人类学的。人类学就是一门“杂学”。
李： 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人类学呢。除了喜欢读杂书，可能从小动手能力也比较强，比较喜欢折腾，跟人类学这门学科的“野”的品性倒还是比较契合的。人类学田野不就是以人本身为工具的方法吗！就像小的时候，我父亲自己修电器、焊电路板就让我跟着学，拿一个电路表教我怎么把线路接通。他们大人组织乐队有扬琴、笛子、二胡、小提琴等，就拿一副沙锤给我，让我就在旁边也掺和着打节拍。我父亲告诉我说学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相通的，反正从小凡是能够去尝试的东西，他都让我尝试，包括上山去打鸟。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枪法就已经很准了——当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是不环保的。
徐： 现在来总结一下的话，大学本科这几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 不拘定法，想看就看，同时坚定地保持属于自己的空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发现没人管的状态其实是最适合我的。没有人来告诉我说这样是不行的，或者那样是不可以的。我不大喜欢参加集体活动，也不喜欢像别的女孩子那样，几个好闺蜜成天黏在一起。大学同学之间，几个人能玩在一起也能一起玩，但凡是我认为应该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我就绝对不会叫上其他人。给自己保留足够的空间是非常必要的。
3.应给予区外销售企业更高的额外量比例，降低资源成本，提升区外销售企业市场竞争力。区内销售企业因市场控制力强，网络健全，价格到位率高，应减少或取消额外量配置。
徐： 那你没有闺蜜吗？应该有吧？
金昌市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60家，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2家，大型企业5家，中型企业5家，小型企业50家，重工业42家。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63.6%，全市产业结构比例为 5.4∶75.8∶18.8， 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支撑作用明显，工业经济对全市社会经济的支撑作用明显，主导地位愈加突显。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大部分来源于有色金属经济，可以说有色冶金经济是金昌市的命脉。然而，过去20多年的开发，开始出现储采失衡，由于后备资源严重不足，已不能在长时间内维持现有产量水平，储量以及国际镍价的双项制约使得金昌市经济止步不前。急需寻求接续和替代产业，为城市经济持续增长寻找新的动力和支撑。
李： 严格来说没有。这个大学时代养成的习惯导致我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什么“闺蜜”。我跟同事、同学关系都不错，但是这种关系都属于有事说事的朋友，既不逛街，也不喝下午茶。有几个很投缘的朋友，但彼此隔得很远，几年才碰一次面。我实在不太喜欢“黏”在一起的感觉，觉得很浪费时间。要有那个空闲功夫，我不如去看看书，或者一个人随性做点什么都好。这个习惯倒不是说全然为了学习，只是真心觉得大部分的聊天是没有营养的。今天我跟我的学生也还是很直白地这样讲的，哪怕是看个闲书，也没有去讲废话的那种必要。因为聊起天来，常常说的十句话里头八句都是废话，当时讲着觉得来劲儿，回头只感觉一阵空虚。
七孔闸布置2孔，位居闸左右两侧，孔深25m。闸基高程2.5～4.5m主要为第②层壤土，构成地基主要持力层，具中等压缩性，微透水性，渗透稳定性好，强度较高。高程-5.9～2.5m为第③层壤土，中等压缩性，微透水性，强度较低。高程-5.9m以下为第④层壤土和第④1黏土层，具中高压缩性，微弱透水性，渗透稳定性较好。
你的硕士研究生又在哪里读呢？
李： 四川大学。
徐： 本科毕业直接考的研究生吗？
李： 本科毕业以后，我到成都一所中学工作了三年，之后才考入四川大学念的硕士。原先因为古文和历史好，喜欢明清，所以本来是想考明清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但后来阴差阳错，以专业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徐： 谁是你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我的主干是与众不同的铁灰色，树叶四季常青，表被蜡层，油光发亮。加上我春天可以开出“倒挂金钟”式的白色花朵，夏天可以结出青色橄榄形的果实，等过了秋天，果实就变成了橙红色，满树的灯笼一直可以延续到次年春天。
李： 这个事情说来还挺曲折的。我当时报考的川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全国排名数一数二，报的导师是王晓路老师。然后就在那同一年，徐新建老师刚刚从贵州省社科院调到川大来，王老师就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调换导师。就这样机缘巧合，我就调配给了徐新建老师。
(2)解决脱模平台四角不平问题。①安排技术人员采用支垫方式对脱模平台四角进行调平，保证脱模时模具四角同时接触脱模台，使模具受力均匀，轨枕同步脱出。②对脱模平台四角水平情况进行定期复检，发现异常及时整改。通过对脱模平台四角进行调平，双块式轨枕脱出后挡肩位置的黑色印迹得到了有效控制，外力对轨枕挡肩的撕拉大为减小。
徐： 王老师还在川大吗？
徐： 这样说来，你发现大学老师的教学内容都是书本里面有的，从此你就走进图书馆开始自学。
李： 还在的，王晓路老师一直很关心我，也把我当他自己学生一样。我心里一直都很感谢他。
李： 是的，有点感觉了。就像是重新看见了自己长期身处所在这个地方的真正时空位置，非常激动。基于这样的感觉，我将硕士阶段的研究聚焦到刘家驹所搜集的康藏弦子上，但并不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弦子作为一种“民歌”有什么艺术特色，有多动听，而是结合西南历史时空来尝试探讨康藏弦子当中所折射出来的“康”身处汉藏之间的独特空间观念，以及这种空间观念如何在西南近现代多族群的文化、政治历史过程中塑造了“康”的身份认同。那时候因为太投入了，所以光是当时的硕士论文开题报告就写了2万多字，自己却还觉得没写够，一点都不觉得多。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头来看，这个硕士论文关于康藏空间观念与族群认同的讨论还是比较粗浅的。但由此跳出了“民歌”作为狭义“文学”的圈子，转而关注历史现场中的西南族群文化和互动关联，是自己最大的收获。
李： 问题是当时我考的是比较文学，徐老师做的却是包括贵州少数民族在内的西南民族地区考察、研究等等，所带的专业是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对于我来说，这个反差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听上去很“洋气”，而“文学人类学”是怎么回事？从世界文学一下子转到少数民族？我觉得毫无头绪，也一下子转不过这个弯来。所以实话实说，一开始我心里是比较抵触的。我们研究生和导师要经常见面，因为心里这个弯很难转过来，差不多跟徐老师刚相识的前面一两个月，我都不太说话。当时跟我同一届的徐老师还有一个姓张的同学，每次就是张同学跟徐老师交流，我就在旁边观察徐老师怎么跟张同学交流。多了几次以后，我发现这个老师挺实在的，没有什么多余的鸡汤或套话，对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很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强调不要眼睛光盯着中西对话交流，连“西方”到底是什么都是需要讨论的。同时我们的“中”到底是什么？不能看不见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多民族之间的比较同样重要，而且这个比较就必须要用到人类学。所以，从读硕士开始，也就是从1999年开始，我才开始真正接触到人类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当时徐老师在做的一项研究是民歌与国学，从民间小传统来反观“国学”大传统。然后他就跟我讲，我们身在成都，一定要有“西南”的视野，要迈出成都平原往川边走，就会看到除了汉族以外，还有藏羌彝等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和他们的文学和文化。而且这个“文学”，也不仅仅是写出来的文字作品，更要用人类学的眼光来关注民间的多元的、口头的东西。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大量阅读各种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志作品，恶补空白，还有当时刚刚传到国内不久的“写文化”、“族群认同”等等，觉得简直是大开眼界，大呼过瘾！同时，因为徐老师关注民国时期的民歌，他建议我也从川边康藏入手来考虑选题，做康藏民歌研究。徐老师指引的这个路子让我茅塞顿开。首先一个原因是我本身就很喜欢历史，而川大图书馆和四川档案馆收藏有非常多的清末民国史志报刊等等。民国期刊文献馆当时在望江校区文科图书馆二楼的一个小角落中，我几乎每天泡在里面。去那里的人不但很少，而且经常就那么几张老面孔。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康导月刊》、《康藏前锋》等全部找来看，包括任乃强、李安宅、于式玉、杨仲华、马长寿、黎光明等先生，在这些民国档案期刊中个个鲜活可见。在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视野里面，尤其有一个人让我眼前一亮，那就是刘家驹。他遍游川康，搜集了很多民歌。另外一点是突然发现，自己在成都待了这么久，原来什么“跑马溜溜的山”、“飞夺泸定桥”啊，在自己意识中就是成都人出门去休闲旅游的康定、泸定、雅安等等地方，前所未有地展现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意味。“康”和“西南”也第一次在我头脑中有了全然不同概念。
徐： 这是对人类学有点感觉了吗？
徐： 那你跟徐新建老师学得怎么样？
徐： 你做这个题目的确是很人类学的。
李： 是的，当时这个选题和研究思路也得到了徐新建老师的肯定和鼓励。他说一直期待有同学能做真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这个研究在他看来，算是“文学人类学”的一个典型的尝试。
徐： 那么你硕士毕业后，去了哪里工作？我很感兴趣的一点是，你好像没有直接念博士？
李： 是的，2002年我硕士毕业，我们学院当时的党委书记毛建华老师希望我留在学院教研室。回想起来，当时的川大真是很有包容并蓄的开放风气。我也特别感谢当时学院各位前辈老师们的宽容和鼓励，因为读硕士时，自己早早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而学院开设的人类学、民族学相关课程很少，所以我就和本科时候一样，除了觉得听了真正有收获的课才会去听，其他时候常常翘课去泡图书馆。读了三年硕士，其实毛建华书记也不认识我，但就因为他来担任了我的硕士答辩委员，看了我的论文后，他直接找到我，要我考虑留校做研究，令我非常感动。
该模型的复相关系数R为0.9841，判定系数R2为0.9685，经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为0.9681，F=2209.48，F0.05(5,364)=2.23878，F﹥F0.05，显著水平为0.05，预测精度可达96.88%。
徐： 当时留校还要你们当辅导员的吧？
李： 您说的对，还是需要当一段时间辅导员的。那时候面对学院领导和徐老师的厚爱，我还是没有选择留校。一方面因为我觉得在大学教书不够有挑战性，我还想尝试其他不同的事情，况且留校还要先做辅导员，我这个散漫的性格也不大适合去管学生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时四川一个大型文化出版公司老总很赏识我，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让我担任旗下一个分公司的经理。在这位先生的支持和信任下，那年我26岁，就开始负责一个公司的全面运营，真的是非常巨大的、全新的挑战。从财务报表、策划营销、行政管理、人事绩效等各个方面，我都是从零学起，边学边干，压力非常大。但同时这个过程也无比地锻炼一个人的能力、担当和胆识。那时候，是留在高校还是进入职场，虽然我很快就做出了选择，但我其实并没有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选择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在那个公司，我最后做到副总经理兼策划总监，收入也很不错。但问题是，慢慢地，最初我理解和向往的那种“挑战性”好像发生了变化。文化出版公司的工作当然是非常有难度、非常考验人的全面能力的，但这些工作最后会慢慢成程序化的操作，思维上的挑战性就显得不够了。所以，我内心渐渐地又开始生出一个念头，要不要重新选择。
徐： 那你是那一年回来念博士的呢？
李： 总的算起来，从2001年到2010年我去厦门大学做博士后，我在公司前后工作了差不多9年。中间的转变发生在2006年。这个转变又得说回到徐新建老师那里去。徐老师是一个对学生特别好的老师。我说的这种好，不是说他怎么关心学生，怎么帮学生，而是说，他在思想上对学生有很超前的引领性，总是希望带你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种引领，是精神层面的，非常难得。
从我硕士毕业以后，其实徐老师一直都在鼓励我继续攻读博士。但由于我在工作上一直很顺利，收入也很好，所以也缺少动力。到了2006年，我儿子出生了。为了照顾儿子，我的工作节奏慢下来不少，加上已经培养出了一批得力的下属，一下子发现其实自己不用投入那么多精力，工作运转还是很顺畅的，所以头脑中突然空出了好多空间出来。这些空出来的空间和时间让我觉得很不适应，常常心中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就像前面说的，就感觉工作中那个原初的挑战性和动力慢慢显得不够了。这个时候，徐老师又来鼓励我考博士，我就和我先生商量，就试着考这一次吧，考上就读，考不上也不纠结了。下定决心后，我开始各种看书恶补，疯狂备考。结果考试成绩下来，专业课都考得很好，只是很意外，我的英语竟然没过。其实我英语底子很好，念本科的时候大二、大三就过了四、六级，都过得很轻松，而且这个博士入学考试的英语难度大概不到6级的样子，并不太难，在考场上我自己感觉考得还挺好的。不过既然成绩都出来了，虽然遗憾，我也就不想再去多想了。但是，徐老师不肯相信我的英语竟然没考过，就鼓励我一定要去查分。我想，查分的概率，那得有多小啊！怎么可能发生？所以我婉拒了徐老师的好意。没想到的是，徐老师叫我的同学王立杰去帮我交了费办了查分手续。结果查下来，英语成绩竟然给我少算了一道大题，20多分，这实在是太戏剧化了！就这样，我竟然考上了。所以我说我感谢徐老师，是真的非常感谢！
徐： 先回过头去谈一下，你的这段工作经历是非常难得的。你先说一下这段经历对你最大的帮助和锻炼是什么？你仔细总结过吗？
李： 要说总结的话，这段经历对我影响的确很大。第一个，是在几年的工作当中明白了以能力和技术立身才是根本。今天我还是跟即将踏入社会的学生们这么讲，不要被那套所谓的社会法则所左右，不要以为工作就是去搞关系，最终是要凭能力说话的。现在很多人喜欢吹自己多么有资源，经常和某某老总某某领导吃饭，但其实就没真正搞明白过，那个层次的人常常就是吃个闲饭娱乐的时候叫上你，表面看上去挺熟，但真正遇到正事的时候都没你的份儿。第二个，是学会了对非常复杂的项目和事务进高效的统筹和管理，调动团队进行协同合作。这些方面，在后来做田野计划和调查工作的时候特别有用。还有第三个，是坚韧的毅力与平和的心态。你只要设定了目标，尽全力去做，如果不能达成那就不是你自身的问题了，就能很快速地调整目标和方向，不会为某一个事情的得失而困扰。
徐： 我觉得你的这给总结还不够。
李： 还要请您帮我点拨一下。
徐： 我觉得你这八、九年的工作经历，可以讲是对你全方位的磨练。这一点非常重要——既认识了社会，了解了社会，又掌握了社会。认识是一方面，掌握是另外一方面。能认识社会是可以比较容易做到，进入社会以后就可以很快地认识它。但是你要掌握这个社会，就意味着你同时要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把握住自己，我觉得你这一点可能是做得最好的。很多人进到这个圈子以后就拔不出来了，但是你不仅拔出来了，而且非常干净。
李： 您的提醒非常对，我在这段工作经历中积累了不少人脉和资源。但离开职场返回学校以后，我很决断，这些人、这些资源我就再也没有去用过，没有去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徐： 这锻炼了你的好几种能力：第一种是观察的能力；第二种是分析的能力，一个事情的好坏优劣，各个角度层次怎么样？学会了多角度的分析；第三种是概括能力，要在工作当中把上下牵连、左右往来之中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条件、资源、因果关系梳理清楚，从中概括出、把握住对工作有利、对发展有利的思路和方法，而自己又能保持足够的超越视角，不陷入了这种纷繁的事务性关系之中。
李： 这一点我也非常赞同您的看法。不仅是事务性关系，职场这个圈子其实很容易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单位有配车，有各种福利，经常会有各种商务洽谈、年会、访问等重要场合，接触各种重要人物。常常衣着光鲜，出入酒店餐……这些东西都是有诱惑的，但其实静下来你会看得很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职位，这一切都不会有，而并不是因为你这个人。
徐： 是的。这些工作也很直接地锻炼了你的全局视野、掌控能力、操作能力和沟通能力。所以你的综合能力就很强，也显示出你的素质比较高。这就是为什么高级论坛有事情常常会让你去做，就是因为你去做肯定就能做成，我们也放心。我很欣赏你的这点，做事很踏实，只需要给你讲这件事需要做就行，不要再给你讲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做。对不对？
李： 您过奖了！好多事情我也是没做成、没做好的。只不过，做不成，我也会老老实实地说问题在什么地方。不会的我也不遮掩，我可以学。
徐： 所以你的这段工作经历是一般的博士所不具备的。很多博士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往往比较书呆子气。这就是为什么你后来的学术研究总让人感觉到有感悟性、有灵活性，脑洞容易打开，而不像有的人脑洞怎么敲都敲不开。这次访谈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你可以借此机会认真总结一下这些经验。
李： 是的，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其实对这段经历我的认识是不够的。一方面我觉得转身离开了，就和我没关系了；另一方面其实现在心里多少还是觉得有些遗憾。如果当年我一口气念了博士，今天在学习和研究方面可能还会更加精进。学术生命太宝贵了，中断总是让我觉得浪费了不少时间。
徐： 你的这个认识需要调整，因为这一段经历已经成为了你生命之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这九年磨练成钢，让你全面地经历了这个社会，使你自己成为一个难以复制的模式。所以你反映出来的素质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博士。你是很独特的一个典型。不要觉得遗憾，你的这种经历真的很宝贵。所以不能简单地去割裂，需要好好地去总结。
李： 谢谢您的提醒和鼓励！
徐： 那博士阶段你是怎么读书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什么研究？
李： 2007年，我重新回到川大攻读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导师还是徐新建教授。首先从读书来说的话，主要是人类学理论、民族志经典以及西南的民族和历史。到了博士阶段，在读书方面有两点感触特别深，第一点，书和论文是海量的，太多了，光读没有用，你不能靠把书看完去记住书里面的知识，而是需要回过头来找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带着问题去梳理，去读，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结构。所以，核心是你要解决什么问题。第二点，是回到经典。今天很多同学接触人类学，可能都常常是从《写文化》开始往后读。我并不是说后现代理论不好，而是说，人们常常有一种错觉，假设人类学理论是一个演进的关系，觉得新理论会替代旧理论，新的比旧的理论更有用。但实际上，各种学说理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这样的，可能出现时间有先后早晚，但在一个学科体系里头，各种不同阶段的理论也需要被理解为共时关系。尤其人类学，必须从经典民族志开始读，这也尤其包括民国时期中国本土关于西南族群及文化的多文类书写传统。在博士论文选题上，由于我一开始就在徐老师的带领下参与了他主持的一个藏彝走廊研究课题，再结合我对康藏地区一直以来的兴趣和关注，所以最后选择了以嘉绒藏人跳锅庄为对象来探讨这个生活在汉藏之间的族群，他们的信仰、仪式和族群文化表述。田野地点主要集中在甘孜州丹巴县的梭坡、格宗、巴旺、巴底、太平桥等几个乡，就是嘉绒地区信仰核心的墨尔多神山周围地区。在那边做田野调查的条件很艰苦，但每次去了就不想回来。
使用清瘟祛邪、抗菌消炎、解热镇痛，提高免疫力的中草药高免黄芪粉（1 000 g装）及冰丹解毒散（1 000 g装）混合全群拌料饲喂。每日一次，用以上两药各500 g，连用7 d。肌肉注射清热解毒、消肿排脓的中药提取物混感重症全能每千克0.2 ml，每日一次，连用3 d。饮水长期使用免疫肽以增强诱导羊体自身产生干扰素，增强抗病毒能力，同时最大程度增加羊只的食欲和采食量，迅速增强羊只机体功能（以上产品均为山东迅达康产品）。每日用派斯德牌百毒杀消毒一次，连用10 d，以后每4 d消毒一次。3 d后畜主来电称全群已基本稳定。10 d后全群治愈，恢复健康。
李： 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是身份转换的问题。原来我做领导，现在回到学生的角度，这个反差还是比较大的，确实需要有一个适应。但重新回到学校，从读书里头会找到巨大的快乐，同时，重新找到了自己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那种甘于寂寞的状态、一个人向内观看的状态。
徐： 这就是解决了今后的一个人生定位问题。
李： 对。我就发现我最后喜欢的还是一个人能够独处的这种状态。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第二点是在研究方法上受到了全面系统的训练，尤其是田野调查的方法。我非常喜欢做田野，而且之前有许多与各种人打交道的经历，所以到了田野中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研习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志的同时，不做田野不叫人类学，田野才是人类学的核心方法。因为长期做管理和策划，锻炼了从一大片琐碎的细节和表象中快速看到其中的线索、结构和亮点。这个能力，在田野工作中是特别有用的，对做研究也是很有帮助。第三点是在学术写作这件事情上有意外的收获。因为我长期从事的工作是文化策划和出版，对选题、编审、包括装帧纸张版式设计等全套都非常熟悉。我发现我原来所从事的工作对于学术写作来说不但不是负担，反而全面激活。包括在学术写作的宏观框架布局、表述细节和标题的提炼等，都有了扎实的基础，学术写作就变成了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徐： 这就是为什么你写的文章比较好看，我每次约你的稿交给刊物后都没有退回来的。写文章就是要考虑读者对你的文章的感受。我也有两个体会，一个是讲课就要把自己当作是相声演员，一开场就要能把学生吸引住；另外一个就是写文章，就是要把自己当作读者，从标题到内容都要仔细推敲打磨，要充分考虑能不能吸引人。
①优：骨折完全愈合且功能正常，无痛、无畸形，生活自理能力同骨折前。②良：骨折愈合，无痛、无畸形，但存在10°～20°活动度之差，生活能自理。③可：骨折略有畸形愈合，无痛，功能有所恢复，生活可部分自理。④差：骨折愈合延迟，有疼痛感，功能受限，生活不能自理。
关于读博士的话，我认为这是再次给你今后的人生定了位，同时也提升了你的素质和气质。你原来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高级白领，可以赚钱，可以很潇洒地生活。但是你读了博士，进入了学术研究领域，你更成为一个精神白领。
李： 您讲的“精神白领”这个词很有意思！其实后来我跟徐老师有过一次谈话。我问了他一个我很久以来就想问的问题。我说，您为什么这么不厌其烦地反复鼓励我，把我拉回来读博士。
徐： 我觉得你是要好好感谢徐老师能够把你拉回来。
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文提出了关联理论。他们指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之后，Gutt在其博士论文《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一文中将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赵彦春(1999)把翻译定义为是一个对原语(语内或语际)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更确切地说（赵彦春，2001）翻译不是静态的代码转换，而是以关联为准绳，尽量使译文向原文趋同的动态行为。也就是说翻译必须要以最佳关联为准则，使读者花费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译文必须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待相吻合。
李： 是的。徐老师说了这么一句话，原话我记得不大清楚了，大意是说，人生有一种不同的幸福和快乐的境界，只有少数人能够体会。
徐： 好！你的访谈的题目就是这个了——“人类学的快乐和幸福，只有少数人能体会”。这个题目很精彩！
李： 是的。徐老师说，有一种深层次思考的快乐和幸福，只有少数人才有机会和机缘能体会到。这个跟人的资质和心性关系很大。他觉得如果他发现了某个学生是这样一类人的话，不让我们看到这种可能的空间和层次，不去体验这样一种的一种快乐和幸福，是非常遗憾的。
徐： 所以徐老师不仅是你一般意义上的老师！你真是要感谢徐新建老师，是他发现了你。
李： 是的，非常感谢我的老师徐新建教授。尤其因为人类学是这样一门能令人不断自我反思、自我照见的学科。同时，还要感谢叶舒宪老师和彭兆荣老师。徐老师和叶舒宪老师对我在文学人类学研究方面的指导和影响很深远，是我入门的领路人。彭老师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尤其是在人类学研究和稍后我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面。博士毕业后，我到厦门大学继续做人类学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彭老师就是我的合作导师。然后我就是在厦门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受您和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委托去台湾做李亦园先生和乔健先生的口述史的。所以，也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
徐： 好的。今天我想谈的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你未来的研究方向。你说起过你对民国川西乡村建设感兴趣。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发现和思考的，今后打算怎么来做研究？
李： 那我稍微延展一点来说。在博士期间，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关注藏彝走廊的多族群历史和文化。后面以此为基础来延展，在博士后研究中以人类学视野和方法来考察西南无文字族群的文化传统，如何在遗产时代被重新建构、被看见。与此同时，我也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特别是近几年着重讨论西南的“民族文学生活”和“民族文学志”。其实从空间位置来看，不论说藏彝走廊也好，藏边社会也好，具体而言都在成都平原以西、以南的这个川边地区。
首先，从身体经验的层面来说，每一次当我离开成都去往川边少数民族地区做调查的时候，一定会先要经过成都到都江堰-雅安一线之间的川西平原，说着说川西坝子。但是长期以来，川西坝子就像是“灯下黑”一样，很难进入到我研究关注的视野。一来，在人类学“他者”视域中，川西坝子的汉族农耕社区是不够“他者”的，只是人类学研究者离开成都这座城市去往偏远的田野地，也就是“他者”少数民族地区所经过的路途而已。二来，对于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来说，川西坝子的富饶和它与生俱来的魅力，就是“天府之国”的这个印记，已经在成都人的心目当中被完全自动化了。你会觉得平原、林盘、田畴、灌渠、古镇……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因此也是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的。但是当你越过都江堰再往西走的时候，到了川边的汶川、黑水、小金、金川、丹巴、石渠……每当你抵达一处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点”的时候，你在田野中感受到的每一次文化冲击，发出的每一声感叹，在你背后始终有一个看不见的川西坝子在那里，那是你生长其中，产生文化比较的身体性基础。所以，我渐渐地感觉到，有一个“田野”可能近在咫尺，但是长期被遗忘。这种习惯性的“遗忘”或者说“灯下黑”，其实也是人类学学术史自身的后果。因为从20世纪初华西学派以来，包括华西大学博物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关注的“华西”，总体而言也都还是以藏羌彝苗等少数民族为主，对川西的汉人社会关注是不够的。
另外，从中国人类学的乡村研究传统来说，所关注的乡村主要以费先生为代表的东部乡村宗族研究范式为主，还有华北乡村和云南乡村等等。在这当中，川西乡村的特殊性和理论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掘。以川西坝子“林盘”来说，这个“林盘”的概念就有可能蕴涵着理解中国乡村社会多元性的新视野和新方法。首先，“林盘”这个地方性特色浓厚的概念其本身就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地方生境观。相比于“乡村”、“村庄”、“村寨”等侧重于人文社会维度来说，它体现出一种关注生境、人与自然共生的新维度。其次，“林盘”在川西坝子中的特殊性，也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人类学“村落”分析单位的可能，因为“林盘”与“林盘”之间的网络结构可能大于、等于，也可能小于“村落”这个单位，提供了一种更为灵活的、多层次交互的乡村社会考察思路。
其三，川西乡村，其实是理解川边多民族共生互动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比如民国时期仅存续16年的“西康省”与新中国的建立就有着重要关联。而刘文辉西康建省一定要把雅安纳入其中，并且将其长期以大邑为中心经营川西地方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措施移植到西康去。比如广为流传的“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从兴修水电、发展地方经济到加强教育，这些措施将川西乡村与川边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性地联系起来，并且都与军阀割据时期的乡村建设有着密切关系。正如汤晓青老师所言，今天我们谈乡村建设，往往多看到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这可能是不够的。的确如此，实际上在民国时期政治军事乱局之下，地方军阀如刘文辉、刘湘等，参与川西乡村社会和川边乡村社会建设的那个历史需要进一步予以梳理和讨论。进而还涉及在民国时期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在民族国家统一的探索过程中，一些地方性的“中国”构想和进路的动力、价值和历史效果是怎样的？比如，刘湘提出“立足四川，统一中国”。就是说，在20世纪早期，民族国家建构尚未出现一张清晰可行的路线图的时候，在“北平中国”之外，“川西中国”“山西中国”“广西中国”等，是否代表了立足地方，想象中国的不同可能性？像刘文辉、刘湘作为地方军阀，他们也并不就只是以“割据”为目的，想独霸一方自立为王。包括川军抗日打得那么悲壮，作为地方军阀，他们也是心怀天下的，只不过说，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川人，他们想象“天下”的出发点只能是故乡川西。所以，类似这样的历史又怎样持续性地影响着川西社会对于自身的理解、想象及其变迁。总的来说，川西乡村研究对于中国人类学的乡村研究传统来说，可能是一种理论范式的补充。
徐： 你对川西乡村这个认识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一个突破。同样的，在广西，“老桂系”军阀陆荣廷到今天在地方流传的口碑都还很好。所以如果把你的视野拉开来看，它就是对民国“地方中国”的一种新解读。这个在你的研究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背景可以去拓展思考。然后，在其中你可以再集中于川西模式的讨论。所以说，你的这个思考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就在这里体现出来。
李： 希望能有突破，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基于以上这些思考，近年来我不再将“川西”汉族乡村与“川边”少数民族地区简单看作是以都江堰为地理分界的“我者”与“他者”两个世界，而是立足之前的藏彝走廊田野研究，同时深入开展川西林盘社会的田野研究，力图将二者打通，这是一个新的尝试。从前年开始，我以川西林盘社会的百年酒窖、集镇和“打散酒”的面对面乡村社会互动关系为田野调查入手点，逐层深入到对川西乡村历史中有关“大地主”的乡村建设、社会记忆与乡民认同问题的思考。的确进去之后发现那个里面是非常精彩的！
徐： 你要继续以川西为立足点把民国地方乡村建设这口井挖下去。而且，这口井又不仅仅局限在川西、川边，你要把你的这项研究事业放到全国去，我相信你会有很大的收获。
李： 谢谢您的点拨和鼓励。
徐： 在访谈的最后，我想帮你总结一下你的人生道路。像你这样转战职场和学术圈的人很少，而且你也都做得不错。我觉得很难得。第一点呢，是你在本科到硕士阶段养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不怕孤独，享受寂寞，更重要的是学会了自学。自学能力强，会读书，才能增强你的素质，不断提高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点就是你的职场经历给了你很大的锻炼，从眼界、能力到格局，是全面的提升。因此你需要更好的总结，而不要觉得走了弯路，浪费了时间。第三点，博士和博士后阶段开始，你真正进入到学术的层面，能够守住自己一贯的田野研究方向，并且通过不断的反思去寻求创新的新方向。关于这个方面，差不多从三年前我就开始跟你交流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一样。我希望你能聚焦一个领域一直做深，要挖深井，深入开掘，做出自己的代表性领域来！
看来你是真正能体会到“人类学的快乐和幸福”的人之一了。
李： 得到您的鼓励，我觉得今天心中又点亮了一盏灯。谢谢您！
（录音整理：黄书霞）
Only a Few People Can Understand the Happiness of Anthropology
XU Jiezhen(Q) 1,LI Fei(A) 2
(1.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Guangxi 530006；2.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China)
Abstract: This interview centers on Dr.Li Fei’s growth,study,and career,and finally the process of his entering into the study of anthropology.It shows young anthropologists’academic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local land,focusing on the southwest multi-ethnic tradition and society,and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state.
Key words: Chinese anthropology；literary anthropology；high-level forum on anthropology；rural construction
访谈时间：2 019年6月7日
访谈地点： 四川成都高尊WELL素食茶艺馆
徐杰舜：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 菲： 女，汉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文学人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博士后（人类学专业）；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访问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人类学高级论坛青年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副会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33（2019）05-0024-09
收稿日期： 2019-8-15
作者简介： 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菲，女，汉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黄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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