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还是“伪逆城市化”——基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4)02-0085-05
“逆城市化”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1976年提出的，是指西方国家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大都市发展开始趋缓，大量城市人口和资源流向农村及小城镇的过程。1979年，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西方国家城镇化过程的实证分析得出，城镇化发展过程呈现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即诺瑟姆曲线)，进一步验证了“逆城市化”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他把城镇化过程分为起步阶段(城镇化率低于30％)、加速阶段(城镇化率高于30％，低于70％)和稳定发展阶段(城镇化率大于70％)三个阶段。在城镇化后期，城镇化增速趋缓甚至停滞，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至此，“逆城市化”不仅被看做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而且被广泛用作研究城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中国学者1980年代末开始对“逆城市化”问题进行关注[1]，直到1990年代中期，主要是介绍西方“逆城市化”现象和理论。1990年代末，随着城镇化规模的扩大和速度的加快，开始在研究西方“逆城市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对中国警示作用的研究[2]。进入21世纪，尤其是从2003年开始，不断出现的“民工荒”、“逃离北上广”、“非转农”等现象，引起了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并被视为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
在对中国所谓“逆城市化”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以西方的“逆城市化”为参照，因为“逆城市化”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始于西方。廖筠[3]、陈伯君[4]、郭文婧[5]等把中国出现的“非转农”以及农民工回流等人口从大城市向农村或小城镇倒流的现象称为“逆城市化”现象，并认为“逆城市化”是城市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出现的客观现象，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当前出现的“逆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契机和动力，借助“逆城市化”机遇发展小城镇，从而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格局。这种观点表面上看很有道理，深究起来有把西方城镇化发展“规律”全盘照搬的嫌疑，也有对中国目前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的特点缺乏深究，从而把中国的所谓“逆城市化”与西方的“逆城市化”混为一谈的缺憾，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害的。也有学者[6]注意到了西方国家“逆城市化”并非普遍适用的规律，而是其城镇化发展达到相当的高度，一系列城市病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的产物，暴露了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先发展大城市后建设小城镇的城镇化道路的诸多弊端，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显然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宋时飞[7]、袁亚飞[8]把中国当前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称为“伪逆城市化”，郎咸平[9]也认为“我们的逆城市化”“并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但就论证上来看比较简单，最多只是一种观点的表达，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论证。
综上所述，由于目前对西方“逆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对中国目前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现象的研究还停留在现象分析层面，缺乏与西方“逆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因而照搬西方“逆城市化”理论的现象比较严重。如何看待西方的“逆城市化”理论和实践，如何准确认识中国当前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现象，不仅关系到对城镇化发展总体规律的认识，也关系到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战略性抉择，关系到中国新一轮城镇化发展的走向和效果。本文旨在通过对西方“逆城市化”的深入研究及其与中国当下所谓“逆城市化”的比较，厘清关于“逆城市化”理论的偏见和缺憾，以期对中国城镇化发展有所启示。
一、西方“逆城市化”实践、理论基础和条件
(一)西方“逆城市化”实践与理论基础
“逆城市化”实践始于“二战”以后，西方少数经济发达国家，大城市人口停止增长甚至减少，人口和其他资源开始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小城镇和农村流动。英国伦敦城市人口从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间减少了10万人，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每年城市人口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到1970年代，“逆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出现加速趋势。以英国为例，英国城市人口1950年代每年减少2万人，1960年代每年减少4万人，到了1970年代每年减少9万人[6]。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美国，由于东北部的制造业开始衰退，大量的人口迁移到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使西部和东部地区的人口增长占全国增长的96％，非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率超过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率。1970年3月到1974年4月间，美国大都市人口减少了180万[10](P262)。在此期间，西方其他发达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逆城市化”使西方发达国家缩小了城乡差距，实现了城乡一体化。
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和诺瑟姆所作的只是对西方“逆城市化”现象的统计梳理和理论概括，而真正的“逆城市化”理论先导，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发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他针对英国日益严重的“城市病”，第一次提出了“田园城市思想”和“城乡一体化”理念。1930年代美国学者赖特提出的“广亩城设想”，芬兰建筑师E.沙里宁提出的“城市有机疏散思想”以及1966年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提出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这些思想促使西方国家不断反思城镇化道路，成为“逆城市化”实践的理论先导。
然而，在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流行的时代，政府面对“城市病”却因为不能突破理论“瓶颈”而无能为力，真正促使“逆城市化”成为现实的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针对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提出政府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颠覆了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得政府在治理“城市病”和城乡差距这些市场失灵问题上可以有所作为。
(二)“逆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
居民对低成本、高质量生活的追求以及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是“逆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城市的主体无外乎就是城市生产、生活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即居民和企业。在城市这个空间里，居民既是劳动力的供给者，也是产品、环境、秩序的需求者；企业作为生产的组织者，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者，又是产品的生产者，环境的再创造者。对于居民来说，追求的是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和较高的生活质量。当大城市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失业增加、犯罪率上升、城市秩序堪忧时，必然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安全指数和生活质量下降，居民越来越趋向低成本居住、低成本生活的村镇。于是，大城市中的经济条件优越者纷纷迁居城外。对于企业来说，城市化的功能在于通过要素集聚，降低要素使用成本，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但城市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当大城市企业的聚集度(要素的需求程度)大于要素的聚集度(要素的供给程度)时，企业的用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等生产要素成本就会不断上升，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企业为了寻求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润空间，就会迁往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低的乡村，这是生产要素配置和流动的必然结果。可见，随着人口的城市化，当要素的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并超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和环境的容纳度时，必然产生人与自然、经济发展的困境，即“城市病”。“逆城市化”正是“城市病”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三)“逆城市化”的外部条件
1.“逆城市化”的技术条件。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为消除城乡之间的空间隔离，实现城乡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创造了技术条件。公用及家用汽车的普及，满足了城市人回归自然的需要，而且使各种要素在城乡之间得以自由流动；电信、光纤技术的发展使居民和企业获得信息不再受空间的限制，消除了居民和企业在农村无法分享文明世界(城市)信息的顾虑。
2.“逆城市化”的政策支持。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教育、社会福利体系的健全、医疗卫生条件的改进、公共交通体系、光纤、网络等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向农村的延伸就不可能实现，即使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很发达，“逆城市化”也无从谈起。“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政府推崇凯恩斯宏观调控理论，为了治理“城市病”和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矛盾，为了支持私人垄断资本的发展，普遍实施了反哺农业、回馈农村的城乡关系政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缩小了城乡差距，从而为吸引人口、资本等要素不断从大城市向农村和小城镇转移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伪城镇化率”下的“伪逆城市化”——中国“逆城市化”假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为2012年的52.57％，按照公安部的户籍统计，有将近2.4亿的城镇人口只是常住城镇却没有城镇户籍，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2％[11]。因而，中国人口的城镇化只是表象，而户籍的城镇化才是真相。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是身份差别的标志，也是权利和福利水平的差异。附加在户籍上的诸如就业、入学、社会保障等权利的平等性，决定了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因此学术界将官方公布的城镇化率称为“伪城镇化率”。
在这种“伪城镇化率”下，那些没有城镇户籍的“城镇人口”就成了所谓“逆城市化”的主力。主要有两种现象：一是“民工荒”和“逃离北上广”。在城市打工六个月以上却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民工，因为在城市没有根基，收入水平低，不能和城市人口享受同样福利，不堪承受大城市高房价、高生活成本，“自愿”放弃城市的工作回到农村。而大学生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放弃当初在大城市的梦想和追求，选择“逃离北上广”，回到二三线城市。二是“回乡创业”。由于就业形势和就业观念的变化，一些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不再留在人才扎堆的大城市，而是选择回乡创业。各地实施的“回归工程”、“引智工程”，也吸引了一些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除以上两种情况之外，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非转农”，是指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土地红利的巨大诱惑，使一些已经取得城镇户籍的人群，为了在农村享受村集体经济分红、征地补偿、回迁安置房等利益，把户籍迁往农村。以上现象被一部分学者视为中国的“逆城市化”。
那么，中国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是真正的“逆城市化”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第一，“逆城市化”是城市人口向农村和小城镇的流动，目前出现的人口外迁，严格地说不是“逆城市化”，而是一种“郊区化”现象。首先，“非转农”现象主要出现在广东“珠三角”、浙江东南沿海、苏南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城市郊区被征地的那部分人群，而真正离城较远的农村，这种“非转农”几乎不存在。其次，“逃离北上广”现象主要发生在生活压力较大的几个特大城市，不仅不具有普遍性，而且“逃离北上广”的群体大都表现为由一线特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转移，并没有“逆”回到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再者，大学生和农民工回乡创业者人数比例也很低。据2009年1月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对北京、江苏、陕西、重庆等15省市的调查研究，仅有6.8％的农民工选择在家创业[12]。大学生回乡创业的人数占比更少，据教育部统计，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只占毕业总数的0.4％左右，更何况创业者回乡不一定是回农村，而是回到原籍所在的省市，借助大学生创业基地等平台自主创业，而回农村工作和服务的大学生较少，且流失率相当严重，有的地方高达70％以上[13]。
第二，就目前中国城镇化的现状来看，“城市化”仍然是主流。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在就业、商品供应、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方面仍有巨大的吸引力，城市的聚集作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仍然很高；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流入和流出是一个动态过程，以上所说三种流出情况，除了“非转农”可以确定为城市人口正流出以外，其他两种情况都难以确定是一种正流出。年龄大的农民工，有的在城市里“扎下了根”，有的在回流，而年轻的打工者依然在源源不断地流出，因而出现了所谓“空心村”、“消失的村庄”等现象。目前大部分为了证明中国已经出现“逆城市化”的研究都只看到了回流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农村新生代农民工仍在源源不断地流出。因而从总体上说，认为中国出现了“逆城市化”还为时过早，城市化仍然是主流。
第三，从人口流动的实质来看，不管是哪种形式的人口回流，都不能与西方的“逆城市化”相提并论。在西方国家，从城市流向郊区乃至农村的人群，最早的是富人，后来是中产阶层，这种流动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是一种自发的、心甘情愿的流动。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口从城市流向郊区乃至农村的人群，主要是社会中下层，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的流动，并非对乡村生活发自内心的向往，就目前来说主要是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利益驱动的结果。户籍本是维护社会秩序、确认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手段，然而计划经济年代遗留下来的城乡户籍分类管理、分类对待，造成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诸如社会保障、就业等公民权利上的不平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延续了计划经济下的户籍管理模式，就造成了两种“畸形”的返乡现象的出现，一种是渴望获得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因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择业、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平等权利，而成为城镇人口返乡的主力。另一种现象就是把已获得的城镇户口转为农村户口，即“非转农”，以获得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出让的收益。同时，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的城乡分割，导致城市土地价格不断上涨，进而引起房价居高不下、城市生活成本上升，成为人口回流的主要原因。这些城市人口的回流现象，不仅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而且会影响城镇化进程。
第四，从“逆城市化”的条件来看，西方的“逆城市化”是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或一体化的前提下实现的，而中国目前的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还非常大。虽然中国“逆城市化”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已经在城市相当普及，但是网络、光纤、交通技术和设施还没有普及到农村，城乡教育、医疗卫生条件、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还很大。所以，如果不是农村户籍可以获得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补偿，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人口从城市向农村的倒流是不可能发生的。显然这种“逆城市化”是一种“伪逆城市化”，也就是说是一种非正常的“逆城市化”。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是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所导致的利益驱动和无奈选择；中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巨大城乡差异还不具备“逆城市化”的条件；从城镇化的动态过程来看，人口从城市向村镇的回流只是个别现象，城市化仍是主流。中国目前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是一种“伪逆城市化”。
三、西方“逆城市化”与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选择
第一，波恩和诺瑟姆提出的“逆城市化”理论是对西方城镇化路径的总结，有参考价值但不可以照搬。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是实证分析法或经验分析法，即对事例或经验的归纳。通俗地说，就是把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或现象通过归纳得出已经发生的事件的“规律性”。这种研究是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进行的，所得出的结论，只有当现实经济生活条件与这种假设前提相吻合的情况下才适用，一旦条件发生变化，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就不再具有适用性。“逆城市化”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得出的结论只是说明了城镇化的技术路线，没有从体制和制度上说明西方城镇化在加速发展阶段出现“城市病”的原因以及“逆城市化”产生的体制背景，更不可能提出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应当避免“城市病”，进而避免走“逆城市化”道路带来的土地资源浪费等新的弊端，反而把这一过程看做是城镇化的普遍规律。中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搞城镇化，历史背景、制度背景均与西方不同，如果把它当做普遍规律，就会把“城市病”和“逆城市化”都看做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进而为业已出现的“城市病”找借口，这显然影响对中国城镇化问题的科学分析、定性与研究，误导中国城镇化的实践走向。
第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虽然西方国家“逆城市化”缓解了“城市病”、缩小了城乡差距、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但是中国绝不能等“城市病”泛滥后再通过“逆城市化”来解决。“城市病”和城乡分化是西方城镇化过程中“政府缺位”的表现，因为西方城镇化的初期和快速发展时期是城镇化的自由发展时期，是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进行的，没有政府的调控，而“逆城市化”是在政府干预和政策支持下进行的。可见，西方国家城镇化是沿着先集中后分散、先剥夺后反哺、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进行的。可以假设，如果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有规划地基于城乡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的角度进行城镇化，就不可能出现“城市病”、城乡分化等一系列问题，也就没有所谓“逆城市化”之说。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对西方所开创的城市化这个“前无古人的事业”求全责备，这恰恰从正反两方面给予我们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城镇化是不可以完全放给市场的，其中应当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目前正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只有重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才能把“城市病”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不使其泛滥；只有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才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三，要打破城镇化的制度瓶颈，进行制度创新。城镇化的实质是让更多的人或者说让城乡居民都能够分享现代文明，而不是居住空间和身份的认定。就目前来说，一方面要让已经进城的农民工有充分的就业和完全的市民权益；另一方面要让没有进城的农民就地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最终淡化“城”与“乡”的概念，实现城乡一体化。现有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城乡二元财政投入体制是城镇化的最大障碍。改革户籍制度不仅仅是放开城镇户籍管制，让农民工市民化，更重要的是要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种种福利差别，使户籍不再成为城乡居民“高低贵贱”的身份标志，通过户籍这个法律证书实现城乡居民身份的平等。要改革城乡二元财政投入体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实现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公平、合理、有效配置，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与城市的均等化，为城乡居民自主选择“或城”“或乡”的生活奠定物质基础。改革土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通过农村土地物权化、资本化、市场化，实现土地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这样不仅可以使农村居民对土地收益有一个合理预期，不再一味地往城里“挤”，而且可以杜绝因为土地制度不统一所导致的“非转农”；不仅可以通过释放农村土地，缓解城市的高房价，而且可以避免城镇化过程中的各种不规范征地现象，缓解社会矛盾。
第四，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逆城市化”并非单纯的人口由城市向农村的流动，也不是大城市被分解，而是城市布局的分散化和功能的优化，是城乡空间布局结构的优化。不要以为西方国家的“逆城市化”是向农村地区的延伸(农村城镇化)而忽略了大城市的发展，西方国家在“逆城市化”的同时，国际大都市还在不断发展，并且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格局。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道路，不要一个时期要发展大城市，一个时期又要发展中小城市，现在又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农村城镇化上，这样是不科学的。要做好大中小城市及城市群的空间布局规划，形成大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和城镇的主体功能明确又相互补充的格局，促进各类城市协调发展。
第五，目前不仅要关注“城市病”，也要关注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病”。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青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剩下妇女、老人、儿童，进而带来农村土地荒芜、迷信、赌博、隐性失业、治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要通过农村城镇化留住农村人才、留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来解决，更要通过农业的现代化来实现。理论界普遍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动力，岂不知，农业是城镇化的原始动力。只有通过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进而支撑城镇化。没有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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