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学创作与批评——新的现实与可能——城市和农村：当前文学的历史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创作论文,批评论文,现实论文,农村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说城市，1930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症候，文学史过去重视不够。因为1930年是中国的“出版资本”、“媒体资本”形成的年代。我过去在《从红玫瑰到红旗》中作过分析，但缺点是没算经济账，即出版资本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现在一算很吓人，在40年代国民党搞重工业之前，出版、娱乐、媒体绝对是拉动经济的第一增长点。这是茅盾当年批判上海和中国城市经济是畸形的原因。大概茅盾当年对于什么是“文化生产”之类的理论还不熟悉，看经济问题还停留在工业革命的时代吧。出版资本、娱乐资本和媒体资本造成的直接结果是“读者大众”的造成，“大众意识”是被造出来的，被出版、传媒造出来的，它瓦解了阶级意识、民族意识，更不要说什么个人意识，从而造成了无差别的城市“大众意识”，这其实也就是刘呐鸥等人的“新感觉”。“新感觉”就是城市消费主义大众的意识形态，是出版、传媒资本的造物。如果我们今天来解释卫慧、海岩等，那就必须在文学史上重新检讨30年代，卫慧这些人当然比刘呐鸥粗，但本质是一回事，你要解释他们的历史，就要看30年代，看出版资本、文化资本这种资本主义的变化。
30年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转向，其标志是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模式的兴起，当然，这是一种“大众消费主义型”的资本主义模式，福特主义，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好莱坞模式，等等，但是这种社会的真正本质是：它变成了葛兰西所谓的机械的两大块——财政经济集团和无差别的大众。即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其中资本集团通过虚拟化(依赖虚拟的股票、传媒、出版资本)更加集中，民众则通过虚拟化成为无差别的大众。
1927年国民党右派残酷镇压共产党、左翼和工人运动并不是孤立的中国现象，而是与欧洲的德国法西斯、亚洲的日本镇压左翼运动同时的，是全世界到处都在同时发生的事情。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当局正是通过残酷镇压左翼运动，才完成了向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和法西斯主义模式的转换。罗莎·卢森堡、福本和夫、小林多喜二、卢卡契，他们的或被虐杀，或被批判，也都是与我们的秋白、柔石被杀，丁玲被抓，鲁迅被围剿，是同时发生的。而今天我们的号称面向世界的文学史研究，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现象”可曾作过一点研究，可曾问过这究竟是为什么?
正是在残酷镇压左翼运动之后，蒋介石的小舅子美国学者宋子文通过他的股票经济、上海青红帮大佬们通过他们的娱乐传媒，打造出“193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茅盾的《子夜》多有刻画，现在有人说《子夜》过时了——我以为未必。
面对着这样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一面是股票资本和传媒娱乐资本构成的资本集团，一面是虚拟资本造成的虚拟的大众，鲁迅先生提出了如何创造一个有机的社会和有机知识分子的实践，鲁迅对于文化资本的批判，是对于左的“大众”和右的造成“大众”的机制的双重批判，鲁迅提出了创造新的社会空间和阵地的构想，即对于“阵地战”的完整构想。1930年代的鲁迅先生，依旧是当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光辉旗帜。
第二个问题是农村，主要谈谈农村的精英形象的变迁。农村的精英、绅士，传统社会里是农村社会的保护力量，这是事实。但这个力量在现代中国有了根本变化。很多人不知道、或者故意掩盖这种根本变化。这也是个事实。鲁迅小说里，农民是沉默的，为什么?因为鲁四老爷这些人的遮蔽，但是鲁迅只是说赵太爷遮蔽了阿Q，不准姓赵罢了。赵太爷等由保护力量变成了遮蔽功能而已。但到了20年代后期，杜赞奇的研究很清楚，特别是在华北农村，这些人迅速成为“盈利型经济”，成为“劣绅”了。以国家代理人面目出现，不但不保护，而且掠夺。中国的土地革命，就是农村社会对于这部分掠夺力量的一个自然的反弹，这就是《白毛女》揭示的，传统意义上的精英由农村保护力量，退化为以国家和统治秩序面目破坏农村的黄世仁了。新中国是从白毛女的家乡——河北平山县走出来的，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这个国家因此就是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不一样的，是通过革命、农村革命，与农民的互动来产生的，现在很多研究者一般地用民族国家来看这个国家，这是个明显的错误。正因为是与农村互动，承认农民的地位，所以从1948年—1958年，新中国一直在摸索一条恢复农村组织的道路，那就是互助合作，三条驴腿，鸡毛上天。于是有《山乡巨变》、《创业史》、《红旗谱》。但是，1958年之后，道路走偏了，互助组、自组织性、集体经济迅速的国家化，不但批了柳青、赵树理，而且千百万农民赤裸裸地暴露在国家计划之下，所谓计划经济因面对千百万小农也终难计划，问题所在，《犯人李铜钟》等作品都有表现，《金光大道》一路走向自己的反面：忘记了农民，等于背叛了中国革命。于是解散重来，《白鹿原》恢复礼制、讴歌乡愿，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但纯粹白日说梦，打便宜拳罢了。中国的所谓乡绅制度，早于20年代末就毁坏殆尽，大春一路走向高大泉当然有毛病，而赵太爷一路走向黄世仁这却是现代中国的事实，这个问题社会学家研究得比我们好，也不是小说能翻了的案。地主当年既然如此之好，何来当初之农民造反，多少喜儿、大春，难道都是吃饱了撑的新左派不成?至于《故乡天下黄花》恢复自然状态，谁能干算谁，这如果不是丛林原则那也等于什么没说。中国农村路在何方?我看还是集体经济、互助合作。一句化，国家、集体、个人，忘了集体这一环不成，集体就是农村和农民的共同体意识，我们现在就是在国家/个人二元对抗里面考虑，“一元”还是“多元”里面考虑，非此即彼，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翻着筋斗没什么新鲜的。所以《秋菊打官司》、《最后一个生产队》好就好在触及了农村的共同体意识。面对着频仍的灾难、有限的资源，劳动人民不得不通过一个有组织的共同体来保护自己、发展自己，“日落大地东方红”，一个“公”的社会不是礼法的继承，也并非乌托邦的幻象，它是在如此艰难条件下的必然——不得不然，如何创造一个新的共同体，中国农村一直在寻找着这条道路，有良心的中国作家一直在思考着这条道路——这是不得不然的努力，以防止社会倒退到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