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后买办寻租现象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买办论文,透视论文,中国加入论文,寻租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533 （2001）06－0069－04
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新买办滋生的可能性分析
买办旧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受雇于外国资本，不惜牺牲本国经济利益而为外国资本家谋取利润的代理人。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作为不协调“音符”，买办角色又偶有出现，但至目前为止，其数量不大，活动能量亦有限。不过，笔者认为，依据某些反腐败的指标、特性与参数，不得不作出如下推测：我国加入WTO后， 更多买办滋生的可能性极大，他们的寻租活动也可能会猖獗一时，它应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新动向之一。这些买办的时代背景、公开身份、寻租方式等都与旧时不同，因此可称之为“新买办”。
新买办将更多滋生的缘由之一是稀缺资源的转移。寻租的基本成因在于政治权力人对稀缺资源的偏私性布控能量，寻租的巨大诱惑力驱使热衷于此道的政治权力人死死盯住最佳最丰的稀缺资源，并拚命求取之。以往，“政府颁发的许可证、配额、执照、授权书、批文、特许经营证等，其中每一项都有政府创造出人为的稀缺，这种稀缺创造出潜在的租金，由此引起寻租活动”。［1］（P131）加入WTO之后，依据贸易自由化、关税减让、非歧视、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公平竞争、无数量限制、透明、协商等原则，政府部门和政治权力人上述种种布控稀缺资源的能量会趋于减弱，由此产生的租金也会减少，这样一来，传统领域的寻租虽然远不能偃旗息鼓，但是兴趣不会如先前浓烈了。然而，我国的入世准备远不充分，诸多法律、法规、条文与WTO无法共融，难以对接；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某些重要经济职能还将长期存在计划经济的痕迹。它们在国际市场中往往转化成各种掮客寻租的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会甘心充当买办，用以圆自己的“淘金”梦。
新买办将更多滋生的缘由之二是传统领域的寻租与买办寻租相比，它们的成本与效益比率将转换。我国加入WTO之前， 国内盛存的指令性经济，为政治权力人的寻租提供了天然方便。他们寻租的约束成本低，风险成本低，绩效代价也低；反之，他们寻租的成功概率高，租金额度高，预期效益也高。即是说，他们寻租的效益高于寻租的成本。涉外经济则不同。在我国未加入WTO之时，有两大阻遏政治权力人买办寻租的要素：一是外贸与关税壁垒森严，寻租的“激活”机制差，寻租者不易下手；二是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尚未对接，两种市场的“转译”过程繁杂，寻租者难以简便行事。由此，上述的“三低三高”在这里呈倒置状态。我国加入WTO之后，情况将发生巨变。届时，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界线将模糊化，涉外经济的渠道将多元化，但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向市场经济管理模式转换却将步履维艰。政治权力人的权力未见减少，活动空间则大大拓宽，他们的涉外买办寻租如鱼得水。很显然，这时的买办寻租的“三低三高”与前述的我国加入WTO之前的传统领域寻租的“三低三高”成正比率关系。可以说，某些人在我国加入WTO后大搞买办寻租并非难事。
新买办将更多滋生的缘由之三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攻势将猛增。我国加入WTO后，西方的政府无用论、人类意识论、 人权高于主权论等政治论调和利益至上论、金钱万能论、市场万能论等经济论调，以及腐朽没落的文化浊流将大举入境，滚滚而来。它们的威力不可小视，它们的杀伤力不可低估。经济理性是市场经济人的根本特征。涵融于经济理性之中的逐利性是人们从事市场经济的重要源动力，政治权力人的该逐利性很可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一拍即合。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的意识形态对利欲熏心的人而言，其作用力远不如西方意识形态，那些必欲充当买办并以此寻租的人，会将马克思主义的谆谆教诲忘诸脑后，会大肆吸食西方的精神鸦片，不择手段地逐利。
二、新买办的基本构成及其成因
1.少量行政执法人员的蜕变。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工商、 税务、海关、财政、公检法等行政执法部门将与该组织产生密切联系，它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当会正当行使政府职责，秉公执法，照章办事。但不可否认，由于存在着前述的三大缘由，少数人、特别是少数意志薄弱的行政执法官员可能走上买办寻租的邪路。
少数行政执法人员可能堕落成买办寻租者的主要成因如下：（1 ）全能政府的权力过大和权力过于集中。WTO不是企业之间的组织， 而是政府之间的协作组织。不同的政府适应WTO的程度并不相同。 某些权限较小、分权制衡、用权较为规范的“有限政府”很易于适应WTO 的各项规则，而那些包揽权力、缺乏权力约束机制、用权不够规范的“全能政府”则不易于适应WTO的各项规则。我国政府体制虽已大有改进， 但总体上还属于“全能政府”，可以预料，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它不可能完全适应WTO的规则，买办寻租正是存活于这种不适应之中。（2）“双轨制”的经贸管理体制必然存在大量的管理疏漏。我国市场与计划兼而有之的经济管理体制大有别于一般的WTO管理体制，它与WTO完全对接是不可能的。“双轨制”以及两种体制的两相脱节所含的隐患甚多，其中包括有很多买办寻租者可钻的空子，有较广阔的买办寻租者做案的空间。例如，“从经验证据上看，与进口许可证有关的租金的价值是相当大的”［1］（P120）。（3）行政执法人员的全能角色，使其中少部分人堕落成买办寻租者。我国的行政执法人员多集“运动员”、“裁判员”和“规则制定者”三种角度于一身，不少人拥有绝对的“行政自由”，管辖范围过宽，权力份量过重，寻租在某些意志薄弱者身上几乎必然发生。到目前为止，WTO成员间独立于行政实施机构之外的权威性的司法或仲裁机构并不多见，某些人可能利用这种“弱项”内外勾结，在进口限制、关税减让等方面做手脚，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以达到个人寻租的目的。
2.少量国有企业法人代表的蜕变。我国加入WTO后， 许多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将显得严重滞后，大多数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不会成为名符其实的企业家，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法人代表都会与WTO保留较大距离。对于某些国有企业法人代表来讲，他们买办寻租的机率并不小于行政执法人员。
少数国有企业法人代表买办寻租的主要成因如下：（1 ）虚拟法人代表的身份促使他们买办寻租。在一段时期内，因既得利益、权力私化等掣肘要素的影响，政企不分局面、企业现行体制、法人代表委任制等体制层面的问题不会得到根本解决。与此相适应，参与、监督和制约都会以较为薄弱的形态延续下去。它们决定着，虚拟法人代表可以代表企业利益，也可以不顾企业利益而仅仅追逐个人利益。既然如此，少数虚拟法人代表就完全有可能走买办寻租之路。（2 ）“特权经济人”身份促使他们买办寻租。我国国有经济是重点保护对象，勿庸讳言，种种原因造成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生产能力差、效益差和竞争力差，为全面扭转国有企业的不利局面，国家只能长期给予它们特殊政策和优惠待遇，预计入世后这些特殊政策和优惠待遇也不会立即彻底取消。这样一来，WTO中有关共同“享有能够影响市场特权”的条款将在一定程度上遭破坏，在某些时候，市场垄断和商务歧视等背离WTO 精神的“游戏规则”将继续与特权相伴而生。少数名为企业法人代表实则“特权经济人”的分子会放纵自己，也可能不择手段地实施买办寻租。（3）以买办寻租的方式索贿受贿更加获利。当某些国有企业法人代表发现传统寻租方式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本企业发展均无较大益处时，就会将目光投向其他寻租领域。少数刻意要寻租者会利用我国与某些WTO成员的“发展程度差别”和“体制差别”，献媚于国外政治、经济势力。他们既可以将给予我国的优惠转移到国外，又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高价进口低价出口，用以为虎作伥、拾人牙慧。
三、新买办的寻租特征与方式
1.“隐身人”与隐蔽寻租。无论是行政执法部门的公职人员，还是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他们之中已经堕落成新买办者，一律会隐瞒自己的这种身份，一律会竭力以自己的官方身份做挡箭牌。他们与外资订立攻守同盟，买办寻租行为清一色地暗箱操作，并“严守机密”。一旦他们的买办身份和买办寻租的丑恶行径败露，则会凭借自己特有的官方身份极力掩饰、搪塞，瞒天过海，欺骗世人。遮掩“隐身人”的“隐身草”是权大于法和监督不利等政治传统，鉴于这些政治传统积重难返，将大部分“隐身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实非易事，它需要假以时日，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2.“双面人”与双向寻租。新买办作为“双面人”一般有两层含义。其一，明里为国家和企业做事，暗里却为外国资本做事，这一含义已涵容于“隐身人”概念之中。其二，是他们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上双向寻租，在国内实施权力寻租，在国际上实施权力＋买办寻租。在权力＋买办寻租中，他们往往会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软”的一手是出让WTO赋予我国的某些优惠权，或放松政府对外资的管制权， 用以取悦外资并从中寻租；“硬”的一手包括拖延贸易便利化和管理规范化、缓批文件、甚至违反国际惯例制造事端，如此等等，迫使外资就范，以便从中讹诈，借以寻租。新买办在做“隐身人”的同时又做“双面人”，除源于权大于法和监督不力外，还源于“双轨制”的严重存在。“双面人”总是与“双轨制”扭在一起，难解难分。
3.“边际人”与空档寻租。行政执法人员和国有企业法人代表充当买办是党纪国法绝对不能容忍的，也是作为政府间组织的WTO 所不予宽容的，客观环境迫使新买办只能在夹缝里猎取寻租机会，于是他们又有了“边际人”的特征。“边际人”的寻租方式就是不断利用国内“双轨制”中的空档和WTO规则中的空档，进行“空档寻租”。 鉴于国内“双轨制”的弊端甚大，WTO的“交通规则”又多有不甚周延之外， “边际人”的“空档寻租”的机遇会较多，这是需要严加防范的。
4.“智能人”与科技寻租。当代行政执法部门的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多是高学历、高素质、高智能的人才，其中的少数蜕变分子既拥有“科技寻租”的“才智”，又拥有“科技寻租”的手段。我们已处于信息时代，微电子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以几何级数增长，信息化、网络化、虚拟化、数字化是社会发展趋势，各种社会关系正在由垂直演变为平行。醉心于“科技寻租”的行政执法人员和国有企业法人代表有一定的绕过行政与法制规则的能力而大行此道。他们可以十分隐蔽地充当“网上杀手”，也可以因特殊身份进入某些机密系统，从事出卖情报等犯罪活动。寻租的科技性增强了未来反腐败的难度，我们与买办寻租分子将有一番严酷而艰难的较量。
5.“地球村人”与跨国寻租。经济全球化与网络技术使地球“变小”，它俨然成为“地球村”，“地球村人”也成为人类的别名。然而，买办寻租者则是另一类“地球村人”，他们是一批“中国的外国人”或“外国的中国人”。他们丧失了国家观念、主权观念，没有国格；他们也丧失了自尊自爱，没有人格。在他们的心目中，逐利第一，非法窃取钱财第一，其他观念所剩无几。为了赚取高额租金，他们可以里通外国、朝秦暮楚、胡乱投靠；为了赚取高额租金，他们可以参与各种肮脏的勾当，哪怕是染指博彩业、色情业也在所不惜。“地球村人”及其跨国寻租往往会达到疯狂的程度，我们在与他们的斗争中决不能掉以轻心。
四、预防买办寻租现象泛滥的几点对策
1.要从根本上变“双轨制”为“单轨制”。我国经济领域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局面即“双轨制”，是加入WTO 之后滋生新买办分子的丰腴土壤，在客观上也是遮掩他们的巨型保护伞，“双轨制”不变，买办寻租等丑恶现象无法根除。欲从根本上改变“双轨制”，就务必坚持不懈地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针对加入WTO， 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应在透明度、监督、参与等薄弱环节有所突破，即应大大增强行政与执法的透明度、对行政与执法的监督力度和对公民参与的扶助程度；针对加入WTO，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应是政府逐步退出微观管理领域， 加强宏观调控，放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总体来讲，是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变被计划束缚的市场经济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2.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企分开既是消除“双轨制”的关键所在，也是斩断买办寻租之“手”的一柄利剑。政府与企业藕断丝连，新买办就有数不清的寻租机遇，一旦政府与企业完全脱钩，新买办难以寻租，就会被迫收敛寻租行为。加大国有企业经营形式多元化的力度，国有企业法人代表的产生逐步由委任制改变为选聘制，这是政企分开的两大突破点，也是阻遏买办寻租的有效途径。摆脱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理应获得充分的人事管理权、投资管理权、市场营销权、收入分配权等生产经营自主权。与此同时，不再具有政府官员身份的国有企业法人代表，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府“靠山”，他们一方面必须努力发掘自身潜力，另一方面进行寻租等活动业已显得困难重重。如上情况决定着买办寻租可以出现减缓趋势。
3.实施综合性的“涉外工程”。为防止加入WTO 后买办寻租现象的泛滥，需实施综合性的“涉外工程”，该工程的基本“项目”有：制订并出台与WTO接轨的政策与法规，不断增加有关政策与法则的操作性； 设置专门的涉外审判机构与监察机构，不断增强它们的权威性和威慑力量；制订与WTO相关的涉外人员守则及相关的奖惩制度， 让这些人员做事有章可循并懂得进退；大力整饬与WTO 相关的部门的“一把手”专权行为，营造对“一把手”有效约束的机制。可以预想，在“涉外工程”建设中，买办寻租的狂躁态势能够得到控制。
4.建构理性经济人的道德规范体系。我国的行政执法人员和国有企业法人代表从未系统地接受过市场道德教育，市场道德在不少人的头脑中是一片空白。恰恰是这样一支队伍突如其来地经历了市场经济的现实，其中某些人晕头转向甚至步入歧途并非怪事。问题在于，当此即将加入WTO之际， 必须把建构理性经济人的道德规范体系当做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应有针对性地开展人性引导、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市场经济理性教育、法制教育，下功夫培育有关人员的市场经济理性及与其相关的道德。除此之外，还要加大力度，培育许多人十分欠缺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文关怀精神。通过一系列地道德与精神培育，协助人们筑起强固的思想防线，防范更多的人走上邪路。
5.以国际压力弱化买办寻租。美国学者魏尚进《经济中的贿赂：是润滑剂还是沙子》一文认为，有两种国际压力有助于减轻腐败。首先，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世行、国际货币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可对反腐败提供道义和技术上的支持。国际货币组织和世行还可根据受援国的腐败状况，决定是否继续向其提供贷款。其次，各国可以协同行动，以立法杜绝跨国公司行贿东道国官员。魏氏观点颇具道理，并具有一定的操作性。但是，国际压力毕竟是外因，而且其实现程度亦是未知数，我们不能对它抱有过高幻想。我们还是要立足国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买办寻租遏制在萌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