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和《前本经国美谈新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谈论文,新戏论文,经国论文,李伯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政治小说，由周逵译成中文，先连载于1900年2月至1901年1月的《清议报》上，后由广智书局于1907年出版单行本。《经国美谈》一经译出，在中国知识界受到热烈欢迎，与《佳人奇遇》、《雪中梅》等其他日本政治小说一道对中国近代文学观的转变和晚清小说界的繁荣起到过促进作用。近代作家李伯元在创作“谴责小说”之前，曾根据该小说的前篇改编成《前本经国美谈新戏》（为了行文方便以下简称《前本》）。但是，该剧的改编情况以及在李伯元的文学创作活动中所具有的意义至今尚不明了。这无论从弄清日本政治小说在中国传播的状况来讲，还是从整体上把握李伯元的文学创作活动来讲都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空白。本文将就这个问题对照原著和译文，试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
小说《经国美谈》是运用历史演义的形式，根据古希腊历史著作编写润饰成书的。小说以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齐武为舞台， 叙述了齐武的义士们历尽磨难推翻专制，建立民主政体，并进而在盟邦雅典的援助下，打败宿敌斯巴达，称霸全希腊。李伯元改编的《前本》总共18出，未完。该剧基本上保留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和登场人物。
由小说改编戏剧，首先包含了一个文学式样转换的问题。在叙事文学式样中，戏剧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戏剧在舞台上演出，必然要受到舞台时空的制约。为了便于观众的接受，不但情节的中心（主脑）应当突出，而且情节发展的来龙去脉（头绪）也应当清晰。如何减头绪历来是中国古代戏剧文论的重要美学问题之一。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说：“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荆》、《刘》、《拜》、《杀》之得传于后、止为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注：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减头绪》，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由此反观李伯元改编的《前本》，就会发现该剧既保留了义士们历尽磨难推翻专制统治的这一条主线，同时将原著中的主仆恩情，男女恋爱等等许多次要情节也照搬进来，其结果，造成头绪过多，结构散漫。
但是也应该看到正是由于《前本》的头绪多，情节复杂，使李伯元在改编时不得不打破戏剧的旧体制，作一些新的探索。比如戏剧的曲白是有一定比例的，在传统戏剧里一般曲所占的比例较高，但是在《前本》里宾白的比例则相当大。究其原因，曲长于抒情叙景，宾白则利于叙事（注：赵山林：《中国戏剧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而《前本》的故事情节复杂，为了交代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并推进情节的展开，必须尽量利用宾白长于叙事的优势。试举一例。
老奴蒙先太爷不弃 命老奴管理家务 又把大爷托付老奴 叫我照料 敢不竭力 我想大爷自成人以来 外面的名声 也就罢了 但是论起家计 却比先老太爷在日 差得许多 此乃大爷好施喜舍的缘故 从今以后 我劝大爷 总得省俭些才好 还有一件大爷年已长成 就该早早完娶 便是先老太爷在九泉之下 也就安心了（注：李伯元：《前本经国美谈新戏》，载《绣像小说》，商务印书馆1903年5月～1904年8月，引自上海书店1980年版的影印本。）
这一段台词出现在第二出，是老管家给巴比陀的劝告，用语接近口语，所含内容丰富。它以劝告的形式，既介绍了主人公巴比陀的家庭经济以及个人婚姻状况，也从侧面巧妙地介绍了主人公豪爽侠义的性格。比如‘好施喜舍’一句话，看似埋怨，实则是含蓄的赞扬，为后来巴比陀遇险得救作了必要的铺垫。因为救他的人就是曾经接受过他施舍的。并且这一段台词说得苦口婆心，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老管家的忠诚，为后面千里寻主情节的展开埋下伏笔。总之，这段不长的台词信息量颇大，为故事情节的推进起了重要作用。如果用唱段来表现同样的意思，恐怕就得很费些笔墨。
总体上说，《前本》的台词还有不少生硬之处，但与同时代涌现的新戏相比，显得更加口语化和个性化。比如梁启超创作的新戏《新罗马传奇》（1902年），虽然台词也多，但这些台词既缺乏个性，也不生动。另外一部著名新戏《维新梦传奇》（1903年）的台词则用的全是韵文。相比之下《前本》的台词不仅量大，且类型多，有独白、对话、争论、还有演讲等等。这些台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开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梁启超的《新罗马传奇》的台词之所以缺乏个性，最主要原因是他创作的政治目的太明确。因此台词里被大段大段地塞进他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不是剧中人物所应该讲的话。李伯元的创作则没有这么强烈的政治动机，因此他并不急于在台词里直接宣传什么。其次，李伯元的台词接近口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受中文译本的影响很大，有些台词几乎照搬译文。再以刚才的引用文为例来看。
某承太爷不弃，令某管理家内各种事务，又交托郎君于我身上，要我照料，故事不敢不竭力。郎君自长成以来，世上的声名，比祖先还要强些。惟家计一事，倒比祖先差了许多。我近年算算，较之数年前又要减了几分，多半是郎君好施舍的缘故。我劝郎君自后总要省俭些才好。又国内名家巨族，愿与郎君结婚的不少，郎君也宜早日婚娶，方可慰先人于地下。（注：矢野龙溪：《经国美谈》，周逵译，广智书局1907年版。）
两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不少句子甚至用的是译文的原句，有些是略加改变而已。《经国美谈》译本的文体在当时就很引人注目，张海鸥在《海鸥闲话》中赞许道：“译者全用平话，明白晓畅，尤为得体”（注：蒋瑞藻编：《小说考证》，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前本》的台词相对而言较晓畅的原因应该说是受了译本这种文体的影响。
晚清戏剧改革是朝着两个方向展开的。一个是对戏剧的旧体制作一些改动，以适应新时代的审美趣味。另一个是创立戏剧的新品种——话剧。李伯元本人虽然没有提出过关于戏剧改革的理论，但是《前本》的台词多而较自然，从结果上看，是促进了话剧诞生的。文学史一般认为《前本》的创作是受了梁启超所提倡的戏剧改革的影响，以当时广义的小说定义——即戏剧也包括在小说里——来看这样的看法固然没有错，但是梁启超自己创作的新戏《新罗马传奇》是1902年，明确提出戏剧改革的主张也是在该剧的前言里。而据魏绍昌考证，现在通行的《前本经国美谈新戏》版本虽取自《绣像小说》（1903年），但是该剧早在1901年就曾经在李伯元主编的《世界繁华报》上刊载过，所以就戏剧创作本身而言，李伯元的《前本》早于梁启超的《新罗马传奇》（注：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因此应该充分重视《前本》在近代戏剧史上的地位。
二
《前本》虽然尽可能保留了原著的故事情节，但在细节的安排上还是进行了一些剪裁，在这些细节的剪裁中自然包含了改编者的政治倾向以及审美意识。
小说《经国美谈》的故事框架由两组并行且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构成。一组是民主政治与独裁统治的矛盾，另一组是国家独立与卖国求荣的矛盾。巴比陀所代表的正党主张民主政治和国家独立，奸党则不惜卖国来推行独裁统治。这两组矛盾的激化形成了故事的冲突，相互间力量对比的消长则演化成故事的曲折变化。小说一开始就冲突迭起。正党坚持要人民参政实行民主政治，而奸党则坚决反对，暗地里勾结独裁政体国家斯巴达，借斯巴达的军队夺取了政权。同时，在政变中斯巴达也凭借武力趁机控制了齐武的主权。在这里国家主权与民主政治的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最后消灭奸党与赶跑斯巴达军队也是同时进行的。小说的这种结构同作者的政治主张密不可分。作者矢野龙溪是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亲自组织改进党积极推进立宪政治。在依傍正史进行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他宣扬了改进党的这种政治观点。但是，李伯元在改编时把《经国美谈》主要当成一个恢复国家主权的故事来理解的，民主政治的部分则被淡化了。在交代故事起因时，省略了正党与奸党之间的政治纷歧，将主要矛盾放在国家独立与否这一点上。在国会辩论的一节里，围绕民主政治的激烈争论，在戏剧里也被减弱了。
与此同时，恢复国家主权这一主题却被扩大，具体表现在强化了反斯巴达的色彩。比如，在原著里，齐武的总统以斯明在由斯巴达操纵的多国法官联合组成的法庭上受审时是坐着的，而在戏剧里则让他站着怒斥法官。对这一更改，中文译本也从中起了作用。原著中以斯明是走进法庭“落座后”法官才大声念起诉讼书的。周逵的译文将“囚犯落座后”一句省略掉了，从而在囚犯进法庭后到开始起诉之间留下一段时间空白。李伯元于是按照中国的司法习惯来处理这一空白处了。当然，让犯人跪下还是站着，则大有文章可作，而这又与作者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关。同一时期以秋瑾女士为题材的戏剧《六月霜》（1907年）里也有描写法庭的一幕。在该剧中作者是让秋瑾跪下的。这是因为作者不能理解秋瑾所献身的革命事业，仅仅从“冤”的角度描写她的就义，因此缩小了这一英雄人物形象的意义。在《前本》里李伯元是这样处理的。
（法官白）提犯来 （老生扮以斯明杂扮陀仁布上） （见法官不跪介） （法官白） 你二人为何不跪 （以白）我等国民 岂肯跪你（注：李伯元：《前本经国美谈新戏》，载《绣像小说》，商务印书馆1903年5月～1904年8月，引自上海书店1980年的翻印本。）
李伯元这一创造性的发挥用意很明白。因为法庭是被斯巴达操纵的，所以作者断乎不能让以斯明向法官跪下。以斯明也强调“我等国民岂肯跪你”，表现了强烈的反斯巴达情绪。以斯明一走上法庭，审问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开始唇枪舌剑了。本来是要裁判以斯明罪行的法庭，最后却成了以斯明揭露斯巴达企图侵占齐武称霸希腊的野心的战场。虽然这里改动极小，但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倾向。
与恢复国家主权这一主题一道被强化的还有英雄主义。剧里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如历尽艰辛不改初衷的巴比陀、为了理想视死如归的以斯明等等。不可否认这些英雄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原著所提供的基础，但是也不能忽视改编时作者所进行的创造性发挥。其中，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将变节者改写成英雄的一节。在这里译本也对这一改写起了一定作用。在原著里，安知本为了探听齐武国的情况，被派遣回国，但由于没有入境卡，在边境被捕。后经受不住严刑拷打，终于当了可耻的叛徒。这一段原著是这样描写的。
奸党对他严加拷问，安知本不堪忍受苦楚，终于交代了在阿善国的同党的情况和计谋的大体内容。但是，在义士们的组织里除了两三名通信委员以外，其他义士们都互相不知道彼此的住址，因此安知本也不知道其他义士的住所。（注：《日本近代文学大系2 明治政治小说集》，角川书店1974年版。这段译文系笔者译。）
周逵的译文如下。
安知本那里肯招。后来熬刑不过，只得略略说了些，却不肯供出各志士住处，说是一切往来，都是通信委员传递，各志士住在那里实不知道。（注：矢野龙溪：《经国美谈》，周逵译，广智书局1907年版。）
“安知本那里肯招”一句是原文没有、由译者加上的。原文的“终于交代了在阿善国的同党的情况和计谋的大体内容”，在译文里则变成一句相当模糊的“只得略略说了些”。而原文的“由于不知才说不出各志士的住处”的一节，在译文里则颠倒因果关系，“不知道”成为“不愿讲”的借口。总之，译文为安知本作了相当辩护，但最终还是把他当作叛徒的。而到了《前本》，安知本岂但没变节，反而成了大骂法官的英雄。这一段在《前本》里扩充成一大段。
（审官白）安知本 你将你自己行为 以及同党罪犯 现在何处 从实招来 （安白）我一概不知 但求快死 （审官白）你这人太胡涂了 不犯着拿你一人 替大家受罪 （安白）我不胡涂 你真胡涂 （审官白）不动大刑 谅你不招 大刑伺侯 （众持各刑具上）
（拷打介） （安忍痛状） （众又拷打介） （安死介） （众救安介）（安醒介） （唱）一霎时 不由我 心魂不定 怎奈何 我如今 不能受刑 叫一声 昏官呀休来拷问 骂一声 奸贼官 细听分明 （白）昏官呀 奸贼 你问我们同志 散处四方 立志回复 杀我一人 却不要紧 只是你的禄位难保 若问他们住址 连我也不知全在手下通信人多 我那同志的政策 真是你们梦想不到 我劝你休要作此野蛮举动（审官怒介） （白） 将他看押起来 （丑带安下） （同下）（注：矢野龙溪：《前本经国美谈新戏》，载《绣像小说》， 商务印书馆1903年5月～1904年8月，引自上海书店1980年版的影印本。）
这里很详尽地写了安知本如何受刑，如何昏死过去，又是如何大骂法官的。原著的可耻叛徒，经过译本的辩护，到了李伯元的笔下成了宁死不屈的英雄。本来在原著里安知本只是一个小配角，从改编的角度看，完全可以省去，但作者不仅不省去，反而不惜笔墨地大加渲染，可以说作者是倾注了感情塑造这个人物的。
在原著里，民主政治与国家主权这两个主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新戏里国家主权这一主题虽然被保留下来，但民主政治这一主题却被英雄主义所替换。这是为什么呢？要解释其中的原因，须从理解李伯元改编《经国美谈》的动机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入手。
三
李伯元之所以改编《前本》，从当时的文艺思潮来看，无疑是受了梁启超提倡政治小说救国的影响。梁启超戊戌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日本接触了政治小说，写下《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年），极力倡导政治小说。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外国资产阶级政治变革中政治小说所起作用之大为例，强调政治小说的重要性，十分明确地把小说同维新改良运动联系起来。他不仅大量介绍政治小说，还身体力行翻译、创作政治小说。汉译《经国美谈》就是在他主笔的《清议报》上首先连载的。李伯元也夙有以文匡世的志向，他办《游戏报》就是念报纸为宣传之利器（只是他认为报纸要吸引群众兴趣，非用游戏一类软性文字不可）。因此梁启超的主张契合他的想法，改编《经国美谈》可以说是有思想基础的。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感忿于庚子事变后国事的内忧外患。清政府为了议和与外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是1901年9月， 李伯元改编《前本》发表于同年的10月。与《前本》几乎同时，李伯元在《世界繁华报》还连载了长篇弹词《庚子国变评弹》，全方位地反映庚子事变的全部过程。从弹词第一回作者自白中，我们也许可以推测出李伯元改编《前本》的一些动机。作者说：“列位看官听者：在下现今要作这一部弹词，却是何故？有个朋友说道：‘事已过去，还说他做什？’殊不知我们中国的人心，是有了今日，便忘了昨朝，有了今日的安乐，便忘了昨朝的苦楚。所以在下要把这拳匪闹事的情形，从新演说一遍。无非叫他们安不忘危，痛定思痛的意思”（注：李伯元：《庚子国变评弹》第一回，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很显然，弹词叙述的是事变的经过，即已经过去的事情，但作者忧虑的却是未来。因为作者发现“和议既成，群情顿异，骄奢淫佚之习，复中于人心，敷衍塞责之风，仍被于天下，几几乎时移世异，境过情迁矣！”（注：李伯元：《庚子国变评弹》序，同上书。）甚至在事变之中，许多大臣就已经把眼前的“苦楚”忘掉了。比如，两宫被列强从北京赶出逃到西安后，大臣们不是考虑如何恢复国家统一，而是挖空心思讨好慈禧太后，希图的是个人进升，管它国家亡与不亡。第三十七回写了太监们“千方百计，弄了些花鸟虫鱼，养在后花园中，哄着她老人家欢喜”。接着，王公大臣纷纷效仿，“也都千方百计，弄些许多瑶草仙花，珍禽奇兽，送入禁中，以备老佛爷不时 赏玩”。甚至，某县令为了骗取赏赐，不惜撒谎家有老母。作者愤怒地呵叱道：“真正是，欺国欺民欺祖宗”（注：李伯元：《庚子国变评弹》第三八回，同上书。）。
如果说弹词是作者鞭挞中国人“健忘”的作品，那么《前本》则是歌颂了齐武义士为了恢复国家主权而“时刻不忘”耻辱的精神毅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李伯元为什么会在创作弹词的同时改编《前本》。作者是有意识地要以齐武义士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照出中国官吏们的好利自私。只有将这两部作品对照起来看，也才能解释作者为什么会强化恢复国家主权这一主题，并不惜改写原著、拔高齐武义士们的英雄主义。弹词的十五回写道，愿各位看官看了这一段“惊心怵目的文字”，“打起精神，各人烈烈轰轰做一番事业”。作者没有进一步说明所谓“烈烈轰轰做一番事业”是指什么，但从整部弹词的立意来看，无非是要读了弹词的中国人能像齐武义士们那样赶跑外国列强，恢复国家主权。只是小说《经国美谈》的恢复国家主权是以建立民主为基础，而李伯元的恢复国家主权，则对清王朝还存有幻想。因此在改编时他削弱了民主政治这一主题。这是他的局限性。
李伯元在创作弹词的同时改编《前本》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即《经国美谈》的连载正好与“庚子事变”爆发的时期重合，报上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和消息很多（注：矢野龙溪：《经国美谈》，周逵译，连载于1900年2月～1901年1月的《清议报》，“庚子事变”发生的时期正好是1900年3月～1901年9月。《清议报》于1900年4 月开始报道有关事变的情况。）。李伯元说弹词创作材料的十之四、五是从报上得来的，《清议报》是当时有影响的大报，他从该报收集素材应当是毫不奇怪的。虽然还不能肯定李伯元到底是在收集素材时发现该报连载的《经国美谈》呢，还是在收集素材之前就已经在读《经国美谈》了的，但是可以想像在阅读报纸时这两个相反的内容肯定刺激了他。一面是记载两宫仓皇逃跑的消息；另一面是演述义士们不忘初衷奋斗的故事。并且，还可以想像他的创作冲动是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酝酿形成的。因此，一旦事变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同时着手创作弹词和改编《前本》也就很自然了。
四
纵观李伯元的整个文学创作活动，就会发现以《前本》和弹词的创作为分界线可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大都是小品文、诗歌，后期则致力于“谴责小说”的创作，其中著名的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前期的小品文、诗歌大都发表在他自己办的《游戏报》和《世界繁华报》上。这两种报纸的性质属于消闲性的，据《游戏报》重印本《告白》云：“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遣词必新，命题皆偶。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注：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报纸的这种性质也大致反映了他的前期文学风格。虽然时有讽刺社会的文章，但都不出笔墨游戏的范围。在《官场现形记》的创作中，作者虽然在运笔的讽刺幽默上发扬了前期的风格，但是就匡世救国的严肃创作态度而言则有别于前期的游戏态度。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态度无疑是通过创作弹词和改编《前本》获得的。
梁启超和李伯元同以小说救国为是，但在如何救国上两人的认识却不相同。梁启超主张立宪政治代替旧体制，李伯元虽然认为必须改革社会，但又反对任何激进的改革。《官场现形记》只剩“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的前半部，从他当时的思想状况来看，后半部只能处理成被烧掉。因为如何做好官，李伯元自己恐怕也不知道。清王朝的衰败没落已经不是靠如何做官能够解决的，而是涉及到必须变革整个社会肌体的问题。李伯元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仅仅停留在如何做官上，是无论如何也开不出根本解决问题的方子的。因此，他的小说与梁启超的以阐释作者理想抱负的政治小说不同，不写理想，形成以揭露讽刺现实社会为特征的风格，开辟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先河（注：《官场现形记》（1903年4月～）的发表早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年8月～）、《老残游记》（1903年8月～）、《孽海花》（1903年10 月～）等其他谴责小说。）。李伯元虽然没有认清历史发展的新动向，但对没落腐败的清朝社会却有着深刻独特的认识，并且这种认识是从他自己的观察中得来的感性东西，不是靠抽象的理论分析出来的。这种感性东西保证了他的小说的生动性和深刻性，在艺术成就上，远远超过梁启超的以图解政治主张的政治小说。
综上所述，李伯元的《前本》不仅在晚清的戏剧改革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他本人文学创作活动的转变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虽然不可否认他的“谴责小说”是清王朝衰败没落那个特定社会的时代产物，但如上所述，同时也与他对日本政治小说的接受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政治小说所强调的小说的社会功利性使他摆脱了笔墨游戏的创作态度；另一方面，对政治小说提倡的民主政体所持的保留态度，又使他能保持相对独立的思考。正是这种对政治不即不离的姿态使他免于成为当时各种流行思想的盲从者，能够比较客观地观察社会，揭露讽刺社会的阴暗面，创造出有别于政治小说的新小说类型——“谴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