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建设性论文,贡献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地和子宫都依循宇宙的节奏。大地上孕育万物的河流随月的盈亏而涨落，而女人子宫的来潮也经历同样周期性的变化。所有文化都不能不注意到以下两者间的联系，或者说自然造化力量的相似表现：即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对自然和女人之间这种有形的联系，文化作出从尊重、尊敬到惧怕、仇恨和诋毁各种反应。不管是何种反应，它们都很严密，经过长时间的形成过程，在一个社会的世界观的演变中起到主要的和知识性的作用。
生态女权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自从弗朗索瓦·德·埃奥本在《女人或死亡》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e）这个术语以来，这一领域迅速发展。在美国，妇女们从各个角度进入生态女权主义，包括环境运动、各种类型的非传统政治以及女权主义的精神性运动。近几年，出版了一系列生态女权主义文集和成百上千篇文章。此篇评介性文章将展示生态女权主义的三个重要方面：哲学、政治行动主义和精神性。
历史背景
说到欧洲文化，大量考古材料表明，在青铜时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社会中，大地和女人都很受尊敬。例如，祭祀用的小雕像就是用风格化手段表现的神圣女性形象，小雕像上刻有水形花纹或鸟头，它们反映出对自然与女性造化能力的“明显”实现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认识。考古学材料揭示，在公元前4500年后发生一次转折。墓穴不再体现一种基本的男女平等（妇女的随葬品略多于男性）观念，而是突然改尊古墓埋葬模式，即将首领生前拥有或管辖的男人、女人、儿童、牲畜随葬在首领四周。游牧的印欧部落从欧亚大平原向西迁徒，为古老的欧洲带来了斗士膜拜、居住区周围建造筑垒、父权制社会制度以及神圣感从自然和女人向遥远天神的转移。当然，并非所有社会都遵循这一模式。
从青铜时代开始，欧洲社会中对自然和女人的贬低虽潮起潮落，但从未消失。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制订出影响广泛的对立图式，其中女人与一些负面特征联系在一起，如无形式、不确定性、不规则性、未限定性，也就是说无法言明的物质，与固定的形式和明确的界限这些（男性）原则相对立。亚里士多德认为女人是被动的残废人。他认为，男人在智力方面的杰出才能能够揭示并规范自然界中有机体的所有形式和功能。之后，中世纪的宇宙论又将男人摆在女人、牲畜和自然界其他一切存在物之上，后者与物质的联结方式被认为不同于男性的精神和智力方式。自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到科学革命到启蒙运动的一系列发展导致了现代性的出现，它通过单纯建构人类历史，而不考虑范围更广、有待完全展现的全球生物社区，动摇了中世纪式的整体论（但不是等级制思想）。16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的“新机械哲学”认为自然界是（男性）人类理智完全可以理解和掌握的时钟装置。经验科学的实践者们所使用的比喻表达了一种通过强暴自然而了解“她的秘密”的强烈喜悦。生态女权主义者及其拥护者已经注意到，在新理性时代期间火烧女巫和其他酷刑之前所进行的“审判”（此乃父权主义歇斯底里症的法律仪式）中采用了类似的比喻和态度。
西方哲学和文化的二元思维
决定欧洲人世界观的二元思维或许是生态女权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分析的中心问题。欧洲的“阳性”*与理性、精神、文化、自主性、自信和公众领域相联系，而“阴性”则与情绪、身体、自然、相关性、被动性和个人领域相联系，此种区分具有广泛影响。这种简化论的做法由父权制所必需的几个前提相伴随：即与阳性相关的那一组特征高于与阴性相关的特征；后者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前者；统治自然和女人的逻辑应该以更高级的形式普及于（男性）人类。由此，欧洲的阳性建构是一种为显示“非自然”和“非女性”而作出的反应性的、不安定的姿态。欧洲世界观的父权主义核心是一种文化恐惧，即害怕自然和女人的创生能力如果不受文化父亲们的管辖，将会是混乱无序的、席卷一切的。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上述分析对确定沿欧洲方向发展的哲学和政治中的那些可疑前提具有意义。在生态女权主义哲学的领域中，受到极大关注的两个主题是批判环境伦理中的“男性潮流”，生态女权主义和深生态学的对话。
生态女权主义对环境哲学的批判
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在环境伦理领域中，许多哲学领袖基本上都忽视了他们的父权主义前提，因此只能重复统治逻辑，只不过是包裹在各种版本的生态世界观中。生态女权主义哲学家拒绝接受下列前提：坚持认为主导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的自我概念和工具主义的自然观察是构架后父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一条可行道路。康德式的理性主义框架以对立思考的理性为基础：智力能力绝然区别于情绪的、个人化的、具体的这些“混浊的”影响。由于自我被认为与其他人类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相脱离，因此通过远离个人感情以进行抽象的、普遍化的理性活动就可以取得精神进步。这种方法的结果是在对具体他者（“阴性的”、个人领域）的关心和关注与普遍化的道德关注（“阳性的”、公众领域）之间造成尖锐对立。生态女权主义把这种错误的对立看作是西方文化虐待自然的主要原因，认为，对自然的关注不应被看作是完成（阳性）普遍化过程、道德抽象活动，不应是分离和抛弃自我、情绪和某些特殊联系过程。
生态女权主义者还向作为环境伦理的哲学框架之基础的欧洲权力概念提出挑战。“伦理人本主义”和“动物分离主义者”试图用感知力、意识、理性能力、自我决定和利益这些尺度为自然界的各部分确立相对的价值。具有这些特征之一的存在物就被认为具备“内在价值”并因此有权享受“精神思考”。生态女权主义者一般把这种方法看作是静止的、任意的，缺乏对自然界（包括人类）全面的理解。反对使用权力理论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要求权力持有者个体间严格分离，同时它又被置于人类社团和合法性框架之中。把这一理论延伸应用于自然界其余部分就常常接近米勒的观点：如果某人对某物拥有权力，不仅他（她）应该拥有该物，而且其他人有义务介入并保护该物。这种推论给予人类几乎无限的义务——以各种深远的、矛盾的方式大量介入到自然的、平衡的循环中以保护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生物的权力。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建立自然伦理的一个更有希望的办法可能是取消权力概念目前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并且更关注较少二元论色彩的概念，如尊重、同情、关心、关注、怜悯、感激、友谊和责任。
生态女权主义者与深生态学的对话
生态女权主义者对所谓深生态学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它无视性别的前提上，即它在谴责人类中心论时没有严肃考虑男性中心主义或男性统治的构成机制。大部分生态女权主义者承认，在拒绝理性主义价值理论和建立于抽象原则和普遍准则——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发现这些原则和准则——之上的环境伦理方面，她们与深生态学立场一致。大部分生态女权主义者还赞赏深生态学对欧洲式的人类自然分离观的排斥。但是，生态女权主义者对包含在“生态学的自我”这个概念中的前提有所警惕，此概念由深生态学的创始人阿恩·尼斯提出，该概念是指与大写的自我（即存在的统一层面）而非个体的自我相联结的人的存在方面。有时尼斯的同事们的叙述方式会让人觉得它将导致所有具体性的湮没，对成长于父权制社会之中，被教导牺牲自我以满足丈夫孩子需要的女性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概念。生态女权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还包括区分（包含在关系中）问题、生态中心的平等主义（即认为所有生物皆有价值）和关心概念。
政治分析和行动主义
在这个领域，生态女权主义者们尖锐地批判了环境运动在平日里的男性主义偏见；在向把现代“发展”模式推行于第三和第四世界日益的挑战中他（她）们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是净取动物权利、反对生殖技术的若干方面的中坚力量。大部分生态女权主义活动家，不管她（他）们自己是否与某政党、某种运动或某意识形态认同，都投身于基层的政治工作。许多生态女权主义者都在绿色政治运动、并常常是绿党内工作，这是因为民主的、以社团为基础的和生态化的绿色政治观点里包含了生态女权主义所关心的问题和抱负。绿色政治所主张的社团经济理想，即财富和所有权尽可能广泛分布，与日益集中在大公司手的权力和控制力形成鲜明对比。
大部分参与环境运动的女权主义者，不管是参与有组织的团体还是其他社团，她们的经验都一直令人失望、难过。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已经注意到，在父权主义态度和对自然、女人、有色人种的统治逻辑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联系，但在实践中，这一联系尚未获得大多数男性活动家的承认。这种情况在绿色政治运动中比在环境组织中的情形略好，因为女权主义价值至少在原则上处于核心地位。由此，绿党们在意识形态上承诺要消除父权主义行为。但当承诺未果时，妇女们便离开了绿党，她们在若干个国家里的情况都表明了这一点。但当情况有所改善时，她们有时又重返该组织。
生态女权主义所提出的政治问题之一是，她们激烈反对把第三（“发展中”）和第四（尚未开发的乡土）世界的妇女贬为日益形成的全球经济的“资源”。生态女权主义批评家的代表人物，凡戴娜·席瓦——一位印度物理学家——认为，“不良发展”是西方父权主义的新策略，它将导致“女性原则”的死亡。她指出西方强加于人的现代发展模式本质上是父权主义的，因为它支离破碎、“反生命”、反对多样性，是统治性的并且喜欢建立在自然的解体和妇女的屈从基础上的“进步”。生态女权主义者们坚持认为，第三和第四世界的妇女必须自己掌握选择是本地区自力更生还是溶入全球经济的决定权。不幸的是，“发达”世界中大量实力雄厚的银行和跨国企业正在通过集中的、大规模的计划推进“不良发展”，这些计划通常都是资本密集型、能源密集型且有损于本地区的自力更生和生态完整。
精神性层面
除哲学和政治方面外，生态女权主义还包含着一个精神层面。生态女权主义大胆创新，选择了一种尊重整体性结合观念，即相关性、转化、包容、关心和爱来代替西方父权主义主张分立、异化、对立的二元论和穷竭资源机制的世界观。从主张非二元论以及明显的区分和对立都是相对的来看，这种指向与若干东方及土生土长的精神传统的教导相一致。这些精神传统借用比喻和象征来指宇宙中万物创生的终极秘密，即它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规范机制。它们可能是男人、女人，也可能是非人类，正如道家的“道”。生态女权主义者置身于所有主要宗教之列，大部分认为她们有充足理由用女性形象来指称“神”，或宇宙的终极秘密。特别是在父权社会中，选择女性比喻是对文化上贬低妇女的一支有效解毒剂。那些赞同女性精神的生态女权主义者赞赏把神性看作是以自然为基础，内在于大地、我们的身体和全部宇宙社会之中的，而并非存在于不与尘世“纠结”、遥远的圣父之身中。宇宙创造性的超验性，或者说神性，并非位于我们之上，而是存在于尚待展现的无限的复杂的全部神圣的东西之中。女性精神并非是持有这些看法的唯一系统，甚至对上述看法也持反对立场的宗教也不断受到生态女权主义会员的挑战。
结论
总而言之，生态女权主义是主要关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间的历史联系的运动。它试图揭示出为什么欧洲社会和那些处于全球影响范围的社会现在陷入环境危机和需要灭绝生态以及穷竭资源的经济体系当中。生态女权主义者从传统的女权主义者关注性别歧视发展到关注全部人类压迫制度（如种族主义、等级主义、歧视老人和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歧视），最终认识到“自然主义”（即对自然的穷竭）也是统治逻辑的结果。生态女权主义向环境哲学提出挑战，要求放弃支持所谓无性别含义的抽象个人主义和“权力”布局的姿态，以实现建设性的而非边缘性的人类关系（即自我与世界其余部分间的关系）。由此，对关系和彼此间包容的关心便成为伦理行为和道德理论的基础。从政治方面看，生态女权主义为制止破坏性的政策和实践）并提供选择植根于社会性的合法性的可能做出了广泛的努力，这种合法性尊重妇女及男性的自我决断，并把人类社会的幸福置于全球生物社区的幸福之中。在精神方面，生态女权主义欣赏下列实践和指向：它们给人提供非二元论、尊重全部的神性即宇宙的经验。
生态女权主义是一个全球现象，它使人们关注妇女和自然在受压迫方面的关系，以使它们得到充分的理解。生态女权主义者力图改变那些加重人类压迫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它们体现在灭绝生态的活动中。这一项工作包含着反抗、创造和希望。
注释：
* 此文选自玛丽·埃伏林·塔克和约翰·A·格瑞姆编辑的《世界观与生态学：宗教、哲学和环境》一书，奥比斯书局1994年。鉴于篇幅有限，本译文未保留原文中的注释。
* 此处系一语双关，“masculine”和“feminine”既指阳性和阴性的，也指男性和女性。——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