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若干问题研究述评
□胡洪彬
（浙江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其内在的学理依据和重大意义，且内蕴着继承性与创新性、动态性与平衡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四重辩证统一，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学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持续性的探讨，但在若干问题的理解上还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如割裂、固化、颠倒和异化矛盾关系等，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层面实现同向发力。十九大有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断提出以来，学界研究成果丰富，但在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上需要做出进一步强化，今后学界应在内容、方法、视野和学科上做出进一步的发展完善，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根基。
[关键词] 十九大；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进展；研究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了新的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p9）。“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全新概念一经提出，瞬间便点燃了国内理论界的研究热情，一大批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对此展开议论，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化。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的统计，自党的十九大以来的短短一年间，国内学术界有关该领域研究的期刊论文就已达到将近400篇之多，中国重要报纸数据库也有80余篇，此外学界还召开了多次研讨会进行探讨和分析，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涵盖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依据、意义、特征、误区和化解路径等若干层面。为有效摸清近一年多以来的研究进展和具体动态，推陈出新，本文对十九大以来的国内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分析，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一、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判断，开启了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浪潮。作为重大的时代命题，如何科学界定“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成为学界的首要责任。综合学界近一年以来的相关分析与学术探讨，其主要通过以下四个角度做出解析：
新生信息素质教育是指新生在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之前，图书馆通过开展一些活动或利用某些平台全面了解图书馆、熟悉图书馆丰富的资源，指导其快速了解和学会如何利用图书馆资源的过程。
一是“二元结合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基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二元逻辑做出界定，也是学界目前较多的一种阐释。如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认为，美好生活需要绝不仅仅是“物质文化生活”层面的，更应是“民主”“法治”“公正”等领域的，发展不平衡主要地体现在“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以及“人和人之间”等方面，而发展不充分则主要体现在“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等的欠缺上，必须大力促进“发展的质量与效益”的提升[2]。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等也认为，美好生活需要是“多层化”的，是“数量”“质量”“大众化”“个性化”的有机统一，对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不仅在于经济社会领域，更是“民主”“法治”“社会”等层面的，且这些层面要相对“更为严重”，需要我们通过“增加优质供给”和“优化结构”等途径加以解决[3]（p5-16）。
二是“三重变化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聚焦于“变化”的动态角度，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界定。如南京财经大学刘希刚教授等认为，任何矛盾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发展背景”，把握背景是理解社会矛盾内涵的“认知前提”，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揭示的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矛盾的“历史动态与发展状况”，因此，唯有基于历史背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性进行分析，才能实现对其内涵“全面、深刻与正确认识”。由此其基于“变化”的角度，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概括为由“生活水平提升”“社会发展转型”等构成的“矛盾条件”，由“产能过剩”“生态短板”“创新不足”和人民需要的“内涵扩展”“层次提升”等构成的“矛盾因素”，及由“时代主题”“宏观背景”“发展趋势”等展开的“矛盾关系”三个层面[4]（p31-36）。
在地形、地质条件不利于布置开敞式溢洪道的坝址条件下，选择采用洞式溢洪洞方案。坪寨（坝高H=162 m）、九甸峡（H=137 m）、洪家渡（H=179.5 m）等工程处高山峡谷地区，溢洪道开挖会造成不稳定高边坡及较大幅度增加开挖工程量，采用的开敞式进口后接隧洞（洞式溢洪道）的泄洪方式，具有明流隧洞超泄能力大、适应高陡地形条件的特点。
三是“四维主次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基于“矛盾”的体系架构的内在角度做出界定。如华东理工大学徐国民博士认为，处于普遍联系中的客观事物，是由“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要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必须对矛盾的“主次”做出全面分析，从社会整体角度看，新时代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已遭到人民的“唾弃”，成为次要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内蕴的已非“对抗性矛盾”，而是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各项需求”的问题。从主要矛盾的内在方面看，随着我国生产力的“显著提升”，“协调发展”“充分发展”的不足逐渐成为“主要制约因素”，这决定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体现在供给层面上就是要更加突出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体现在需求层面上就是要彻底摆脱低端的“无限制地膨胀”，引导人们实现“诚实经营”与“合法劳动”[5]（p1-8）的过程。
一是主张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能割裂矛盾双方，片面看待问题。党的十九大有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重大论断提出以来，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矛盾中的“不平衡”，国内学界主要围绕东西部及各行业各部门间的不平衡进行论述，而对“不充分”的认识，也主要是基于落后和农村地区的发展不充分进行阐释的。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认为，“这种解读与新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不相吻合”，当下亟须“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做出商榷与澄清”，以实现对其根本要义的“准确解读”。在他看来，作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两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同“美好生活的需要”是绝不能“脱离”的，也即生产和供给要同生活需要“相匹配”，要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旨归。而已有的一些研究，往往将研究目光仅仅聚焦于“城乡”“区域”“产业”“收入”等的“不平衡”，这既“言不及义”，也“偏离了主题”，因为这些不平衡“过去和现在存在”，未来“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且其“解决不了主要矛盾问题”，甚至同“解决主要矛盾没有内在联系”。他认为，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解必须做到全面准确，中央提出要领会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特点，这个新特点应是双方的，即包括了“供给和需求两侧变化的新特点”，也即在此过程中，所谓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也“具有新含义和新特点”，其需要结合新时代人民的美好需要加以确定，割裂双方极易把“问题混淆起来”[7]（p5-14）。
二、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内在依据
四是从矛盾双方的角度看，体现了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统一。吉林大学韩喜平教授等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包括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两个方面，这二者是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的，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因而有着内在的同一性。但与此同时，二者又是作为“对立面存在的”，也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要以“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为“基本前提”，相反“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难题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满足”人民需要的历史过程。要科学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意涵和特性，必须既要看到矛盾双方“对立的一面”，也要看到二者“统一的一面”[35]（p94-101）。同济大学杨小勇教授等也指出，矛盾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紧密结合，二者无法“孤立存在”和“发挥作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既“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同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在实现“美好生活向往”中又“相互制约”和“相互对立”，且以不同形式加以展现。其认为，唯有在“矛盾的统一中把握对立性”，才能把握内在规律，推动矛盾得以化解[36]（p17-28）。
一是理论依据。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中寻找依据。如南京师范大学王永贵教授等认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考察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切入点，其有关人类历史不同阶段“主要矛盾变化”的思想，构成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逻辑”[8]（p8-13）。吉林大学钱智勇教授等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和需求关系”的思想，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从理论上对新时代的“生产”和“理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做出了明确，因而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科学手段[9]（p78-86）。而厦门大学林密教授则认为，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解绝不能仅限于“中国视域”，更应放到世界“大历史”中进行分析和把握，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范围内矛盾的“生成与扩张过程”，可以说为化解我国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提供了宏观性的“思路和办法”，当前要科学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深层意蕴”，就必须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其做出深入探究[10]（p4-11）。可见，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依据，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借用上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急诊脑出血疾病在临床治疗中病情发展较快,预后效果差,给临床治疗带来极大的困难[1]。临床治疗中常采用依达拉奉,本次研究对某院80例急诊脑出血患者采用不同治疗方法,探究依达拉奉治疗的应用价值。
二是历史依据。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基于执政党的探索实践和历史脉络，来寻求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合法性根基。北京师范大学王树荫教授认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艰辛探索”，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基于对世情和国情的分析研判，就明确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视为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又相继做出了“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的矛盾，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判断，由此才确保了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前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基础上得出的“重大理论创新”[11]（p10-12）。清华大学艾四林教授等也指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经验”。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总是能够善于做到对“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准确把握”，这是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根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即源于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12]（p13-18）。
三是现实依据。持这类观点的学者立足于实践根源，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做出论证。武汉大学虞崇胜教授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之所以能够实现转化，其根源在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当前我们决胜全面小康已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发展质量”还是“发展协调度”等却依旧不高，这些问题是构成关系全局的重要因素，其本质上是由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带来的，新时代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13]（p24-28）。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教授也认为，虽然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和要求相比，依旧存在一定的现实差距，这些差距体现在城乡关系上就是“三农”问题依旧是“发展的短板”，体现在区域关系上就是区域发展的“分化现象日趋明显”，体现在阶层关系上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扩大”，这些现实问题的客观存在构成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根基[14]（p14-15）。此外，还有学者从社会结构理论出发，基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劳资矛盾凸现”“生态矛盾激化”以及国际竞争中“话语权相对失衡”的三大客观根源，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做出经验分析和研判[15]（p63-75）。
四是主观依据。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基于人的需要变化，阐释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内在根源。如北京交通大学韩振峰教授等认为，人的需要是不断发展的，在解决了“生存需要”之后，人们必然要向“安全”“尊重”及“自我实现”等更高层面进行提升，尤其是伴随着当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养老”“就业”“环境”“信仰”“公正”“尊严”等主体需要层面现实问题的日益突出，推动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切实转化。在某种程度上，“人的需要层次上升”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提供了“内在动因”[16]（p98-101）。中国人民大学杨德山教授等也认为，新时代人们的主观需要已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而是在此基础上对民主、法治的“更为向往”，对公平正义的“更为追求”及对安全环境的“更为谋求”，也即人们需要的内涵已实现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这是构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主观根源[17]（p11-15）。武汉大学吕普生副教授则直接将新时代人的需求概括为“民生保障需求”“精神文化需求”“政治参与需求”和“公平法治诉求”四大层面，指出当人们的这些需求遭遇“社会供给”的不足时，便促成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18]（p18-31）。
三、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意义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是党中央基于新时代国情的科学认知得出的必然结论，这一矛盾理论的提出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实现，而且对于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亦具有重大意义。对此，学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给予了充分肯定。
（一）理论意义
主要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的创新发展。对此，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原理”同我国新时代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伟大创新，同时其对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深刻揭示”也有助于实现发展理念的创新，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带来创新性范畴[19]（p20-22）。陕西师范大学任晓伟教授认为，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本质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科学研判，才能从理论上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和“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系统解答”，进而才能为正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略地位”提供“理论基础”[20]。东北大学田鹏颖教授则从更加微观的角度阐释了新矛盾之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内在价值，在其看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既是“政治判断”也是“价值判断”，充分证明了“党和政权的人民属性”，其在满足人民需要方面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1]（p14-19）。
张振荣的文章《你以为你是谁？》，文中提到的获奖，曾经时兴过一阵子。我也收到过这样的来信，只要你交钱，什么样的奖都可以给你。骗人的手法繁多，花样不断翻新。总有一些人醉心于名，醉心于利。获奖契合了一些心术不正、喜欢虚名的人的愿望。虚名挂在墙上，也能迷惑一些人，让老百姓上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等布衣一定要提高警惕，求真务实。
（二）实践意义
四是主张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能固化矛盾双方，静止看待问题。浙江大学刘同舫教授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具有哲学理论上的逻辑必然性，但一些观点认为，只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改变，则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的矛盾就“不会改变”，这种固化矛盾双方的观点亦存在两个明显的“认知误区”。一方面，其犯了将“基本矛盾”的不变性强加至“主要矛盾”上的认知错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中，基本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始终”，是“恒久不变的”，而主要矛盾则是“阶段性的”，并以“不同形式加以显现”。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必然要推动“主要矛盾”发生相应的“转变”。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也犯了将“质的不变”与“量的不变”相等同的认知错误。事物内部矛盾的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而质变的产生需要一定“度”的量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质”的不变，不代表内部就没有量变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因此，决不能将主要矛盾视为凝固的“结晶体”，这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是相悖的[39]（p47-52）。
整体看来，由于2013-2016履约年度在制度、管理等方面的积累与不断完善，各区域碳市场在2017履约年发展较为平稳。尤其是大多数区域市场对2017年度配额的收紧突显出政策制定者对机制的灵活运用与稳定碳市场的信心，也明显提振了碳价。然而，由于区域碳市场已过了试点期，并将逐步过渡到全国碳市场，因此，各区域市场的交易活动及整体规则趋于保守，部分金融机构离场，加之主管单位变更等原因，部分区域碳市场在2017履约年度呈现整体进度延迟、履约推迟等现象。
这里的本质其实就是通过类比思维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样的情形在我们平常的教学中比比皆是，自然也是很重要的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途径.
1.有助于进一步明确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武汉工程大学张三元教授认为，新矛盾寓意着“新目标”，党的十九大之所以做出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其价值取向就是要推进既“符合实际”又具备“前瞻性奋斗目标”的制定，在他看来这个重大的目标就在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现实条件”，人的全面发展则构成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最终归途”[22]（p14-20）。而华东师范大学齐卫平教授则在人的因素的基础上，从国家整体角度进一步阐释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价值。在其看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要求”，它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行动的指南”，不仅科学地揭示了中国梦的“现代化指向”，也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23]（p1-6）。
2.有助于提升党和国家政策的科学性，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新动力。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治教授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社会矛盾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改变的，唯有对其做出准确认知才能使观念跟上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也须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为依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是党在“总结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基础上得出的，对这一论断的正确判断，必将有助于推进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科学有效”[24]（p4-12）。云南大学张巨成教授则基于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角度指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确立亦构成了“推进我国新时代历史发展的新动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须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根本起点，这表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必然要求党和国家把“统筹兼顾”“协调前进”和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摆在突出位置上，因此必将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推进作用[25]（p11-12）。
3.有助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并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智慧。武汉大学唐皇凤教授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确立是构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战略路径”“愿景目标”及“行动议程”的“客观基础”，它决定了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工作重点”和“根本任务”。当前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使得“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全面均衡发展”的要求，成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根本归宿”和“目标指向”，这对新时代着力“优化国家治理”和积极建构“美好新政”是有积极意义的[26]（p7-17）。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也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提出，明确了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目标和要求”，必将对国家治理的“内涵、路径、方式”等带来深远影响[27]（p18-22）。而南京大学唐正东教授则基于世界发展的宏观视角，阐释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世界性意义。他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途径”，为世界上谋求独立和实现发展的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进而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28]（p18-21）。
四、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辩证特征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既具备一般社会矛盾的共性，同时又有着新时代的独特个性。对此，学界基于辩证视角对其特征做出了界定，综合学界观点，我们可将其归纳为以下四重辩证统一：
冻猪皮→解冻→清洗→煮制→去毛→分切整形→泡制→调味→添加乳酸链球菌素、茶多酚及植酸→真空包装→贮藏。
一是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体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中国人民大学王向明教授认为，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特征，首先必须对其“演变的历史逻辑”做出“正确认识”。党的十九大之所以使用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念，从根本上体现的就是其“历史起承转合”的重大特性，但与此同时，党中央又高度重视“分析时代问题”和研判“阶段性特征”，以突出社会问题和理论表达的“主观性”“精准性”，这就在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折射出了矛盾表述上的创新性[29]（p56-57）。吉林大学孙贺副教授也认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判断，本身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和优化的动态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历经多次调整。从这些矛盾的逻辑关系看，前期“旧”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构成此后“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逻辑起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不是无缘无故提出的，其中既是对“旧”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继承，也是基于新的社会实践做出的发展创新。而“转化”就是在“新”“旧”矛盾间发挥的“承上启下”作用。唯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特征，才能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科学认知[30]（p8-10）。
二是从矛盾运动的角度看，体现了动态性和平衡性的辩证统一。中国社会科学院闫坤研究员认为，矛盾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始终处在“不断运动”的态势当中，且这种运动呈现出“动态平衡”的辩证特征。从矛盾双方的“数量”和“内容”看，其必然要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生改变”，但从矛盾的“性质”和“表现形式”看，无论时代如何改变，其本质与核心都在于“供求”和“人民的需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就是在这种“动态平衡”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实现的“不断向前发展”[31]（p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则从“变”与“不变”两个层次，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动态性和平衡性进行了阐释，在“变”的层次上，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的内涵和外延均已发生重大改变。在“不变”的层次上，从“所处的历史阶段”到“初级阶段的国情”再到“国际地位”，矛盾的基础和环境依然没有改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就在“变”与“不变”逻辑关联中实现发展，并统一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期待[32]（p70-72）。
三是主张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能异化矛盾双方，庸俗看待问题。针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论断，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须宽研究员认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绝不是“攀比消费的需要”“炫耀性需要”，甚至是“低级趣味的需要”。当前，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一些人“比富斗阔”，热衷于“大房子”“金链子”，对奢侈品消费乐此不疲，在文化消费中，则一味地“迎合市场口味”，甘做“市场的奴隶”，传播“及时行乐”“寻欢猎奇”的错误理念。在政治生活中，则对“宪政民主”“西式民主”趋之若鹜，大谈“完全市场化”“私有化”“普世价值”等“虚伪理念”。在他看来，这些需要的产生和供给都是极其“低俗”“庸俗”“腐朽”的，同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更是南辕北辙。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必须对这些异化理念做出“断然拒绝”，“抵制奢侈消费”“倡导理性消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升高尚文化含量”[38]（p83-9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转化，其内在依据是什么?这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研究发现，其主要基于理论、历史、实践和主观四重视角做出论证，具体而言：
五、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误区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以来，学界也产生了一些观点的碰撞。在此过程中，一些学者试图对当下学界存在的认识误区做出矫正，以期实现补偏救弊。概言之，相关阐释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局部电能利用效率，即partial PUE(pPUE)，实际上是对PUE概念的深化，其目的是对大型数据中心的某特定局部区域能效进行测量和分析[6]。
四是“五元概括论”。持这类的观点的学者主要从矛盾的“具体表现”做出相关界定。如复旦大学邱柏生教授认为，“需要”的概念是极为广泛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具有不同的“征像和样态”，由此人们对“发展”的界定也必然存在差异性，大致可划分为“方式”“结构”“效益”“质量”及外在“支持”等若干变量组成，由此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即“发展结构与美好生活需要”间的矛盾，“发展方式与美好生活需要”间的矛盾，“发展质量与美好生活需要”间的矛盾，“发展效益与美好生活需要”间的矛盾以及“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满足与形成有效支持”间的矛盾五大表现[6]（p4-9）。由上归纳可见，针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目前学界观点不一。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指出的，目前学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7]（p5-14）。在笔者看来，要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概念做出科学界定，既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分析，也不能忽视对新时代实践的客观审视，同时还应在分析中把握其合法性根基，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的重要根基。唯有坚持历史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并立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位及其转化意义等做出整体性阐释，如此才能在科学界定内涵的过程中找准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二是主张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能颠倒矛盾双方，错误看待问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庞元正教授认为，在研究复杂矛盾的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因为其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走向。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而言，已有的一种观点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明显是错误认识。一方面，从矛盾对立双方看，显然并非“美好生活需要”决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而是“后者决定了前者”，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制约并决定”了人们需要的满足。另一方面，从国家发展角度看，决定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性质”的内在因素，也恰恰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而绝非“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在他看来，颠倒矛盾主次是对中央政策的“错误解读”，不利于对新时代社会矛盾的“有效解决”[37]（p10-15）。
三是从矛盾体系的角度看，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李君如教授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且“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十九大有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重大判断的提出，绝不意味着以“后一矛盾”否定“前一矛盾”，或“前一矛盾已不存在”，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体系在新时代形成了“阶段性新特征”。在此过程中，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普遍性矛盾依然存在，但却提出了“更高”“更宽”的发展要求，也即其矛盾在普遍性的基础上彰显出了特殊性[33]（p14-15）。武汉大学赵士发教授等也认为，矛盾是“广泛而普遍存在的”，但同时又具有“相对性”“特殊性”，其从分析毛泽东的《矛盾论》出发，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内在特性进行了深刻阐释，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观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供了“方法论”，党的十九大有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全新论断，并不代表“旧的社会矛盾消亡”，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社会矛盾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在“新的发展阶段”彰显出了内在的“特殊性”。在其看来，唯有基于毛泽东同志有关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理论做出分析，才能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性做出科学把握[34]（p33-37）。
对此学界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视角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释，主要涵盖三个方面：
六、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路径
应该说，国内部分学者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认识误区的揭示是有争议性的，但这种观点碰撞的积极意义亦不可忽视，有助于学界加深认识，进而提出更加完备的发展路径。正基于此，党的十九大以来，针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学界也尝试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化解方案，对此可概括为五个层面：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科学家王选研制成功世界首套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解决了汉字信息化处理问题，使中国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进入了“光与电”，极大地提高了印刷效率，实现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印刷产业的重大历史进步，使我国进入了世界印刷大国行列。
一是从政治层面看，主张坚持党的领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研究员认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首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核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科学指引。无论是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还是着力解决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都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政治原则”，唯此才能做到“统筹考虑”“把握全局”[40]（p7-12）。中共中央编译局季正聚研究员等也认为，以全面深化改革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把党的领导摆在首位，通过“依托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41]（p13-20）。天津师范大学杜孝珍教授则认为，有效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坚持党领导和强化党的执政能力的前提下，还须进一步完善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尤其是要积极推进“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和“减少微观管理”，同时要积极运用大数据技术来改进和完善国家治理决策和治理机制，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外在环境[42]（p13-15）。
二是从经济层面看，主张转变发展模式，建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西北大学任保平教授认为，推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必然以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提升”为要件，包括实现推进我国经济结构从“多样化“到”合理化”的转型，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和从“旧分工体系”到“新分工体系”的转型等多个层面[43]（p82-88）。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张占斌教授进一步指出，要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积极推进现代经济体系的建设，当前我国正处在调结构和稳增长的“攻关期”，而现代经济体系是实现“关口跨越”的迫切要求，也是有效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环节[44]（p70-71）。在此之下，一些学者做出了具体分析。如面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贾康研究员着重阐释了供给侧改革的积极意义，认为要切实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的潜在威胁，就必须做好供给管理，牢牢地把握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根本主线[45]（p52-5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建武教授则力主“扩大开放”，他认为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也是中国道路的“动力所在”，只有不断推进对外开放，才能“深化国际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扩大投资布局”，由此才能更加有利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46]（p7-10）。
三是从文化层面看，主张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同济大学杨小勇教授等认为，文化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精神食粮”，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通过不断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和“文化体制改革”，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才能为化解矛盾提供扎实的理念根基[36]（p17-28）。以此为基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董振华教授等突出强调了坚定“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性，认为创新理念能化解“动力问题”，协调理念能化解“不平衡问题”，绿色理念能化解“共生问题”，而开放和共享理念则能化解“联动”和“正义问题”[47]（p33-35）。中国人民大学陶文昭教授则主张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并将其视为确保人民“有更多获得感”的重要前提，且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有着“更为直接”的作用[48]（p19-22）。东南大学廖小琴副教授则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阐释了新矛盾的化解之道，在其看来，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显著标志”，也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文化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但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依旧突出，这决定了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解决文化产品生产和供给”问题摆在突出位置[49]（p188-195）。
四是从社会层面看，主张强化民生建设，不断扩大人民参与。南京大学童星教授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历史性”的也是“全局性”的，在这一框架内部，“民生建设”是其中显而易见的“短板”，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推进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满足，“当务之急”就是要围绕“民生需要”完善社会服务体系，以在“教育”“就业”“居住”“养老”“医疗”等方面提供出“质量更好”“数量更多”的公共物品[50]（p3-12）。华东师范大学郝宇青教授也认为，基层社会是社会主要矛盾实现有效化解的“主阵地”。当前我国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的难度和复杂度在“加大”，如何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则“基层和谐”就“尤为重要”，必须将其视为矛盾化解的重要突破口[51]。由此出发，东北大学任鹏副教授力主推进“人民参与”，他认为，无论是民生改善还是社会建设，人民群众都是其中的重要“主体”，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进行参与”，以在“奉献”和“劳动”中“推进社会发展”，这不仅是时代的使命，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前提”[52]（p26-31）。
五是从生态层面看，主张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韩俊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标志着党中央已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要有效化解矛盾，必须把生态治理摆在重要位置上，为此他力主“推进绿色发展”“改革生态监管制度”“加快美丽中国建设”的步伐，以着力破解当下发展中“突出的环境问题”，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支撑[53]（p7-9）。武汉大学袁银传教授等也认为，“自然生态”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紧密关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蕴含了对“优美生态环境”的主观需求，而当前我国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最终也会在“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得到体现，进而演变为“民生之患”，新时代的发展必须加快改革“生态文明体制”“尊重”“顺应”“保护”自然，形成生态环保的“空间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54]（p4-10）。南方医科大学宋剑副教授则力主调整生态建设在“生产生活”矛盾中的定位，建设“生活—生态—生产”的价值链条，赋予生态环境建设以“优先价值”，由此在倒逼发展方式转变中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55]（p185-189）。
七、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展望
通过以上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的回顾总结，可见理论界已在该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极大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也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撑。但客观而言，作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个全新理念，学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还不是很长，尤其是在研究的整体性和交叉性上，相关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现实缺憾亟须完善，具体而言：（1）对相关理论体系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分析和价值建构等层面，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依旧缺乏权威性界定，如对相关概念的厘定，对矛盾双方关联性的判断等层面，目前学界还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亟须达成共识。（2）研究论证缺乏足够的国际视野。新时代的新思想本身就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体系，是向世界展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这要求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也需要立足于世界格局做出动态分析，目前仅有少部分学者提出了这一方向和问题，但缺乏足够的研究深度。（3）缺乏足够的调查研究。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社会矛盾的产生也源于社会实践，这决定了社会矛盾的化解同样不能缺少对实践的调查分析。已有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经验层面和理论层面，基于微观和实践对社会主要矛盾具体表现、破解方略等的调查分析相对不足，而这些恰恰是化解矛盾不可或缺的。（4）学科参与力量较为单一。上述分析也显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是目前学界展开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主导学科，其他学科参与度相对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理论研究的纵深化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下应重点推进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工作：（1）在内容上，要进一步推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体系的研究“深度”。一方面，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外延及其逻辑关联，应做出更为深刻和精准的研究和界定，其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思想等的科学指引，并以此作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体系建构的根本依据，同时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和新时代实际做出分析和论证，从而为研究的深化提供更为坚实的根基。另一方面更要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以书写新时代“四个伟大”的辉煌篇章为指引逻辑，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价值、依据、原则和化解之道等做出更加全面的阐释，由此建构形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理论体系，以推进理论更好地服务于实践发展。（2）在方法上，要进一步推进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调查研究的“力度”。调查研究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也是取得第一手感性材料的根本手段，由此出发才能通过归纳分析实现从感性经验到理性认知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56](p37)。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实践命题，是党中央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其中无论是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还是对经济社会等领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破解，都需要通过调查来获取充分的信息和数据为内在支撑，对此，研究者应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客观务实的态度对各类社会主体展开全面和深刻的调查分析，摸清其中的矛盾和问题所在，并由此提出更为具体和针对性的发展路径，如此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在实践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解决。（3）在视野上，要进一步推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的“广度”。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也必将对世界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由此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就绝不能仅限于本体论角度的内在研判，更应树立开放性视野做出宏观分析和理论建构。对此，学界即要善于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同全球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做出结合分析，也要不断对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做出归纳整理，总结其对国内社会经济各领域发展的思想动态，由此在掌握全球形势的基础上，形成有针对性的应对机制，为化解国内主要矛盾创造良好的外在环境。（4）在学科上，要进一步提升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的“交叉度”。作为中央基于新时代实践中做出重大判断，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一个典型的多元化议题，涉及党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并直接构成了新时代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应然指向。这决定了对其展开科学研究的过程，也必然是多学科交叉性质的。除学界目前已广为介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外，理论界在具体研究中也应积极引入其他学科进行广泛参与。如从伦理学角度展开对美好生活需要认知上不当观念的矫正分析，从法学角度展开对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法制路径建构等。通过不断引入多学科的分析方法，推进学界的相关分析和论证进一步走向学科交叉化和多元化，并最终带来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的不断深化。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韩庆祥.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特点[N].浙江日报，2017-10-21.
[3]胡鞍钢，程文银，等.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4]刘希刚，史献芝.唯物辩证法视阈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探析[J].河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5]徐国民.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依据、内涵及其定位[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6]邱柏生.试解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内涵和特征[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2）.
[7]卫兴华.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的解读[J].社会科学辑刊，2018（2）.
[8]王永贵，徐俊.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战略判断的深刻意涵——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个明确”之一[J].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9]钱智勇，薛加奇.关于生产和需求关系的经济学演进研究——基于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经济学阐释[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3）.
[10]林密.马克思“世界历史”视域中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及其意义初探[J].天津社会科学，2018（2）.
[11]王树荫.牢牢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这个根本[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11）.
[12]艾四林，康沛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与实践逻辑[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1）.
[13]虞崇胜.精准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J].江汉论坛，2018（1）.
[14]丁任重.深刻领会和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完善我国发展模式[J].经济学家，2017（12）.
[15]马艳，张沁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变化研究——以CSSA理论为分析基础[J].东南学术，2018（3）.
[16]陈国平，韩振峰.把握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三个维度——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J].学术前沿，2018（5）.
[17]杨德山，虎旭忻.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解读[J].理论探讨，2018（1）.
[18]吕普生.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转化的理论与实践依据[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19]逄锦聚.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J].经济研究，2017（11）.
[20]任晓伟.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意义[N].西安日报，2017-11-13.
[21]田鹏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新要求[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3）.
[22]张三元.科学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J].思想理论教育，2017（12）.
[23]齐卫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意义的三个认识视角[J].思想政治课研究，2018（1）.
[24]李景治，王瑶.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对话[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1）.
[25]张巨成.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找准了新时代历史发展的新动力[J].红旗文稿，2018（9）.
[26]唐皇凤.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27]汪玉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依据[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11）.
[28]唐正东.社会主要矛盾新阐释：内涵及意义[J].唯实，2017（11）.
[29]王向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逻辑与现实依据[J].人民论坛，2018（4）.
[30]孙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属性透视[J].红旗文稿，2018（10）.
[31]闫坤.新时代：以新的主要矛盾标识新的历史方位[J].学习与探索，2017（12）.
[32]冷溶.正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J].党建研究，2017（11）.
[33]李君如.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J].中共党史研究，2017（11）.
[34]赵士发，张昊.《矛盾论》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探析[J].湖南社会科学，2018（2）.
[35]韩喜平，金光旭.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2）.
[36]杨小勇，王文娟.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逻辑及化解路径[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1）.
[37]庞元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J].哲学研究，2018（2）.
[38]刘须宽.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及其应对[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1）.
[39]刘同舫.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背后的必然逻辑[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40]李慎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J].红旗文稿，2018（5）.
[41]季正聚，许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1）.
[42]杜孝珍.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路径[J].红旗文稿，2018（8）.
[43]任保平，刘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变化下的发展路径转型[J].学术研究，2018（3）.
[44]张占斌.正确认识中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J].人民论坛，2017（11）.
[45]贾康.建设新时代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J].学术前沿，2018（5）.
[46]张建武.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解决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6）.
[47]董振华，温凤毛.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J].先锋，2017（10）.
[48]陶文昭.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6）.
[49]廖小琴.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逻辑生成与实践指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2）.
[50]童星.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民生建设发展[J].社会保障评论，2018（1）.
[51]郝宇青.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三个抓手[N].解放日报，2018-03-06.
[52]任鹏.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与协调发展的新要求[J].山东社会科学，2017（12）.
[53]韩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发展战略和政策完善[J].经济研究，2017（12）.
[54]袁银传，吴桂鸿.全面深入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J].思想理论教育，2018（6）.
[55]宋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唯物史观解读[J].探索，2018（3）.
[56]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N].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9.003
[中图分类号] D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9-0023-10
基金项目：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新时代新使命下浙江党政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重构与完善研究”（2018QN024）；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深化研究”（19NDJC151YB）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洪彬（1981—），男，浙江临安人，法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