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学术哲学研究:命名与想象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学术哲学研究:命名与想象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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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生的学人浮出水面,一种比较纯粹的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范式开始形成。这样说,当然无意否认此前研究的学术性,特别是无意否认前辈 学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化付出的艰辛努力,而是力图指认,和前辈学者开始 走上学术研究的殿堂相比,年青一代学人的研究是在一种非常特别的语境中展开的。如 果说此前的语境可以定义为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那么现在,比较可取 的称号则是全球化和消费时代。中国依然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但这种建设是在全球化 的框架中展开的,它得益于这种框架,同时也受制于这种框架。中国的国内市场开始成 为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势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与世界各国的 交流和对话。正如市场经济需要统一的市场规则一样,学术思想的交流也需要大致接近 的学术规范。在这样的情势下,提高学术化水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众所周知,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逐步展开,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和自 下而上的学者自觉相互促动的过程。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指导整 个社会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重身份,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表现出特有 的活力和生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简单、片面、狭隘,缺乏 必要的自我反思,往往为现实的具体政策作注脚的缺陷;发展到“文革”时期,正常的 学术研究几乎不再有任何空间。自70年代末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究展现出新的风采:实践、人道主义、异化、主体性、价值、实践唯物主义等概念和范 畴,欣欣然而不无笨拙地登上了社会思想的前台,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效应。前辈学者可 以自豪地说,80年代是哲学的年代,而且首先是、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年代:一方 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着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表现形态也在不断进行变革。

自80年代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着思想的开放 和多元化,从革命领袖不再是真理的代言人,到马克思主义不再是真理的化身,或者说 ,不复是惟一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回复其作为一门学科的位置。在当代中国, 作为一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很难划清界限,或者 说,原本就不需要划清界限,不存在划清界限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 如果说这种含混曾经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带来了过多的荣耀,那么现在,则似乎造成 了过多的重负。在一些学者的眼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问,只是一种“政治”,一 种“意识形态”,它缺乏必要的理论深度和学术含量,无法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必要的 概念、范畴和理路,更不用说提供基本的理论平台了。

9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引起了相当的反响,甚至可以说,它构成了知 识、思想和文化的基本境遇。人们最初认为,后现代主义所质疑的是现代理论及其实践 ,而且是西方社会的现代理论及其实践。由此,后现代主义的译介开始是和回归本土文 化的吁求联系在一起,附和了当时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在后现代主义及紧随其后的后 殖民主义之后,全球化理论流行开来,并逐渐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广泛认同。在此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论和实践作为现代社会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遭遇重 新审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历史发展本质和规律的学说,被视作线性进步 论、历史目的论、宏大叙事而备受指责和冷落。

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重夹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非常尴尬。西方哲学似乎表 征着“世界潮流”,中国哲学似乎表征着“民族传统”,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表征什 么呢?在高校哲学学科设置中,以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 ,现在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也就是说,在以往,“中国哲学” 和“西方哲学”仅仅作为一种哲学的历史形态而存在,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基本的 哲学原理,现在则情况不同了,哲学的世界似乎一分为三,三足鼎立了。

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生的学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中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道路的 。他们经历了70年代的社会生活,在思想激荡的80年代度过大学时光;他们目睹了社会 生活和理论思潮的巨大游移和变迁。他们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舞台伊始,就直面 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在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具有怎样的意义?一种研究在什么意义 上才可以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身份认同何以可能?这些在前辈学者那 里处于“无意识”地带的问题,成为年轻学人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首要议题。

对年轻的学人来说,信仰固然重要,寻求信仰的理论支持更是根本。他们研究马克思 主义哲学,首先是从学术的角度切入的。和前辈学者相比,他们拥有更多的学术旨趣。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退守的姿态,是一种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的自觉选择。把马 克思的著作称作文本,把马克思的文本视作解读的对象,表明年轻的学人充分意识到学 术研究的主体性。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不是全知全能的神;马克思的文本不是回答一切 问题的“百科全书”;马克思的思想不是静止地停留在那里,只需读者被动地照单全收 的东西。研究就是对话,就是联系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和马克思对话。年轻的学人们清 楚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失误,承认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过去岁月中 的局限,甚至承认马克思也有其思想的局限,但无论如何,他们无意放弃马克思主义, 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社会理 论的重要性。

熟悉当代西方哲学的年轻学人当然清楚,宏大叙事难免虚妄,后现代思想家已经对宏 大叙事进行了种种批评。然而,对年轻的学人来说,宏大叙事则具有别一种意义,那就 是确定当代思想的基本平台,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学术研究。关于生存论转向,关于生 活世界观,关于存在论,关于现代性,关于后现代境遇等等诸如此类的思考,与其说年 轻学人拥有更大的理论抱负,不如说他们背负着更为艰难的思想任务,即:走出传统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惟我独尊的理论视域,直面当代西方思想的种种发展,重新认识理论和 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和现实的关系(注:例如,贺来的《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 精神的真实根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邹诗鹏的《人学的生存论基础——问题 清理与论阈开辟》(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文阁的《回归现实生活世界—— 哲学视野的根本置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胡大平的《后革命氛围与全球 资本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杨学功的《传统本体论哲学的终结和马克思哲 学变革的实质》(《现代哲学》2002年第1期)等都表现出这方面的努力。)。泛泛而谈, 理论话语和时代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理论话语规划时代,不同的理论话语 规划出不同的时代景观;另一方面,理论话语本身也是自己所处时代的组成部分,背负 着它的困惑和疑难。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新世纪的前景,在相当程度上 就取决于年轻学人及其操持的理论话语如何规划这个时代,并在此规划中重新开拓自身 的理论空间。

在寻求整体性指认的同时,学院派更多地关注细节,生活中的细节和文本中的细节, 平心静气地研究,在琐碎的细节中发现意义,发现乐趣。他们意识到,单纯依据马克思 某一文本中的只言片语便对其思想进行概括、提炼和阐发,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对 于那些著述甚丰而又经常进行自我省思的思想家,基础性的研究应当是将其不同时期的 文本还原为特定的历史语境,并加以仔细梳理(注:例如,徐长福的《本文与解释—— 论马克思哲学解释的学术规范》(《哲学研究》1997年第11期)、聂锦芳的《马克思文本 研究史的初步清理与方法论省思》(《哲学研究》2002年第6期)。)。学院派的研究关心 具体事务和个别现象,不再寻找某一基础性的框架,不再急急忙忙地追逐所谓的本质和 规律,不再企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在学术和思想的道路上,年轻的学人们更多一些 谦恭,多一些拘谨。他们探讨阅读马克思的方法问题,学习“复调式”解读,消除单一 逻辑,甚至惯于自我的讥讽与消解(注:例如,仰海峰的《从“独白”式研究到“复调 ”式解读——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方法论思考》(《求索》1997年第6期)、张立波的 《阅读马克思的三种方式》(《现代哲学》2002年第3期)。)。

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哲学的研究,也包括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研究。就前者而言,需要在哲学层面上澄清一些问题,诸如:马克 思是否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论?马克思是如何处理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关 系的?马克思理论的历史性是如何避免价值虚无主义的?就后者而言,需要把马克思放在 西方哲学发展的进程中来把握,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马克思是如何超越黑格尔的?马 克思提出了哪些新的哲学概念?重新阐释了哪些观念?马克思对哲学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哪 些资源?重要的不是急急忙忙地排名次,而是澄清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范畴、概念和理论 ,诸如物质、实践、意识形态、主体、历史,等等(注:例如,刘怀玉的《从隐喻的“ 物的世界”的元科学到解喻的“人的世界”的实践哲学》(《求是学刊》1995年第6期) 、唐正东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性对接的三种模式》(《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田海平的《破形而上学的“怪影”——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人文杂志》200 1年第5期)、刘森林的《实践的逻辑与哲学终结论的困境》(《现代哲学》2002年第3期) 。)。年轻的学人们意识到,在西方哲学发展的进程中把握马克思,实际上也就是用西 方哲学的规范来测度马克思,这样的测度,可以展现马克思文本中长期以来被抑制的一 些声音和形象,但与此同时,也可能促成了一些新的盲点和变形。但是,这样的测度, 毕竟首先是一种能量的释放。

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不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局限于学院的狭小 范围。马克思的学说和现实政治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离开他的现实关怀和政治理想, 我们甚至很难理解他的学术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然要从事对概念、范畴、基本 理论的研究,但这种研究,不是纯粹思辨的研究,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建构一套包罗万 象的体系。年轻学人致力的,是把理论本身作为背景性的东西,对具体的日常生活—— 既包括国家的种种政策,现实生活中涌现的新的现象,也包括影视和小说文本——做出 解释(注:胡大平的《崇高的暖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一言以蔽之,就是研究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还珠格格》 得到广泛的喜爱,可以归结为商业化时代的消费主义,那么《激情燃烧的岁月》广为传 播,又意味着什么?文化关注的是意义、快感和身份认同。在消费至上的年代,如何把 握哲学和现实的关系?就哲学的品性而言,它无疑应当和现实保持距离,经典的马克思 主义很容易采取这个立场,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揭示了社会批判的路径。经典的马克思主 义批判资本和市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文化和消费,现在我们却很难确定批判的对象。 随着统一的全球市场的形成,我们要批判什么?消费、市场还是资本?法兰克福学派把大 众文化和庸俗文化等同起来,和文化工业等同起来,和文化专制等同起来,也许有它的 理由,但最终导致的是悲观主义。年轻的学人们意识到,没有内在统一的主体,没有一 劳永逸的理论立场。他们以及他们的研究工作,都处于全球市场的逻辑之中,而决不可 能在这种逻辑之外,确立一种纯粹的批判立场。他们所能做的,是在这种逻辑之中,从 事一种具有弹性和灵性的解构工作。

如果说年轻学人面临诸多的困难,那么,他们也拥有广阔的空间。相对而言,西方哲 学学科的基本领域是确定的,就是自古希腊到当今的历史变迁;中国哲学学科自20世纪 初奠定基础之后,它的领域也是确定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历史也就是一百多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就是立足现实生活,随着现实生活的推进,它的研究视域也 在不断扩展和游移。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 法始终处于“现在进行时”之中,始终有待于研究者的具体工作。年轻的学人们清楚自 己的研究工作是一种思想实验,清楚自己是在从事理论的探索,而非在展示某种绝对的 真理。

身份认同是面向未来的,而非返回过去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年轻学人的思想家园, 然而,对家园的珍爱,不等同于固守在家园的院墙之内;对家园的珍爱,也不妨碍对家 园之外其他事物的喜爱。毕竟,世界很大,美好的东西很多,值得欣赏、学习和借鉴的 东西很多。年轻的学人们意识到,所谓的理论,其实也就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故事而已, 有开场,有过程,有种种可能的结局。年轻学人开始学习讲故事,考虑怎样把故事讲得 好听、好玩,吸引人,打动人。特别是在很难讲出新的故事的情况下,怎样重新讲述既 有的故事,是一个大大的难题。年轻学人讲述的故事中,主角当然是马克思,但是,马 克思同时代和之后的许多哲学家,也渐次登场了:孔德、尼采、海德格尔、罗蒂、福柯 、德里达、哈贝马斯……他们不再是丑角,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陪衬。在这样的故事中, 马克思真正成为历史性的马克思,他和其他的哲学家们围着圆桌座谈,而不再是历史之 外的超级英雄(注:例如,郑召利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兼论与马克思学说的相 互关联》(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年轻的学人借用乃至挪用其他学科的话语, 努力选择一些新的语汇,在情节的演绎上下一番功夫,从而,使故事的线索多一些,情 节扑朔迷离一些。年轻学人的故事常常透过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抵达当前所处的时 代,焦虑和从容,无奈和欣然,自信和讥讽……这些,都将作为思想的痕迹,带给人们 一些诗意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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