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社会科学史学兴起的背景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地区论文,史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1950年以来台湾史坛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随着新考据派精英的凋落与远徙，使新考据史学急骤衰落的话，那么，与之相伴，另一个引人注意的变化就是社会科学史学思潮的勃兴和发展，到70年代占据了台湾史坛的主流地位。
以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研究历史，这是战后国际史坛的大趋势。台湾地区社会科学史学的发展背景，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史学自身发展所产生的内在变革要求，它促使学人走出传统史学和考据史学的规范，寻求时代所需的新史学。第二是外在环境的影响：世变使往日的历史研究落伍，形成史学真空，有待新史家来开垦这片史学园地；国际史坛的大趋势为反省中的学人提供了新的摹拟对象；社会科学的发展给他们以新的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在内外两方面的共同推动下，台湾地区社会科学史学得以生根、发展，并不断成长，以后成为史界群趋的新风尚，构成新时期历史研究的主流。
一、新考据史学的衰落
50、60年代在台湾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是从大陆迁去的新考据史学。这个以胡适、傅斯年为领袖的历史学派，其治史方法只是袭取实证主义理论的前半段，即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观察、实验、比较）对史料进行考订、辨正，在排比史料中澄清历史事实。同时，针对历史研究的是已经消逝的历史现象这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他们又提倡运用历史的方法，即从历史不断发展变化这一特点出发，考察社会历史现象的先后发生和延续性。所以傅斯年为这个学派立下的纲领是：“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与此同时，他又倡言不要把中国史研究当作崇敬的国粹来做，而且不要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解释工作在考据派来说纯属多余，而且为了形成一种为知识而知识、为历史而历史的治史之风，他还反对作普及工作，尤其反对历史致用的论调〔1〕。在他所定下的考据法度中， 归纳因果例是一种奢侈的妄想，在历史中发现规律更不是史家应做的工作，考据史学的最终结果是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叙说，一件件历史事件的叙说，它只表现先后关系，不存在任何主观上的附会或解释〔2〕。 可以说作纯客观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是他们所做工作的全部，此间不存在任何主观判断（价值判断），有的只是事实判断，而对历史事实的确认只有从史料的搜集考订入手才能达到，完成了史料的搜求考订同时就完成了历史事实的判断，史料会向读者自动阐明历史的真相，不用史家再作任何疏解。研究历史只是为了显示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必说明它为什么会这样的。
新考据学派迁台之后作了一些颇具价值的研究，但正如许冠三所言，它在台湾既不得天时，又缺乏地利和人和，因而不可能避免衰落的命运。
首先，迁台之后史家处境十分艰难。当时台湾因大批军政人员迁入，经济极度困难，加上各阶层人员栖栖惶惶，不知何去何从。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为巩固政权，采取高压政策，使学术研究处于一种极不自由的状态下。而政治经济困难又使得拨给史语所等历史研究机构的经费十分可怜，据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包括全体员工在内的经常费，每月仅新台币两万陆千元。史语所迁台后局促在杨梅镇一个车站仓库内，搬过去的书籍、文物、材料装箱堆在一起，无处上架，而史语所的研究人员因生计所迫，非赖台大兼职难以养家，大家心绪低沉，条件又差，别说研究，连整理书籍材料，作研究的准备工作也不可能〔3〕。 以后条件陆续有所改进，但是新考据学派原即依靠发掘整理材料起家，迁台之后无处发掘古史新材料，旧材料整理又有诸多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中，成就自然不大，衰落也就势所难免。
其次，人事变迁是考据史学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傅斯年、胡适、董作宾、罗家伦、姚从吾、李济等先后辞世，劳干于1961年移民赴美，全汉升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执教，而郭廷以则因种种原因于1969年赴美讲学，后辞近史所所长，1972年退休后长住美国。到70年代初，新考据派精英大部已退出了台湾史学界。另一方面，他们所培养的一批弟子，大多毕业后不久即赴美深造，一去多年，待学成回台服务，所习之技和治史主张已全非考据学所能范围，他们受欧美新史学的影响，已不再作考据学研究。随着这批新人回台和填补考据学派精英所留下的学术空间，不仅没有继承和发扬考据史学，相反，却成为考据史学的批评者。即便是考据史家的嫡传弟子中有人为之传道，也是知音寡少，而且随着整个史坛风尚的变化，这为数不多的弘道者也不得不附应时势，有些改变。如此一来，考据史学衰落，从史坛主流降为支流的命运也就理所必至了。
二、社会变化与新的史学需求
由于国民党在台湾实行权威主义的高压统治，一些党国要人和政客学者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学术上为学问而学问的学风亦有不容忽视的责任。因而他们对考据学派的历史研究一方面视之为不急之务，另一方面则认为应该改道，史学也要为政治服务，并负起“反共抗俄”的使命。当局的这一动向反映在史学界便是应用史学的出笼和泛滥。50年代初，胡秋原的《帝俄侵华史略》（1952）、吴相湘的《帝俄侵略中国史》、李守孔的《中国最近四十年》（1954）、李定一等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辑（1956）等配合政治宣传的历史作品纷纷问世。接着，改编清史，编纂近代史，浩浩荡荡出版《革命文献》，为国民党政权争取历史资本和历史合法性、为惶惶不安的政权作宣传的历史著作与资料成批出现〔4〕。这些作品的主导思想是鼓吹民族史观， 为现政权作宣传，与考据史学的为知识而知识的中立学术研究路向完全背道而驰，它们的问世为那些治学严谨者所不齿，但以配合时代得体，得到当局的支持和鼓励。这种厚今薄古的应用史学使得以古史研究为主要工作的考据史学处境颇为艰难，而对新一代严谨正直学人形成强烈的挑战。为改变考据史学的零碎和没有系统解释的缺点，也为批判应用史学的胡言乱语，反省中的史学工作者必须寻找一个学术性的科学的史学，以之来保证历史研究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可以说政治变动所构成的挑战使得敏锐的历史学家感到新的史学正处于孕育之中，而他们的工作则是探索和揭示这一新方向。
其次，社会经济变动对考据史学提出了更强烈的挑战，而为新史学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在美国的扶持下，50年代台湾抑制住了高速的通货膨胀。在此同时，台湾开始土地改革，先是实行减租，1953年又完成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大改革，台湾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台湾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民用工业，扩大劳动就业，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从而快速发展了岛内新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得台湾经济在50年代以后实现了高速成长。
随着台湾经济的调整发展，60年代台湾经济出现结构性变迁，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到70年代发展成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在不断工业化过程中，商业化气氛日益浓厚，社会上重功利、讲实效、追求高消费和享乐之风开始蔓延，台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和现代化带来的各种问题。
考据史学在这种形势下显得更为落伍，它与时代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时代呼唤新史学的到来。正如许冠三所指出的，考据史家“很少注意大规模往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去解释历史的变动，特别是大规模的变动。也不愿写作以大规模往事为题材的史著。小规模事实的确定对于史学研究本身以及有关科学研究，虽有重大意义，但对于整个社会的直接用途却微不足道。事实搜求派的史学家显然取消了一些问题，并规避了对社会大众直接服务的责任。”〔5 〕新史学正是要负起这种责任，解答这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变动为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日益富裕，政府对学术研究的关注相应增多，投入的经费不断增加。在这个大趋势下，70年代前后学人的生活和科研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历史学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获得比较平稳的发展机会。这为社会科学史学的勃兴和不断发展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环境。
三、国际史坛大趋势的影响
从国际史坛大趋势对台湾史界的影响来看，最令人瞩目的是二战后美国新史学对台湾史家的示范和熏染。1949年以来，美国动用了大批资金支援台湾，美援的一小部分便落在台湾的学术界。从学人的赴美访问、留学，到各项研究计划的筹议开展，甚至连台湾历史研究机构的设置和全台科学的长期发展诸层面都受美援的左右。如此一来，美国的史学观念也就全面向台湾史坛渗透。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抗战前后很多中国史家前往美国，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史家中一部分回到大陆，多数则留在美国。留在美国的学者如刘子健、杨联升、何炳棣、邓嗣禹、萧公权通过与台湾学术界联系，影响了许多港台青年史家。
战后美国史学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它开始于40年代，由于5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的长足发展，社会科学家以他们富有吸引力的研究成果和完整新颖的方法向历史学展示了广阔的前景，由此引发的就是史家大量引用社会科学发明的度量技术和各种理论方法，推动历史学朝着社会科学方向迈进，造成1955年以来史学的革命性变化。
在这种方法论的推广中，美国史学在各领域都涌现出大量与传统史学面貌不同的新成果。
在人类学推动下，战后出现新考古学，70年代成为考古学领域一支重要力量。新考古学注重发现人类行为的一般原则，主张所有的解释都必须采取假说的、抽象性、或统计的形式来揭示规律，注重文化生态学，对重建社会组织和信仰系统抱有强烈的兴趣，采用系统理论来了解文化，对文化发展持进化主义观点，支持唯物主义的学说。〔6〕
在社会史领域，受结构功能主义的支配，史家在家庭史、性史、犯罪史、妇女史、心理史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绩。它不仅注意美国高层的精神文化成果，而且更注意普通民众的研究，主张以多重的个人经历来考察结构，强调大众的日常生活。其次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史十分注重从移民、工业化、城市化和美国家庭的演变来进行社会变迁的研究。
美国的新经济史研究成就更为突出。它以康拉德、迈耶、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斯、菲什洛、戴维斯等人为代表，大量借鉴计量经济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的技术手段，对原始数据重新排列组合，以便计量前人从未计量过的东西。在方法学上，他们尤其强调运用行之有效的假设——演绎模式建立起对过去经济发展的全部解释。他们所采用的操作方法主要有数理统计、模式构建和反事实推理方法。在这一理论原则指导下，新经济史家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推动了经济史的科学化。
新政治史是社会科学史学家开拓的又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他们受政治学、尤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强调研究社会政治生活过程，研究社会政治生活中人的实际政治行为，而进行这一类研究必须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同时要从政治中驱除道德、哲学这些价值观念，让它成为客观、精确、科学的历史。由于角度新颖、方法得当，新政治史取得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心理史学也是战后美国新史学中重要的一支。虽然说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尝试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于历史研究中，但美国的心理史学蔚为潮流还要等到50年代后期，由威廉·兰格提倡，到埃里克森以名作《青年路德》奠定心理史学的地位。此后，大批心理学家和史学家投身其间，对个别历史人物的人格形成、心理变化和各种行为进行心理学上的描述和解释，出版了一批个体心理传记，对社会和群众运动的心理史也投入了相当多的力量，在童年史、家庭史方面也不断进行探索。在方法上，主要是运用精神分析法。〔7〕
此外，法国的年鉴学派、德国的政治社会史学、英国的社会史学都同样表现出社会科学化这一趋势，它们与美国新史学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共同推动了战后国际史学的新发展，而它们也对台湾地区史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台湾社会科学的发展
欧美的社会科学史学因其突出的成绩而备受台湾一代史家的青睐，效法这一新史学成为他们努力的方向。
那么，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发展的进程是怎样的呢？
就人类学来说，台湾的人类学传统来自大陆时期的中央研究院，与燕京大学代表的北派社会人类学不同，它比较倾向于人文学，关注的研究单位是民族，倾向于边疆民族调查，不同民族文化类缘关系的探讨，以及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追寻，基本上是民族学的研究，而与史语所的历史考据学有诸多共同之处。60年代中期，台湾人类学界受美国的影响，以李亦园、王崧兴为代表，开始走出民族学传统，从事人类学取向的汉人社区研究。在他们的努力下，台湾人类学脱离人文学传统，朝着社会科学、行为科学方向发展。〔8〕
心理学方面，50年代主要开展基本理论和实验心理学研究。60年代开始，在美国受教有的第二代研究人员回台，他们以新行为论为基础，侧重于学习理论和记忆现象研究，教有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也开始兴起。接着在杨国枢的推动下，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迅速发展，杨氏还组织多学科人员从事科际整合研究。70年代起，第三代研究人员投入研究工作，研究领域继续扩大，题目逐渐变细，与人类行为有关的许多学科，也纷纷开展有关心理学的研究和实验。〔9〕
台湾的社会学发展情形是初期迟缓，70年代前后迅速崛起，成为今天台湾社会科学中发展最快、影响最在的一支。由于1949年迁台的学术人员中几乎没有大陆成名的社会学家，使台湾社会学研究一开始就先天不足，缺少有号召力的学术带动人。50年代设社会学系，大学教育又多偏重于社会工作，强调应用，忽视理论研究。这使第二代社会学者缺乏，研究长期得不到发展。直到60年代后期，留美的大批社会学博士回台，一面化解学术断层困难，另一面引入美国社会学的行为科学理论，促使社会学快速发展。在这崛起的过程中，一开始就以科际整合的方式出现，强调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合作，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的行为科学化和经验研究化。以此为指导，社会学者发表了大量以台湾社会为对象的实证研究成果，同时各种社会学理论方法也引介入台，从而推动社会学的进一步繁荣。〔10〕
政治学方面，从50年代到70年代，大多为传统的典籍研究，侧重于前朝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的静态描述和分析，方法也是传统的历史分析法，几乎没有对政治行为的实证研究，更不用说用现代政治学的问卷调查与访谈等技术方法来研究台湾地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60年代后期，由于大批留学人员回台，他们开辟了有关政治行为、政治发展、公共政策等研究领域，政治行为的实证研究也蓬勃兴起，对于政治理论也有了较多的引介和探讨。在方法上除早先的文件法外，各种行为科学的研究技术、方法也被大量引用，问卷、访谈、量化等日趋风行。从此政治学研究得以较快地发展起来。〔11〕
台湾的经济学研究一直比较发达。大致可以1970年为界，前此，经济学者人数不多，经费不足，经济观念不太普及。在这一阶段，经济学界侧重经济观念的澄清、制度的建立以及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不论在主题还是方法上都与传统经济学十分接近。进入70年代，随着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的分析方法被诸多学者接受，各种经济学理论传入，以及大批学人在美接受训练，台湾的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开始有较大发展〔12〕。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经济史家，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必将大大促进经济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在50、60年代尚多从属于传统学术范围，各个学科之间比较隔膜，相互间还没有产生整合协作的要求。60年代中期以后，受美国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影响，各学科摹法美式科学的研究才发展起来，同时结合本土材料，做了许多实证性的研究工作。在研究中，为充分发挥学科合作的优势，科际整合在社会科学界广为兴起，从而推动了台湾社会科学的发展，这一发展在诸多层面又亟需得到历史学的支持，从而反过来又对台湾地区历史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
五、结语
以历史学的内在理路和外在环境双重逻辑作为背景，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史学思潮腾波涌浪，出现在台湾史坛。1960年前后，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殷海光首先在台揭起社会科学史学的大旗，倡导人事历史科学化，引导一大批新锐学人走到当代国际史坛的方法论前沿。嗣后《思与言》杂志不断为新生的社会科学史学推波助澜，推动了这一思潮的成长壮大。到1971年《食货月刊》复刊，社会科学史学在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的合力推动下，发展成为台湾地区史学的主流思潮。它与新考据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和广义新儒家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史学一起构成今天台湾地区史坛的基本格局。
注释：
〔1〕《傅孟真先生集》，中编庚·学术论文集，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台北，台湾大学，1952年第170-179页。
〔2〕《傅孟真先生集》，下编甲·时论，《闲谈历史教科书》，第525页。
〔3〕参见杨树人：《中央研究院最近的十年》， 《大陆杂志》第六卷第七期。朱家骅：《三十年来的中央研究院》，《大陆杂志》第十九卷第八期。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1984年，第七册，第2657页。
〔4〕据张存武介绍， 台湾的近代史研究开始和反共抗俄的政治要求关系甚大。见思与言杂志社编：《史学与社会科学论文集》，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二十年来我国史学发展讨论会纪录》。
〔5〕许冠三：《史学与史学方法》，台北，旋风出版社，1959 年，引言，第5-6页。
〔6〕布鲁斯·烦格尔：《时间与传统》，蒋祖棣等译，北京， 三联，1991年，第20-29页。
〔7〕以上见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一、四、五、九章。
〔8〕以上综合《〈二十年来我国行为科学发展与展望〉讨论》， 李亦园发言，收入《史学与社会科学论集》。陈其南：《四十年来台湾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联经，1988年。吴燕和：《人类学报告与传统文化真象》，载李亦园等《考古与文化》（下），台北，正中书局，1991年。黄应贵：《光复后台湾地区人类学研究的发展》，载赖泽涵主编：《三十年来我国人文及社会科学之回顾与展望》，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
〔9〕以上综合《三十年来国内心理学的回顾与前瞻》， 收入《史学与社会科学论集》。黄荣村：《台湾地区心理学的发展》， 载赖泽涵前引书。黄光国：《四十年来台湾心理学的发展》，前引《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
〔10〕以上综合《〈二十年来我国行为科学的发展前瞻〉讨论》，张晓春谈话。萧新煌：《三十年来台湾的社会学》，载赖泽涵前引书。叶启政：《对四十年来台湾社会学发展的一些反省》，载《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
〔11〕以上综合《〈二次大战以后政治学发展的趋向〉讨论会纪录》，袁颂西发言，收入《史学与社会论集》。吕亚力：《我国政治学的现状和展望》，载赖泽涵前引书。陈德禹：《台湾地区政治学术研究的发展》，载《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
〔12〕以上综合蔡吉源：《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学术的回顾与展望》，载赖泽涵前引书。朱云鹏：《台湾经济学三十年来发展》，载《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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