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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知在感情反应和评价心理结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认知在人们对于价值事物的感情反应与评价过程中的桥梁和中介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剌激—反应”式的一次性作用。价值事物作用于人们的主观引起感情反应和价值评价，不是直线性的“投入—产生”，这中间有一个复杂的中间变量，这个中间变量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和价值评价与体验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评价和价值感情体验的心理结构图式的整合作用。人们在遇到价值事物时，心灵上不是“白板一块”。如果是“白板一块”的话，那么，人人如此，人人对于同一价值事物的评价和体验就会遵从早期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剌激→反应”的简单模式，作出同样的反应。人不是机器，决不会如此简单。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揭示了人的认知心理结构图式（认知过程中的“中间变量”）的建构过程，还没有详细研究人们的价值评价和价值感情反应的心理结构图式的建构过程，这是有待于价值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者们去完成的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人类对于价值事物的感情反应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低级的情绪性的反应，一个层次是高级的情感性的反应。高级的情感由低级的情绪发展而来并以低级的情绪为基础和载体。情绪可以单独产生，而情感不能脱离情绪基础而单独存在，正如万丈高楼不能离开地面而悬空耸峙一样。情绪是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情感是人类所独具的。单纯的情绪性心理反应主要产生于对那些满足或违背人类低层次的动物式需要的正负价值事物的接触之中，例如满足人类生理需要的食物在前，人们就会去欣然享用，这“欣然”的情绪反应与食物的实用价值是相对应的。人们在行路时，猛然见一蛇拦路，都会不由自主地毛骨悚然，这种恐惧的负性情绪与蛇往往伤人的负性价值是相对应的。幼童依恋母亲以寻求抚慰和保护的行为是受原始情绪诱导的。母亲爱怜幼儿虽有社会性的高级情感参与，但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基于原始情绪。这种原始情绪也是与价值相对应的。幼童要存活、长大成人，最切近的需要就是母亲的哺育和爱护，母亲对他（她）有最大的正价值。幼儿代表着未来，人类要一代一代地生存、繁衍、发展下去，幼儿的价值存在是最为明显的。亲子之情有强大的生物学上的价值基础，是一种天性。人类的这些与正、负价值事物相对应的情绪反应心理结构的基础是先天预成的，不是后天在社会生活中建构起来的。当然，它也有建构过程，不过这个建构过程要到人类种系发育的历史中去寻找，而不是到个体发育的历史中去寻找。种系发育的历史也就是维纳《控制论》中所说的系统发展的历史，即人类的生物进化史。人类在生物进化的自然史中，面临着种种危险，有种种的需要。外界这些正的、负的价值事物，要求人类的动物祖先作出与之相对应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反应。情绪反应是行为反应的动力。例如危险在前，需要有逃避行为，以求生存，而惊恐的情绪反应会引起一系列的生理的反应，如肾上腺素分泌大增等等，为逃避行为提供了心理和生理的巨大动力。这样一种情绪反应的心理结构，是人类的动物祖先因生存的需要而被自然选择造成的。不具备这种心理结构图式的个体，早已被自然淘汰了。这种心理结构的最初形成不是个体认知的积淀，在个体发育过程中到了一定的年龄段，这种深藏在个体生命中的潜能就会在与外物的相互作用中展开为现实的能力，自然地表现出这种心理结构图式。幼儿到一定的年龄段就惧怕黑夜，惧怕独处于空旷无垠的地方，惧怕凶猛怪异的东西。这种心理结构也是先天的。人类的祖先生活在大自然中，黑夜对于幼儿有许多不安全因素，在黑夜中幼儿如果毫无畏惧地离开庇护所和母亲的保护而到处乱跑，不是被毒蛇所伤，便是为猛兽所害。对于已会走动的儿童来说，惧怕黑夜，不敢在黑夜中离开庇护所和母亲的保护而到处乱走，这种情绪制导行为的结构和机制，显然有巨大的生存价值。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类祖先，特别是幼童，独自暴露于空旷无垠的地方，往往成为鸷鸟猛兽袭击的目标，是极不安全的。对这种情境的恐惧也有生存价值。有的人患“广场恐惧症”，总觉得自己暴露在空旷的广场中而恐惧不已。这种精神病实际上是人类的祖先惧怕独处于空旷无垠的地方的心理结构的一种变态的表现形式。人们对于凶猛怪异的东西又惧怕、又好奇。惧怕这种情绪性反应，可以使人免遭可能的伤害；好奇这种情绪性心理驱使人认识未知的东西。这两种心理都有生存价值，都出于人的天性。所以，动物园中关在笼子里的珍禽怪兽最吸引人了，尤其是儿童爱看。隔笼观赏没有危险，又满足了以求知为客观目的的好奇心。
一位朋友告诉我，有一天晚上他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在柳江大桥上散步。他认为小孩子不懂得害怕，就用双手架在孩子的腋下，想把她举到大桥栏杆之外，悬在空中，电灯照亮着桥下几十米处滔滔的江水。他把女儿抓得很牢，安全是有绝对的把握的。但是孩子拼命挣扎，死死抓住爸爸的衣服，不愿意悬到栏杆外面去，吓得那个样儿，令爸爸不忍心了。孩子的这种害怕不是哪个人教的，没有人吓唬她；也不是因为她从高处摔下来过，有了挨摔的经验，摔怕了，她实际上并没有从高处掉下来过。这种对悬空、悬崖的天生的惧怕的情绪心理结构，只能解释为人类在种族演化中形成的，它对于生活在树上或山洞中的人类祖先，特别是儿童，是很有生存价值的。许多在树上或悬崖峭壁上筑巢的鸟类的幼雏不是也有这种使它们不致跌落下去的本能吗？鸟类的幼雏不往下跌落（不是绝对的，而是概率的）是否有情绪制导，不得而知；但是人类幼童在这方面有情绪制导（恐惧）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情绪心理结构的基础来自人类种族演化中的自然选择，即维纳所说的“系统发育中的学习”（《控制论》第5章）也是十分明显的。
人类对于由一定的色、形、音所构成的简单形式美的情绪性心理感受能力也与此类似，这种对简单形式美作出愉快的感情反应的心理结构图式也是在人的系统发育即种族演化中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这种心理结构。例如4个月龄的儿童就可以对颜色作出分化反应，并特别喜欢红色；同时，对于声音节奏和音乐表现出愉快的情绪。到五、六个月之后，即对色彩鲜艳、声音悦耳的玩具之类表现出兴趣。一岁左右的孩子对各种音乐、韵律、颜色、形状等具有分辨的能力，并有选择地喜爱之。正常发育的儿童都有这些表现。这并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是一个自然程序历时性的展开，在人类的遗传基因中，早已有了如此这般的编码，只待在个体发育中随着时间的流程通过与外物的相互作用而展现罢了。这种心理结构图式也不是个体发育中学习、认知积淀的结构，可以说与认知无关。不是说欣赏简单形式美与认知无关，欣赏简单形式美还是需要认知作为中介的，因为只有感知了对象才谈得上审美的情绪反应。这里说的是人们在儿童阶段就已自然而然地具备了感受简单形式美的心理结构图式不是个体学习、认知的结果，而是自然程序在与外物的相互作用中的展开（参阅拙著《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原理》第7章、第11章）。
四、五十年代由当时的苏联传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一个极大的弱点，那就是只讲人的社会性，不讲人的自然性，不讲人的社会性所赖以发生的自然基础，使人的社会性失去了生物学根据，割断了人类社会史同自然史的联系，人的社会性成了一种悬空的、没有自然的根基的东西。这不符合高级的东西由低级的东西发展而来、高级的东西以低级的东西为载体并包含某些低级的东西于自身之中、高级的东西调节和制约低级的东西这样一条由无机自然界到有机自然界再到人类社会的普遍的发展演化规律。离开了人的自然的生物学基础，一切所谓“社会性”都是妄谈。人类能过社会生活、具有社会性这一事实，也是有其独特的生物学根据的。不然的话，狗为什么不过社会生活并有社会性，而偏偏人类能够过高级的社会生活并具有社会性呢？这显然是因为狗缺乏过社会生活并具有社会性的生物学根据。没有人的独特的生物学根据，人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依据割断人类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密切联系的形而上学的社会学思想和对人性的片面理解所制订的许多社会政策措施，往往是行不通的，违反人性的，这造成过许多弊病，受到很大的损失。这种教训不应当不记取。须知，人性并不仅仅是社会性。人性是一个由多层次、多侧面的因素构成的综合系统。历史上凡是影响大、历时久的学说，没有一个是违反基本人性的。观察人类对价值事物的感情反应的心理结构，也应当持这种全面的人性观点。
记得前些年我国一家权威哲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介绍、评价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对皮氏的这一理论评价颇高，认为它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解决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人们的认知心理结构图式的微观建构机制和过程的问题。但是，笔锋一转，又说皮亚杰的这一理论还不是彻底唯物主义的，正像牛顿的行星运动理论还免不了需要上帝的第一推动力一样。他的理由是这样的：皮亚杰认为人的认知心理结构图式有一个不断的构建过程，一个认知心理结构图式一旦建立起来，就用它去“同化”被认识的事物（包括外物、自己的动作、逻辑智力经验内容）；如果这个认知心理结构图式遇到它所不能同化的新型的事物的话，为了认识这新型事物，人的认知心理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可以使自己经过自调节去“顺应”这新型事物，经过调节后的新的认知心理结构图式得到发展和完善，达到平衡，可以同化更多的认识对象。如果遇到更新型的事物不能同化了，失去了平衡，那么经过自调节作用，心理结构图式又有了新发展，去“顺应”这更新型的认识对象，达到更高的平衡。在皮亚杰看来，人的认知心理结构图式的建构过程就是“同化→顺应→平衡→同化→顺应→平衡……”这样一种不断完善的过程。那么它的起始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它的原初结构图式（或译为“原始格局”）是从哪里来的呢？皮亚杰曾作过两种假设：“第一种是，结构就其从遗传得来而言是预先就存在的（例如吮吸反射），而同化则只是把在机体活动程序中所未曾考虑到的新客体纳入结构之中。第二种是，情况是未曾预料到的，例如，幼小婴儿尝试着去抓一个悬挂着的客体而没有成功，只是设法碰到了它，这样引起的摆动是一个以前所没有遇到过的经验，使婴儿感到新奇有趣。于是他将会尝试着去使这种事件再次出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看到了再生性同化（再生同一活动）以及一种格局开始形成。”（《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页）这两种原始图式（格局）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前面提到的那篇介绍、评价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的文章的作者对皮氏的第一种设想却大不以为然，认为不可能有“先验的”从遗传得来的认知心理结构图式，他说皮亚杰的第一种假设与牛顿关于星体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出自上帝）的假设是同一类型的东西，他认为皮亚杰在这一点上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如此等等。这篇文章的作者的“认知心理结构图式”在我国很有代表性，是由前苏联来的认识论体系铸成的一种“格局”，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彻底唯物主义的”。殊不知这种唯物主义正是英国经验主义者洛克式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认为人生下来头脑只是一张白纸，上面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来自后天的经验，好像人类及其动物祖先千百万年的演化史在人类头中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能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吗？这种唯物主义中承认个体发育中的学习的成果，却不承认系统发育（种族演化）中的学习（通过自然选择）的成果，充其量只有一半唯物主义，而且这一半还是机械唯物主义；另一半，涉及人类自然史中系统发育的学习的那一半，则陷入了视而不见的唯心主义迷妄。研究人类对于价值事物的感情反应的心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也应当反对这种半机械唯物论半唯心主义的错误理论和方法。
当然，对人类系统发育中的学习在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形成中的作用应当有一个切合实际的认识和恰如其分的估计，不可夸大，也不可缩小，更不可以不予承认。这种作用无非表现在两点上：
第一，为人类某些原初的低层次情绪性反应心理结构图式的出现确立了自然程序，使之历时性地在一定年龄段上，在与外物的相互作用中自然地形成，例如出生后不久对食物的情绪性反应、青春期对异性的情绪性反应等，这种心理结构图式都是随生长发育过程在与外物的相互作用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第二，为个体续发性的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在日后生活实践和社会交往中的建构与发展准备了物理学前提，提供了生物可能性。在这种生物可能性的基础上，各种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在生活实践和社会交往中逐渐建构起来，并不断发展。这可以说是一个以自然程序为基础的社会程序，是现实生活中客观的价值关系网及其规范体系向人的心灵世界的一种内化。在这个内化过程中，认知一次一次地起着桥梁和中介的作用。
个体发育中对价值事物的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的建构主要通过下列途径，其中都有认知的参与。
（一）家长和老师的教导
孩子们从小随父母或父母的代理人生活，父母或父母的代理人对孩子们的耳提面命对孩子们的价值评价和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孩子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心，喜欢问这问那，这时，不仅是对他们灌输知识的好机会，而且也是培养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价值评价和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的好机会。例如孩子们对吃零食并不知道其害处，只是凭着原始的欲望（作为低层次情绪的食欲）的引导有时爱吃零食。这时如果家长指出吃零食的害处，对吃零食的不良习惯作出否定性的评价，并在生活中多次反复，孩子们就会通过对吃零食的害处的认识，通过接受父母对这种不良习惯的否定性评价的影响与情绪感染，建立起对吃零食这种不良习惯的否定性评价的心理结构图式和感情反应的心理结构图式，这对他可以终身受用，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仅自己不吃零食，而且看见别人吃零食也产生负性情绪，或引以为戒，或加以规劝。许多好的生活习惯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对于社会上各种事物的益害，孩子们大部分是首先从家长或老师的指点和评价中认识到的，并经由这种认识的桥梁和中介作用，在家长和老师的影响下建立起初步的社会性的对益害的评价心理结构和感情反应心理结构的格局。
小孩子喜欢向大人发问，某某“是好人还是坏人”？这种发问是联系到被评价者的行为的。这时家长或老师联系具体的人和事，评价其善恶、美丑并讲清其所以善、所以恶、所以美、所以丑的道理，孩子们经由认知便懂得了什么人和什么样的行为是善的、美的或恶的、丑的，并受到家长或老师评价时感情的感染。这样日积月累，孩子们带有社会性的内容的道德的、审美的评价心理结构图式和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就初步形成了。有时不待孩子们发问，家长或老师们彼此之间谈论某些人和事，总带有某种评价和感情色彩，这也会对孩子们发生影响。
（二）社会舆论的影响
正确的社会舆论是一种“公器”，它褒善、贬恶、扬美、抑丑，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场”，发挥“场”效应，人人受它的影响，这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社会舆论虽然以某种正确的或错误的认知作为中介条件，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社会舆论不是社会的认知结构体系，而是社会的评价结构体系和社会的价值—感情心理结构体系。它有强大的力量。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其价值评价和对价值的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的建构与发展，经由认知的中介，受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例如在我国“五四”运动前后，由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有识之士都纷纷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新道德，抨击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和有吸引力的社会心理场，影响了一代人的心灵，在一代人的心灵中建构起新的价值评价心理结构图式和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他们在许多事情上与坚持旧的价值标准的老一辈人的看法和感情态度不同。许多人在新的价值取向的指引和推动下冲破旧的家庭和社会的樊篱，走上争取民主与进步的道路。
当然，舆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舆论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政治因素的影响尤为显著。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前半段，由于“四人帮”假借“公器”（舆论）以谋私，在邪恶政治力量的干扰下，一时之间，从表面上看，疯狂怪诞的舆论归于统一，但这不是真正的本然状态的舆论。尽管它迷惑了一些人，毒害了许多人，然而大多数人的心里是不服的，只是慑于表面上强大的邪恶势力而不敢表现出来而已。到了“文革”的后期，即使那些被邪恶舆论迷惑和毒害的人，绝大多数也看穿了神圣外衣掩盖着的卑鄙，有一种被愚弄的羞辱和愤懑交织的感情。1976年1月天安门前人们的演说、议论、诗词、献给周恩来总理的挽联等，那才代表真正的社会舆论。真正的社会舆论又影响了一代人的心灵。舆论不可欺，盗窃公器者虽然曾经得意于一时，但最终难免历史的审判。
（三）文艺作品的感染
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文艺作品的感染和熏陶。人们最早接触的是口头文艺，如童谣、民歌、民间故事、谚语等。普希金小时候从他的保姆那里听来的许多民歌、民间故事，不仅对他日后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具有启蒙的作用，而且对他人格的成长、价值观念的形成、感情的陶冶都有很大的作用。一切好的文艺作品，无论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或隐或显具有赞美正面的有价值的东西而贬抑那些无价值的或仅有负价值的东西的内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审美价值。人们以认知为中介，接受这些文艺作品的熏陶，在满足审美感情需要的同时，这些作品也就参与构建了他的价值评价心理结构图式和对价值事物的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我们小的时候从听说书唱戏中接触到关羽、赵云、秦琼的义勇，诸葛亮的智慧和殚精竭思忠于一项正义事物的品质，杨家将的英勇杀敌为国捐躯，岳飞的精忠报国等，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在故事情节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它深深地感动着我们。那些反面人物，如曹操（不是历史人物的曹操，而是《三国演义》或传统的三国戏中的曹操）的凶险奸诈、秦桧的谋害忠良等，每使人扼腕切齿。这些文艺作品对人的感染之深、影响之大，是其他任何东西所无法代替的。它们参与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一代一代人的价值评价心理结构和对价值事物的感情反应心理结构的建构。由于接受这些文艺作品的感染需要对这些作品的认知作为桥梁，即必须首先感知、理解这些作品的形象体系，才谈得上对我们的感情发生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认知是这些作品对我们的感情发生作用的必要的中介条件。
（四）社会实践的锻铸
人们的价值评价心理结构图式的建构不是一次完成的，它要在社会实践中，通过与价值事物的相互作用不断地反馈调节，变化发展。实践不仅是检验人们的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同时也是检验人们对事物的价值评价的合理性的标准。诸种价值益、善、美实质上都含有功利内容。益对于个体和群体的功利性十分明显，不必特别地加以分析人们也可理解。善的功利内容与益的区别在于：善仅限于概括人的行为和品质对于群体的功利内容，而不包括物对于个体或群体的功利内容，也不包括人的行为仅仅对于个别人而与社会群体无涉的功利内容（如张三对李四个人有恩惠，张三和李四都可能是坏人，也可能是好人，无论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惠都不能证明施惠者及其施惠行为一定是善的；如果是善的，还要加上另外的条件，例如张三施恩惠于李四是属于无私地帮助困难者度过难关，过正常的人的生活，那么这种乐善好施的行为就是善的了，因为它已经超越了对李四的个人恩惠，而是实践一条有利于社会群体系统生存与发展的无私助人的道德信条了）。美的功利内容更为隐蔽，它是人们在审美观赏时所意识不到的，而是要靠科学去揭示。美的形象中，总是或直接、或间接、或象征、或摹拟地显现着人的具有正价值的本质、本质力量或理想的内容（参阅拙著《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原理》第5章）。美与善在内容上有一部分相交叉，善、美同单纯的益的价值内容区别是明显的（参阅拙文《价值的分类：益、善、美》，载《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6期）。益、善、美和害、恶、丑中所包含的正的和负的客观功利内容，无论人们意识到还是意识不到，总是建构、变换、发展人们的价值评价心理结构图式和对价值事物的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的最后的、根本的决定因素。人们意识地或无意地把握这些功利内容，通过反馈调节，使之整合进自己的评价心理结构图式和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中去，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做到。例如，一个人平时对于公平、正义或不公平、不正义的评价心理结构图式和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还没有建构起来，对这方面的事情没有反应或反应冷淡。但当他受到恶势力的侵害，而执法机关又不能秉正执法，却偏袒恶势力一方，使他欲哭无泪，欲诉无门，这时他的灵魂就会受到剧烈的震动，他的心理结构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他对于公平、正义的价值会特别珍视，对于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的感情反应会特别强烈。在这一过程中，他深受恶势力、不公平、不正义这些负价值事物之害，加深了对这些负价值事物的认识，认识在他的价值评价心理结构图式和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的调整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四、感情对于认知的动力学意义和诱导作用
（一）感情对认知的动力学意义
在本文第二、第三节中，我们研究了认知在感情发生过程和价值评价心理结构图式与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的建构过程中的桥梁、中介作用，以认知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来考察其能动作用；现在，在第四节中，我们将转换一个角度，把感情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来考察它对认知的动力学意义和诱导作用，这样考察，正符合了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原理。
“价值—感情”结构是人类作为自组织、自控制、自调节的有机系统自我维持和自我发展的动力学反馈机制。这一反馈调节通路是这样的：客观存在的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相关的价值事物及其在观念中的延续—一价值理想，激发起人们的感情，感情作为动力启动人们的行为，这行为必然是创造更多、更高的正价值并消除、扼制负价值；由于正价值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负价值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那么上述人类创造更多、更高的正价值并消除、扼制负价值的行为在客观上就维持了人类的生存并推动自己的发展。如此往复不已，正是人类社会不断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轨迹。
在这一过程中，认知虽然不是行为的动力，但是却与动力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第一，人们感受价值事物的刺激而产生感情，这中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即认知的桥梁和中介作用，这一点已如上述；第二，当感情启动人们的行为时，如果没有认知的参与，那么这行为往往是盲目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类所面对的世界极为复杂，没有认知作为行为的向导，常常是要碰壁的，认知是为行为看路的眼睛。行为的动力（感情）和看路的眼睛（认知）很难说哪个更重要，哪个不重要。看来是都很重要，缺一不可。行为主体从认知获取周围世界的信息包括自身行为结果的信息，才能根据这些信息调整自己下一步的行为以达到目的，认知是主体实现行为中的反馈调节自己下一步的行为以达到目的，认知是主体实现行为中的反馈调节的必要条件。由此看来，认知（认知行为和正确的认知结果）对于人类有着巨大的正价值，是人类生存结构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而且是一个恒久的因素。
凡是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重大意义的行为必然有情调的参与。“较大的情调主要应当出现在有利于种族繁荣的场合”（维纳《控制论》第5章）。只有有了情调的参与，这种行为才会有不竭的动力。孔子说：“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乐之”才会孜孜不倦，所谓“乐此不疲”者是也。按照我们前面所阐发的价值与感情相对应的原理，认知既然对人类的个体和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有不可替代的巨大正价值，那么，它就必然会引起人们强烈的顺的感情。对认知的期望值，即认知理想，也必然充满兴趣。
人类对认知行为、认知结果（即知识）和认知理想的高度兴趣的背后有功利关系相支撑，但是，对于这种功利性有时可以意识到，有时是意识不到的，成了一种纯粹的兴趣。人类对认知的这种高度兴趣的感情心理结构，其基础是在人类的系统发育中建立的，即在种族演化中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在个体发育中，随着认知活动的发展和认知对人类生存活动的实际功用的不断实现，这种感情心理结构图式也在不断发展，对于某一专门领域的认知兴趣（如在专业范围内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强。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过人类天生有一种求知的欲望。他说：“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其原因也是由于求知不仅对哲学家是最快乐的事，对一般人亦然，只是一般人求知的能力比较薄弱罢了。”（《诗学》第4章）美国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通过大量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人的精神健康的一个特点就是好奇心，而好奇心这种感情倾向指向是对未知事物的认识的追求的，马斯洛列举以下几点理由来说明好奇心是一个全人类的特点：“1.动物行为中常常表现出好奇心。2.历史上的许多例子证明人即使危险临头也会探求知识，伽利略与哥仑布就是这样的人。3.对心理成熟者的研究研究表明，他们往往对神秘的、未知的、不可测的事物心驰神往。4.……曾经健康的成人也会感到厌倦、压抑，对生活失去兴趣……如果他们做着愚蠢的工作，过着愚蠢的生活的话，……我接触过许多女性，她们风华正茂，却无所事事，于是她们的智力就开始逐渐衰退。有些人接爱了建议，使自己致力于一件值得努力的事情上，她们的病情就会减轻或消失。这使我想到，求知的需要是存在的。5.儿童似乎有着天然的好奇心。6.好奇心的满足是主观上的满足；人们都说学习和发现未知的东西会给他们带来满足和幸福。”马斯洛认为“人有一种对理解、组织、分析事物、使事物系统化的欲望，一种寻找诸事物之间的关系和意义的欲望，一种建立价值体系的欲望。”（见弗兰克.戈布尔著《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7页）
亚里士多德创“四因论”，认为一切事物的成因不外四种，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抛弃它的古典神秘主义内容，给以现代理解，对于我们认识事物还是很有意义的。例如对认知和感情之间的关系作目的论和动力学的分析，便可以加深我们的理解。人类的认知行为、认知结果、认知理想，是高度符合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的目的性的（关于对客观目的性的理解，请参阅拙文《论价值和价值主体》，载《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6期，为节省篇幅，此处不再展开论述）。这种高度合目的性的东西，必有“动力因”的支持，即感情力量的支持，如此，认知行为才能历千秋万代而不衰。换一个角度看，感情作为动力因对于认知行为的支持，也是高度合目的的。没有这种动力作用，人类也就不会有认知行为，不会有对于真理的追求，而人类一旦不从事认识活动，就会到处碰壁，终到灭亡。这种情况因人类有对于认知的心理动力才不会出现。作为物质世界自组织的最高形式的人类社会，其自我维持和自我发展的结构与功能就是这般巧妙如神，真令人叹为观止！
在每一个具体的认知行为中，感情和认知又是相互作用的反馈过程。例如我们研究一项科研课题，这一研究项目的预期结果的价值，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激发起我们研究的热情，热情转化为意志行为的动力，促使我们投入研究的实践中去。在研究过程中，如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阶段性成果，或者有出人意料的新的发现，这些有价值的东西会进一步激发起我们更高的研究热情，更高的热情是继续进行研究的更大的心理动力，使我们孜孜矻矻，废寝忘食，全力以赴，取得更大的成果。如果研究的中途遇到困难，一时看不出会出现令人满意的结果，这对我们的热情当然是一种打击，意志薄弱者可能就要打退堂鼓了。但是，认知理性和世代相传的经验智慧会告诉我们，失败是成功之母，胜利往往出现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浅尝辄止，知难而退，是难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的。这时，追求新知的天性，预期成功的希望（价值理想），又会重新唤起我们研究的热情，于是总结经验，找出失败的原因，改进研究的方法，又投入到研究的实践中去了。这样，成功的几率是很大的。一项研究获得成功，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快乐，这快乐的感情又将成为下一步研究新的课题的心理动力和行为动力。如此，化果为因，因果相生，往复不已，使我们的认知活动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就。
（二）感情对于认知的诱导作用
前面我们曾提到，认知是为行为看路的，没有认知作为行为的“眼睛”，那么由感情所推动的行为就往往是盲目的，有可能导致行为的失败，使行为主体到处碰壁，给行为主体造成损失，甚至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认知对于由感情所推动的行为的导向作用是十分明显和重要的。但是，世界上的事物之间从大范围和总体上来看，不是呈直线因果关系，不是仅仅是由此物到彼物的单向作用，而是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的。感情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错综复杂的。
我们曾经研究过认知对感情的规范、制导作用（参阅拙文《论感情和理性》，载《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2期）。在本文中又研究了认知在感情发生过程中的桥梁和中介作用，认知在人们对价值事物的感情反应和感情体验心理结构图式的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感情对于认知的动力学意义，至此，感情和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似乎已经说尽了；但是，仔细想来，并没有说尽，还有一层重要的关系没有道及，那就是感情对于认知的诱导作用。这些关系都研究清楚了，不但对于哲学、心理学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艺术创作和欣赏的理论建设亦不无学术价值。
大千世界，万象纷呈，人事扰攘，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时，选取什么事物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这里面除了有理性的导向作用以外，感情的诱导作用也不可否认。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选取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作为认知对象，兴趣属于感情范围。对什么事物感兴趣，原因很复杂，与人们的感情反应心理结构有关，人们的感情反应心理结构中，积淀着种族演化和个体发育中的丰富内容；也与事物本身的价值属性和对事物认识的预期成果的价值度以及事物的新奇度有关。较之负价值事物，一般说来人们更乐于认识正价值事物，因为除了认知活动所产生的愉快之外，正价值事物本身也使人产生顺的感情反应，这种双重的愉快感情自然是诱导人们更乐于认识正价值事物的心理动力。但是，事情都是由多因素而不是单一因素促成的。无论正价值事物还是负价值事物，如果对它认识清楚之后，对认识主体（个体或群体）关系重大，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那么，人们就会有强烈的兴趣去认识它，这种强烈兴趣主要是对于对象的认识（不一定是对象本身）的巨大正价值所引起的。社会的丑恶现象，医学家所研究的疾病和病源、环境科学所研究的公害、农学家所研究的作物病虫害等，都具有或害、或恶、或丑的负价值；但是，研究这些负价值事物对于人类向这些负价值事物作斗争，限制它或消灭它，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负价值事物的认识具有正价值。越是对危害人类严重的事物的真理性认识，于人类的益处也就越大，同时也越能引起人们的高度兴趣，诱导人们去认识、研究它。例如癌症、艾滋病等，对人类危害极大；人们对它的正确认识是制伏它的必要条件，于人类有极大的利益。这极大的利益导致极高的认知兴趣，这兴趣诱导人们去认识、研究它。社会的丑恶现象总是引起人们愤怒的感情，这愤怒的感情也能引导人们去深入认识它、研究它，为的是揭露它、打击它、消灭它。有些事物的价值属性虽然还不甚明了，但是它的新奇、独特、怪异，也能引起人们兴趣，并由这兴趣的诱导去认识它、研究它。诱导和动力很难严格区分，诱导之中就含有动力，诱导是由把人们的认知行为引导到某种方向上去的动力完成的，可以把这种动力比作物理学上的“矢量”，即带有方向性的动力量。
每一个时代，都有认识的热点，或认识的时代主题。例如我国在鸦片战争之后人们认识的热点是如何富国强兵；辛亥革命前后人们认识的热点是建立什么样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当前人们认识的热点是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如此等等。从大处看，认识的热点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为了解决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形成的，它背后有强大的价值支柱。重大的社会价值造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情结，这情结诱导人们趋向于认识的时代主题，并影响人们认识的结果。人们相信某种结果是正确的或荒谬的，除了理性的作用之外，也不可忽视感情的诱导作用。托玛斯.库恩在《必要的张力》一书中根据科学史上的诸多事实就指出过这一点。哥白尼的“日心说”的胜利，除了因为哥白尼的学说比托勒密的学说更接近真理这一因素之外，社会人群的情感心理因素的诱导作用也不可忽视。托勒密虽然不是欧洲中世纪的人，而是公元二世纪初非洲埃及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但因他的学说后来被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所利用，他的理论在人们心目中是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联系在一起的。文艺复兴时代，人们越来越厌恶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哥白尼的学说恰好是向与这种令人厌恶的宗教神学相联系的旧理论挑战的，人们在感情上首先就厌恶这种旧理论而喜爱向旧理论挑战的哥白尼学说，这是哥白尼学说胜利的重要社会情感心理因素。其实，哥白尼的学说以今天的宇宙理论观之，这是很不完备、很幼稚的，例如他认为太阳恒静不动等，就不是真理。有关社会的诸理论学说的竞争中的胜负，社会情感心理因素的作用就更大了。
感情对认识的诱导作用的结果，有时是正面的、积极的；有时是负面的、消极的。
有些人由于利益所引起的感情的诱导，往往看不见就在鼻子底下的真理。这种感情对于认知的诱导可以说是一种“负诱导”。所谓“利令智昏”，“利”要通过感情的中介才“令智昏”的。
历史上一些衰朽势力的代表人物，不愿意看到自己行将灭亡的命运，对于灭亡的恐惧感情，对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愿望，往往诱使他们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常以想象代替现实，做出许多倒行逆施的事情来，危害国家和人民。
有些人过于急功近利，功和利属于价值范畴，凡是价值都是要引发感情的，这感情也常诱使过于急功近利者不能正确的认识现实，超越现实条件的许可，做出一些不该做、不能做的事情，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尽管感情影响人们认识的结果和决策行为是一个事实，但是，由于这种情况往往造成不良后果，从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双重角度来看，还是应当要求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尽可能保持客观的态度，少受感情因素的干扰，让感情的作用限制在认知的行为、决策行为和实现决策的动力范围内，而不要影响认知和决策的客观性。
一旦失去了认知和决策的客观性，就会造成行为上的过或不及，无法把握合适的“度”。过与不及都是同“中庸”或曰“中道”相对立的。“中庸”并不像有些人所误解的那样平平庸庸、碌碌无为、因循守旧、“随大溜”，而是在实践理性上要求人们正确地把握现实的“度”，勿过勿不及；在个人修养和感情上不褊不怠。中西两大圣哲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均不约而同地提倡中庸之道，反对过与不及，把中庸提高到理想美德的地位，大加赞扬。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亚里士多德说：“美德的目标在于中道……美德必涉及情感和行为；而在情感和行为中必有过度、不及和中道。”过和不及，都是错误的，唯有中道方值得称赞，方是正确的。”“中道……由理性所规定，有理性的人就能确定它。”（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克伦理学》）中庸之道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促进人类社会系统的稳态发展，避免左右摇摆和振荡。要做到感情和由感情动力所推动的行为的符合中庸之道，就不能完全任由感情左右认知和行为，而必须受正确的认知理性的节制。
总之，价值是事物符合于一定自控制有机系统的目的的属性，或曰符合于一定主体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属性。这里指的是正价值。负价值则与此相反，它是指事物不符合于甚至有碍于一定自控制有机系统达到其生存与发展的目的的属性。因此，无论正价值还是负价值都不是事物孓然独处、与他物孤立绝缘时的属性，不是事物的自然质，而是事物与一定主体处在一个系统中，发生满足或有碍于满足主体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关系时所产生的新质，我们叫它做“系统质”或“关系质”。价值属性是“属于物”而“对于人”的。“属于物”是说它是物的一层属性（“关系”也是事物的一层属性，参阅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一个个别事物，总是有许许多多的性质与关系，我们把一个事物的性质与关系，都叫做事物的属性。”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对于人”是说事物的价值属性是相对于人而言的，是相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目的、客观需要而言的。价值的这种关系属性决定了它是流变性和确定性的统一，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主体性和客观性的统一。
价值、感情、认知、行为，四者之间都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复杂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
这个图，可以从任何一点说起。(1)价值与感情：价值作用于人的感情反应心理结构，产生感情反应和感情体验；感情又总是指向价值物或价值理想的，这是一种双向关系。(2)感情与行为：感情是行为的心理动力，但是感情并不是仅仅单方面的推动行为，行为有时也会唤起或加强感情。在这一点上，詹姆士—朗格的情绪论（认为先有行为后有情绪，例如逃跑的行为导致产生害怕的情绪，等等）虽然失之片面，他们没有看到情绪对行为的动力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即从相互作用角度看，他们的理论也有其片面的道理，行为确实有时也会唤起或加强情绪，它们之间的作用是双向的。例如怒不可遏的感情可以导致打斗的行为；打斗的行为又可加强愤怒的感情。悲伤的感情可以使人哭泣；哭的行为反过来又加强了悲伤，俗话说“越哭越伤心”就是这个道理。(3)行为与认知：行为和认知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认知是行为的向导，为行为看路；但是反过来看，认知心理结构又是在行为(包括动作、活动、社会实践）中并通过行为建构和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有在行为中，在行为与认知对象(也是行为对象）的相互作用中才能获得真知。(4)认知与价值：价值可以作为认知的对象；认知本身具有价值。认知总是为实现某种价值目标服务的，不是为认知而认知。(5)价值与行为：价值是行为的最后的客观动力源，感情仅仅是行为的心理动力，心理是主观领域，它不是行为的动力源头，主观的心理动力是由客观的动力源即价值激起的。行为有一定的价值目标或价值内涵，人们往往是为了实现某种价值目标才行动的，作为人类主要活动内容的社会实践活动，要么是利用、发展、创造正价值，要么是限制、拒斥、消除负价值，都有价值内容。人类的有些行为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内涵，例如儿童的游戏，儿童和成人的娱乐、审美活动等。其实这都隐含有价值内容。游戏中含有无意识目的性。游戏是未成年人通过虚拟预演人生场面、锻炼谋生本领的形式。合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目的性的东西，自身就有价值。健康的娱乐除了可以调节精神利于工作、学习之外，本身常常含有启德益智的作用，即所谓“寓教于乐”。娱乐与审美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但也不尽相同。审美的合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目的，前面已经论及，此处不赘。(6)感情与认识：前面所陈几种相互作用关系，本文只是略为提及，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本文主要论述的是感情与认知的相互作用关系。本文从“价值→感情→行为→价值……”是人类作为自控制有机系统自我维持和自我发展的动力学反馈机制模型出发来看待感情与认知的关系。价值评价和对价值的感情反应不是认知活动，不应当像认识主义者所做的那样统统归入认识论；但是，除了某些内源性的感情之外，价值评价和对价值的感情反应都需要以对于价值的认识作为桥梁和中介。人类的评价心理结构图式的形成和发展也需要认识的参与。人类对于价值事物的感情反应心理结构除了某些低层次的情绪性反应心理结构图式是系统发育中造成的自然程序的展开以外，一般也是在个体发育的学习中、在认知的参与下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认知对于感情的发生和感情反应心理结构图式的建构如此重要，而感情对于认知的动力学意义和诱导作用也不可低估。感情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力，也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动力。感情对于认知的诱导作用有正性、积极的一面，也有负性的、消极的一面。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和认识，于人类的生存活动都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