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声乐史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声乐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前半论文,叶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世纪初至二十年代前的根况
清末光绪变法维新时，西式学堂兴起，新的教育方式设音乐、图画课，只能做到有音、美教师就开课，没有就不开。世纪初，从国外归来在中等学校传授音乐、美术知识的是沈心工（1903年回国任教）、李叔同（1910年回国任教）等人。他们用外国现成的流畅动听的曲调填上中国歌词教学生唱。这就是近代音乐史上所称的学堂乐歌。其时也有少量的创作歌曲，如李叔同写的女声三部合唱《春游》、齐唱《祖国歌》等即是。
此外，教会是西洋文化进入中国的重要渠道。一般说，有一个教堂，就有一所教会学校、一个“慈善”机构（孤儿院或医院）和一个唱诗班。唱诗班是宗教活动所必须的，多是找教友中噪音好的孩子唱，有时也有成人参加。大些的教堂在圣诞夜、复活节时还演出一些神剧、清唱剧。军队中也有宗教活动。如冯玉祥信基督教，全军也都作礼拜，请唱诗班唱圣诗，请传教士教圣歌。那时出版的圣歌集不是五线谱，也不是简谱，而是把音名直接用D、R、M、F（即Do、Re、Mi、Fa）等字母标出。教会学校不一定都有专职音乐教师，有时教英文的老师在课堂上到一定的段落就教学生们唱一些福斯特的歌曲、黑人歌曲或绕口令式的儿歌。至今还有老人记得老师教的《三个瞎老鼠》等很有意思的歌。
总之，从世纪初直至20年代开始，在学堂、教堂和新式军队中有唱歌活动，但没有专业声乐教育。人们在观念里认为学唱歌就是学会把一个调子安上词，或把一段词唱成一个调子。
二 二十年代的声乐活动
在中国南方，从1920年起，周淑安女士（福建厦门人，1894年生，1974年去世）从美国学成归来，首先在广东省女子师范开了声乐课。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美声教育课堂。后又先后在上海中西女塾和厦门大学任教，1930年应萧友梅之邀到上海国立音专任声乐系主任。她不但教声乐主科还指挥合唱，而且有《纺纱歌》、《坚劲歌》等多首声乐作品。当时刘海粟办的上海私立美术专科学校的音乐系中还有一位留美归来的李恩科老师教钢琴和合唱，还为嗓音好的学生上声乐课，李恩科后来在北师大和河北女子师范也作过音乐教师。
20年代北方的声乐教育情况是：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创始人萧友梅先生1920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支持下开展音乐教育活动。当时他身兼三处职务：一是负责北大附属音乐传习所，一是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主任，还兼任北京艺专音乐系主任。当时虽没有固定的声乐个别课，但均有合唱课。在这几所学校任教的有俄籍教师霍尔瓦特（Horvath），她本身是俄国贵族，丈夫曾任西伯利亚总督。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但会弹钢琴，会歌唱，还画得一手好画。另一个声乐教师叫唐·赵丽莲。学生中个别嗓音条件好的曾受到她们个别的声乐教育。在这种声乐传授中唱孔空练声曲（Concone），唱萧友梅的歌，也唱莫扎特和舒伯特的歌，还为学生排过一个名叫《五月花》的歌剧。剧中描写女孩子们在一起选五月皇后，一个农村姑娘选上了，高贵富有的孩子反而落选的故事。
因北方军阀撤消北京高等院校中所有音乐系科，蔡元培和萧友梅于1927年在上海创立了我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专。当时声乐方面除周淑安外，有一位外籍声乐教师叫斯拉维阿诺夫夫人（Mrs Slavianoff），后来，1931年俄籍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Vladimir Shushlin）和留美归国的应尚能也被聘至音专任教。
这时，普通教育中的声乐活动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在北京有四所教会学校音乐活动的开展非常突出。当时的基督教有教派之分。美以美会是一个教派，所属一所男校叫汇文中学，女校叫木真中学。还有一个教派叫公理会，下属男校名叫育英，女校叫贝满。还有一些其它的教会学校如笃志、培成等。汇文中学最早的音乐老师叫杨荣东，育英中学最早的音乐教师叫李饱尘（李抱忱），贝满中学的音乐教师是外籍的勒姆太太（Mrs Lum）。
杨荣东和李抱忱（1907—1979）对普及音乐作出过很大贡献。杨荣东除组织大型音乐活动外，还多次担任《弥赛亚》、《创世纪》等清唱剧的独唱演出。李抱忱毕业于燕京大学，编过数本唱歌集并翻译过很多歌曲。1927年还由他们两位出面联合几所教会学校以及燕京、清华的大学生在故宫太和殿前演出了400多人的大合唱。唱的歌曲有五个声部轮唱的英国民歌《夏天来到了》（Summer is come）等。这在当时是音乐活动中的壮举。
此外，黎锦辉早期的作品《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儿童歌舞剧，内容健康、曲调优美，故事引人，在普及音乐教育，推动声乐活动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 三、四十年代北京的声乐界
20年代末燕京大学迁到海淀区后才建立音乐系。三十年代初范天祥夫人（Mrs Waint）开始在燕大教声乐课。她最早的学生有杨荣东、刘俊峰、祁玉珍等。燕大还有个声乐教师叫史密斯夫人（Mrs Smith），后来还有位意大利人撒埃迪夫人（Mrs Saelli）也在燕大教过声乐课。范天祥夫人的音乐审美趣味比较古板，比较着重于古典和浪漫派前期的歌曲以及宗教音乐。史密斯夫人所教曲目范围很宽，比如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还有《吻》（Il Bacio）等她都让学生唱。北京女子师范到三十年代改称为北京师范大学，其中也有音乐系，也是声乐教育的重要阵地。音乐系主任是张秀山，他也是声乐教师。此人崇尚卡鲁索和吉里的歌唱，教学方法不错。俄籍霍尔瓦特也一直在北师大教学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回国。后来北师大的音乐教师还有刘俊峰、德国人保尔（Bauer），日本侵略时期有个教师是德国学派的日本人。
燕大和师大的专业声乐教育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培养了大量人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大停办了，师大中的日本影响却相当重。四十年代的北京音乐活动仍很活跃。1940年左右有个美国的葛教士（Grimes）弹得一手好钢琴，还能指挥。他曾组织北京第一个较大的交响乐队和合唱团演出瓦格纳的歌剧《唐·豪依瑟》中的大合唱，还演过难度很大的匈牙利柯达伊作的《匈牙利诗篇》。此人虽不是声乐教师，但组织能力很强，推动了声乐表演活动的开展。
北京四十年代的独唱家有：男高音沈湘、吕培生。沈湘的声音是戏剧性的，很辉煌，吕培生的声音是抒情的，也有一定力度，模仿吉里的声音很相像，音色很好听。从仍存的节目单上可以看到他的曲目如威尔弟的歌剧《里戈莱托》中的《女人善变》（当时译为《朝秦暮楚》），列昂卡瓦洛的《丑角》中的《穿上戏装》，普契尼的《绣花女》中的《冰凉的小手》等。还有一位男高音李洪滨，他先在北师大上学，后留学日本，是男高音当中实力很强的人物。他发声能力强，许多难度大的唱段都能唱，形象、台风也潇洒。还有北师大的黄健也是男高音，经常登台，他的声音好听，但歌唱能力不如沈湘和吕培生，常唱《圣母颂》、《小夜曲》一类的抒情歌曲。还有男中音严仁覃和男高音李家勤也经常参加演出。女声独唱方面有池元元，她是燕大的毕业生，花腔女高音，唱过《茶花女》和《拉克美》当中的选段。女高音王复生是教会歌唱家，声音流畅有力度。女中音严仁蓂也经常参加演出。
后来这些当时的歌唱家，池元元移居欧洲，沈湘先在师大、燕大教学，解放后在中央音学院任教至终，作出很大成绩，多名学生在国际获奖。李洪滨五十年代起到沈阳音乐学院教学，培养出众多学生，吕培生在广州音专（即后星海音乐学院）工作至退休。
30年代中期一些大型清唱剧主要是外国人演唱。40年代以燕大毕业生为主在公理会礼堂演出了《弥赛亚》，领唱为祁玉珍（S）、伍文雅（A）、刘俊峰（T）、杨荣东（B），钢琴伴奏是司徒美媛。1944年由周冠卿和杨荣东翻译和组织排练完全由中国人演出的《创世纪》领唱为祁玉珍（S）、刘俊峰（T）、李维勃（B），以后几乎每年春天都唱《创世纪》，冬天都唱《弥赛亚》。女高音王复生和男高音王纯芳也参加过这类演出。
当时北京的音乐演出场所一是教会的礼堂如亚斯礼堂等，一是北京饭店礼堂，还有协和医院的礼堂。
四 三、四十年代的天津声乐界
在天津，三十年代南开中学有个歌咏团，指挥是音乐教师徐剑生，后来南开被炸合并到工商附中。工商有个管弦乐队（后改称联合管弦乐队），组织者是丁继高，首席提琴是马道允。再加上天津宗教界的圣乐演出，形成很好的音乐艺术氛围。
天津最早专业学声乐的人有王纯芳和刘海皋，刘海皋号哮东，是著名钢琴家刘诗昆之父，他在上海国立音专只学了一年。王纯芳则在上音一直学到毕业。回津后在河北师范学院（后改称河北艺术师范学院）教学。他的音色纯净甜美，是大音量的抒情男高音，音乐修养很好，经常参加演出。在河北师范学院教声乐的教师还有女低音王毓芳、李妙娴和女高音杨韧秋等。王毓芳演出较多，四十年代还曾在北京演出过歌剧。河北师范学院的教师中还有一名从檀香山归国的华侨叫伍檀生，先唱女中音后改为女高音，琴也弹得很好。
维斯礼堂是天津基督教的活动阵地，有个唱诗班吸引和培养了众多歌唱人才，沈湘、楼乾贵、李光羲等四十年代都在这里活动。后两人在五十年代都成为中央歌剧院的主要演员。基督教女青年会也是一个音乐阵地。李洪滨四十年代在那里教授声乐，还举办过声乐专修科。四十年代前期天津举办过十来次以“音乐夜”为名的音乐会。演过海顿的《创世纪》中《上苍在告诉》（双四重唱）。1949年在维斯礼堂由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主办演出《弥赛亚》，指挥是刘畅耀，演唱是青年会男女联合歌咏团，伴奏是刘金定、张伟琳和李菊红。女高音王复生、女低音严仁蓂，男高音李洪滨，男低音李荣东。
在京津一带还演出过燕大毕业生秦西炫为古诗谱写的歌曲和萧友梅的作品等。
五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声乐界
三十年代的上海国立音专培养的早期声乐毕业生有满谦子、喻宜萱、胡然、劳景贤、斯义桂、谢绍曾、刘振汉、郎毓秀、周小燕以及蔡绍序、洪达琦、唐荣枚、杜矢甲等。其中斯义桂和谢绍曾、胡然等毕业后即从事教学工作。喻宜萱、郎毓秀、周小燕等去国外深造。唐荣枚、杜矢甲去了延安鲁艺。喻宜萱是戏剧女高音，郎毓秀是抒情女高音，周小燕是花腔女高音，她们音乐修养全面，学成归国后都从事大量演唱和教学工作，为声乐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谢绍曾从三十年代毕业后一直在国立音专（后为上海音乐学院）教课，直到今天仍奋斗在教学第一线，在培养人才上卓有建树。斯义桂在母校教学七年，于四十年代后期旅居美国，在美国及国际乐坛名声大振，为世界级的低中音歌唱家。胡然是抒情兼戏剧男高音，歌唱能力很强，发音响亮，四十年代前一直在国内教课。
上海国立音专三十年代以来产生了一批中国艺术歌曲，有黄自、应尚能、周淑安等人的合唱作品：《长恨歌》、《抗敌歌》、《旗正飘飘》、《歌八百壮士》、《萧》等。独唱歌曲有应尚能的《国殇》、《我侬词》，黄自的《思乡》、《点绛唇·赋登楼》、《春思曲》、《花非花》，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还有陈田鹤、林声翕、刘雪庵、贺绿汀等人的作品。
当时上海除音专的师生经常举行合唱和综合音乐会外，上海租界工部局的管弦乐队（外国乐手为主）定期每周演出，它的指挥是意大利人玛利奥·帕契（Mario Pacci）他也能指导歌唱家的演唱。喻宜萱、黄友葵、郎毓秀、周小燕、王玛丽（Marry Wang）等都参加过工部局的音乐会。上海的音乐会多在兰心大剧院举行。
除音专的教师外，上海社会上还有些私人教授声乐的教师，如德籍的拉普太太（Madam Rapp），擅长德国艺术歌曲，俄籍的克里洛娃（Krilova）擅长俄罗斯声乐作品，还有俄籍扬诺夫斯基（Yanovsky），他们都教出过一些歌唱人才。
六 抗战期间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声乐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音专的部分师生转移到内地重庆，建立了国立音乐院。本院在青木关，分院在松林岗。在重庆浮屠关还有个音干班。陈立夫担任国立音乐院的院长，分院院长是戴粹伦。四川江安还有个国立剧专。这些学校全都开设声乐专业课。教员有应尚能、黄友葵、洪达琦、谢绍曾、胡然、斯义桂等，黄友葵是国立音乐院声乐系主任。在重庆也培养了不少声乐人才，如胡雪谷、徐家声、江新美、张相影、李志曙、魏启贤、张权、潘英锋、王品素、王翘钰等。很多人后来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声乐名演员及教学骨干。
与此同时在上海，汪精卫伪政权仍然继续办国立音专。院长是李惟宁，他在政治上完全亲目，如组织师生演出为汪精卫祝寿的音乐会，还搞了向日本人捐献飞机的音乐会。沈湘和茅爱立（女高音，后移居美国）就因为拒绝参加献机音乐会而被学校开除。这个时期的上海国立音专声乐学生有高芝兰、邹德华、葛朝祉等。这些人后来都到国外留学，以后分别在南、北方成为著名歌唱家和声乐教师，作出了不少成绩。
从比利时留学归国的赵梅伯原在上海国立音专任教，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赵于1942年逃离上海，辗转到西安创办了西北音乐学院。在这所学院里培养的声乐学生有许芝兰、张树楠、陈灵、蔡静仪等。1945年秋天赵和徐悲鸿教授同时受教育部长朱家骅邀请到北平组织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赵梅伯是男高音歌唱家，受过良好的声乐训练，有较强的歌唱能力和教学能力，几十年来在欧美和国内多次举行音乐会并进行教学活动。晚年定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胡然是很好的男高音，于193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专，曾在桂林广西师资训练班、重庆中央训练团音干班任教。日本投降后应聘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国立音乐院和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奔跑于南京长沙两地。1949年移居香港，后去美国定居，1971年病逝于美国。
还有一位上海音专毕业生余忠海值得一提。他发声能力很强，能演唱男中、男高、男低三个声部的作品，毕业后在成都艺术专科学校教声乐，在上海母校也教过课，后调到哈尔滨。
在南京除国立音乐院外，有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和中央大学音乐系。黄友葵、叶冷竹琴等于四十年代后期在那里教声乐。四十年代末期培养出臧玉琰、李书年、廖一明、方应喧、王萃年、岑冰、程浩、孙家馨等学生。喻宜萱在赴美国留学前也曾在中央大学音乐系任教。
七 延安的声乐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在鲁艺有专门的声乐教育。冼星海是当时的系主任，声乐教师有唐荣枚、杜矢甲、潘奇等。唐荣枚是女高音，1933年进入上海音专，38年到延安。杜矢甲为男低音，比唐荣枚到延安稍晚一些，潘奇也是女高音。前三期鲁艺的教学，基本是战时训练班性质的。资料、乐谱都没有，老师唱一句，学生唱一句。教材是救亡歌曲。1939年，副院长周扬提出要和后方国统区竞赛，不然抗战胜利后在技术水平上就会落后了。于是从第三期起，教材上不但有冼星海、聂耳、黄自、赵元任、青主的作品，西洋古典歌曲也有，苏联歌曲也有，甚至李惟宁的歌也有。1942年，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遂又产生了变化，搞起秧歌运动，创作排演出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等作品。声乐学生主要有李波、孟于、萧松、林白、王昆、李刚等。
那时整个鲁艺像个剧团。所有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如需演出，都是鲁艺去演。在广场听报告时会前拉歌，鲁艺也是重点对象。有一次庆祝边区参议会成立演出了吕骥同志为郭沫若诗谱写的《凤凰涅盘》大合唱。独唱经常由唐、杜这两位声乐老师担任。演唱曲目有《延水谣》、《延安颂》、一些早期红军歌曲，也唱一些象《蝴蝶夫人》中巧巧桑的咏叹调、《母亲教我的歌》等外国作品，鲁艺的师生也到了各个县为群众演出秧歌、旱船、运盐小唱等。利用民歌小戏填进新词、新内容。师生们还搞采风记谱，像《东方红》、《三十里铺》等都是那时记下的民歌。独唱时的伴奏有时用笛子、板胡、三弦。刘炽、马可、张鲁等同志都是又演又唱，又弹伴奏，很多人都是多面手。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写于延安的震憾人心的伟大作品，首演由演剧二队完成，由邬析零指挥，后来鲁艺师生接过这个节目。第一次演出由莎莱唱《黄河怨》，陈地唱《黄河颂》。后来李丽莲、潘奇也唱过《黄河怨》，唐克、夏青也唱过《黄河颂》。《河边对口曲》则是张鲁和另一人唱的。
星海的另一部大合唱——《生产大合唱》演出时由星海爱人钱韵玲唱《苞米面》，由杜矢甲演唱黄牛一角。
歌剧《白毛女》在延安演出时由王昆和林白主演。1945年，鲁艺从延安迁到东北，路经张家口受阻，此时发现一个唱山西梆子的小孩叫郭兰英，吸收她参加了工作。在张家口演白毛女时，开始由陈群和孟于演，后来由郭兰英演。杨白劳由张守维演，穆仁智由王家乙演，大春一角先后由张成中、李百万扮演，黄世仁则由陈强扮演。
杜矢甲曾在延安开过个人独唱会，曲目有《魔王》、《卡秋莎》、《跳蚤之歌》等。
延安的歌手有唐荣枚、杜矢甲、李丽莲、潘奇、莎莱、郑律成、陈紫、夏青、孟于、林白、王昆等。
八 东北地区的声乐活动
东北地区的声乐方面，俄国和日本影响较大。十月革命后，世界级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平带着整个歌剧团通过满州里来到中国，在哈尔滨和满州里都作了停留和演出。后来在哈尔滨和长春留下一部分演员。这留下的一部分人加上一些十月革命后逃亡的音乐家就散在东北各大城市教声乐和钢琴。四十年代的哈尔滨有个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有音乐老师杨玉鼎、阎文卓、杨洪巽（女）用五线谱教学，排合唱，也教学生唱舒伯特的《小夜曲》、《摇篮曲》、托塞利的《小夜曲等》。还教黄自的《天伦歌》和日本歌曲《落下山》，也有音乐欣赏课让大家听交响乐。在哈尔滨道里和南岗两个区有很多俄国音乐教师，中国人可以找他们上课。阿嘎依（Agai）是个花腔女高音，在南岗的一个业余音乐学校教学，也给鲁艺音工团讲过课，尼娜·薇拉（Nina Wella）是个女中音，本人音色很好听，很善演唱，她也在东北鲁艺教过。她要求严格，也作示范，而且讲解每首歌的内容来启发感情。还有一个男高音休莫夫斯基（Siumovsky）是个歌剧通，懂得很多歌剧，侧重内容表现。他曾给鲁艺音工团兼过两、三年课。男低音沙亚平（Shayapin）也是当时的一个俄籍教师。他原是彼得堡音乐院的讲师，要求学生非常严格，每节课都评分，留的作品一定要准备好才能上课。他自己唱低音，大字组的C很响，上面可以唱到小字组的a。他的夫人沙亚平娜（Shayapina）是抒情女高音，唱得也不错，技术观点是全面共鸣、整体歌唱，是道地的俄罗斯派。他们给的教材都是以俄国歌为主。还有玛休柯夫（Masiukov）和祖里柯娃（Zulikova）。前者钢琴弹得好，教学没有什么一定计划，上课时利用音乐带动学生的演唱，后者重点教意大利和俄罗斯的歌剧，示范多，要求模仿较多。
东北鲁艺还有乐理、和声、钢琴课，除了外国人任教，还有老艺人教民间音乐课，马可等教师也教民歌。在东北，每到星海、聂耳纪念日都演出纪念，曾组织过千余人大合唱，演出《黄河大合唱》时，鲁艺的歌唱演员有男高音祝捷、王一丁、郝家麟，女高音郝文秀、杨翌春、杜学玉，男中音李叔权等。
九 广东的声乐
广州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是专业音乐教育场所；广州戏剧专科学校、广东省立艺专也有声乐教育。1932年马思聪和陈洪创办广州音乐学院，1938年马思聪协助马国霖在香港创办华南音乐学院。1947年至1949年，在香港有中华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副院长李凌、赵沨，在该院教声乐的教师有叶素、黄伯春、李淑芬、关惠棠、廖一鸣（其中大多是重庆国立音乐学院毕业生）。
四十年代，广州有个葡萄牙人叫达贵诺（Daqino）的教声乐。中国人中有个从意大利留学回来的男高音蔡曲旦经常演唱，开过独唱音乐会也教私人学生。罗荣巨一直唱男中音，至五十年代学了咽音唱法改为戏剧男高音。他1947年在省立艺专任教时举行过个人独唱音乐会。从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罗荣巨进行了大量的演出和教学活动，为我国少见的戏剧男高音之一，声音光彩有力。黄真汝和郑志声均为广州早年的声乐教员，生平不详。他们的学生曾嫩珠毕业于中山大学，于三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活跃于广州音乐舞台，她是女高音，经常唱的歌曲有《圣母颂》、《阿利路亚》、《茶花女》中薇奥列塔的咏叹调、《我住长江头》、《黄河怨》等，七十年代到广州音专任教。
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和市艺专的声乐教员有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戴朝（女），还有谭素容（女）和张育光。
1949年叶素和关惠棠从香港返回。广州还有华南文工团演出队，省市的文工团以及解放军战士歌舞团，形成五十年代声乐力量大大增强的局面。
结语
中国专业声乐在本世纪前半叶是个起步阶段。欧美的美声传统传入中国，一批学人在国内、国外按照美声的模式学习研究声乐艺术。也出现一批专业的艺术歌曲。也有的音乐工作者分散地、个别地做了民族化的尝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爱国抗日的高潮，为中国的声乐活动注入生机。无论延安鲁艺还是东北鲁艺的教学创作演出，以及上海左联进步艺术活动和抗日演剧歌咏活动，都把声乐从学院中解放出来与群众结合，使声乐活动和祖国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心声成为一体，培养了众多人才，出现了优秀的作品。
在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是在很差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的。如上海国立音专的经费经常被政府拖欠，学生要在校外租房间、租钢琴练习。声乐课根本不配备专职伴奏，考试时临时请人弹琴。在抗日时期的重庆国立音乐学院情况更加困难。学生吃的糙米饭里面沙子石头都有，点桐油灯，只有几架破旧钢琴。在延安用一间大窑洞上课，有时平地搭一个席棚，钢琴、音叉都没有，只有几件民族乐器。
大城市音乐会的演出对象主要是外国人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高级职员，尚能卖出票，以票房收入维持演出。印节目单，不报幕，不用扩音器，音乐会气氛好，非常安静。延安则多是广场演出，群众自由参加，气氛热烈。
声乐教师队伍如周淑安、应尚能算第一代的话，那国立音专的抗战前毕业生为第二代，而重庆国立音乐院、北平国立艺专等校四十年代后期的毕业生则是第三代了。
以这四十年的基础，声乐界迎来了五十、六十年代的发展的高峰和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第二个更大的高峰。
[说明]这篇史述根据与喻宜萱、黄友葵、周小燕、沈湘、高芝兰、李洪滨、杨荣东、叶素、陈肖容、王其慧、杨翌春、程云、莎莱等音乐界人士的谈话及参考报刊资料和工具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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