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经验与鉴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鉴戒论文,新加坡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政党政治，自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诞生的300年来，已经与现代政治标识性地连系在一起，衍生出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的国家通过政党行使政权的形式，尽管在其抽象的形式下面掩盖着千差万别甚至迥异的内容实质，但是，政党，作为同样性质的组织形式，共存于人类社会演进的同一个历史时期，往往面对着时代性的共同使命，因此，观察和比较不同的政党甚至不同性质的政党的作为及其特点，促进彼此的借鉴和交流，对于实现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政党现代化的任务，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the People's Action Party,PAP)成立于1954年11月21日，在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国际背景和历史背景下担负起国家独立和人民富强的使命。历经40多年的政治风浪，它伴随新加坡的成长而成长起来，成功地领导了和领导着新加坡的现代化建设和后现代化进程，是值得我们考察的一个个案。
二 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
50年代初是新加坡独立运动高涨的时期，当时PAP“是处于政治谱系的极左一端的”[1]，“有着广泛的工人阶级基础，包括接受英式教育者、马莱的蓝领和白领、中国人联盟、商会和蓝领工人。”[2]1955年，PAP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立法议会竞选中获得3个席位。1959年举行第一次自治州政府大选，PAP获得51个席位中的43席，成为执政党[3]。从此至今的9次大选中PAP都保持“一党独大”的局面，形成了持续40多年来“代表一致意见的党”的地位[4]。进入60年代，人民行动党经历了两次分裂[5]，由工人党变成一个中间派，并逐渐成为“代表国内各方面的利益”，“为全国的利益尽力”，而“不是为一个阶级尽力”的政党[6]。PAP一直主张“非共、非暴力的民主社会主义”。1982年的党章规定“党是一个致力于服务国家和增进人民福利的国家机构”，党的目标包括：①保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②通过议员和民主政府捍卫新加坡人民的自由和幸福；③建设多元种族的，公平的、公平的，不同种族、语言、宗教彼此宽容的社会，用爱国主义凝聚人民和增进认同，铸造新加坡国家；④建设一个秩序规范、自力更生、生机勃勃的社会，取酬凭业绩和贡献，老有所靠、病有所依、困有所扶；⑤倡导社会和谐和人人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健康发展，保障机会平等，通过教育和培训做到各尽其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7]
支撑人民行动党组织运动的是每两年一届的党员大会和由12名成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8]。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的决策机构，直接负责指派竞选候选人，制定方针政策，以及决定财务、人事雇佣、支部建立和党员接收等日常事务，并向党员大会报告工作。委员会下设总部秘书处处理经费、报告、通知等党的行政事务并监督任免、选民、教育、信息、奖惩、政治教育、宣传出版、社会文化、马来事务9个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整个总部雇佣了不到10名支薪工作人员，其他职位都是义务工作。党员大会主要是听取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讨论具体问题和其他动议。中央层的运行经费和竞选费用主要依靠捐款和党费。涉及教育、健康、外事等广泛话题的全党政治教育谈话活动由总部安排，一般一年5次，邀请部长或者议会秘书作报告，每次约800人出席，由支部推荐参加人，参会党员往往邀请他们的客人一同前往。
自成立起PAP就建立了支部。59年大选后采取了支部与选区一致的做法，目前的83个选区都建有支部。每个支部有自己的组织架构管理各方面的支部事务，也有自己的妇女翼(Women's Wing)和青年翼(Young PAP,YP)。党章没有支部管理和运行方面的规定[9]，但是党支部一直是PAP重要的沟通网络。一般由本选区的当选议员直接指导该选区的支部工作。各支部在经济上是自给的，通过举办狂欢会、出版纪念册、开办幼儿园、烹饪班等多种服务和社会活动筹款。当前PAP在83个选区共经营着300个托儿所[10]。
1957年PAP曾规定了预备党员、普通党员、预备干部党员、正式干部四种党籍，1982年的党章规定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两种。干部党员要在普通党员基础上服务一段时间后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集体根据其条件和对党的贡献来确认，有一个专门的小组对提名为干部的候选人进行面试等多方面考察。干部党员与普通党员的区别在于他们才有权在党员大会上投票选举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1]
PAP通过其外围组织保持着与民众的广泛联系。1959年在各个社区成立了人民协会，1964年建立了由选区议员和人民协会共同管理的运营委员会，担负着联系、自治和服务的职能。1965年在选区欢迎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隶属于总理府、由总理秘书直接指导的公民咨询委员会，“起着政府同人民之间联络处的作用”[12]。通过自己的党支部和外围组织，PAP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强大的动员能力。每逢大选，一个支部可以动员500名自愿者，都是党员的亲戚和朋友。同时，PAP也提供直接针对社区、家庭和个人的生活、文化娱乐服务以及参与社会慈善事业[13]。
1986年7月，PAP建立了7个青年区委，把35岁以下的党员都归入青年翼(PAP Youth Wing)并着力从基层和大学吸纳青年党员，“让更多新一代投票人进入党内，亲身感受管理一个国家真正地意味着什么？”[14]1987年青年翼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会议。1993年，青年翼更名为青年PAP(Young PAP,YP)，年龄从35岁放宽到40岁，并有自己的党徽。YP设有功能齐备的管理机构，包括政策研究小组、网络小组，组建了自己的足球队，通过与知名人士的午餐聚会、与议员的对话会、与政党领导人的小组讨论和专题研究、网络空间沟通等多种方式就广泛的政治和非政治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并组织旅游、露营等文化休闲活动和慈善活动。
新加坡是一个资源贫乏的“海岛”，历史上主要靠转口贸易和为英国驻军服务的收入来维持，1962年人均产值$379。通过60年代从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向出口工业化，70年代从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80年代强调海外服务业的优先发展，今天，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科技、通讯、金融、运输、设计和服务中心，“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1998年人均GDP$26000。
作为一个由移民构成，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多个民族的国家且位于一个民族矛盾不失敏感的地区，新加坡的社会和文化成就同样引人瞩目。邓小平曾说过“新加坡的社会秩序是好的，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15]。根据1999年的一项研究，不分种族、性别、年龄、教育和收入水平差异地，新加坡人的国家自豪感和个人—国家的心理联系度在世界上23个国家当中同历史长得多的美国并列第二，高于日本、英国，仅次于奥地利，表明“新加坡在建设国家方面做得很好。”[16]
三 分析与讨论
40多年来，PAP保持了秩序而理性的党政、党军、党社关系，表现出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正常的代际更替，维护了新加坡的政治稳定，这都表明今天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一个成熟的政党。“凡取得真正或推定的高水平政治稳定的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都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17]这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联想到有着相似儒家文化背景的日本以一党独大形式连续执政38年的自民党1993年的政权崩溃和至今的政治不稳定[18]，以及台湾地区2000年的国民党丧失政权，不难看出，在20世纪的后发追赶型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中，成功地现代化后的政治动荡与现代化进程的步履蹒跚一样，都是对政治生产力的极大考验。但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仅成功地领导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且还继续推进着国家的后现代化进程，在这两个考验面前所表现出的执政的可持续性，是人民行动党一大显著而耀眼的特点。
分析PAP可持续性的动因，一是政党自觉的危机感和革新意识。新加坡现任驻意大利和瑞士大使的冯清莲女士在1969年的硕士论文中指出，在议会中独一无二“这种发展趋势并不完全为人民行动党所欢迎，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都认为该党在组织上将蒙受损害。他们感到，如果不出现有力的反对党，人民行动党的党员会过于安于现状，而把过去曾一度显示为该党特点的革命热情消失无遗。”[19]现任总书记的吴作栋先生也把PAP的核心价值概括为“整合、能力、勇敢坚定、奉献、自我革新”[20]。这都反映出PAP自觉且深远的危机感和革新意识。二是顺应时代不断提升党的理念。YP主席BG Geor ge Yeo（内阁工商部部长）所反复阐述，“因为世界和新加坡的改变，我们的政治信念必须调整和更新以适应这个新的时代。尽管我们仍然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但是也不无疑问，对于实践在西方的民主，我们明显不够完善。对于在世界上大面积失败的社会主义，我们又是自豪的异端。50和60年代，我们……明确了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时期的成功把我们党和新加坡带过了70和80年代，但是90年代不同了，该是重新检查和重新界定的时候了。”[21]他也亲自为YP提出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多元种族和国际合作”五个方面的政治信条。三是扎扎实实的组织推进。从YP的建立、发展和更名可以看出，它超出了针对特定对象的组织扩展，成为了组织发展和重心转移的大动作。比起PAP,YP更为自由开放，“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坚持议会政府、能人政治、自由企业、多元种族和有限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它们经起了时间的检验。为了应对21世纪的挑战，党必须提出新的思想和办法，重新界定民主、社会主义和多元种族，理解驱动新一代的核心价值，实施能够凝聚和动员新一代的结构和机制，使之对新一代有意义，被新一代所接受。”[22]YP政策研究小组组长的这段话代表了年轻一代所涌现的强劲冲击力。
40年来PAP的政治产品向世界证明了新加坡政治运行的结果价值，因此其政治运行过程颇值得关注。阿尔蒙德等1978年在关于“第三世界发展战略”中涉及到东南亚，把台湾地区和共产党国家一同列入“专制—技术—动员型战略”[23]，但没有提到新加坡。各方面介绍[24]反映出新加坡的“政府能力、经济增长、分配”三项指标可纳入“专制—技术型”，但是，新加坡独立时就创立了确保稳定地提供广泛政治参与的制度平台，在“参政”方面明显属于“民主平民主义型”。分类就是比较，这种比较恰恰表明，是西方长期用来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的一个标签——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加上非动员性的政治参与，即“自上而下”指导下的“自下而上”的运行范式——“指导性民主”(guided"democracy[25])，创造了新加坡的“政治奇迹”。而且，撇开意识形态偏见，跨越不同的制度设计来观察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范式也是第三代现代化成功的国家的共同点之一，甚至可以作为判断成败的一个风向标。
“相信只有置社会于个人之上才能建立起良好的秩序，PAP主张牺牲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来促进人民之间更大的和平和和谐，从而克服了分裂、狭隘和腐败，自独立以来一直治理着新加坡。”[26]PAP党内保持至今的党员身份的分别明确构建了党内政治参与的层次性，而“它的强制性民主(muscled democracy)管理新加坡就象管一个业绩惊人的大公司”[27]。李光耀自己也说道，“我们的成功是因为人民是被统一起来而且被决定的，他们支持我们改革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强硬政策，从而使我们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28]
政治体系的选择和运行方式的确立无不是历史的国情的结果。因此，PAP的运行范式只是展现了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况且，其本身也正在寻求着新的发展。于是，汲取PAP的经验不是去“削”自己的体制以“适”其范式，也不是睡在可能性上安然等待，而是充分发挥最大的作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把更适合的体制磨励出来。
PAP的执政具有鲜明的“过程性务实”的特点。“实质上的实用主义取向，不被意识形态的教条所阻扰；扎根于现实，富有创见地制定打破常规而又切合实际的政策来满足国家多变的要求；以理性主义为指导原则，成功地把新加坡从一个资源贫乏的第三世界国家变成一个颇具全球性竞争力的国家；自身的团结和诚实的行政，PAP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有着坚强执政能力和高效生产力、能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稳定的政党。”[29]务实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态度更是一个操作性的行动过程。首先是“做”，扎扎实实做出成绩来。美国1999年人权报告挑剔新加坡“一些领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但是也评价道，是“新加坡成功的经济和普遍诚实高效的行政管理让PAP坚固地赢得了选民的支持。”[30]地位不是捍卫的而是争取的。其次是科学地“做”。控制是动荡的序曲，科学管理才能得到秩序，少走弯路，带来效率。“为了排除缘于文化和种族差异的分裂，新加坡面对政治上活跃进取的人民实施扎实系统的非政治化(depoliticisation)。这被如此有效地执行，以至于新加坡竟成了一个政治仅仅是事务管理的行政性国家。”[31]新加坡人也津津乐道，“世界上很少有国家的总理在演讲中通过计算机图表和统计分析来阐明观点，这样，一个外国观察家很容易把他当成一位经济学家而不是政治家。”[32]PAP章程专门规定了一条“当主席站起来时，其他成员不得同时站立或说话。”可见秩序是对每个细节的细致管理来维护的。第三是强烈的结果取向。众口皆碑的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是从吴作栋1988年“要把东方的基本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的提议，到1990年政府《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五大共同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调共识；种族和谐、家教宽容[33]来推进的。正如YP主席强调的，“提炼党的信条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但它不应该是抽象的教义，而是具体的表述，只有这样才能鼓舞我们自己，也鼓舞其他人与我们一道。”[34]PAP的组织建设也是这样，从事的活动远远超出一个纯粹的政治组织所为，尽所能扎根于人民生活最直接的各个方面，只要“能提供价值”，“让新加坡人感到有用”，“让年轻一代觉得入党是一种时尚”，“使PAP是最好的选择”。
事实上，正是科学革命开启了资本主义的历程而且是其掘进式的发展奠基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催生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和伟大的建设实践。处在改革开放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的今天，科学务实地寻求现实问题的真正解决，比犹豫徘徊或是坐而论道更能明确中国政治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