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文学创造的活力素——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端论文,文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活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称其他持不同见解的学派为异端。《论语·为政》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便指不合儒家学说者为异端。《抱朴子·论仙》云：“古人学不求仙，言不语怪，杜彼异端，守此自然。”把求仙语怪，亦算作异端。后世便泛指不合正统者为异端。异端对于正统思想、学说是反抗，是叛逆，也是种革新。当一种思想、一种学说成为正统后，它是强大的，同时也变成僵死的，开始向反面转化。而异端则以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创造性的面目出现，向正统冲击、碰撞，从而产生耀眼的光彩。
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异端便成为创新的一种动力，给文学园地不断带来新的惊喜，新的成果。本文试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谈谈异端的创新作用。
一
先秦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由于没有一家学说被尊为正统，所以各家都可指别家为异端。这种百家自由争鸣的空气，便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文学这时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科，但百家在宣传自己的学说时，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庄子》、《论语》、《孟子》等书的许多篇目都很富有文学色彩。
到了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造成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别的学派便被视为异端。汉儒们用正统的观点审视先秦时代的文化，便觉得许多东西不合规范，要用儒家的标尺把它们重新量过。譬如《诗经》这部民歌集，便被解释为“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①]的政治工具。而《楚辞》则被视为偏激。班固便云：“今若屈原，露才扬已，竟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挈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致，经义所载”[②]。对于汉代司马迁的巨著《史记》，班固认为“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③]。其实，《史记》的闪光点正在于班固所说的“蔽”方面。“是非颇谬于圣人”，便是异端，因为它不合乎儒家的正统观点。司马迁因李陵事件下狱，切身体会到封建统治者的残忍，对黑暗的现实强烈不满，“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发愤著书”，揭露抨击周围的黑暗现象。《史记》反映了作者的反抗精神，显示了他不屈的独立人格。司马迁这种“发愤著书”说影响了后世进步的文人。他也成为后世有异端思想者的榜样。汉代的赋很发达，也是摆脱儒学控制的结果。《文史通义，诗教》上说：“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便指出此点。汉武帝虽崇儒，但不要求儒学来写辞赋，因此“灵均余影，于是乎在。”而儒家正统观点便认为汉赋是“劝百讽一”，“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④]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后汉“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就认为儒学的发达反而限制了文章的产生。
东汉末年，天下分裂，异端并起，打破了儒学的一统天下，思想界异常活跃，遂导致人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曹操不受传统的束缚，成为“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文章“清峻”、“通脱”，无拘无束。在他的影响下，建安文人抒怀言志，各逞所能，造成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形成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正始时期，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更受玄风的影响，以老庄的“自然”与孔孟的“名教”相对抗，“非汤武而薄周孔”，创造出大量内容深刻、情感丰富、艺术高超的诗文来。此后的陶渊明、谢灵运、左思、鲍照等有成就的诗人，都不是儒家思想所能规范的，显示他们个性特色的正是些异端思想。隋代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云：“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竟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便觉得这些文学之士背离了儒家正统，对之深痛恶绝。隋末大儒王通在《中说·事君篇》中痛骂以前的文学之士：“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圭，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庚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在王通眼里，这些文人都是不合儒道的小人，这正证明了这些人对于儒家正统来说，是些异端人物。而正是这些异端人物才造成了当时文坛盛况，为文学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唐朝是个思想开放的时代，不仅佛、儒、道三家并存，同受尊荣，连西方人传入的一些新的宗教，如袄教、景教、摩尼教等，也自由布道。这种开放的局面，对于文学的发达繁荣是十分有利的。唐代诗人们一般都能广泛接受各家思想学说而不迂执一端。他们多方面地汲取传统以及外来文化的营养，大胆创新，不循旧说。盛唐的王维便深受禅宗影响。李白深受道教影响，杜甫的主要立足点是儒家，但也不排斥别家思想，故《旧唐书》说他“傲诞”，即身上有魏晋风度的影响。可以说，唐代有成就、有特色的诗人都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都突破了传统的儒家正统的思想学说。
一般的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都把几次复古革新运动看作是唐代文学兴盛的重要原因。其实，这很值得商榷。初唐的王通重道轻艺、重行轻文，按他的观点去办，文学便无路可走。中唐古文学家的“文以贯道”说便深受他的影响。中唐的元结在《箧中集序》中说：“风雅不兴，几有千岁，溺于时者，世无人哉？……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似乎盛唐的诗歌也被他否定了。其实，他所盛称的《箧中集》中的作品很少文采，从文学的角度看，价值不大。其后的白居易，曾大量制作《新乐府》，这些作品当然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都有一定价值，但白居易的诗歌为人所爱者并不在此点。正如他自己所云：“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⑤]究其实，因为讽谕诗偏重说教，功利性太强，形成固定格式，艺术审美价值稍逊。中唐的韩愈是以儒家正统继承者自居的，他“抵排异端，攘斥佛老”，掀起古文运动。韩愈在文体改革上是有贡献的，尤其他提倡“陈言务去”，要求创新，打破了骈文的一统天下，使文章更富表现力。但他的“文以载道”说，把文看成了载道的工具，未免对文学不利。不过，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内心有不平之气，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倡“物不得其平则鸣”说，盛赞自古以来善鸣者，实际上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他在古文创作中能不受他理论的束缚，写出一些真情实感的作品。张籍说他“言论文章不谬于古人，今所为或有不出于世之守常者”[⑥]；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⑦]；《旧唐书》本传则说他：“时有恃才肆意，亦有戾孔、孟之旨。”应该说，韩愈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正在于他能逸出儒家正统思想的规范、否则，他只能是个道学家而已。
宋代的道统观念和理学思想对诗文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宋诗的议论化、散文化就与此相关。许多诗歌流于说教，尤其是些理学家的作品，正如刘克庄所说：“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⑧]。宋代的理学家们要求“文以载道”，甚至认为文能“害道”，因此一些散文毫无文学性。宋代有成就的作家正是与理学家们分道扬镖的。他们比较注意文的特点。苏轼对孔子“辞达而已矣”作了新的解释，强调了表现的艺术手段。苏轼文风受先秦纵横家的影响，开阖变化，汪洋恣肆。苏轼的思想也比较复杂，兼有儒、释、道，为理学家们所诋毁，朱熹便说“（苏、王安石）二公学皆不正。”苏轼的代表作前后《赤壁赋》就反映了这些思想的影响。黄庭坚说：“苏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⑨]其实，不好骂，没有点棱角，苏文怎能妙天下？
最能反映宋代文学成就的是宋词。柳永的词被认为“俗”，苏轼的词被认为是“不葺之诗”，其实这正是创新。辛弃疾的词更具创造性，诚如刘辰翁所云：“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⑩]同时的陈亮、叶适的学说与朱熹等道学家对立，与封建正统思想表现了某些异端，他们的诗文都很有特色。
总的来说，宋代的文池是在理学的干扰下发展的。优秀的作家都能摆脱理学的影响，坚持文学的特点，创作出好的作品。伟大的作家则能表现出某种异端，更具创造性。
三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北宋以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理学思想受到冲击。宋末元初的邓牧在《伯牙琴》、《君道》、《吏道》篇中，尖锐地抨击了暴君和酷吏。钟嗣成《录鬼簿》有意识提高“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的杂剧作家的地位，并把他们的活动和“高尚之士、性理之学”区别开来。当时进步的杂剧、散曲和说唱文学的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了大胆创新精神。
明清的诗文创作没有太大的成就，这是由于明清两朝的政治高压，文禁太严。明太祖以程、朱理学治天下，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子监的功课，并明令全国府州县学及闾里私塾中都要“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毋以仪、秦纵横坏其心术”[(11)]。他又和刘基定八股文程式，专从四书五经命题，并只能依朱注解释。这在文学上起了支持保守派的复古主义和助长形式主义的恶劣影响。同时，朱元璋又不断大兴文字狱，束缚了文人的创造思想。因此，明代前期文坛，基本笼罩在复古风气之中，拟古之作比比皆是，毫无生气，有价值的优秀作品基本是产生于明清易代之际。
明代中后期，王学左派的代表人物李贽以异端自居，他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12)]，认为《六经》和《论语》、《孟子》“岂可为万世之至论？”这种思想反映在文学上，则认为“天下之至文”皆出于“童心”，反对“假人言假言”，“事假言”，“文假文”。又以“变”的观点，反对贵古贱今之说，提高小说、戏曲的地位。称《水浒》为“发愤之作”，《西厢》为“化工之文”。这种思想对文学界产生振聋发聩的影响。明中叶后戏曲、小说的创作获得辉煌成就，如汤显祖《牡丹亭》就深受王学左派的影响。诗文方面，公安派提出独抒性灵，给复古派以沉重打击。
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产生了进步的民主思想，他们深刻批判封建社会本身，抨击君主专制政治，提出均田的主张。与他们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相适应，他们都写出了许多优秀之作。
清代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与讽刺小说《儒林外史》都对当时的科举制度作了深刻批判，并对封建社会的黑暗作了广泛揭露。曹雪芹的《红楼梦》更揭露了封建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有力批判了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这些都反映了作者们比较先进的思想。他们都感受了时代发展的脉搏。
近代最优秀的文学家是开时代新风的龚自珍、魏源、黄遵宪等人。他们是近代改良主义运动的前驱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有极大的叛逆性，因此文学极富创造性。龚自珍的诗以其先进的思想，别开生面，真正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
四
作为一家学说，儒家的文艺观有其一定合理性。它强调“文质彬彬”，讲究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强调反映人的情感，反映社会，但对文学自身的特点重视不够。它过于强调文学的实用性与功利性，而忽略其艺术性。这就导致了后来者视文为工具，以及文以载道，文能害道的观点的产生。尤其自汉起，统治阶级把儒学作为一种标准、一种准则来规范一切，便产生了流弊。
各种互相冲突的思想的存在，正是产生创造力量的源泉，冲突而不是绝对的一致将使思想充满活力。儒学的一统天下，势必窒息文学的生机。汉代的文学仅是经学的附庸。宋代以后，理学则强烈地影响着文学。所以这些时代，文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压抑。相比之下，建安文学的自觉、唐诗的繁荣，则正是当时思想界比较自由活跃的结果。
比起儒学来，道家学说更具有文学性。先秦时代，最具文学色彩的哲学著作便是《庄子》。以后，道家一直作为儒家的对手而相反相成，互为补充。道家追求思想的解放、精神的自由，对正统的儒学构成一种冲击力量。在文学上，这不仅表现为思想内容的丰富多彩，富有反抗精神，而且表现为艺术上的大胆创新与浪漫风格。佛学传入中国后，迅速汲取中国本土的思想营养，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新思想。这种思想与道家思想一起构成儒学的异端。初期的佛学具有宗教迷狂色彩，它影响到中国的美术、建筑、雕塑、并对中国的世俗文学产生久远的影响，如唐代传奇、变文，明清的小说、戏曲等。而禅宗的出现影响了唐宋以后大多数文人的思想与创作。
晚明社会出现了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左派王学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反抗封建传统的进步力量。这是一种新的异端，它对旧的思想传统更具有叛逆性。李贽提倡童心，既破坏了封建经典和圣道的偶像，又彻底批判了假道学的文学观点和作品。他提倡通俗文学，便是直接针对正统文人的。清代的龚自珍亦追求“童心”，要求个性解放。他的思想正是当时萌芽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体现。龚自珍及魏源等人倡言社会改革，利用今文经学派来反对传统封建教义。魏源《定庵文录叙》云：“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师友不能佑。其道常主於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於古，古则复於本。”强调学术和文章的独创性与叛逆精神。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叛逆精神，他们才在文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
历代封建统治者，紧紧抓住儒学不放，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添加一些新货色，使其成为巩固封建统治、禁锢人们思想的法宝。它力图把文学变为封建教化的工具，取消其自身的特点，这尤其表现在诗文的创作上。所以唐宋以后，一些古文的封建说教味越来越浓，到了清人桐城派手里，其文学色彩已黯然失色。诗歌的道路也愈走愈窄。反之，通俗文学却异军突起，呈现勃勃生机，成了表达人们喜怒哀乐的有力武器。一面是封建正统文人的说教，力图扭转文学发展的方向，使之沿封建传统的道路前进；一面是富有反抗思想的作者力图冲破传统藩篱，创造出新内容、新风格的文学作品，这二者之间的交锋一直没有停止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国文学的发展正是在这不断斗争、不断扬弃中发展壮大的。
注释：
①《毛诗序》。
②班固《离骚序》。
③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
④扬雄《法言·吾子》。
⑤白居易《与元九书》。
⑥张籍《上韩昌黎书》。
⑦裴度《寄李翱书》。
⑧见《后村大全集》卷一《吴恕斋诗稿跋》。
⑨黄庭坚《答洪驹父书》。
⑩《辛稼轩词序》，《豫章丛书》本《须溪集》卷六。
(11)《明书·学校志》。
(12)李贽《李氏藏书·纪传总目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