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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民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80年代初农村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一跃成为当地经济的主要支柱，传统农业则降到一种从属的地位，人口结构显现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和“非农化”。社会经济的变化连同多年来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对中国农民的生育需求和生育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近年来，我们采用了典型组专题座谈的方法，在中国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江苏、浙江等，进行了有关农民生育需求的调查。分析所获得的资料，并参考以往的调查结果，我们认为中国农民，尤其是中国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民的生育需求已经或开始发生变化。本文运用浙江部分农村的调查结果从两个方面讨论农民的生育需求，一是从现实生活中引发的生育需求，二是在精神生活中所形成的需求。关于现实生活的需求，我们着重讨论“中国传统的农民为什么要多生？为什么不生男孩不罢休？这种需求目前有何变化？”从农业生产、农村家庭生活、农村养老等方面，揭示中国农民生育需求所面临的一些变化，关于精神生活的需求，我们的讨论集中在传统风俗习惯和心理上的需求及其各种表现，指出传统的精神需求仍影响着农民的生育意愿。
1 现实生活的需求
在讨论中，只要我们问起：“为什么农村一定要生一个男孩不可？”。普遍的回答是：农村生产、生活中有许多实际困难：农活太重，没有男劳动力不行，农村生活太苦，家里没有男孩不行；农村社会保险不健全，养老要靠男儿。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来看，这些理由都是对的，这正是当今许多农村地区生育率仍然较高的缘故，是一部分育龄群众不生男孩不罢休的理由。然而，在讨论中，常常发现一些新的说法，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问题。
1.1 农业生产离不开男劳动力吗？
确实，农业生产中有一些又苦又重的活需要强体力劳动者，而且总体来说，妇女在体力上又不如男的，因此，这是农民要求生男孩的一个最充分的理由之一。但是，江苏和浙江等地农村的城镇化和非农化，使农村劳动分工发生了很大变化，青年人到工厂企业里干活，田里、山上做活的几乎都是老人。座谈中老人们告诉我们：“现在年青人做田的不多了，是‘承包到老’了”。一句“承包到老”道出了现在许多农村的实际情况，青年男女常年在工厂做活，有的只是在农忙时帮着家里做一点农活。一位老人形容说，“田里白头发，路上烫头发”，意思是：田里干活的是白发老人，路上走着的是烫发青年人。
农村乡、镇、村办企业和非农业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而把传统农业留给老年人去经营，这就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声称农村需要强壮的男劳动力，而另一方面，强壮劳动力又纷纷离开农业生产。而现实生活中，人均土地很少的江浙农村，“承包到户”的土地平常只需家中的老人照料即可，只是农忙时才需全家人一齐上，前后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而长年累月的田间管理便由老人和妇女承包了。因此，“承包到老”倒是一句实话，现有的农活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没有强壮的男劳动力不行。相反，“指望儿子干农活也不现实，年轻人大部分去经商办厂”。一位小青年承认：“我就没有干过农活，丈母娘倒叫我干过农活，只干了两个小时。”
中国农村妇女真的因为体力不如男人而不能干农活吗？事实好象也并非如此，农村妇女并没有因为是女性而不去干农活。在一次老年妇女组座谈中，一提到妇女是否做农活，妇女们便说：“象阿拉（我们）年纪的人是最苦最苦的一代人。再上一辈，象我婆婆，缠小脚，不好下地，田里的活不做。阿拉这般年纪，脚么是大脚，孩子生得多，不管什么事都要做。男的做啥阿拉也做啥，男人去挑阿拉去挑。”一个妇女皱着眉说：“小人还要吃奶，到沟边去抱一抱”。众人激动地议论：“大片的坟墩、土岗是我们挑平的，可以种田了，有收入了。”一席谈话，使我们不得不对中国的农村妇女表示同情和敬佩。
浙南的黄岩是盛产桔子的地方，妇女与男子一样也进桔园干活，“二月中旬，现在开始整枝了。桔子多，大约要整十多天，这个活我们（妇女）也能干，并且男女都会干。（最重的活）是施肥，现在都是用化肥，很简单：一、二天就完成了。耕田基本上用拖拉机，插秧男女都会做”。中国的农村妇女：是最能吃苦的女性，说妇女是半边天，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农村妇女支撑着中国农业的大半边天。
1.2 农村家庭只能靠男人支撑吗？
建国以后，中国大部分农村家庭打破了“男耕女织”的模式，男女都得在地里干活，维持生计。改革开放后，一些农村家庭发生了变化，男人在外面打工挣钱，女人在家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还要从事田里或地里的农活，形成了新的“男主外，女主内”。男人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妇女的劳动没有现金收入，也很少被看作是有价值的，因此，相对于男人而言，有的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对恶化。
可是，在江苏和浙江农村，乡、镇、村以及个体企业大多是轻纺工业和手工业，需要大量的青年女工，这就给妇女带来很多创收的机会。中青年已婚妇女把年幼的孩子交给老人照看，走出家门，或进工厂工作，或自己办厂经商，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老年妇女也有进厂工作的，也有把活拿到家里做的，也有帮别人带孩子、打零工的，或多或少有了自己的收入。一位63岁的妇女，除了田里活和家务活，有时在村办的罐头厂里工作，“每天11到17元不等，按件计酬，每月收入大概300多元，一年可做2、3个月。挣来的钱和老倌（老伴）的钱放在一起用”。青年妇女创收机会显然要多得多：“二十几岁的女的，有的比男的挣钱要多，多的一个月要挣一千多元。”
妇女不仅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妇女会勤俭持家。座谈中许多人认为：“女的在外做工，开支省，一年可以剩一、二万元。男的吃烟喝酒，开支大，500元一个月的工又不想做，想挣大钱”。父母们在谈论自己的儿女时，也情不自禁地说出真心话：“女儿小的时候（没有出嫁），出去做工挣来的钱都放在自己身边，到结婚的时候拿出来买东西”。儿子“最大的缺点是：自己挣的钱，大部分找对象以后都花在朋友身上，一点也没有积攒，做父母积攒的钱只好给他们办事情（指婚事）。”
妇女不仅是妻子、母亲，而且是家庭经济的创收者，这一角色的变化引发了家庭关系和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变化。青年夫妇大多是一起外出上班、打工、做生意，工资收入也放在一起使用，家庭重大开支和决策通常由夫妇俩人商量着办，而日用品的添置，则完全由妻子一手操办了。一位老年妇女在讨论中说道：“现在上街买菜都是女的，管钱的也是女的。”有的还开玩笑地说：“现在男女翻了个转身，大部分男人怕老婆。挣来的钱大部分由媳妇管，儿子要给父母一点钱还要媳妇批准（哈哈大笑）。”
家务活通常被认为是妇女的本职，由于妇女也同男人一样外出挣钱，因此，俩口子下班回家，也就一起做做家务。有的丈夫还帮着烧饭、洗衣服。丈夫们承认家务活还是妇女做得多。但是，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青年夫妇结婚时就买了洗衣机、电视、冰箱等，现代家用电器减轻了繁重的家务劳动。“农村生活艰苦，男人是家庭顶梁柱”的说法不再是千古不变的信条。
1.3 养老送终没有男孩不行吗？
养老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养儿防老”也是中国计划生育工作中常常碰到的一个难题。在中国大部分农村，社会老年保障体系尚没有建立健全，老年人主要靠家庭和集体来赡养。在中国农村，有儿子的老人靠儿子；没儿子有女儿可以靠女婿和上门女婿；没儿没女的老人住在“敬老院”靠集体赡养，很少有靠侄子和其他亲戚的。近年来随着家庭子女数的减少，无儿户的比例在上升。据国家计生委“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领导小组”1995年在试点地区的一项调查表明，35—40岁已婚妇女基本完成了生育任务，其中约30%的妇女没有男孩。这就是说，未来这些地区可能有30%的家庭没有儿子，这些家庭的老人将主要依靠女儿、女婿或集体来赡养。
而浙江农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这就是招婿上门，当地叫“进舍”。上门女婿的家庭多半是儿子多，且家里经济条件较差，而招女婿的家庭多半是女儿多，于是招一位女婿上门。上门女婿就像过继的儿子一样，并不受到歧视。可以继承女方家产，当然也就有义务赡养女方老人。这种风俗起到了一种很好的社会调节作用，使一些女儿户解决了养老问题。但是，有人担心“过去子女多，找个‘进舍’容易，现在就一个儿子，到人家进门，我家就没有了，就成了空门了”。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农村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提高，她们有权支配自己挣来的钱，用它来孝敬自己的父母。女儿逢年过节总要送点钱和东西给父母。老人们告诉我们：“女儿给老人送钱是近十来年的事，是现在刚刚兴起的。送钱、送酒的，社会风气形成，大家女儿都这样了，你不送反而会不好。”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使得女婿也能把女方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看待。一位小青年向我们介绍，他的一个邻居有4个女儿，都嫁出去了。我们问老人怎么办，他回答说：“没有什么，女婿都会来照顾的。”老人们也觉察出女儿常常起到儿子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农忙时，儿子太忙来不了时，只要叫女儿来帮忙，女婿通常也会来帮忙的”，“女儿叫女婿很容易，女婿都听女儿的”。
有儿子不一定就养老，不孝子孙虽然不多，但是，流传在民间的故事也常常使老人不寒而栗。老人们说到某村有个不孝儿子虐待老人，气得老人喝农药，有一句顺口溜形容说：“生女儿吃苹果，生儿子喝‘乐果’（一种农药）。”大多数老人都有这种矛盾的心理，明知道指望儿子养老靠不住，但是还是想要个儿子以备养老。老年人和青年人都认为，无论是生男儿还是生女儿，关键在于教育下一代，形成敬老、爱老、赡养老人的风气。
2 精神生活的需求
中国农民的生育动机除了来自于“现实的需求”外，另一个重要的冲动来自于“精神上的需求”。抽象的精神需求则是更高层次的，它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生多生少”、“早生晚生”和“生男生女”的决策。生儿育女几乎成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一种做人的准则，一种责任和义务。虽然，信仰淡漠的青年人则比较讲究现实，较少追求那虚无缥渺的东西，但是，他们也很难摆脱某些精神上的束缚，不自觉地因循某些传统的规范。在座谈中，无论男女老少，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表示，生儿育女是为了竭尽做人的责任和义务，是为了做人的“面子”；是情感上的需要。
2.1 竭尽做人的责任和义务
生儿育女对于中国农民来说，与其说是他们现实生活的需求，不如说是做人的一种责任和义务。把孩子生下来，养大成人，成家立业，就算是尽了心，尽了责，完成了任务。一位60多岁的老年妇女在说到生儿育女时，不知是诉苦，还是表功，她说：“我老伴死的早，死了25年了，我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小儿子，拉了嘎许多（这么多）小人过下来，生活是困难的，三个女儿出嫁，婚事要我一个人来承担。（回忆过去）苦啊苦，老伴生病的时候真苦，儿子只有三岁。我想，怎么过下去。既然小人养出来了，就要拖大他们为止。”另一个老年妇女插话：“这是任务，任务完成了就好。”众人称赞：“你功劳大。”一位40岁的中年男子有两个女儿，在给女儿办完婚事后，家中生活出现了困难，他说道：“这是任务嘛。两个女儿，去年一个上半年结婚，一个下半年结婚。这点事情是大人做人的本质，把小人事体办好了，作为大人，帮得动就得帮。”中国人正是这样忠实地执行着做人的准则，一代一代的父母默默地为了下一代而操劳着、奉献着。
与传宗接代有关的活动是“延续香火”，为了使祖先牌位前供奉的香火不断，就必须有后代“前赴后继”。经过文化大革命，农村中供奉祖先的地方，如祠堂、牌位和香案都当作“四旧”被扫除了。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海外华侨和台湾同胞纷纷回国探亲、旅游和投资，一股寻根问祖的风也随之在沿海地区掀起，浙南一带有的农村开始重建祠堂和修补家谱。在讨论中他们都承认，知道这回事，而且说南边（即温州一带）仍有这一类的宗族活动。
有的地方的宗族祠堂不建了，却把热情转移到修“寺庙”和“祖坟”上。浙江农村有的村把原来的祠堂改建成寺庙，有的把老年俱乐部与寺庙建在一起，老头们在俱乐部打麻将，老婆婆在庙里做佛事活动，各得其乐。浙江农村的坟墓也修的很气派，坟墓大多建在山坡上，私人修的墓坟一座比一座新潮。当地政府认为建庙修坟不仅侵占了耕地，破坏了环境，而且是一种不健康的活动，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经过专项治理，有的地区开始拆除已建好的寺庙和坟墓。
与建庙修坟同时兴起的是丧葬仪式越办越火越隆重。中国农民的丧葬仪式，一方面表达了后人对前人的孝敬，另一方面给活着的人带来一种压力。丧事大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面子，为了给活人看的。有的老人说：“老人本身不讲究送终，可是，现在也有很多人，老人死了，大办丧事，修坟还盖个楼。（显示）他们有钱”。丧事大办除了造成不小的经济压力外，精神上还对无儿无女户造成压力。没有儿子有女儿的，尚可由女婿捧像片，而无儿无女户则只能丧事从简。尽管有的孤寡老人由村里的老年协会操办，参与送葬的人也很多，也很热闹，但意义便不同了。生儿育女作为养老送终的需求，不仅是现实生活的要求，也是精神生活的要求。
2.2 做人要挣个“面子”
我们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调查时听到过这样的故事，有个妇女生了两个女儿，按当地的生育政策不能再生了，但是，这个妇女因与邻居吵架，为了一句“断子绝孙”或“没本事”，宁可违反政策也要再生一个孩子，结果生了一个男孩，这个超生妇女说：“砸锅卖铁（交罚款）也值得，做人就是要争这口气。”在浙江两地的座谈和访问中没有听到类似的故事，但是，在不同的讨论中，常常有人说到：“生儿子争气”，“生儿子名气”等，言下之意是，生了儿子便为自己、为家庭争了光、争了气。老年人更注重儿子给家庭带来的光彩，他们说：“老眼光看，生儿子这个屋要高三尺，生女儿这个屋要低三尺，生个儿子开心，生个女儿不高兴。”
做人，首先要能做出“人”才算有本事。其次，做人就是要能把孩子培养成人。上大学，当干部，被认为是有本事的人，父母们不惜一切代价培养孩子上学，有的一年花1万5千元的高价学费送孩子去“贵族学校”读书。最后，做人还要把孩子们的婚事办得体体面面，现在的结婚费用已经高得使父母们感到孩子多了实在是养不起了。
2.3 为了情感上的慰藉
中国自古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痴心父母，十月怀胎生下孩子，历尽千辛万苦把孩子抚养成人，不仅是为了尽做人的义务和责任，也是为满足自己情感上的需求。尤其是当自己老年后，能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在中国堪称是“天伦之乐”。除享受着做长辈、做父母的乐趣外，上一辈常常把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望子成龙，这也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
老人“喜欢小辈关心他们，经常问寒问暖。孙子和他们在一块他们觉得非常开心”。一个年轻妇女说：“没儿没女的老人到敬老院，他们过的很开心，有政府照顾，但是总觉得缺少一种，怎么说呢，那就是天伦之乐。如果能跟自己的孩子在一块，那么好，就觉得更加温馨。”可是，农村经济改革后，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家庭所有制得到强化，传统的大家庭常因家庭财产和收入分配不均而闹矛盾。江苏和浙江的农民都告诉我们，子女结婚后不久便离开父母单独生活，大多数老人们单独居住，自己起火做饭，有的老人单独居住，只是轮流到孩子们家去吃饭；有的家庭几个老人分别在几个儿子家包伙，所谓“一个一家吃到底”。传统的三代、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浙江农村已经很少见了，虽然祖孙三代同生活在一个村子里，但不进一家门，也不吃一锅饭。许多婆婆和媳妇都说，分家后矛盾少，婆媳之间也客气点。老人们的晚年不能与自己的儿孙共同生活，便寻找其它乐趣，老头们在老年俱乐部下棋、玩牌、打麻将，成为他们空闲时间的主要消遣方式；老婆婆们除了定时去寺庙进香、念佛外，大部分时间在家消磨时光。一位阿婆说：“儿子长大了，走了，没有事了，生活清闲了。”
谈到代际关系，老年人大多抱怨年轻一代对老人不尊敬，有的老人感叹道：“树老值千金，人老不值钱。”“老人经济收入没有了，年纪大了，在讲话上，体力上就不行了。”老人们纷纷诉说：“小辈看不起你了。”一位老人道出一句顺口溜：“老人做刹，后生嘻刹，小人吃刹。”意思是：老人做活累得要死，青年人玩耍乐得要死，小孩吃喝撑得要死。显然，这是从老年人的角度对三代人的概括，反映了老年人对青年人生活方式的不满。
生儿育女作为人类情感上的需求常常与物质生活的需求联系在一起，当父母将财富流向后代时，自己的情感也一同流向了子子孙孙，而后代对长辈的回报也是融情感和物质于一体的。尽管中国南方农民有时骂小男孩子是“讨债鬼（讨还祖上欠下的债）”，骂小女孩是“赔钱货”，但是，农民们从心里还是希望能有儿又有女。“一儿一女为好”，“生男孩争气，生女孩福气”，有儿又有女，既争了气又有福气，这是中国农民在精神上的一种普遍追求。
3 分析与结论
中国农民传统的生育模式是：早生、多生和生男，反映了处在传统农业经济社会的中国农民的需求。但是，当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后，一部分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正如浙江农民在讨论中所说得那样，“生活中依靠孩子越来越不现实了”，相反孩子给父母带来的负担却越来越重。女孩对家庭的贡献并不亚于男孩，有的女孩还胜过男孩，因此，反映在生育观念上，越来越多的农民接受了计划生育的宣传，接受了小家庭的观念，平抑了对男孩的偏好。中国农民的生育模式开始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即向着晚生、少生、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方向转变。
然而中国农民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不仅反映了他们现实生活的需求，而且还深受精神需求的影响。在调查、讨论和访谈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尽管一部分农民的物质生活发生了变化，过上了富裕小康的生活，但是仍保留着许多传统的风俗和习惯。为了传宗接代：为了面子，为了情感上的慰藉，许多农民认为生育一个男孩是精神上的最大满足。精神需求建立在一定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但是，一旦精神需求形成后，便表现出它的独立性、滞后性。所以，当中国一部分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发生变化后，大多数农民的现实生活需求也发生了变化，然而传统的精神需求仍然顽固地存在着，束缚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因此，许多农民虽然能够做晚生、少生，但是却很难做到生男生女都一样。这就是说，目前中国农民的生育模式仍没有脱离传统模式的影响，尚处在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过渡阶段中。
中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中国农民的生育需求的地区差异也十分明显。在生育模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中，东部地区的生育模式更接近于现代模式，他们在晚生、少生方面做得更加自觉，对男孩的偏好也不像中西部地区农民那么强烈。这种地区差异不仅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地区差异，更反映了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对不同地区有影响。产生于中原一带的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远远大于对中国东部地区的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后深感精神文明建设的不足，于是进行了各种专项治理，以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如浙江省政府提出的“拆庙拆坟”的专项治理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就给中西部地区的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发展当地经济的同时不要忽视精神文明建设。
计划生育是一场移风易俗的伟大革命，说它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一点也不过份，因为计划生育要破除传统的生育观念，改变传统的生育习惯。但是，实现生育史上的这一伟大革命，又离不开物质文明建设，没有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不改变人们在生活上对子女的依赖，就无法让人们接受现代的生育观念。生育观念的现代化，既要求物质上的现代化，也要求精神上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