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运行机制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探析论文,运行机制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冷战结束以后的亚太战略新格局中，中美日三角关系是国际关系框架的主轴。该三角关系实际运行的状况和过程，受制于一系列或明确或潜在的渠道、方式和安排，可统称之为运行机制。一般情况下，相互间关系的调整和发展，重大问题的解决，是由这一系列运行机制的共同作用即合力来实现的。本文试从这一角度来分析中美日三角关系，以求明示其存在和发展的机理。
一、运行机制的考察和分析
中美日三角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既竞争又合作，相互关系时起时伏、曲折发展，摩擦与协调并存，冲突与妥协相交替，虽有矛盾和分歧，但仍是谁也不想放弃谁，谁也离不开谁，并在不断地调整各自的期望和行为，使其主要战略、对策及目标实现途径与现行的运行机制相适应，以实现各自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
根据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实际存在态势和相互作用方式，其运行机制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1.单线互补性的联系机制
所谓联系机制，其作用主要是保持相互联系渠道，促进相互了解，增进信息交流，并形成经常性的协调框架。在亚太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多边运行框架大多处于进一步机制化发展状态，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它们流于各成员国政府首脑间展开个人外交，扩大本国影响的运作形式，议多而行少，更缺乏协调各国关系的规范化作用。因此，中美日三大国亦不可能利用这些本身功能尚不健全的机构去架构一种协调模式。中美日三角因三边、多边联系机制很不成熟，而侧重于单线的双边联系机制。
在双边联系机制中，中美日三角的三个双边关系，在政治上有高层互访、民间交往等形式；经济上，经贸往来已成为相互关系的主轴或基石，相互依赖日渐加深；安全上，美日安全保障体制是美日双方的战略基轴，中国在参与和推进亚太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加强与美日的磋商和协调也显得至关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美日三角的双边关系，长期以来的联系、交往和发展，业已形成一些最基本的经常性协调和联系的框架，诸如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原则，中日确立的友好关系四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美日安全保障体制等，三国已将相互关系的调整和发展置于相互认同的原则和基础之上。而且，三国在双边关系的战略基础这一根本问题上已达成共识，都强调相互间长期的稳定的关系不仅对各国国家和人民，而且对于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双边联系机制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确有其赖以存在的战略基础，那就是相互间的互补性。美国在经济上要倚重日本，在安全战略上需要日本的联合，要使日本成为其推行亚太战略的最重要基地；美国把中国放在仅次于日本的亚太大国地位，特别是需要中国的市场，把占领中国市场定为美国发展海外贸易关系的战略目标之一；美国要解决许多全球性和亚太地区性的政治安全问题也需要中国的合作。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必须得到美国一如既往的支持，美日安保体制仍是其外交基石；且对日本来说，美国是至关重要的经贸、科技合作伙伴，日本70%以上的技术仍要从美国进口，到21世纪初，美国仍将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中两国地理位置接近，日本希望发展同中国的合作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经济意义重大，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是相当重要的；中日之间更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发展中日经济关系有助于增进中日双方各自的利益。
中美日三国相互间的互补性如此之大，决定了它们之间只能是“共存”和“互利”，这种单线联系机制的互补性，就三角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动力而言，其本质乃是“利益机制”，由“互补－－互利”这一纽带使中美日三角关系得以相互连结，维系和依存。
2.连锁制衡机制
目前，中美日三角关系并非一个“均势”系统。实力上，美国是超级大国，日本是经济大国，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三者综合国力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力量差序结构，使单个力量的影响和制衡作用呈不对等性和不对称性，从而使由实力相当而产生的相对稳定的均势制衡机制暂时难以形成，各国（尤其是中、日）或不愿或无力将自己置于一对一的制衡机制中，进而要借助于第三国或双边关系的力量来实现战略制衡。
所谓连锁制衡机制，即中美日三角关系在三个双边关系相互连动、制衡的过程中实现相互间能动的协调和发展。具体体现在：中美关系的变化影响日本，美日关系的变化影响中国，中日关系的变迁引起美国的反应，各国倚重于以自己为出发点的两个双边关系，又受制于第三个双边关系，任何一个双边关系都是另外两个双边关系的条件。不过，从状态上讲，美日关系、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运作和谐，亲善程度呈依次递减趋势。由此而呈现出一个看似复杂而实则简单的国际关系运作图景，中美日三国在战略上权衡发展相互关系，策略上必须着眼制衡于自己的第三个双边关系，以实现自己最大的外交回旋余地，这同时也说明，连锁制衡机制在三角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动力上表现为一种能动机制，“在这种大三角关系中，任何一方想要放弃，都必须冒极大的风险。”[1]
3.矛盾与竞争机制
在三角关系中，既有合作与协调，又有矛盾与竞争，这种积极面与消极面并存的关系状态，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相当普遍的现象，中美日三角关系亦概莫能外。就其总体而言，三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矛盾与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可控性将逐步加强，协调与合作也会随之发展。
美日之间虽在重新确认和加强两国安全联盟，但双方的经济矛盾和冲突仍难以消除，尤其是经济摩擦将随着彼此的资本渗透竞争而加剧。而且，双方都在极力争夺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日本正在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也最终要同美国的“领导者地位”发生冲突。由此可见，美日两国在战略层面上的矛盾与它们在经济领域内的矛盾同样复杂而深刻。当然，这并不排除美日在某些问题上会联手制华。中国与美日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特有的不平衡性和矛盾性。这主要是因为美日两国国内保守势力抬头，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美、日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其冷战时期的思维模式，抱着旧观念不放，这也许会增大中国与美日之间的摩擦，但从长远来看，三角关系不可能演变为两方联合对付第三方的关系，就像冷战时期美日对付中国那样。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舞台上的较量主要转为经济角逐，当代世界三角关系中的矛盾与症结越来越集中在经济利益之争上。在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运作机制中，矛盾的另一面是竞争，各方都竭力避免处于受孤立、遭排斥的局面，力图占据“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而且，矛盾的存在加剧了竞争，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将会更加激烈，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将更多地取决于三方实力的消长和运用。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矛盾与竞争机制成了中美日三角关系存在和发展的又一动力机制。
综上所述，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运行机制是：以单线互补性联系机制为表现形式的利益机制起主导作用，以连锁制衡机制为表现形式的能动机制是有力的杠杆，而矛盾与竞争机制是重要的外在运行形式。
二、运行机制的发展趋向与调整原则
运行机制实际上是存在和发展机制的表现形式，分析和考察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运行机制就必须看到其继续存在和发展的趋向，并探究其调整原则，这不仅是把握现状的有效分析框架，而且是洞察未来、迎接机遇和挑战的必要前提和必然要求。
中美日三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是有其战略基础的，坚实的战略基础一定会带来良好的发展趋向，笔者认为，中美日三角关系存在和发展从其运行机制角度分析会呈现如下三个方面的趋向：一是由单线联系机制向多边共同协商机制发展，二是由连锁制衡机制向相对稳定的力量型均衡机制发展，三是由矛盾与竞争机制向国际协调型机制转变。其理由有四：首先，亚太新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多力量中心的崛起，多边协商合作机制的发展趋势已不可阻挡。况且，实践已证明，每当单线联系走向对抗时，多边机构总是维持最低限度的集体对话的最佳机制。其次，当今世界为每一个国家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中美日三国的力量差序将日趋缩小或消除，力量均衡状态下的新发展趋向，不仅是将来的现实，而且必然要求各国相互间不断调整战略，发展相互间良性的有效调节、制衡机制。第三，无论何种矛盾和分歧，在主观上受价值限定，在客观上受利益支配，于后者而言，传统的国际政治选择方案已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而要求更多的基于“共利”基础上的协调。各国只有在多边对话框架内始终保持必要的协调，就比较容易形成积极互利关系，进而真正遵循求同存异、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相互关系。最后，理性和现实主义将进一步取代情感和理想主义，成为中美日三国处理相互关系的指导思想，从而为三国相互关系的发展开辟广阔前景，形成真正基于现实“共利”抉择的良性三角关系。
当然，这种发展趋向的分析，带有较多的理想成分，从近期来看，在实践中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困难和制约因素：第一，美日战略动向问题。美日联手制华，美日关系破裂，日本走上军事大国或拥有核武器，美日谋求单独或联合称霸亚太等几种可能战略动向都将危及三角关系，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第二，美日两国能否恪守它们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不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是今后中美日三角关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三，中国本身力量的发展壮大，也是关系到中美日三角存在与发展的极大制约因素。
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运行机制的发展趋向来看，应遵循如下调整原则：互利原则；自主原则；协商原则；平等原则。也就是中美日三方应该排除干扰，扩大共识，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互让互利，弥合分歧，以实现自主合作。
三、中国的战略对策
三角关系中的中国，面对现实是挑战和机遇，面对未来，既有充分展示中国实力、斡旋于亚太乃至世界舞台的有利趋向，也有暂时的困难和阻力。为此，中国必须采取相应的战略对策。具体从运行机制的角度而言，我们应采取如下对策：发展联系机制，利用制衡机制，争取有利的保障和调节机制。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总的准则，必须予以遵循。当然，竞争机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以中美日三角关系为依托展开国际竞争，有利于我国拓展外交空间。至于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因素，我们的策略是：“不畏浮云遮望眼”，正视矛盾的存在，高瞻远瞩，从大局出发，作出有利于亚太地区稳定和繁荣、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决策。同时，根据三角关系运行机制的发展趋向，我们应“未雨绸缪”，作出正确的战略定位，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应置身其中，积极引导，在确保中国有较大回旋余地的前提下，推进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
美国著名学者基辛格在冷战时期曾设计出理想的三角关系状态，即“我们与潜在对手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对它们两者的选择自由始终大于它们相互之间的选择自由”。[2]可以说，这已经成为当今各国处理三角关系时的政策指针。同样，对于我们中国处理中美日三角关系是有极大参考价值的。在三个双边关系中，中国应抓住中美关系这一龙头，研究和制订出最佳战略。
无论是国家重大利益之所在，还是地缘战略之考虑，抑或对外政策之目标，中国都不能脱离中美日三角关系，它是我们立足亚太的战略基点，也是我们推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多极化进程、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出发点。当然，要想充分发挥这种作用，中国还必须立足国内经济建设，增强综合国力，使中国成为中美日三角关系中起强大制衡作用的犄角。这不仅有利于三角关系的发展和稳定，而且有利于增强亚太地区以中美日三角关系为核心的亚太多边合作的整合力，实现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良性协调运行。
注释：
[1]转引自《国际信息资料》1995年第9期。
[2]现代国际关系译丛（十六）：《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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