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主义”及其关于安全问题的解决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安全问题论文,路径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全研究有两大主要分支——美国学派和欧洲学派，有学者将其称作“美国主义”和“欧洲主义”。①“美国主义”重视军事、政治、外交和国家等传统研究，“欧洲主义”更重视安全威胁的国内因素和社会学视角。“欧洲主义”因对社会安全问题的重视又被称作“国际政治社会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IPS)，也由于其对“美国主义”的“背叛”而被统称为“批判安全研究”②。“欧洲主义”也并非完全否定“美国主义”所重视的战略和军事层面，只是从更宽泛的视角来理解安全。“欧洲主义”主要有三大分支：威尔士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巴黎学派。笔者拟探讨“欧洲主义”的产生与形成、理论渊源、对“美国主义”安全研究的超越及关于安全问题的解决路径。 一、安全研究中的“欧洲主义”及其形成 欧洲的安全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型，当时的研究重点是追踪最新的科技成果，以评估西方应对苏联的最佳军事政策，也可以说是受美国影响的威慑与战略研究。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出现了不同于美国传统安全研究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安全研究进入了新的高峰期。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安全环境出现缓和，苏联解体也使美国处于“一超”地位，同时国际政治也已经显现多极化趋势，安全研究受此影响也不再是美国一家之言，而是出现了“多元主义”的趋势。欧洲的安全研究越来越不同于美国的传统研究，呈现出日益抽象的理论化趋势。欧洲学者将其优良的社会学传统纳入安全研究，对传统的安全研究进行了批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判安全研究——“欧洲主义”。“欧洲主义”选择的是一种批判路径，拒绝传统的“问题解决”方法，它们批判传统意义上的“世界本体论”和国家利益层次的安全观念，③倡导安全研究的社会学导向和非国家化趋势。总的来说，“欧洲主义”的安全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威尔士学派的兴盛阶段，主要处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威尔士学派(Welsh School)出现在冷战结束前后，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肯·布斯(Ken Booth)和理查德·琼斯(Richard Wyn Jones)，以及他们的学生与合作者。该学派对安全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安全解放理论。布斯1990年在英国国际研究协会上发表的“解放与安全”一文为后来为人熟知的批判安全研究设置了第一个研究议程。其将个人和人类而不是国家作为批判安全研究的核心，“将人视为安全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并“将解放作为新安全思维的中心”。④1994年5月，在多伦多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布斯发表了“安全与自我：一个堕落的现实主义者的反思”的演讲，第一次使用了“批判安全研究”这一术语。⑤威尔士学派质疑将国家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并拒绝将国家作为主导性安全分析框架的模板。这是对传统安全本体论的批判性尝试，也为政府政策提供了另一目标，即政府应解放和保障那些最边缘的和最易受威胁的人的利益，而不是追求稳定和权力。如今威尔士学派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安全解放理论”和研究议程。⑥ 第二阶段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兴盛阶段，代表人物主要有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Ole W
ver)等。尽管哥本哈根学派可以上溯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和平研究，然而其真正的兴盛始于90年代中后期。1996年，马克斯威尼(Bill Mcsweeney)和纽曼(Iver Neumann)等人开始将哥本哈根和平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称为“哥本哈根学派”，此时布赞等人开始真正扩大其影响。1998年，布赞和维夫等合著的《新安全论》对其之前的研究进行了拓展和升华。⑦哥本哈根学派继承了威尔士学派的“批判思维”对传统安全研究进行了剖析，这首先体现在对传统安全内涵的扩展上。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范围的拓展，以及对安全化进程的强调，塑造了“非传统”安全研究框架，其很快成为批判安全研究的代名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领域概念、安全化理论和复合安全理论成为该学派的三大理论核心，哥本哈根学派也成为西方安全研究领域的显赫流派。 第三阶段是巴黎学派影响的逐步扩大时期。除杰夫·胡斯曼(Jef Huysmans)以外，其大部分研究者都在巴黎工作，故被奥利·维夫称作巴黎学派。⑧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迪迪埃·彼戈(Didier Bigo)和杰夫·胡斯曼。这一学派基本上是与威尔士学派平行发展，主要是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分析政策实践、欧洲内部安全和移民安全等问题，但早期影响较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9·11”事件以后，其影响逐渐扩大。巴黎学派秉承欧洲的批判研究传统，提出了包括安全治理、(不)安全化理论、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融合等新的安全观点，其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发表在彼戈主编的杂志《文化和冲突》(Cultures et Conflits)上。代表性的著述有：“二合一：欧洲内部与外部的安全化”、“全球化的(不)安全：确定监控的范围”及“不安全的政治：欧盟的恐惧、移民和庇护”⑨等。巴黎学派的观点来源于批判性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并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认识论框架进行安全研究。由于其法语语言和学者的地域性等方面的原因，巴黎学派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其往往被认为是“欧洲主义”的后来者。后来巴黎学派开始注重英语著述，其影响逐渐扩展。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安全研究的批判路径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安全研究的理论图景，使得欧洲安全研究区别于“美国主义”，带有极强的理论和地域特色。上述三大学派虽同属“欧洲主义”，但不同的研究视角决定了其安全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并成为“欧洲主义”的三大支撑。威尔士学派第一次提出了“批判安全研究”，成为欧洲批判安全研究的先驱；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广义的批判”论，开始扩大其影响，并最终成为“欧洲主义”的旗手；巴黎学派对欧洲内部安全与内外安全融合、社会安全治理等问题的关注，使其成为欧洲安全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分支，在近十年来其影响也在不断扩大。总而言之，欧洲主义的安全研究已逐渐形成以哥本哈根学派为主、三大学派相对均衡发展的状态。 二、“欧洲主义”的社会学渊源和批判研究传统 在理论渊源上，“欧洲主义”三大学派既有共同渊源，又相互交叉，还各有不同的源流。总体来看，“欧洲主义”主要汲取了欧洲社会学思想和批判研究传统。冷战结束前后，随着社会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安全研究学者也对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有着深厚社会学研究传统的欧洲更是如此。“欧洲主义”带有明显的社会学特征。它们大量借鉴了社会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超越了传统安全理论的本体论假设，提出了新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议程。同时“欧洲主义”更是秉承了欧洲批判研究传统，如威尔士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有着密切联系，哥本哈根学派与语言学建构主义有关，巴黎学派则带有犯罪学与政治学的特点。 (一)三大学派的社会学渊源 欧洲主义的三大理论流派又被称为安全研究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这充分展示了欧洲安全研究的社会学特征。这三大学派共同的理论背景就是将社会学的研究和理论运用到安全研究，其目的在于摆脱传统安全概念的束缚，以便更好地理解安全的内涵。 威尔士学派是欧洲安全研究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主体之一，其主要特点是运用社会批判理论进行安全研究。威尔士学派以“个人的解放”作为其安全理论的核心，对传统安全研究中的国家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实现了对传统军事安全议题的超越。威尔士学派安全研究的社会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认为“安全是一种社会建构，是由行为体互动与环境相互影响所构成”。⑩正如肯·布斯所言，“安全是我们造就的”。(11)其二，认为国家与个人对安全的认知是不同的，国家并不总是保障个人的安全。因此，安全的指涉对象应落脚在“个人”，人的安全又以人的解放为终极追求。建立一个共同利益、共同认同、道德义务与政治义务普及的“安全共同体”是达成解放的路径。(12)这充分体现了威尔士学派社会批判的理论特色：安全的终极意义并非体现政治集团的状态和诉求，而是体现社会群体中个人的价值诉求。(13) 哥本哈根学派的社会学渊源主要体现在对安全内涵的社会性重构上。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14)。“当一个问题被人们提出，是因为它对一个指涉对象(传统上是国家、合法的政府、领土与社会，但这并不是必然的)，造成了‘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15)这种威胁并不是既定存在的，可能是来自于行为体自身的恐惧。同理，安全也不是既定存在的。当某事物被认为是一种威胁时，它就成为一种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存在于传统的军事-政治领域，还可以存在于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由此，哥本哈根学派将安全重构为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安全，安全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认知。另外，哥本哈根学派的两大特色理论——安全化理论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都借用了社会学中社会互动的研究路径。由于哥本哈根学派将安全理解为“主体间性”的，因此需要用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解析在何种条件下谁在实施安全化。(16)“在安全话语中，经过渲染，一个问题以具有最高优先权而被提出，并被贴上了安全标签，这个过程就是安全化。而这种安全化过程依据语言学理论来解释，就是一种‘言语—行为’。”(17)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也是在“主体间性”安全内涵的基础上提出的，主张从地区层次来研究安全行为体间彼此依赖的安全互动关系。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结构和动力，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如“无政府结构及其均势后果”，以及“当地地理邻近的压力”(18)，但更多来自于复合体内各单元对安全的认知互动。布赞非常注重安全主体之间的社会建构，他根据地区安全主体之间敌友模式的社会结构特征划分地区安全形态，呈现不同地区安全主体的不同互动和认知水平。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地区安全复合体是一个由我们界定和使用的分析概念，但是这些地区(地区安全复合体)依行为体安全实践的不同而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社会建构的”。(19) 巴黎学派的安全研究引入了许多法国本土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大量借用了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和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学说，其社会学渊源主要体现在对安全含义的重构和安全治理理论之中。巴黎学派对安全概念和性质的看法深受福柯对权力的观点的影响。福柯认为，权力并不只有自上而下的一种维度，而是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已经侵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20)巴黎学派因此认为，安全不应该仅从国家层次的考虑，而应从人们的日常实践着手。因为安全产生于日常实践，而不是发生在非常时期的例外。福柯关于通过公民的精神来实现社会治理(governance through mentalities)(21)的思想也影响了巴黎学派的安全研究。巴黎学派认为，安全与不安全是政府治理的技术，是社会建构的社会治理学说。 布尔迪厄将权力视为不同资本的观点影响了巴黎学派关于安全机构、安全领域以及安全专家等问题上的观点。布尔迪厄认为，行为者在各自的领域内竞争以求更高层次的资本，这些竞争会受到每个行为体习惯的影响，而习惯是由包括可用资本的水平等在内的一系列因素决定的。(22) “欧洲主义”安全研究的三大学派得益于欧洲优良的社会学传统，发展出安全研究的新观点和新视角：对安全的内涵进行社会性重构，并运用社会学中的社会互动等理论，延伸安全的指涉对象(个人、国家、地区、全球)，拓展安全研究层次(国内、地区、地区间、全球)，深化安全研究议题(军事、政治、社会、环境)，展现安全价值的社会性诉求；大量引用或改造社会学的词汇来构建自身的概念系统，如“主体间性”、“社会互动”、“言语-行为”、“安全化”、“解放”、“安全共同体”等，试图建构新的安全理论，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研究风格。 (二)威尔士学派与葛兰西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 威尔士学派最主要的思想来源是葛兰西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意大利的政治理论家和活动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较为卓越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将“问题解决理论”和“批判理论”做出区分。他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其理论创设的目的：问题解决理论满足于对现有秩序的维护，“使现有的关系和制度顺利地发挥作用”，而批判理论则“立于主流秩序之外并思考这一秩序是如何建立的”。(23)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理论”不关注问题的解决，而是思考“是否存在对现有的理论或解释方式的合理替代”。(24) 威尔士学派“批判”理论的另一个来源是法兰克福学派，(25)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建立了所谓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相较于传统社会科学要以科学的、量化的方式建立社会经济等法则，他们则想要更进一步探讨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的因素的作用。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对“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做出了重要区分。他认为，传统理论是一种不可变革的事实，其否定了理论家的作用，相反，批判理论拒绝对主体与客体、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理论与理论家之间刚性的隔离。(26) 威尔士学派不迷信于主流的传统安全研究的“问题解决模式”，而是另辟蹊径将社会批判理论引入安全研究，质疑传统安全信奉的物质主义，重视观念和安全理论家的作用。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葛兰西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观点的影响。 另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理性世界已经坠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变异，它不为自由而为奴役服务，科学和技术也发挥着‘统治’和‘意识形态’的功能。”(27)因此，为求得人在精神方面的真正解放，现代社会中包括理性、科学和技术在内的所有意识形态都在批判之列。法兰克福学派的宗旨就是人类解放，要识别和消除不必要的社会束缚和规则。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就是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解读，启发了其“安全解放”理论。威尔士学派认为，“个体的人”才是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国家并非安全的可靠提供者，同时国家因为多元而无法构成“安全的综合理论”。(28)布斯解释说：“解放是一个相对于开放和道德的真正概念，它拒绝社会生活中虚假的必然性，倡导公正、能力和选择，相互尊重权利、接受共同的人类责任，并促进诸如经济正义、非暴力、人道治理、生态可持续性和人权等世界秩序价值准则。”(29) (三)哥本哈根学派与语言学建构主义 哥本哈根学派虽然与美国的主流传统安全研究有关，仍在小心坚持传统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设，但事实上哥本哈根学派布赞等人“并没有对安全进行刚性的国内和国际的划分，因为许多案例都不是由国家界定的”。(30)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研究的突破并不是其坚持“美国主义”，而是因为采用了语言学建构主义的分析工具——“言语-行为”。安全化进程就是运用语言学理论中“言语-行为”的结果。“言语-行为”并不是指代某种真实的东西，而是话语本身，是一种行为：通过语言，一些事情就完成了。(31)一个成功的言语行为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就是语言要合乎文法规范，一般的文法规则加上不同领域的专业术语，在安全领域就是建造一个包含“存在性威胁”的秘密计划、极限点和一种摆脱困境的可能方法。(32)对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言语者的社会和象征资本，也就是说言语者必须处在一种权威的地位，这种权威并不一定是作为官方权威来确定；二是必须与威胁联系在一起，可以是正在发生的威胁，也可以是可能发生的威胁。比如，人们可以想象环境恶化、恐怖主义、可能发生的战争等现实或可能的威胁。因此，成功的言语行为就是将言语和社会结合起来，将语言的内在功能和言语者的代表性结合起来，言语者是被组织授权或认可的。(33) 哥本哈根学派的逻辑就是“安全”是一种对话，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建构过程。它假定在一种阐述的话语中，由于存在言语行为的实践，某一特定问题成为一个安全问题，并不一定因为是真正的威胁，只是因为提出这一问题的言语者将其表述为威胁，而言语者得到当局的认可。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一个问题针对谁成为一个安全问题以及其与何者相关？(34)然而，这只是安全化进程的第一步，成功安全化的关键还在于受众的认可，由此这一问题才会变成安全事务。如果言语行为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成功的，就可以将某一问题贴上“安全问题”的标签，并将其从日常政治领域中迁移出来，使其转化为要求合法“极端措施”的“存在性威胁”，即“政治的例外”。(35) (四)巴黎学派与政治学、社会犯罪学 巴黎学派的研究者们有丰富的理论背景，除了国际关系学之外，还与政治学、社会犯罪学有关，并与国内安全领域的专家进行互动。(36)这样，巴黎学派通过汲取政治学、社会犯罪学视角，批判了主流安全理论忽视国内安全事务的观点。 国际关系理论属于国际领域范畴，政治学、社会犯罪学等属于国内领域范畴，两个范畴之间的界限分明，而传统的安全研究归属国际关系理论，属“国际范畴”。巴黎学派的安全研究从政治学和社会犯罪学视角出发指出，传统安全研究的国际国内界限过于分明，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公共产品，安全是关于合法性的问题，其核心定义涉及权力和利益，即由谁来定义安全问题，这可以称为安全政治学。对于什么是安全以及什么是不安全与行为体之间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这些行为体有权力宣布谁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谁的安全可以被牺牲，以及为什么“他者”的暴力被视为侵略的形式和不安全的标志，“自我”暴力行为被视为保护的形式。巴黎学派并不认为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学家的专利，国内领域与国际领域也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安全的威胁可能来自外部，更可能来自内部，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不清，并日渐融合。巴黎学派还认为，安全是安全领域内安全专家斗争的产物。例如作为安全专家代表的政治家就是将安全与不安全作为政府治理的工具，通过界定不安全，在社会中营造“危险”气氛，使其以安全的名义对市民进行治理，在这种治理中其所采取的暴力手段(如监控、监察)都被视为合法。因此，不能将安全完全视为国际范畴的事务。 传统安全研究认为，安全问题主要是国际范围内国家受到死亡威胁的“严重”非日常情形，而不是对犯罪、贫困和疾病的恐惧等日常问题。传统安全研究的定义与战略研究相混合，与战略不相关的行为或事件属于国内“法律与秩序”问题，如果被视为安全问题则是超出了安全范围，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安全无关。巴黎学派用社会犯罪学的视角对安全化进程进行再建构，将犯罪、贫困、疾病、威胁、暴力和恐惧等日常行为也视为一种进程。安全不一定是国际上的或国家层面的，不一定是与“生死存亡”有关的大问题，也有可能来源自上述日常行为，尤其是犯罪以及犯罪的社会影响可能会造成市民很大的不安全感，这与政治学、犯罪学有关。 可见，“欧洲主义”安全研究的三大学派都受益于欧洲优良的社会学思想和批判研究传统，从不同的视角对安全含义进行了社会性重构。它们分别吸收了法兰克福批判理论、语言建构主义、政治学与犯罪学等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创立了独具一格的安全研究理论。正是由于其理论渊源交叉和同一，导致了欧洲安全研究被统称为“欧洲主义”或“欧洲学派”，也由于其三大学派的安全解构思维来源于不同学科，这三大学派对安全的基本观点又有所不同。 三、“欧洲主义”对“美国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欧洲主义”属于非传统安全研究范畴，与“美国主义”的传统安全研究有本质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两大安全研究流派对什么是安全、能否认识安全及如何认识安全等问题的回答和理解存在巨大分歧，即两者安全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 (一)美国主义的危机 “欧洲主义”产生于“美国主义”的危机，其形成与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格局突变、欧洲政治与安全环境的变化有关。冷战结束导致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大战得以避免，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缓解。从欧洲现实的安全问题与安全议程来看，传统安全威胁下降，但诸如移民问题、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而传统的安全研究理论显然不能解释冷战后新的政治安全问题，“欧洲主义”的新安全理论应运而生。 (1)世界传统安全后退 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产生的两极分化，决定了之后四十多年安全研究的结构和主题。此时的安全研究主要关注战争问题，认为安全威胁的根源在于其他国家的存在及所拥有的军事能力，安全的手段就是通过内部发展或外部结盟来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冷战结束使国际安全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世界主要核大国之间的全面军事对抗和整体毁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世界大战的风险减小，传统安全威胁大大减弱。与此同时，之前被两级对抗所掩盖的社会性矛盾与冲突在冷战后纷纷爆发，如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难民潮等，已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突出的新的安全威胁。 从安全研究的视角来看，学界对安全研究基本问题的认识均发生了变化，如谁的安全、不安全的根源、对安全问题的领域与范围的认识、如何达成安全目标等。欧洲学者认为，由于世界战争威胁的降低，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国家安全的威胁并不一定来自于其他国家或外部，国家也并不一定能保障市民的安全，(37)国家既是安全的提供者，也是安全的威胁者。(38)随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共同利益不断增多，以及冷战结束之后国家内部冲突的增加、西方对移民的恐惧、恐怖主义威胁等新问题，证明美国传统安全研究已经不能反映后冷战时代的安全现象。安全研究关注的范围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开始突破国家中心和军事政治领域，占据安全研究中心议题的不再是军事事件或传统主义者所定义的大国事件了。(39)传统议程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的主导性地位动摇，安全研究中产生了新视角和新学派。例如，威尔士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都对安全进行了拓宽和延伸，主张将安全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认为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多样化的，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还包括社会和个体的人。 (2)冷战后欧洲非传统安全突出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希望变“单极时刻”为“单极时代”。美国学界关注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其世界的霸主地位问题，无论应对传统安全威胁还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他们仍将军事手段作为最重要的手段。时至今日，美国的安全研究仍旧带有战略研究的色彩，而欧洲在冷战后摆脱了超级大国的“干涉”，其安全动力主要来自欧洲内部。欧盟的发展使得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各国的命运也更多地与外部的稳定和发展紧密相连，因此其更加关注的是欧洲内部环境。和传统安全威胁比较起来，他们面临着更加突出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如环境、资源、难民、流行性疾病、恐怖活动、武器扩散等对其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欧洲学者认为，全球化使得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全球扩散性和渗透性，威胁着欧洲的安全利益。非传统安全发生威胁的源头不像传统安全那样单一，而是更加复杂，它可能来自国家外部如敌对国家的军事威胁，也可能源于内部，还可能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是蓄意而为，也可能是非人为造成；可能是由国家发动，也可能是非国家行为体如某个组织、团体或个人兴风作浪。哥本哈根学派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就“根植于欧洲安全问题的变化性与连贯性，关注欧洲安全化过程”。(40)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原东欧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欧盟希望能将自身影响力外溢到东欧和其他地区，因此，欧洲的安全挑战主要在于欧洲内部东欧国家的融合问题。巴黎学派的安全研究正是根据冷战后的欧洲局势提出了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融合的观点，关注移民和边境控制问题，甚至更加关注内部安全，注重国内的监控与安全治理。 (3)主流理论的不足 冷战时期，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安全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抵制苏联的意识形态扩张、军事威胁和经济渗透。在这种大背景下，安全研究的主题就是国家和军事，其理论基础是现实主义。因此，“传统的国际安全研究确定了国家作为主体、武力使用作为关注核心、外在风险作为威胁的基本来源，以及国家的军事能力建设和危机管理与应对为主要政策措施，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安全学说。”(41)传统安全研究的三大理论流派：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没有预测到也不能解释冷战的结束及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传统安全的后退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大大削弱了主流理论解释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主流安全理论以理性主义为出发点，对安全的理解只注重客观现实的威胁，即国家军事力量稳定与否，忽视对安全的主观认知，没有把心理因素引入安全政策的考量；第二，主流安全理论认为安全的主体和中心是国家。国家安全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都应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护的绝对价值。在安全领域上，安全主要限定于军事安全。在论及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和方式时，将目光锁定在其他国家，而忽视国内社会问题引发的安全隐患，对非国家行为体(例如组织、团体或个人)所造成的威胁视而不见；第三，传统安全理论坚持认为，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是分割的，彼此间没有必然联系，安全的“内传”、“外溢”或“扩散”现象并不明显，不同国家、部门和领域之间能够独善其身。 冷战结束这一历史事件引起了传统安全研究路径的“学术危机”，但对那些早已指出主流安全研究路径弱点的学者来说却并不那么令人困扰。(42)“欧洲主义”三大理论流派都认为安全并不是客观存在等待人们去发现的，而是观念建构或社会实践的产物，同时注意到国家安全并不一定能保证社会安全与市民的安全。安全的威胁不仅仅来自于外部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也可能来自国内社会问题、恐怖主义、环境问题、经济问题等非政治军事威胁。欧洲的国际关系学者们开始将目光移向理性主义之外的文化、认同和规范等因素。他们从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哲学、批判理论以及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中汲取营养，开启了安全研究的新轨迹和新阶段。 传统安全的后退、欧洲非传统安全的突显和传统主流安全理论的缺陷对“美国主义”的解释力提出了挑战，催生了安全研究的“欧洲主义”的最终形成，促使“欧洲主义”安全研究不断突破，并完成了对“美国主义”的超越。 (二)“欧洲主义”对“美国主义”的超越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居于国际关系理论正统地位的新现实主义越来越缺乏解释力，在世界现实问题面前显得力不从心，而冷战的结束给了新现实主义致命的一击。与此同时，各种非主流的国际思潮对处于话语霸权地位的主流理论进行批判，“欧洲主义”在安全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美国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完成了对“美国主义”的超越。 (1)观念主义本体论 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关本体论的争论表现为物质主义(materialism)和观念主义(idealism)两种倾向。安全研究的本体论就是弄清楚“安全到底是什么”的根本问题，体现出“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之间的差别。 传统安全研究是物质主义或者说客观主义的。冷战时期，安全研究的支配范式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以“权力”为核心，它所强调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国际冲突等概念，都是以国家间的物质互动特别是军事力量的竞争为基础。现实主义者对安全的定义就是国家安全，而国家安全的威胁就是来自外部的客观威胁。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安全研究为主导的传统安全研究路径“关注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辩论，以及构建帝国与秩序方面权力相对于制度的辩论”。(43)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安全研究虽然更注重非物质的观念和制度的作用，以温特(Alexander Went)和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范式甚至极力推动美国安全研究从物质本体转向观念本体，但仍旧没有动摇现实主义范式的主导地位。传统安全研究的物质主义倾向还体现在“国家中心主义”问题上。“它认为国家是单元既定的外部形式，并且把利益看成客观事实，它规定国家行为的准则，在很多方面它几乎具有自然科学的特征，如均势理论和军备竞赛理论。”(44) “欧洲主义”在本体论上质疑“美国主义”的传统安全研究，都坚持安全研究的“观念主义”本体论。“欧洲主义”在对安全、安全化、社会安全、人的安全等概念的界定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假设，即安全不是既定的，而是被认知的，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安全，安全状态是被建构的。(45)哥本哈根学派甚至强调，被称为“安全事务”的问题，并不一定就存在着真正的威胁，而是人们的一种社会认定，被认定的过程就是安全化的过程。在“欧洲主义”看来，安全是一种互动的社会建构。布赞在提出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基本结构时，将物质权力结构作为其中的变量之一，他也补充说明：“物质结构也是社会建构的一部分，其社会实在本体论的内核并未改变”。(46)安全与不安全都不是某种特定的客观物质权力关系，安全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不是自然法则，而是人类行动的偶然产物，并永远潜在地为重新建构敞开大门”。(47)肯·布斯也认为，安全的概念并不是简单由外在的真实世界决定，而是安全分析家主导了对安全研究路径、安全议程和安全指涉对象的重新思考。(48)巴黎学派更是认为，安全这一概念只是被塑造来进行“治理”的工具，并不是必需的。因此，“欧洲主义”的安全研究坚持观念主义的本体论，认为安全并不是外在于国家的客观存在，等着分析家和政治家去发现的。相反，安全是由我们人类来界定的。 (2)后实证主义认识论 从认识论上来说，安全研究所涉及的是人的思维能否认识安全以及怎样认识安全的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的差异。“这两类认识论路径争论的实质在于：社会科学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力求建构解释(国家)行为的因果理论。”(49)“美国主义”的安全研究坚持的是实证主义，“欧洲主义”的安全研究坚持的是后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体现的是经验主义的认识论。(50)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研究并不完全是科学实验，它们仅仅具备了类似于化学或物理学的实证研究过程，然而实证主义者坚持认为，研究应最大可能地与实证原理相符合。(51)安全研究的“美国主义”大都依赖于实证主义的路径，更容易接受理性主义、经济学方法等。他们主要着眼于客观的安全威胁，认为安全的主体与客体是分离的，强调安全研究的中立。在“美国主义”者眼中，安全的概念通常是从物质层面来定义，即一国威胁他国或威慑对手的可能性基于物质能力，如核武器的威胁和威慑能力。即，安全概念被认为是国际政治中“外在”(out there)客观事物的变化引起的，而不是研究者头脑中“内在”(in there)观念的变化所致。(52)因此，安全研究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使其科学化，强调通过客观事实证明假设命题或理论观点。 “欧洲主义”三大学派的安全研究批判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以实证主义来认识安全是不完整的，他们倡导安全研究的后实证主义，运用的主要是社会学理论。他们否定安全研究中有关外部世界的客观性、主体与客体的二分性、社会科学价值的中立性等基本假定，强调所有知识均反映了研究者的利益、价值、群体、党派、阶级、民族等，因而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存有其偏见。(53)“欧洲主义”认为，外部威胁是社会互动和建构而成的，传统上所关注的物质军事能力至少应该辅之以文化、规范、观念等非物质因素。安全的主体与客体是不可分离的，因为主体对客体的知觉(或错误知觉)以及恐惧心理也是安全的重要内容。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观、巴黎学派的安全化的“官僚程序”(bureaucratic routines)观、威尔士学派的社会关系的“延伸安全”(extending security)观等强调了安全的主体意义及安全的主体与客体不能分割。正如巴黎学派所认为的那样，安全就是安全专家在安全领域内斗争的结果，安全专家总是希望安全能反映自身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安全研究也难以做到价值中立，因为身处社会中的人不可能用超越社会的方法分析问题。如威尔士学派强调，“对安全专家而言，更多地关心主观性的现实意义比客观性更为重要，因为安全研究的学术课题最终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它是由社会建构的专业知识和传授这些知识的个人之间互动的短暂的历史性结果。所以，安全是一种主体间创造的偶发现象”。(54) (3)整体主义方法论 在方法论层面，安全研究主要涉及的是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与整体主义(holism)之间的分歧。“美国主义”的传统安全研究受现实主义范式的指导，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从安全研究的对象来说，他们从行为体(个人、国家)的理性出发，从国家层面入手分析安全问题，认为行为体最大限度地追求自我安全利益，强调安全的可分割性和绝对性。从安全的相互关系来说，“美国主义”强调单个国家的安全，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威胁来自其他国家。从安全领域来说，传统安全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军事领域，忽视了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存在，认为这些领域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政治军事议题是安全研究的基本议题，是安全研究的重点，认为非政治军事领域不应该属于安全研究的范畴。 哥本哈根学派、威尔士学派和巴黎学派都专注于非传统安全研究，其在方法论上坚持的是不同于传统安全研究的整体主义，认为安全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有不可分割性。第一，安全研究领域的整体性。三大学派都对传统安全研究领域进行了扩展，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其他领域与军事领域同样重要，而且这些领域并不能完全分割开来考虑；第二，安全威胁的整体性。随着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依赖日益加深，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诸如恐怖主义、环境问题、跨国犯罪等对世界各国、各地区都会造成威胁，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因此，安全是人类的整体性安全，其解决的路径也是具有整体性意义的“安全共同体”；第三，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整体性。传统安全研究将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完全割裂开来，认为只有外部安全才是国际安全的研究对象，内部安全是一个国内问题。巴黎学派认为威胁日益具有“内传”和“外溢”的效应，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正日益融合，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界限。 四、“欧洲主义”关于安全问题的解决路径 安全研究实际上就是要回答四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安全、谁的安全、什么才算是安全问题以及如何才能实现安全，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安全。对安全的含义、安全的指涉对象和安全问题的理解决定了安全的解决路径。“欧洲主义”三大学派是高度理论化的安全研究派别，主要是对国家的安全治理、政策实践及“美国主义”安全研究的分析和批判，以及彼此之间的批判，其理论价值大于实践意义。尽管如此，从其思想观点中依然可以梳理出其对人类社会安全问题解决路径的关注。 (一)解决安全问题需要安全观念的转变 “欧洲主义”三大学派注重从安全观念上探寻安全的真谛，以求解决人类面临的安全问题之道。它们批判“美国主义”的传统观念，强调安全观念的非国家性，并进一步论述人类获取安全的方法。威尔士学派“将安全理解为一个派生的概念，它反映着关于政治本质和冲突在政治生活中作用的更深层次的假定”，要“审慎研究源于全球范围内、基于对各种政治不同理解的安全概念的意义和可能性”。(55)威尔士学派认为研究者应该避免利用“国家安全”的概念以及以国家的眼光来看世界。(56)根据现实主义安全困境观念，“国家主义”(Statism)非但不是良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和安全问题的解决办法，它还是不安全的一部分。(57)因此，将安全概念化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安全与国家剥离开来，而与人联系起来，将安全定义为“解放”(emancipation)。如此一来，威尔士学派就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延伸到个人乃至整个人类。国家并不是安全的可靠提供者。要保障市民的安全，首先要保证市民免受其他国家市民的威胁，其次也要保证市民免受本国非市民的威胁。(58)在第二个保证上，国家保障安全的功能就会丧失。安全研究要真正落脚到“人”，“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人民和集体才能获得”(59)。 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有着非常特别的理解，一方面，它们认为安全是社会性的和主体间性的；另一方面，又将安全固定地理解为生存。(60)哥本哈根学派打破了传统安全研究的“军事主义”和“国家主义”，认为安全必须被作为一种社会构成和“主体间性”的过程来理解。威胁并不总是明确和直接的，可能是被指认的，行为体定义威胁有不同的界限，因此并不存在客观性安全的度量标准。安全是一种社会认知，一个共享的、对某种威胁的集体反应和认识过程，存在于主体之间。巴里·布赞认为：“安全是关乎生存的。当一个问题被作为对一个特定的指代物构成存在性威胁提出时，它就是安全”。(61)哥本哈根学派并不关注安全是什么，只关注安全做了什么，因为在安全名义下的所作所为就相当于是安全的意义。这充分表明安全是一种自我指涉的实践(a selfreferential practice)。(62)在哥本哈根学派看来，解决安全问题需要从人们的安全观念和安全认知入手。 与哥本哈根学派一样，巴黎学派认为安全是一种社会建构概念，应被视作一种实践。区别在于，巴黎学派认为安全并不是言语的建构，安全实践体现在从事日常控制与监督的具体实物和技术上。(63)在其看来，安全并不是必需的概念，而是一种政治工具，是“政府的技术”。(64)因此，回答关于“谁的安全”这一问题时，巴黎学派关心的是政府的治理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国家利用安全与不安全的实践，发展出一种“保持警惕”的话语，(65)不安全被用来营造一种环境和气氛，在这种环境下，特定的主导、控制、训练的实践都可视作合法的、必要的。这有利于政府对市民进行“精神治理”。巴黎学派对安全含义的另一个重要论断就是提出了安全与不安全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安全如何定义决定了什么是安全和不安全。可见，在巴黎学派看来，安全与不安全是安全专家和政府官员主观造就的产物，实现安全也需要他们主观认知上的改变。 (二)威尔士学派的解放安全之路 威尔士学派提出了通过安全实现人的解放，并最终实现安全的道路。威尔士学派认为安全是一个没有争议的概念，安全意味着没有威胁，(66)“安全具有工具价值，让个人和群体能创造生存的条件使人的生活能超越动物。生存是活着，而安全是生活。”(67)他们批判将国家作为安全研究的主体，认为就当今世界的多数地方而言，国家不但没有培育实现稳定和创造繁荣的环境，反而成为公民不安全的主要源泉。(68)他们认为与国外的敌人相比，国家更可能成为其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福利的直接威胁。(69)因此，威尔士学派提出将个人作为安全的最终参照物，肯·布斯这样阐述安全与解放的关系：“解放就是人(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免受他人或武力限制，使人能自由地按其选择行事。这些限制包括战争和战争的威胁、贫穷、缺乏教育以及政治压迫等等。解放与安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解放而不是权力和秩序产生真正的安全。从理论上说，解放就是安全。”(70)布斯认为，安全是手段，而解放是目的。(71)手段和目的并不是不同的或分散的实体，而是相互建构的。(72)威尔士学派质疑传统安全理论中国家保障市民安全的观点，认为国家不仅不能保障市民的安全，反而可能会成为不安全的来源，只有解放才能达到真正的安全，安全的最终目的就是解放。 将抽象的解放概念作为安全的解决路径是远远不够的，将批判安全研究应用到实际，并把人类(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的)从“结构性错误”(structural wrongs)中解放出来才是最重要的。在实践层面，肯·布斯关注的是区域研究，认为“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共同身份的建构、共同道德和政治义务的扩散才是实现长期地区安全的唯一可靠途径。简言之，共同体才是通往解放之路”。(73)这种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国家之间的价值相互兼容，有强大的经济联系和更多的政治、社会、文化交流，形成制度化的关系，相互照应、相互信任，不将对方视作军事意义上的目标。只有在这样的“安全共同体”中，国家间的和平和人的安全才是可期待的。 (三)哥本哈根学派“去安全化”进程 安全化进程是哥本哈根学派和巴黎学派的共享物，但两者对安全化的理解完全不同。哥本哈根学派认为不存在既定的安全，安全应被理解为一个过程，是“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所有政治上的特殊政治。也就是说，安全是一种例外。当某一特定问题被提升到超常规政治范围之内，安全就会发生。(74)从而安全的行动者可以采取非常规手段，而这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这种将一般问题提升到安全层次的过程就是“安全化”(securitization)，这一过程需要靠“言语-行为”来实现。“言语-行为”是“哥本哈根学派”采用语言学建构主义分析工具，是对安全研究的一种突破。(75)政府利用“言语-行为”成功使受众信服某一问题需要这种特殊的非常规手段才能实现安全化。巴里·布赞认为，“成功的安全化包括三个要件：既存威胁、紧急行动以及打破规则对单元之间关系的影响”。(76)其安全化理论就是提供一种分析工具，帮助分析家们确定何者用什么方式被安全化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77) 安全化对安全问题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哥本哈根学派仍将安全视作消极的概念，认为安全化是一种“恐慌政治”(panic politics)形式，(78)安全并非越多越好。因此，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认为安全化并不是终点，其最终目的是将安全问题从安全议程中移除，使其降级到常规政治范畴，可用常规措施来解决，即“去安全化”。“去安全化”试图找到能减少对暴力恐惧的方式，寻求发展常规的政治议程，其中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法德关系从一种安全关系退回到常规的政治关系。“去安全化”被视作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研究的最大贡献之一，也是其重要的安全解决路径。 (四)巴黎学派的“莫比乌斯安全带” 巴黎学派不认可威尔士学派解放安全论，也不赞同哥本哈根学派“去安全化”获取安全的方法。巴黎学派认为，安全既不能被理解为“人类学的需要”(如威尔士学派)，也不能被理解为“言语—行为”(哥本哈根学派)，而是安全化或不安全化进程的产物。(79)巴黎学派的安全研究有两个重要观点：其一，安全与不安全并不一定是对立的；其二，安全与不安全都是政府治理的工具。安全的实践就是在某种秩序下，特定的人或群体被压制，而其他的人或群体处在普遍的规划化和监控之下。在巴黎学派看来，要保障社会的安全就必须要舍弃一些自由，接受一种广义的异常状态和独裁统治。(80)在“安全”的广泛监控之下，那种免于压迫的自由和解放是不存在的。这显然与威尔士学派“解放即安全”的理念相悖。 关于哥本哈根学派通过“去安全化”实现安全的观点，巴黎学派认为，(不)安全化不是一种言语行为，而是一种多维的技术进程，包括专家知识、制度性日常规程(institutional routines)、调节安全和自由之间关系的话语等。(81)彼戈认为，哥本哈根学派只是简单地关注“言语—行为”的推论方式，过于强调行为体的话语行动，而忽视了这些进程和实践可能在最开始时就导致了不安全的发生，其“去安全化”观念并不必然会带来安全，给市民提供“安全”的必要进程，可能实际上造成他们更大的不安全。例如，街道上警察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削弱侵略的危险，但同时也会增加人们的恐惧。当开始一个(不)安全化行为时，安全和不安全相伴而生。 巴黎学派在实证研究中，结合欧洲安全实际，特别重视移民和边界控制问题。恐怖主义、国际组织犯罪、毒品贩卖和非法移民等安全问题成为一个组合，而移民是这些问题的根本。巴黎学派认为，两极格局的瓦解以及欧洲联盟的成立已经打破了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内部与外部的安全实践已成为一个整体。国家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界限难以分开，两者已经融合并形成“莫比乌斯安全带”(Mobius ribbon of security)。(82)新出现的移民等非军事安全问题已经使国家边界变得模糊，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质，这些威胁主要不是来源于主权国家，因此，解决这类安全问题需要进行跨界安全治理，还需要国家内部安全机构与外部安全机构之间的融合。 彼戈认为，传统上，国家的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之间的界限非常明显，警察负责内部安全，军队负责外部安全。而现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界限的模糊使“国防和内部安全已经融合成为一个互联的网络，也可说是融进一个不安全管理专家的领域。”(83)如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既有警察参与，也有军队参与，军事行动在国内领域实现常规化。警察为了抓捕各种腐败和毒品犯罪者等只有跨越国界和跨境合作，使国家内部的日常管理国际化。像宪兵队、海关、边境巡逻队、移民局等一些过去并不太重视的安全机构现在都处在安全领域的中心，正是当代安全现实和安全需求的反映。当前在边界和移民控制等方面出现的安全“边界冗余”(borders redundant)并不是完全由传统的边境军队来解决，一些国家通过新成立的“半警察边境署”(Semi-police border agency)实施边境安全治理。(84)诸如移民与边境控制等传统外部安全问题也可以利用内部安全治理方式进行治理。因此，取消欧盟内部边界，加强深入的警务合作有利于更好地解决移民和边境控制问题。这为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欧洲主义”在“美国主义”的“统治下”能够开辟一条新路并超越“美国主义”，依托的是其不同于美国传统安全研究的特点。“欧洲主义”的三大学派继承了欧洲批判研究传统，汲取了欧洲社会学思想，在安全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提出了独具特点的安全研究路径。他们基于传统安全研究的局限对主流的安全含义进行了深化、拓宽和延伸，然而三大学派关于安全的基本观点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正是这种“不同”和“对立”式的学术争鸣才使“欧洲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与“美国主义”“分庭抗礼”。“欧洲主义”的批判安全研究更多是为安全理论分析家提供了更宽泛、更开放的安全研究路径，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对安全的需求层次也是不同的，欧洲的安全观念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过于“奢侈”，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安全的渴求仍旧是“生存”，秉持传统安全的“美国主义”仍具有极强的解释意义。 “欧洲主义”不仅在欧洲开花结果，而且对中国的安全研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其安全化理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受到了国内学者的青睐。目前来看，中国学者受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翻译有关安全化的论著；二是分析介绍了安全化的思想；三是对安全化理论的具体运用。(85) “欧洲主义”安全研究的发展与成功给我国的安全研究带来重要的启示，即学术研究要敢于批判、突破与创新。“欧洲主义”没有拘泥于主流的美国传统安全研究思路，而是摆脱其束缚另辟蹊径从而才有了今天的“繁荣”局面。在“欧洲主义”的三大学派中，哥本哈根学派是“欧洲主义”的主要派别，然而无论是威尔士学派，还是巴黎学派并没有被哥本哈根学派所“误导”，而是敢于对其思想观点进行批判。肯·布斯就指出，哥本哈根学派错误地将安全与生存联系在一起，并没有完全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86)彼戈和胡斯曼认为，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概念通过场景性和紧迫性的话语来构建，绕过了正常的官僚程序，忽视的权力日常存在。(87)正是这种批判和辩论带来的理论突破和创新推动了安全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①国内外学者都曾对安全研究的“美国主义”和“欧洲主义”做出区分。可参见[丹]奥利·维夫、[英]巴里·布赞：“回到理论之后：安全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高望来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期；Ole W
ver,"Aberystwyth,Paris,Copenhagen:New 'Schools' in Security Theory and Their Origins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y",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Montreal,March 17-20,2004；朱峰：“巴里·布赞的国际安全理论对安全研究‘中国化’的启示”，《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 ②“欧洲主义”的批判安全研究除了这三大主要分支外，还应包括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但由于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被认为是非典型的“欧洲主义”而未受到重视。 ③Nik Hynek and David Chandler,"No Emancipatory,Alternative,No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on Security,Vol.1,No.1,2013,p.47. ④Ken Booth,"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7,No.4,1991,pp.319-321. ⑤Ken Booth,"Security and Self:Reflections of a Fallen Realist",YCISS Occasional Paper,Number 26,October 1994,p.15,http://yorkspace.library.yorku.ca/xmlui/bitstream/handle/10315/1414/YCI0073.pdf?sequence=1,last accessed on 16 December 2014. ⑥Ken Booth,"Beyond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in Ken Booth ed.,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London:Lynne Rienner,2005,p.260. ⑦参见[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⑧Ole W
ver,"Aberystwyth,Paris,Copenhagen:New 'Schools' in Security Theory and their Origins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y". ⑨Didier Bigo,"When Two Become One: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isations in Europe",in Morten Kelstrup and Michael C.Williams 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Power,Security and Community,London:Routledge,2000,pp.171-197; Didier Bigo,"Globalized(in)Security:The Field and the Ban-opticon",in Didier Bigo and Anastassia Tsoukala eds.,Illiberal Practices in Liberal Regimes,Paris:L'Harmattan,2006,pp.5-49; Jef Huysmans,The Politics of Insecurity:Fear,Migration and Asylum in the EU,Hoboken:Taylor and Francis,2006. ⑩莫大华：“建构主义式的安全研究途径——哥本哈根学派与批判性安全研究学派之比较研究”，《复兴岗学报》2002年第74期，第311-312页。 (11)Ken Booth,"Security and Self:Reflections of a Fallen Realist",p.6. (12)Ken Booth and Peter Vale,"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Regional Insecurity:The Case of Southern Africa",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Williams 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s and Cas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1997,p.338. (13)李格琴：“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社会学视角——欧洲学派与美国学派比较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36页。 (14)[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新安全论》，第32页。 (15)同上书，第29页。 (16)罗天虹：“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理论评析”，《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8期，第48页。 (17)[英]巴瑞·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新安全论》，第36-37页。 (18)[英]巴瑞·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19)同上书，第47页。 (20)Michel Foucault,"Subject and Power",Critical Inquiry,Vol.8,No.4,1982,p.782. (21)Michel Foucault,"Governamentality",in James D.Faubion ed.,Michael Foucault: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London:Penguin,2002,pp.204-205. (22)Pierre 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82. (23)Robert W.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Millennium,Vol.10,No.2,1981,pp.128-129. (24)Ken Booth,"Security in Anarchy:Utopian 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7,No.3,1991,pp.527-545. (25)法兰克福学派是指20世纪30年代初，团结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周围的一批著名社会学家所组成的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哲学流派，以批判的社会理论著称，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支。主要代表人物有阿道尔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等。 (26)Max Horkheimer,"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in Matthew J.O'Connell ed.,Critical Theory:Selected Essays,New York:Continuum,1982,pp.188-243. (27)阎静：“国际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及研究理路”，《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9期，第71页。 (28)Ken Booth,"Strategy and Emancip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7,No.4,1991,p.319. (29)Ken Booth,"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Regional Insecurity",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Williams,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 and Cases.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337. (30)Barry Buzan,Ole W
ver and Jaap de Wilde,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dler:Lynne Rienner,1998,p.21. (31)John Langshaw 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Seco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p.98. (32)[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新安全论》，第45-46页。 (33)Pierre Bourdieu and John B.Thompson,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34)Ole W
ver,"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in Ronnie D.Lipschutz ed.,On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54. (35)Michael C.Williams,"Modernity,Identity and Security:A Comment on the Copenhagen Controvers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3,No.3,1998,pp.435-440. (36)C.A.S.E Collective,"Critical Approaches to Security in Europe:A Networked Manifesto",Security Dialogue,Vol.37,No.4,2006,p.449. (37)可参见Richard Wyn Jones,"'Message in a Bottle'? Theory and Praxis in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Vol.16,No.3,1995,pp.299-319; Richard Wyn Jones,Security,Strategy,and Critical Theory,Boulder:Lynne Rienner,1999,p.99;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8; Didier Bigo,"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in Paul D.Williams ed.,Security Studies:An Introduction,New York:Routledge,2008,p.121。 (38)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83,p.20,31. (39)[英]巴里·布赞、[丹]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页。 (40)朱宁：“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22页。 (41)朱峰：“巴里·布赞的国际安全理论对安全研究‘中国化’的启示”，《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第24-25页。 (42)Ken Booth,"Security and Self:Reflections of a Fallen Realist". (43)[丹]奥利·维夫、[英]巴里·布赞：“回到理论之后：安全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高望来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期，第70页。 (44)[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新安全论》，第270页。 (45)这一观点受到建构主义的影响。 (46)Barry Buzan and Ole Waver,Regions and Powers—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53. (47)[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新安全论》，第272页。 (48)Ken Booth,"Security and Self:Reflections of a Fallen Realist",pp.1-3. (49)[英]巴里·布赞、[丹]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50)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Secon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27. (51)[英]巴里·布赞、[丹]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第37页。 (52)郑先武：“人的解放与‘安全共同体’——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第56页。 (53)Robert Jackson and Georg Sorensen,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248. (54)郑先武：“人的解放与‘安全共同体’——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探析”，第56页。 (55)郑先武：“人的解放与‘安全共同体’——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探析”，第57页。 (56)Ole W
ver,"Aberystwyth,Paris,Copenhagen:the Europeanness of New ‘Schools' of Security Theory in an American Field",in Arlene B.Tickner and David L.Blaney eds.,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fferently,London:Routledge,2012,p.52. (57)Richard Wyn Jones,"Message in a Bottle? Theory and Praxis in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Vol.16,No.3,1995,pp.299-319. (58)David Mutimer,"My Critique Is Bigger Than Yours:Constituting Exclusions in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Studies in Social Justice,Vol.3,Issue 1,2009,p.10. (59)相关论述可参见Ken Booth,"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7,No.4,1991,pp.313-326; Ken Booth,"Security in Anarchy:Utopian 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3,No.3,1991,pp.527-545。 (60)Rita Floyd and Stuart Croft,"Europea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eory:From Theory to Practice",Geopolitics,History,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ssue 2,2011,p.161. (61)Barry Buzan,Ole W
ver and Jaap de Wilde,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21. (62)Barry Buzan and Eric Herring,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Boulder:Lynne Rienner,1998,p.24. (63)Manuel Mireanu,"Security and Everyday Resistance:The 'Paris School',Intentionality and Festival",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Global Governance:Political Authority in Transition",Le Centre Sheraton Montreal Hotel,Montreal,Quebec,Canada,Mar 16,2011,p.3,http://citation.allacademic.com/meta/p500597_index.html,last accessed on 23 January 2016. (64)Michel Foucault,"Governementality",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Vol.1,Paris:Gallimard,pp.813-828. (65)Jef Huysmans,"The Question of the Limits:Desecuritization and the Aesthetics of Horror in Political Realism",Millennium,Vol.27,No.3,1998,pp.569-589,http://mil.sagepub.com/content/27/3/569.full.pdf+html,last accessed on 23 January 2016. (66)Ken Booth,Theory of World Secu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00. (67)Ibid.,p.107. (68)Richard Wyn Jones,Security,Strategy,and Critical Theory,Boulder:Lynne Rienner,1999,p.99. (69)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8. (70)Ken Booth,"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7,No.4,1991,p.319. (71)Ken Booth,Theory of World Secu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14. (72)Ibid.,p.255. (73)Ken Booth and Peter Vale,"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Regional Insecurity:The Case of Southern Africa",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Williams 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s and Cas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338. (74)Barry Buzan,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ondon:Lynne Reinner Publisher,1998,p.21. (75)朱宁：“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第23页。 (76)Barry Buzan,Ole W
ver and Jaap de Wilde,Sec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Lynne Rienner,1998,p.26. (77)Ole W
ver,"In Search of 'Security':Report on a Journey among Concept",in Ole W
ver ed.,Concepts of Security,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University of Copenhagen,1997,p.14. (78)Barry Buzan,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34. (79)Didier Bigo,"When Two become One: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izations in Europe",in Morton Kelstrup and Michael C.Williams 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London:Routledge,2000,p.173. (80)Jef Huysmans,"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Exception:Competing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 between Law and Politics",Alternatives,Vol.31,No.2,2006,pp.135-165. (81)Jef Huysmans,The Politics of Insecurity:Fear,Migration and Asylum in the EU,Hoboken:Taylor and Francis,2006,p.153. (82)Didier Bigo,"The Mobius Ribb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y(ies)",in Mathias Albert,David Jacobson and Yosef Lapid eds.,Identities,Borders,Orders: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Minnesota Press,2001,p.100; Also see Didier Bigo,"When Two Becomes One: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y(ies)",in Morten Kelstrup and Michael C.Williams 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Routledge Press,2000,p.171. (83)Didier Bigo,"Globalized(in)Security:The Field and the Ban-opticon",in Didier Bigo & Anastassia Tsoukala eds.,Illiberal Practices in Liberal Regimes,Paris:L' Harmattan,2006,p.10. (84)Didier Bigo,"Security and Immigration:Toward a Critique of the Governmentality of Unease",Alternatives:Global,Local,Political,Vol.27,2002,pp.63-92. (85)翻译的论著有布赞、维夫和怀尔德合著的《新安全论》、布赞和汉森合著的《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安东尼、埃莫斯和阿查亚编著的《安全化困境：亚洲的视角》(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分析介绍安全化的思想有罗天虹的“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理论评析”(《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8期)、朱宁的“安全与非安全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对安全化理论的具体运用，如潘亚玲的“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与安全化理论”(《欧洲研究》2007年第4期)和“安全化、国际合作与国际规范的动态发展”(《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王江丽的“安全化：生态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安全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和王凌的“安全化的路径分析”(《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等。 (86)Ken Booth,"Beyond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in Ken Booth ed.,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Lynne Rienner,2005,pp.259-278. (87)[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新安全论》，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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