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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1-0130-09
跨文化适应(intercultural adaptation/adjustment)是由互动者的文化精神引领的一种持续的博弈(infinite game)过程。Carse(1986年)认为，持续的博弈不是“以赢为目的”，而是“为了无止息地玩下去”。[1]因此，跨文化适应就是两个文化体之间互动的持续过程；它是指对立的两端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相互交流而形成的一种平衡与共生的和谐状态。[2]换言之，跨文化适应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旨在增加相互之间的理解、拓展彼此的尊重、以及延伸互相接受的空间。“理解→尊重→接受”就是跨文化适应的发展方向。跨文化适应的互动过程可以被视为一种跨越边际的博弈(a boundary game)。本文分两个部分阐述这一论点。第一部分简要回顾跨文化适应的文献研究，第二部分从跨越边际的博弈视角对跨文化适应进行理论构建。
一、文献综述
作为跨文化交际领域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跨文化适应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已经在不同的学科被广泛研究，现有的文献表明，跨文化适应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的。
1.研究层面。Kim(1995年)指出，跨文化适应的研究分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个体层面的研究关注旅居者(sojourner)在新的或陌生文化中的心理调整。通过观察个体在陌生环境中的自我反应和人际交往过程，就可以解释和理解那些新来者，包括移民、短期旅居者、难民和不同民族的成员的再社会化及应对过程。心理学和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主要采用这种个体层面的方法来研究跨文化适应。[3][4][5][6][7][8]
群体层面的跨文化适应研究，自20世纪初开始由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引领。在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心理学家而言，一个主要的学术关注点是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交往后的濡化(acculturation)过程，这种交往可能会使一方或双方群体产生文化信仰或价值取向的变化。[9]社会学的学者则从互动过程中权力或资源分配的视角更注重研究群体关系，如少数民族/主体民族或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大量的研究说明了一个少数群体是如何融入主流或居住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系的。[10][11][12][13][14][15][16]
2.研究类型。跨文化适应也可以从适应过程中交际者的类型来研究。Brislin(1981年)认为，跨文化交际者可约略分为14种类型：[17]外国学生、派往他国的商业人士、外交官或使馆工作人员、国际机构或会议的译员、派往海外的技术人员、组织项目的参与人员(如和平队)、海外军人、移民、有国际合作的研究人员、旅行者、不同民族的群体、参与跨民族交往的人员(如跨种族的夏令营或政府资助的住宅项目)、由权力部门下令搬往另一地区的民族、以及在诸如“住家型”项目中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共同生活学习的学生。在这些类型中，大多数发生在居住国文化(host culture)的情境中，也有些会发生在自己的国家。虽然这些类型看上去有些重复，但对每一类型的大量研究都从不同的层面为我们了解跨文化适应的特点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此外，对每一类跨文化接触的研究结果，也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政策制订部门对这些群体有一个必要的了解，并对他们提供帮助。
3.研究模式。跨文化适应研究主要涉及五大常见模式：恢复模式(the recuperation model)、学习模式(the learning model)、复原模式(the recovery model)、动态减压模式(the dynamic tension reduction model)、和辩证模式(the dialectical model)。[18][19]
最能说明恢复模式的就是对“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的研究。[20]这一模式假定从文化休克中复原是一个旅居者成功适应客居国文化新生活的机制。正如Lysgarrd(1955年)的U型曲线所示，旅居者在经历了最初对居住国文化新生活的“蜜月期”之后，他们会面临位于U形底部的文化休克的影响。旅居者只有克服了文化休克才能逐渐适应居住国文化而重新回到U形的顶端，并最终达到一种完全适应状态或者成为一名“多元文化者”(multicultural person)，[21]也就是完成了个人身份的重建。[22][23]
学习模式指出，跨文化适应是一个学习居住国社会文化习俗(包括认知和行为规则)的过程，它是一个获取跨文化沟通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的过程。跨文化沟通能力由三大要素构成：跨文化理解力(intercultural awareness)、跨文化敏觉力(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和跨文化有效性(intercultural adroitness/effectiveness)。[24][25]虽然社会学习理论和心理学领域的学者更多地强调新环境下对认知和行为规则的学习，[26]传播学者更倾向于强调获取必要的言语和非言语的沟通技能以便能有效和恰当地与当地人交往。[27][28]
与恢复模式关注文化休克的症状不同，复原模式更关注短期旅居者或长期移民通过学习过程，[29]包括“从异质文化的边缘到中心，从否定或无视到理解和移情状态的渐进心理旅程”。[18]这种方法的典型例子就是U型曲线从蜜月期、危机期、适应期、到双文化期(biculturalism)的渐进过程。另一个例子是Bennett(1986年)的跨文化适应发展模式，这个模式是跨文化敏觉力从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到最后阶段的民族相对主义(ethnorelativism)的发展。[30]
动态减压模式将跨文化适应视为一个降低不确定性或减小压力的动态过程。它假设当旅居者面对居住国文化中的新文化元素时，其心理体系的平衡状态会面临挑战甚至被瓦解。这一体验会产生压力或不确定性，旅居者也会发展出一种特定的动力或需求去对应由此产生的内部不平衡或不协调。[31]Torbiorn(1982年)的主观调整(subjective adjustment)模式很适当地反映了这种方法。Torbiorn认为旅居者对居住国文化体验的满意或不满意的程度会改变他们的观点、行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32]换言之，旅居者的满意体验会使其内心平衡，继而实现跨文化适应，反之亦然。
最后，辩证模式将跨文化适应视为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旅居者试图去解决在与居住国文化成员交往时所碰到的问题。[19]Anderson(1994年)认为，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问题处理的每一个循环都代表着旅居者某种程度的重生(rebirth)。[18]这一模式整合了之前跨文化适应研究的不同面向，将驱力(drive)或动机(motivation)视为旅居者学习适应新文化的力量。因此，跨文化适应和学习通过发展问题解决策略在处理互动障碍物(stumbling blocks)的过程中互相依存。[33]此外，这一方法强调跨文化适应是循环的、持续的、互动的过程。跨文化适应的这些特性意味着旅居者面对新环境文化差异的挑战时，所面对的情感、认知和行为上的变化所带来的个体自我发展和转变。[34][35]
上述方法的分类彼此之间在内容上虽然有些重叠，但对于从不同角度理解跨文化适应研究是非常有帮助的。事实上，对这些方法的区分主要是在程度上而非内容或本质上的差别。大体上，前四种模式倾向于把跨文化适应看作线性过程，而最后一种综合模式则认为跨文化适应是动态的，非线性的。
4.概念维度。最后一种研究跨文化适应的方法就是去探究这一概念的不同维度或要素，这种方法把跨文化适应看作一个发展过程，或是认为其包括一些彼此独立的维度。例如，当研究“文化休克”(有些研究会用“文化休克”一词来替代跨文化适应)这一概念时，Oberg(1960年)就将文化休克分为六个维度：压力感(feeling of stress)、迷失感(feeling of loss)、被拒/拒绝感(feeling of being rejected or rejecting)、困惑感(feeling of confusion)、焦虑感(feeling of anxiety)、以及无能感(feeling of impotence)。文化休克也可以从六个维度来研究，包括语言休克(language shock)、[36]角色休克(role shock)、[37]转变休克(transition shock)、[22]文化疲劳(culture fatigue)、[38]教育休克(education shock)、[39]适应压力(adjustment stress)、[40]以及文化差距(culture distance)。[41]此外，Furnham和Bochner(1986年)也总结了旅居者适应研究的八个维度：迷失观(loss)、宿命观(fatalism)、选择性移民观(selective migration)、适宜期望观(appropriate expectations)、消极生活事件观(negative life events)、社会支持观(social support)、价值冲突观(a clash of values)、以及社交技能缺失观(social skills deficit)。
现有文献普遍认为跨文化适应是一个具有不同阶段或维度的发展过程。例如，Mansell(1981年)指出旅居者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分为四个发展维度：[42]疏离感(alienation)、边缘化(marginality)、濡化(acculturation)、和二元性(duality)阶段。Taylor(1994年)的转化学习模式(transformative learning model)则将跨文化适应的过程分为三个维度：转变的前提、过程和结果。[35]另一个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Lysgaard(1995年)的跨文化适应的U型曲线模式的四个阶段。[43]
所有这些方法从不同学科展示了跨文化适应研究的丰富成果和理论，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跨文化适应这一概念和过程提供了大量的信息。然而，学者们对跨文化适应这一概念的定义仍未达成共识。本文旨在通过提出跨文化适应是一个跨越边际博弈这一观点，对该概念进行理论构建，从而解决这一概念模糊不清(conceptual ambiguity)的问题。
二、作为跨越边际博弈的跨文化适应
跨文化适应需要一个空间，在此空间里，来自两种文化的交际者象队友一样通过彼此协商重新定义边际(boundary)。边际在本文被视为基于各种文化核心价值的差异所形成的一条隐形界限，它区分了来自不同文化的交际者。在重新定义和调整的过程中，这条隐形的界线逐渐扩展到一个边界区(border)，然后再到一片边境(frontier)。边界区通常是指一个狭窄的空间，而边境则指更前沿的区域。[44]也就是说，跨越边际线就是通过跨文化适应穿越模糊的文化界线，使之进一步扩大成跨文化理解的前沿区域。这片区域就是我们所说的跨文化接触领域(contact area)或跨文化适应的空间。图l展示了跨文化适应的边际模式。
图1 跨文化适应的边际模式
接触区域因两种文化体的差异而产生了高度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不管是为了控制还是合作，这个空间里两种不同文化的互相适应定义了人的文化认同。因此，文化认同的形成、维持和确认都是基于对边界扩展空间里文化差异的辨别。跨文化适应的交际者不仅认识到文化差异具有相对性，而且具有不同的类型。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边际这一概念视为跨文化适应的基础，以及作为构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中心。正是在边际线到边境区域中，文化展现了它在两种相对的力量(如中心/边缘，强势/弱势，真实/虚假)之间循环和转变过程的动态特性。
图1中的A和B代表两个交际者，它们是两个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文化实体。每个实体都是一个自我独立且自我发展的体系。然而，正是两个实体的联系和互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跨文化适应体系。尽管在互动过程中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跨文化适应的成功就在于交际者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能力。两个文化实体之间的互相依存和互相作用产生的整体系统，说明跨文化适应的动态特性是相对性的(relativistic)。[45]分开而言，两个实体是各自封闭的体系，通过对各自文化的自我吸收和凝聚完成内部的转变。然而，通过跨文化适应，两个实体的综合统一体就在彼此互动的不同阶段呈现了出来。
图1中A和B之间的线条代表区分A、B两个交际者的边际线。这一边际线通过互相融合、互相渗透、与彼此共认共生的过程，逐渐延伸和扩展至椭圆的A1和B1(A=A1；B=B1)交叉的区域，这一区域就是跨文化适应的边界区或边境。边际线到边界区或边境的扩展，说明了建立在对文化差异的互相理解、尊重和接受的基础上的跨文化空间的扩大。
跨文化适应的动态平衡是在从对立到统一的过程中维持起来的，这个过程建立在从文化的不同转化为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的基础之上。这种转化反映在跨文化适应当中的两种变化，也就是本质的变化(substance change)和速度的变化(velocity change)。这两种变化都受交际者文化差异程度的支配。
Chen(2008年)指出，跨文化适应的本质变化是指量和质的转变。量变是指交际者理解了彼此的文化差异，并愿意设身处地地将沟通提升到接受阶段的一种位变(positional change)的过程。[46]而质变是从泛泛之交发展到紧密关系的转变中发生的，是由于言语和非言语交换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而产生的。[47]
速度的变化是指跨文化适应过程中从边际线向边界区和边境扩展的运动速度，它包括渐变和突变。渐变是跨文化适应的时间与空间因素的积累所带来的逐渐转化的过程。通过跨文化适应量和质的逐步变化，个体被接纳进来并建立起更多的人际关系。正如Chen(2009年)指出，当渐变达到饱和状态，跨文化适应过程将会加速，并且导致变革或突变。突变是在积累起来的巨大力量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推进力时发生的，突变通常带来了接受对方文化差异的新态度。[48]
因此，从边际线到尊重和接受文化差异的边境的动态转变，意味着建立在权力概念之上的传统中心和边缘相互对立之看法的瓦解。[49][50]也就是说，跨文化适应是在平等互动基础之上，将孤立状态变为聚合状态的过程。聚合、关联、共存和共生是所有生物的趋势，图1中无论是A或B都不是边缘，相反地，它们都是一个中心。在另一个意义上，这是一个向心力和离心力两股势力推拉的和谐过程，这两种相反的势力带来了从自我集中(self-concentration)到自我分散(self-decentralization)的持续运动，并将两个中心合而为一。[51]
此外，跨文化适应产生的边境可以被看作两个交际者原有文化的共同中心(co-center)；这个共同中心实际上是跨文化交际的新中心。在全球化社会中，这个中心扩展得越大越理想。这个中心类似于Gadamer(1977年)所指的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52]或是Starosta(2010年)所说的双重/多重本真性(dual/multiple authenticities)[53]所在的地方。换言之，处于中心和边缘、强势和弱势、真实和虚假之间的边际线都会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逐渐消失。
两个交际者(即图1中的A、B)之间认同和互相渗透的意识，就是解锁跨文化适应的关键。这意味着跨文化适应强调人类互动的整体性(totality)、统一性(oneness)、互融性(interfusion)，或说是“道”；也就是反对主客体之间的二元性与互动中两个交际者的彼此分割。[54][55]否定二元性并不是否定两个文化交际者之间的差异，相反地，它是指超越刻板印象或偏见以使得对立的双方可以互相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只有超越了自我中心主义或文化偏见，才能实现交际者之间平等共存的理想。
整体性(totality)是指一个统合的系统，它是一个全体参与但又持续不断转换的过程。它假设跨文化交际者在这一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一个互相依存的网络中有尊严地沟通并互相影响。在这个整体和变化的网络中，跨文化适应的所有因素只有在与其它因素有关时才能被理解。跨文化适应的整体网络可以用“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这一概念来描述。Dai(2010年)指出，文化间性是指“文化成员通过协商和合作实现互惠互动的文化间的复杂结合”，它是“不同文化视角相遇的空间”。[56]这是由交际者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创建的从边际线到边境的空间，文化间性将孤独自守的交际者转变为与文化相关的人。通过双方的结合，实现了统一性和相互认同；跨文化适应彼此认知与关系建立的整体性就此产生。因此，文化间性开启了一片可持续性适应的空间，加强了两种文化思想的融合，缓和了文化紧张状态，并且将文化差异转变为创造的动力与源泉。这就是跨文化适应作为跨越边际博弈的整体特性的本质。
事实上，跨文化适应的双方具有他们各自固有的优缺点。他们不可能完全孤立地产生或成长，只有通过双方不断地联系才能实现全面的发展或达到一种完成的状态。在本文中，图1中的A通过文化转移(transculturation)，如通过功能、构建、内容、环境、时间、接收者和渠道等相关因素，成功地融入到B，反之亦然。[57]
跨文化适应所要求的文化转移，把文化视为一种相关的现象，其中的交际者互相使用彼此的文化符号、礼仪和价值观。然而，文化价值观或产品的相互借用(mutual appropriation)乃是依赖于互惠与平等的交换，而非宰制或剥削。[58]作为一种文化转移过程，跨文化适应由此被构想为两个交际者之间文化因素持续不断、循环借用的过程，这反映了通过互相影响、共生和互换，文化之间产生的互相渗透和融合的作用。[59]通过跨文化适应，在文化转移的融合的过程中，边际线开始模糊化，并出现了预期的整体性与持续性。[60]同时，一种新的文化混合体也应运而生，也就是“脱离了现有机制而在新机制下与新形式的重新结合”。[61]
互动双方之间所有的对立、矛盾和紧张也都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得以解决。因此，整体性不仅是指二元的统一或对立的调和，也包括了多元性的统一与各个部分的整合。这种局部与整体的互相决定中体现的互相依赖的关系，也表明跨文化适应中互动双方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平等与互依的。[62]
跨文化适应的整体性观念反对人际交往二分法(dichotomy)的思想，因为二分法思想给跨文化交际领域无论在实践或研究上都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对这一问题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Asante(2006年)认为，这一问题的产生是基于西方必胜态度之上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63]这一点反映在西方社会激进的个人主义、沙文理性主义以及冷酷的文化主义。西方文化倾向于主张自力更生、自治、独立和自主，并且认定只有西方人才有资格定义什么是实体(reality)，因为西方人认为他们的思想是人类社会中最正确的思想。这无疑会导致对非西方文化的边缘化、压抑、沉默、忽视、诋毁和排斥。二分法的“不是……就是”或“我们与他们”之划分所产生的困境由此变得清晰可辨。
另一个问题是错误地把文化价值观僵硬化或类别化，并且认为它们的差异是不可逾越的，如对Hall的高、低情境[64]以及Hofstede的文化价值维度的错误认知即是。[65]正如Chen和An(2009年)指出，对立的范式假设，如东西方之间，说明了文化差异会产生矛盾，从而阻礙了跨文化适应的实现。图2显示了东西方之间的范式假设。[66]
从跨文化适应的视角来看，二分法思想对于实现跨文化理解和接受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它很容易会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引发冲突。事实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价值差异只是一个连续线上(continuum)的程度之别而已，而不是彼此不相关联的，或是非此即彼(either-or)的关系。正如Kluckhohn和Strodbeck(1961年)指出，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必须面对普世性的问题，而且每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有限的，但这些解決方法同时共存于同一个社会，只是有些方法比较突显，有些比较隐秘。[67]因此，更恰当的说法是，在本体论假设上，东方人比较偏向整体性，而西方人则比较偏向原子性。所有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既有差异又有共同点。跨文化适应不可能在两个有着不可逾越的文化差异的交际者之间发生。
简言之，作为跨越边际博弈的跨文化适应的整体性或统合性观念，是对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二分法的超越。它否定具有种族优越感的专断，但接受多元文化或多情境平等共存的思想，体现了跨文化适应整体性的对立双方之互相渗透和认同的本质。
最后，经由跨文化适应过程所获取的融合或统合境界，反映了二元统一的整体特性，显現出对立之间的调和以及多元的整合为一。要想使交际者从文化偏见的障碍中脱离出来以激活边际线中的合生(concrescence)过程，交际者就必须培养“边际智慧”以获取大融和(grand empathy)的能力。大融和的能力包含了敏觉力(sensitivity)与创造力(creativity)两要素。Chen和Starosta(2004年)进一步指出：“敏觉力意指把多元(diversity)收敛成统一(unity)，创造力则是从统一扩展为多元的能力。敏觉力给创造力提供了潜力发挥的场域，创造力提供了大融和实现的有力手段。敏觉力与创造力携手并进，它们的光芒由互动者无止息的学习过程照射出来”。[55]创造力在这个意义上代表脱离了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时空障礙，同时也认同了文化相似性中所具有的共同本质。对文化差异的有效处理与对文化相似的认同之间的互动，产生了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无尽的潜力和可能。更确切地说，创造力是将主观的一元化扩展为主体间性的多样化的过程，也就是在跨文化适应的边境产生了存在的多元性。
另一方面，敏觉力让交际者有能力去区分和识别多样性，并将它浓缩为一体，从而使创造力能够扩展跨文化适应的空间。敏觉力协助交际者创建了共用的沟通符号，并因移情能力而能够走入他人的思想和情感。这种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或两个交际者之间的自由渗透，解放了孤立的文化自我堡垒，突破了文化信仰所编织的互动之茧，稀释了浓厚的边际色彩，以及消弭了两个文化身份之间的壁垒。
三、结论
跨文化适应不仅在全球化社会中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在学术界也越来越受关注。本文主张只有从全面和谐的角度认识跨越文化差异，通过相互渗透和相互认同，交际双方才能从对手转化为伙伴关系，才能让人类互动不断地持续下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交际双方必须具备“边际智慧”的能力。也就是以创造力和敏觉力来呈现彼此认可、承认与接受的勇气，达到将边际线扩展到边界区或边境的目标。边际智慧在协助交际者挑战他们自己的核心文化价值的同时，也让他们面临不同文化交际者带来的挑战。这也意味着跨文化交际者需要建立一个能够接受文化灵活性和多元文化共存的包容心态(inclusive mindset)。综上所述，跨文化适应就是这个无限博弈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