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养老保险费率下调会影响平均工资吗
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崔惠玉 张嘉洋
摘 要： 在全面减税降费的大环境下，近年来国务院对企业养老保险费率进行多次下调。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3～2017年各省份微观及宏观经济数据，利用各省份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构建衡量指标，实证分析了各省份企业养老费率降低对各省份平均工资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可以显著增加各省份平均工资。本文还发现，相比于中西部省份和低人口迁移率省份，在东部发达省份和高迁移率省份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对各省份平均工资的影响更加显著。
关键词： 企业养老保险费率 平均工资 减税降费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一直承担着较高的职工养老保险费率，(1) 根据国泰君安宏观研究团队研究显示，世界各主要国家平均社保总缴费率为16.26%，中国社保总缴费率为29.25%。其中，养老保险缴费率世界各主要国家平均缴费率为10.02%，中国为20%。 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负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商品经济和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2016年4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印发，提出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进行调整。财政部要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的省(区、市)，将单位缴费比例降至20%；单位缴费比例为20%且2015年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高于9个月的省(区、市)，可以阶段性将单位缴费比例降低至19%，降低费率的期限暂按两年执行。截至2019年，各省份企业养老保险费率已阶段性下调至16%左右。众多学者也对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率下调的空间进行了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养老保险费率下调具有较大的下降空间(曾益等，2018)；降低社会统筹缴费率具有积极的经济效应，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增进社会福利，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景鹏，2016)。从宏观来看，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直接减少企业用人成本，会导致劳动需求曲线上升，在同一工资水平下企业会比政策实施前雇佣更多工人，实际工资上升，就业随之增加；从员工角度看，多数人会理解为员工福利得到增加，从而增加劳动供给，使得劳动供给曲线向右平移，这种情况下可以在提高实际工资的同时提高就业。从政策层面看，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关于减税降费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政策落实成效直接影响纳税人和缴费人的获得感，甚至直接影响各级党委、政府的良好形象。推动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是我国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降低养老保险费率可以减少企业负担，是刺激我国经济发展与促进就业的一项有效举措。
除上述危机预防与化解的主要方法、对策外，还有“心灵净化”法、“治者自律”法、“报怨以德”法、“精细管理”法、“柔性艺术”法等。可分别参见(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3](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3](六十三章)“大小多少，报怨以德。”[3](六十三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3](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3]限于篇幅，不一一展开论述。
以各省份为研究主体，众多学者对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的变化对员工工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多数学者研究发现，企业社会保险费率(养老保险)越高，则企业将部分缴费转嫁到员工工资的问题越严重(封进，2014)。事实上，各省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环境存在差异，在不同省份养老保险费率的变化对平均工资的影响也有不同。如我国东部等沿海省份，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一直按照14%的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进行缴费，远低于国家要求的标准。这些省份经济情况较好，企业缴费负担较小，更有竞争力，更容易接受按照较低费率缴费(郑秉文，2018)；而一些财政状况较差的省份，履行国家降低费率的要求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此外，改善民生是国家减税降费的目标之一，也是一直以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国家大规模减税降费，增值税、个税、关税、社保费率等纷纷下调对改善民生起到重要作用。如个人所得税改革，通过提高个人综合抵扣额，降低个人所得税缴纳水平，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平均工资是一项反映工资总体水平的指标，指企业、事业、机关单位的职工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人所得的货币工资额，是衡量普通群众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许多学者在研究中论证了企业养老保险缴费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有着明显的相关性。马双等(2014)认为，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挤出员工工资的0.6%，减少员工福利的0.6%，减少企业雇佣人员的0.8%；康书隆等(2017)认为，平均工资上涨会显著降低参保职工人数，导致缴费遵从度下降。所以，本文选择平均工资作为衡量政策效应的因变量。
综上所述，近年来关于养老保险费率的研究多集中于研究其费率下降空间、提出降费方案及最优选择等方面(封进，2013；曾益等，2017)。这些研究多基于以国家或单个省份为主题的宏观财政方向，或多基于各省份基本经济数据，以单个省份为研究单位探讨社会保障缴费与各省份平均工资之间的关系，进而以计量方法分析企业减税降费或社会保障整体缴费变化对各省份平均工资的影响，鲜有根据平均工资对具体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的政策效应进行检验。本文利用我国各省份的基本经济数据，研究各省份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对各省份平均工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在我国不同地区其影响的显著程度，进而利用计量方法研究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降低对我国各省份平均工资的效应。
二、政策背景与作用机制
(一)政策背景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主要采用现收现付制。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颁布，这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开端；1953年1月，国家颁布《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案》，增加了劳动保险条例的实施范围和待遇标准；1958年3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统一了企业和国家机关的退职办法。后又经过十几年的制度建设，我国养老保险体系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并且逐步向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迈进。改革开放的前10年(1978～1988年)，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恢复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以恢复和渐进式的调整为主，部分地区实行了退休费统筹制度。1986年，国务院进行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奠定了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1991年，国务院提出建立三层次养老金体系。1997年，国务院确立了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型养老保险体制，即现收现付与完全积累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度，完全的现收现付制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安科罗塑料公司应用工程主管Cyprian Golebiewski总结道：“即便在120 °C高温下，该材料对金属/塑料的粘合强度也高达20 MPa以上，所以非常适用于承重部件或者那些需要防止介质渗漏的金属嵌件成型加工中。”
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型养老保险体制下，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由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初步规定企业承担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一般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费不低于个人缴费工资的4%，后调整到不低于8%。虽然国务院对企业和个人的养老缴费比例有着统一性的规定，但实际上各省(区、市)因为存在着经济发展情况和地方财政状况的差异，实际的缴费比例并不完全相同。在2016年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率降低之前，如缴费比率较低的广东省为14%，而缴费比率较高的上海为21%；此外，各省份的地级市也会存在一些缴费比率不相同的情况，这也客观上反映了同一政策在不同省份的实施可能具有明显差异。现如今的养老保险缴费体系仍有许多问题和亟待完善的地方：名义缴费率过高导致部分企业出现偷费、逃费和税费转嫁等行为导致名义缴费率与实际缴费水平不相匹配、高名义费率导致许多企业和低收入员工都不愿意进行养老保险参保等，这意味着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降低有着很大空间，也客观上要求政府减税降费，从政策内部着手改革。
巨轮在江中荡漾，火车在远方轰鸣。江河的养育在遥远的年代唤醒人类，工业的力量在混沌的近代缔造城市。钢筋与绿意，机床和生态，在这里和谐共存，一起吟唱，一同荡漾。
近年来，企业缴纳的税费是我国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经营环境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和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我国企业的盈利难度加大。反观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纷纷进入减税降费的阶段。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促进投资进行了四次大规模降税；日本自2012年以来企业整体税率已经从原有的37%下降到29.97%；英国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后的经济不景气现象，几乎对所有重要税种都进行了降税。2016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显示，我国企业税收负担严重，总税率达到了68%，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6%；我国养老保险企业及职工缴费率之和达到28%，远高于众多发达国家。近年来对企业减税降费也成为我国的重要任务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他一些重要会议都多次强调要 “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以2016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的印发为开端，我国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政策陆续出台。2018年4月份发布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要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19%的省(区、市)，可阶段性执行19%的单位缴费比例至2019年4月30日。而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当年“政府工作任务”中明确提出：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这一系列减税降费举措进一步降低了我国企业负担，刺激了实体经济发展，在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二)作用机制
从理论上分析，各省份企业养老保险费率下调会显著增加平均工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息数据化，供需双方更高的匹配值(满足需求)。大数据时代下，提供了良好的信息平台从而促进了共享经济的发展，预测大数据信息以为更好的匹配“供需”双方的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务，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为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要知道，需求一直是共享经济的第一顺位，而大数据时代的出现，更好的为这种需求提供了助力，把可能10%的匹配值上升至70%甚至是90%，离不开大数据的整合分析以及运用。
首先，为了对各省份降低企业养老保险政策的影响进行检验，本文对式(1)进行面板OLS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了在不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各省份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变化对各省份平均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其次，降低各省份养老保险费率有利于减少企业对员工工资的税费转嫁问题，进而提高平均工资。对于少数稀缺岗位的员工，其可替代性较弱，企业会乐意承担较高的养老保险费率，因为企业普遍认为提高稀缺员工福利有利于留住人才，并能够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因此，企业承担养老保险费率的变化对稀缺员工工资影响较小；对于大多数可替代性较强的企业员工，企业的转嫁能力较强，过高的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会促使企业将部分应缴费用转嫁到职工工资内，以降低职工工资的方法规避高额的社保费用，从而使较高的养老保险费用大多由员工自己承担，此时企业承担养老保险费率会显著影响到此类员工工资。由于大多数就业岗位属于可替代性较强的工作，所以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平均工资。当然，各省份平均工资还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如失业人员数量、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变化以及各省份的就业情况等。在本文的计量模型中，我们挑选了几项其他可能影响平均工资的因素予以控制，防止其影响最终的计量结果。
三、研究假说与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各省份养老费率降低政策对各省份平均工资的影响，本文引入计量模型并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我们利用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作为衡量各省份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政策效应的核心解释变量，(2) 受限于省级数据及无法找到所有重要城市有关养老保险降低的政策文件，无法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直接研究政策影响，本文以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来对各省份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进行政策评估，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 并分析其对各省份平均工资变化的影响，且平均工资也受到各省份城镇年末失业人数、各省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末人数、各省份城市人口CPI和各省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等的影响。
其中，lnpjgz 代表各省份平均工资的对数；lnczcb it 代表各省份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对数；回归系数β 可以反映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政策的效果；X it 代表所有控制变量的集合，其中包括各省份城镇年末失业人数的对数(lnxyry )、各省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末人数的对数(lnzgzg )、各省份城市人口cpi的对数(lncpi )、各省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对数(lnxzjy )等；η i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μ pro 代表各省份的个体固定效应；ε it 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选择使用最近几年数据来提高本文研究结论的时效性。数据样本选择了我国2013～2017年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表1给出了本文数据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从数据的统计特征来看，可以看出各省份平均工资的对数与其余各个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各个变量与平均工资之间具有相关性，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可以提高各省份平均工资。但这是从数据的直观感受出发所得出的初步结论，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实证分析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
lnpjgz =α +β lnczcb it +δX it +η i +μ pro +ε it
(1)
试验地位于宜春市袁州区洪江乡，地处明月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内玉华山保护区内，海拔600 m左右，土壤肥沃的沟谷，生境区年平均气温 14 ℃，有效积温4 161 ℃，极端低温-9.2 ℃，年降雨量1 857 mm，年平均相对湿度在85%以上。
(二)变量与数据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旨在控制众多无法观测的个体属性，但受到数据约束，无法找到全部一、二线地级市的政策文件与养老保险缴费比率，所以本文按照省级单位进行回归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误差，但本文所研究的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政策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回归结果大体是可靠的。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各省份平均工资，以往文献对于该变量的衡量多以平均工资绝对值来表示，本文利用平均工资的对数(lnpjgz )来衡量各省平均工资，也可直观表示出各省份平均工资的变化情况，且更加方便计算。数据来源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平台。(3) EPS(Economy Prediction System)数据平台，又称经济性预测系统，是集丰富的数值型数据资源和强大的分析预测系统为一体的综合性信息服务平台。
将调节池内的渗沥液先通过原位生物反应池进行处理。原位生物池内设1台潜水泵作为搅拌混合即充氧装置，注入老龄水。采用碳化及硝化菌种进行现场活化及扩培，分批次加入原位生物池，控制曝气量，同时进行显微镜镜检。水力停留时间为30 d。
为解决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等内生性问题，这里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利用各省份城镇新增参保人数的对数对政策效果进行衡量，评估其对平均工资的影响。首先，我们引入变量lnczcb it ，代表各省份城镇新增参保人数的对数，用于衡量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的政策效果，然后构建面板最小二乘数据模型如下：
表1 描述性统计
(三)内生性来源及工具变量选择
本文实证模型内生性来源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不可观测的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因素，如各省份地理位置、国家政策、人民生活习惯等都会对我们的实证研究产生影响，为消除这类影响，本文使用面板数据个体效应模型；第二类是不可观测的且随时间变化的因素；第三类是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互为因果的情况，解决第二类和第三类问题需要借助外生性的工具变量，消除此类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
教学过程当中，教师经常通过讲授的方式或者配以动画、幻灯片来突破这些学生认知的难点。但是经常教学结果收效甚微，学生依然一知半解。究其原因，是因为学生没有实践体验。如果教师可以借助一定的教具让学生自己动手感受噬菌体侵染的大致过程，形成直观的刺激，就可以突破学生认知难点，克服教学障碍。基于此，笔者借助软磁性贴条和彩色磁片来制作磁性教具辅助教学，帮助学生建构“噬菌体侵染细菌”模型，达到较好教学效果。现介绍如下。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各省份城镇新增参保人数，本文以对数的形式对其加以设定。除此之外，参考其他相关研究，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到各省份就业情况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及EPS全球统计数据平台。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首先，各省份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从经济学角度看，企业作为劳动需求方，其成本降低会导致企业投入更多生产要素，从而增加劳动需求，于是在劳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会提高劳动力价格，即提高工资水平；民众作为劳动的供给者，认为政府的减税降费政策会促使企业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从而主动增加自己的劳动供给，于是在就业水平增长的同时，员工工资也会相应增长，即平均工资增长。
本文选择各省份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人数来作为工具变量。首先，养老金发放人数越多，说明该地区老龄人口更多，社会潜在养老保险参保群体可能更少，即与原始解释变量(各省份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相关，符合相关性条件；其次，各省份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人数既可以通过各省份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来影响各省份平均工资，又在一定程度上不会与其他因素高度相关，符合外生性条件。基于上述思考，本文认为以各省份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人数来作为工具变量是合理且有据可循的。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 值。
(二)IV—2SLS回归
在IV—2SLS回归中，本文选择各省份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人数的对数形式(lnylff )作为工具变量，并对时间固定效应和省份个体固定效应加以控制，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第(1)列为工具变量对原生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回归结果表明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人数与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系数为负，且在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符合前面提到的相关性原则；且F 值大于10，证明本文工具变量非弱工具变量。第(2)列为被解释变量对工具变量的回归，回归结果表明使用工具变量法后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变化对各省份平均工资的影响系数在10%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为正。第(3)列是对工具变量有效性的检验，将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lnylff )系数不显著，核心解释变量(lnczcb )系数在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为正，满足外生性要求，IV—2SLS回归结果有效。根据上述结果，本文可以得出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对各省份平均工资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
表3 IV—2SLS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 值。
(三)异质性分析
1.根据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状况分组。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险体系完善程度在各省份间差异较大，所以需要进行异质性分析，对我国各省份进行分组，以研究在不同地区省份间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对各省份平均工资的影响。本文将样本中29个省份按照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情况分为中部、东部、西部三个组别。(4) 具体分组情况如下。中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广西、四川、重庆、海南共14省份；东部：辽宁、山东、北京、天津、河北、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共10省份；西部：新疆、甘肃、贵州、云南、宁夏共5省份。
异质性回归1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以看出，中部和西部组别中，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系数不显著，东部组别中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系数在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为正，这说明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对各省份平均工资的影响不明显，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对各省份平均工资没有显著性影响；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对各省份平均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可以有效提高各省份平均工资，这可能是由于东部省份经济较为发达，企业经营情况较好、低收入从业者占比较少，养老体系较为完善的缘故。
表4 异质性分析1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 值。
2.根据人口迁移率进行分组。由于人口流动对于养老保险参保有着明显影响，所以本文根据迁移省份外人员占其出生省份总人口比例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选取迁移省份外人员占其出生省份总人口比例的中位数，高于中位数的14省份为高迁移率组，其余15组为低迁移率组，以研究在不同地区省份间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对各省份平均工资的影响。(5) 具体分组情况如下。高迁移率组：安徽、江西、四川、重庆、湖南、贵州、湖北、河南、广西、黑龙江、甘肃、吉林、河北、陕西；除港澳台、西藏、青海的我国其余省(区、市)为低迁移率组。
异质性回归2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以看出，低迁移率组与高迁移率组中，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系数皆显著，但迁移率较低的省份中，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系数在10%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为正；而迁移率较高的省份中，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系数在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为正。相比较来看，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在高迁移率省份可以更为有效地增加平均工资，这可能是由于高迁移率省份中，外来务工人员和灵活就业等低收入人群占比较大，且企业经营负担相对较重，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可以解决低收入群体参保问题，并更有效地减少这些省份的企业用工成本。
（5）建立中国-约旦产业合作园区。国际合作机制对于区域的长久有效合作至关重要在信息化、全球化日益蔓延的今天，需要创新合作区域合作方式，将以单个项目、单个领域里的合作转变为双方利益融合、拓宽合作领域的交融式合作。可以应用创新的合作模式为中约经贸合作开辟新道路，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园区既可以实现地缘邻近但政治基础差异化的区域实现资源互补、产业转移，同时还可以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考虑到约旦的综合国力，可开拓灵活且多元化的合作机制，形成跨国区域开放新模式。例如，建立中国-约旦产业合作园区，鼓励中国企业去约旦投资。
表5 异质性分析2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 值。
(四)稳健性检验
从上述结论可以看出，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加会显著增加各省份平均工资。本部分将更换思路，对上述结论进行稳定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稳健性检验
续表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 值。
1.增加控制变量个数。为了加强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在原式基础上继续增加控制变量。考虑到一个地区就业人员的文化程度也会影响该地区平均工资的高低，故本文将各地区就业人员的文化程度也加入控制变量中，利用就业人员中大学本科文化程度人员所占百分比进行衡量(whcd it )。表6中第(1)列表示其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增加控制变量后，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对各省份平均工资在5%的置信区间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以证明前面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2.更换被解释变量。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如若确实有效，则不单会影响各省份平均工资，对其他相关因素也应有显著影响。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会减少企业用人成本，利于职工参保和减少退保，必然会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所以这里我们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替换原有的被解释变量，并取其对数形式(lnjjjy )。表6中第(2)列为其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对城镇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影响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为正，通过稳定性检验。
五、结论与实践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我国29个省(区、市)2013～2017年数据，运用IV—2SLS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对各省份平均工资的影响，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本文发现，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会显著提高各省份的平均工资，并且运用增加控制变量、更换被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除此之外，本文还对我国各省份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对各省份平均工资的影响在东部较发达省份更为显著，在中西部省份并不显著；相对于人口迁移率较低的省份，各省份平均工资的影响在人口迁移率较高的省份更为显著。以上结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政策意义：首先，从员工福利的角度看，平均工资增加有利于提高员工生活水平，提高员工福利待遇；其次，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看，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率降低直接减少了企业的用人成本，提高了平均工资，可以减少养老保险税费转嫁行为，可能会提高企业生产率，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可能会增加就业机会；最后，从对社会保险参保的激励作用看，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率降低导致平均工资增加，可能减少退保断保的情况，增加我国养老保险体系覆盖面。本文的结论可以为我国今后的养老保险费率改革提供一定的数据参考。
3)快速增量在线更新技术。导航的快速应用和发展对导航地图数据提出了高现势性、高精度、更加精细化的需求，而传统的生产和更新模式造成成本高、更新慢、现势性差的问题，如何使导航电子地图生产商基于各种信息源数据，进行持续的快速的信息更新，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实践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主要实践启示如下。
第一，实体经济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实体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在近年来先后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大规模减税降费”等政策，旨在解决过剩产能、加快产业转型、调动企业积极性、增强企业创造力和活力、促进就业，从而达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等目标。根据本文结论，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可以显著增加员工平均工资，既可以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也可减少企业用人成本，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发展。从消费角度来看，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有利于刺激消费。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平均工资提高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扩大居民消费的预算约束；由于居民储蓄行为较为稳定，平均工资增长很可能增加当期消费，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减税降费政策陆续出台，已经初具规模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19年开始，各省份可选择性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至16%，这必然会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员工待遇，为企业经营注入新活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这验证了国家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必要性，今后应当进一步加快此类减税降费政策经验的总结，尽快形成一般性规律与多样化经验，加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步伐。
第二，要注意平均工资增加对企业养老保险费率下调政策效用的冲抵影响。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降低可以显著增加平均工资的结论，验证了此类减税降费的政策是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为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60%～300%，这可能导致在平均工资增加的同时，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也同时增加，会减少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的政策效用。尤其对于灵活务工人员或进城务工人员等低收入者，缴费基数的增加会加剧其低收入与缴费高标准不匹配、不公平的情况，低收入者可能因缴费基数变高而出现退保断保的情况，影响养老保险政策覆盖面的扩大。为避免此类情况，地方政府可以利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人员补助等方法提高低收入人员的福利待遇，保障减税降费政策在促进企业发展、改善民生方面的积极影响，而对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其缴费按照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300%的上限进行缴费，缴费比率降低后企业所获优惠很可能用于为员工建立企业年金，进一步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
第三，要注意减税降费政策对地方政府财政承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不断实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虽然减少了企业的负担，但在不影响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待遇和企业经营情况的情况下，不断地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以健康的财政体系和充足的财政收入为基础才能不断减少企业负担，使政策取得更好的效果。所以，在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地方财政的稳健性。一方面，为了支持减税降费政策，地方政府自身必须过紧日子，压缩一般性支出，盘活存量资产和资金，增加的收入和压减的支出主要用于支持减税降费，以此换取企业效益的提升和市场活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在增加市场经济主体明显税费负担减轻感受的同时，要抽取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样本省份进行检测与跟踪评价，及时调整减税降费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能够因地制宜，避免单一化、一概而论的一元化做法，给予各省份实施政策的自主权，可能是有效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最佳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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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8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151(2019)15-00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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