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夏木古力·尤力瓦斯[1]2007年在《翻译中词义的选择及研究》文中提出词义的选择是翻译中的第一步，也是翻译中的一大难题。在原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论文对词义进行了阐述和介绍，对词义在翻译过程的选择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解读，试图客观，深入地剖析这一翻译理论与实践中最重要的语义特征。文中探索和归纳了翻译中辨析词义的规律和模式，分析了词义在语境中的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全文共四章。第一章中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外学者给词和词义的定义，并提出了自己对词义概念的理解。第二章对汉语和维吾尔语的“词语”概念在意义上进行对比，从完全对等、部分对等和不完全对等关系的不同角度阐释了词义的对应，以具体实例分析了词义的对比。第叁章从语义学角度探讨了词义、语境与翻译的关系，归纳出语境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对词义选择和辨析词义的制约作用，并阐释了翻译中语境对词义选择的重要性。第四章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词义，对词的广义和狭义、褒贬义、语体风格色彩、形象和象征意义、词的搭配、动词的时态及其处理、名词的数及其处理、特殊文化词及其处理进行论述、分析和概括，阐释了翻译过程中辨析词义和确定词义的实践理论价值。翻译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在词义选择和辨析词义的条件下进行和实现的。
赵常玲[2]2017年在《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为视角,对《中庸》的陈荣捷译本和休中成译本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究两个译本意义体现形式的特色,并从语境视角对产生译本差异的原因进行阐释,以期为以《中庸》为代表的典籍翻译理论与实践带来新的启示。语境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因而被广泛应用于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无论是功能语境理论自身还是其与翻译研究的结合,都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从功能语境理论自身来看,关于情景语境的语域与语言功能耦合关系的讨论居多,而对文化语境的探讨明显不足。而翻译中的语境研究主要围绕原文与译文在语境各层次之间的对应关系展开,尤其是原文与译文情景语境语域组成要素及其体现形式的对应与转换关系,但对产生译本差异的语境要素作用机制关注较少。为了更好地对《中庸》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本研究对功能语境理论进行了再思考与拓展并对翻译研究中的语境转化机制进行了初步地探讨。基于功能语境理论框架,本研究对《中庸》原文及其两个英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两个译本均较为忠实地传达了原文意义,但在具体体现形式上仍存在一定差异:首先,从概念意义体现形式来看,陈译小句过程类型与原文更为接近,休译关系过程比例高于原文和陈译,而心理过程少于陈译,且被动结构大于陈译。从逻辑语义关系来看,休译的嵌入小句比例明显高于陈译,逻辑意义层次及所涉及参数较多,说明休译解释性内容较多,句式较为复杂。其次,从人际意义体现形式来看,在语气上,陈译较忠实于原文语气结构,而休译祈使句多于陈译,感叹句少于陈译,说明休译与读者互动较多,但减少了原作者个人情感表达与评价性内容。从情态词来看,休译情态表意愿的义务情态词高于陈译,而意愿情态词低于陈译和原文,表明译者受到译入语思维方式及宗教文化的影响,认为在实践中庸之道的过程中,人们应履行适当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评价性资源来看,休译消极意义词汇比例高于陈译,说明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译入语宗教因素的影响。最后,从语篇意义体现形式来看,宏观层面上,陈译注释较少,原文语篇题材完全采用朱熹注释本,而休译增加了对原文段落的划分、设定各部分标题并增加大量文内注释及开篇引言。语篇微观层面上,休译特殊主位较多,语法词汇等衔接手段也高于陈译和原文,说明休译为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对原文语篇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角度对产生两个译本意义体现形式差异的原因进行了阐释:陈译忠实于原文的情景语境配置,"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相互关联又互动统一的整体,人通过社会活动、自身内省过程以及家庭生活、政治活动等方方面面来践行"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整体来看,陈译较为忠实地再现了原文情景,语言凝练,句式简洁。休译构建的译文语篇中,为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对原文情景进行了适度调整,强化了客观情景的描写,并增加了参与者与读者的互动,译文语篇阐释性内容较多,句式较为复杂。两个译本的差异取决于两位译者的文化身份及认知倾向,陈荣捷是美籍华裔,对中国传统典籍文化尤其是中国儒家思想有较深刻的理解,深谙原文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所植根的中国传统儒学"天人合一"思想,因而较为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思想内容与哲学内涵。而休中诚为海外汉学家,受到西方"主客对立"哲学观和理性思维的影响,在译文中增加了客体参与者要素,相应减少了主体参与者要素,并减少了主体参与者的评价与判断,但增加了与译文读者的互动,从而使叙述更加客观;同时译者从译文读者阅读的期待出发,对译文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与修改,并增添了大量的背景信息和评述性内容。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研究对《中庸》及其两个英译本经验意义、人际意义以及语篇意义的体现形式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比较与分析,并从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以及译者主观能动作用等角度对产生两个译本差异的原因进行了阐释,从而避免了以往研究中主观判断、点评式的分析方法所带来的片面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庸》及其英译研究。其次,本研究将微观的语言分析与宏观的文化语境阐释相结合,并将译者主体因素纳入考察范围,构建出一个翻译功能语境模式,能够较全面地考察翻译中的语境要素及作用机制。最后,本研究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功能语境中文化语境的相关内容,从而更好地指导语篇分析与翻译实践。
夏慧晶[3]2017年在《语境视角下的文学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指明“语境”这一概念最早由波兰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于1923年提出。语境也称“上下文”。从语言学上说,语境是指与语言活动发生的场所、时间、自然环境、信息传递相关的背景信息。李运兴教授从语言学视角出发,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此外,语境对词义、句意及文体风格等具有较大的制约作用。为深刻理解源语含义,笔者从原文中的词汇、人物情感、社会文化等角度出发,全面分析语言活动发生的场所及时代背景,并运用翻译技巧对原文进行恰当翻译。本次翻译实践选取市川拓司所着的《远去—骑着我破旧的单车》一书为对象。原文描述了在有限时间内,努力活在自己生命中的恋人们的生命之旅。内容基本以倒叙的方式展开,涉及到日本人的语言活动、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在异文化交流方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本次翻译实践以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作为语料,从词汇、句子等方面出发,通过分析上述的叁大语境,对原文中的词汇、人物特征及日本文化等方面内容进行分析。并依托翻译技巧,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归纳和总结。本次翻译实践报告分为四大章节。第一章介绍了选择源文本的理由、阐述了翻译的现实意义及目的。第二章对原作者进行简单介绍、并对原文内容及特征进行分析。其中详细分析了源文本的语言特点,并对语境理论进行详细阐述。第叁章为语境理论在此项目中的应用,分析了翻译过程,并对翻译难点提出解决之策。第四章总结了翻译实践中的经验与不足。希望该翻译实践报告能为今后的文学翻译提供一定的参考。
彭利元[4]2005年在《论语境化的翻译》文中指出翻译即译意,意义受语境制约,因此必须在语境中开展翻译。然而,这个逻辑严谨的叁段论,长期以来没有引起翻译界的足够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本,是学术语境和学术视野局限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 中国传统译论源于中国古典文论和古典美学,形成了经久不衰的文艺美学翻译传统;西方传统译论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艺美学和《圣经》阐释学,最早也带有较强的文艺美学特征与阐释学特征。现代译论的发展,在东方和西方因其学术视野的差异,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轨迹。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丰硕的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影响下,西方译论首先形成了精细的语言学研究传统,然后在功能主义、文化转向及解构主义的引领下,继而转向翻译研究的目的功能论、文化论及解构主义,形成了一浪推一浪的译学热潮。相反,在传统文艺理论的影响下,中国译论在文艺美学的传统轨迹上继续徘徊,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才开始出现追赶西方译学浪潮的局面,引发出中国译学界一些新的思考。 回顾翻译的实践史和理论研究史,我们不难发现,中西译论都存在一个久被边缘化的共同论说基点,这个共同的论说基点就是语境。翻译中只要遇到困难,人们无不求助于语境,求助于上下文和言外语境。无论是词语选择,还是语篇的前后衔接与连贯,无不是通过语境分析以求得圆满解决的。
曾文雄[5]2009年在《翻译研究新范式:认知语境转向》文中研究指明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以人类的认知和理性存在的本体论为基底,其哲学根本是体验哲学与历史事件。认知语境具有认知与语境的本体论特征,体现客观实在性和认知相对性的统一。认知语境转向从翻译的言内认知语境和言外认知语境及其互动的关系出发,考察翻译主体的认知、语言、存在的互文顺应关系,在宏观和微观上探索译学发展途径,避免译学"语言学转向"的语言泛化、"文化转向"的文化泛化等倾向,把焦点集中在解决译者思维与文本、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的取向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认知转向"视野,也有利于译学的建构。
刘雪芹[6]2010年在《《论语》英译语境化探索》文中研究表明《论语》是中国文化经典中的经典,其英译对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论语》译本的辅文本视角,重点探讨《论语》英译所涉及的各种“语境化”。翻译研究领域已然意识到对各种语境变量的静态研究已不能解释翻译过程的动态实际,还不如探察翻译文本的生产和接受的语境化过程。而翻译研究领域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一词可以用在不同的层面,表示不同的意思。譬如描述翻译研究就强调“语境化”。描述翻译研究摒弃了传统的“原文—译文”对应,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现实,注重考察接受方文化和接受情境。因此,描述翻译研究的“语境化”指的是将译本和翻译活动置于大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和评价,能使翻译批评更为客观。神学和《圣经》翻译也提倡“语境化”,指的是将信息适境地迁移到接受方文化,使之被理解。而同样是为了实现被理解的目的,丰厚翻译则主张提供相关的源语语境。就具体操作而言,翻译无疑是一种语言交际活动,语言使用本身就是一个“语境化”过程,而翻译就是一个利用语境、调动语境甚或营造语境来理解意义,然后生成意义的双重语境化活动。鉴于“语境化”一词可以表示多种含义,本文区分了翻译中的语境化和翻译的语境化,宏观策略层面的语境化和微观操作层面的语境化,适境语境化和造境语境化等几对概念。“翻译中的语境化”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要经历的语境化阐释和表达过程,属于翻译过程研究的范畴;“翻译的语境化”是将翻译活动置于其翻译语境中加以考察,是描述翻译学视野下的翻译批评。它们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翻译批评所进行“翻译的语境化”仍然需要考虑译者在“翻译中的语境化”,才能全面、正确、客观地认识翻译活动,解释翻译现象,评价译者译作。“宏观层面的语境化”指的是翻译的宏观策略,主要表现出两种取向:一种是适应译语文化语境的“适境语境化”,另一种是基于源语文化语境的“造境语境化”。适境语境化尊重译语文化语境,并根据接受语境对文本的表现形式及意义进行适当的调适,借用译语中的文化意象进行语境重构;造境语境化则尊重源语文化语境,强调在源语语境的基础上复制语境,并迁移到译语中。就微观层面而言,翻译是一个包括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的两轮交际活动,而交际就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在前一轮交际中,即在语境化阐释阶段,译者是受话人,他依靠对自身认知语境的不断取舍和建构去推理、解读文本信息。在第二轮交际中,即语境化表达阶段,译者是发话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译者可以利用一定的语境化手段,营造一个有利于实现自身交际目的的语境。本文在区分各种“语境化”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观察译本中的辅文本,具体分析了《论语》英译本的生产和接受过程中涉及的各个意义上的“语境化”。为此,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介绍《论语》英译研究的背景和现状,引出本文的辅文本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译本的辅文本无疑是观察翻译的重要窗口,而以往的研究认为,译本的辅文本可以揭示译者的翻译动机、目的、策略以及翻译规范。本文通过观察《论语》英译本丰富的辅文本发现,辅文本在揭示译者的宏观翻译策略的同时,还能够充分说明翻译微观层面的语境化过程。以往对翻译过程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有声思维法、译文倒推法。然而,有声思维法研究对象有限,且研究对象未必具有广泛代表性;译文倒推法的研究者又免不了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测成分,且译者的表达并不完全等同于其理解,因此对翻译过程的解释力不强,而从辅文本进行观察则可兼取二者之长。第二章探讨《论语》英译的特殊性,并回顾其英译简史。第一,《论语》作为先秦文献的典型,文本在语言文字上以及在文本的权威性上都较为特殊;第二,由于时间、空间和文化的跨度,现代译者对古籍文献的阐释不是直接地与文本意义实现视域融合,而是要经由第叁方(即历代阐释权威);第叁,从文化而言,中国文化处于高语境一端,英美文化位于低语境一端;从语言而言,古代汉语位于高语境一端,现代英语位于低语境一端,因此,中国古籍的英译必然要遭遇语境的流失。这些都造成了《论语》英译特殊的困难。第叁章对“语境”概念的提出和发展,以及翻译领域所进行的语境研究进行了梳理。第四章厘清了翻译研究领域涉及的“语境化”概念的含义,重点区分了“翻译中的语境化”和“翻译的语境化”,“宏观策略层面的语境化”和“微观操作层面的语境化”,“适境语境化”和“造境语境化”等概念,为后面几章的研究做好理论铺垫。第五章和第六章具体讨论“翻译中的语境化”过程的两个阶段,即语境化阐释和语境化表达阶段。第五章重点分析语境化阐释阶段,涉及译者如何利用、调动认知语境理解原作者意义,指出此阶段中,译者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知识和理性的指导之下,对文本意义进行分析和推理,实现各个语境层面的认知和谐,得出合理的解读。同时,我们也通过观察译者对同义词的阐释,指出语境化阐释也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单纯语言行为,而是会受到权力的牵制,然而译者在此阶段受到的影响与表达阶段不同,主要来自专家权力和信息权力。第六章则侧重探讨语境化表达阶段,既从宏观上分析各个不同译本所采取的宏观策略,又在微观上观察译者如何利用语码转换、插图漫画等语境化信号和手段,以实现自身的交际目的。第七章涉及“翻译的语境化”,即语境化视野下的《论语》英译批评,将翻译活动置于译本产生和接受的语境下进行审视和评价。本章在辅文本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辜鸿铭、马歇曼和理雅各译本,对这几个译本的各种批评提出新的看法。第八章对本研究进行总结。本文作者认为,对《论语》这样一部经典作品的多个译本进行全方位的语境化探索对于典籍英译的实践和批评都是有意义的。
张笛[7]2010年在《从认知语境视角看翻译中多义词的词义选择》文中研究指明在翻译的过程中,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应该达成某种对等,这种对等既不应该是简单的形式对等,也不应该是简单的语义对等,而是正如奈达的翻译理论中提到的功能对等。而语境在翻译的过程中就起到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传统语境观认为,语境在交际行为进行前是确定的、已知的等特征,而关联理论中提出认知语境是动态的,具有即时性和选择性的特点,这一特征就对翻译起到了限制作用。本文将着重解决认知语境对翻译中多义词的词义选择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根据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来选择能传递原文作者意图和能满足译文读者认知的合适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翻译的其实质是认知语境的转换。通过从认知语境视角分析多义词,得出隐喻和转喻是多义形成的主要原因,而隐喻和转喻,特别是转喻具有语境依赖性,这就决定了在翻译多义词时必须考虑认知语境的影响。认知语境包括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认知语境的动态性决定了译文并不是静态的词义对应,应该是根据语境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语义选择。而多义词的多个含义如何选择,则有赖于译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只有克服认知语境的不同,弥补两者差异,才能避免翻译中出现信息传递障碍,获得最佳翻译。
曾文雄[8]2010年在《翻译的文化参与》文中指出翻译研究实质上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并出现了多种研究途径,但它们普遍强调翻译的文化层面及翻译语境在其中的作用,且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论文试图将翻译研究这两个普遍层面结合起来,基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从语言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分析翻译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翻译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了和合文化思想及中西翻译的文化资本与文化融合策略,进而开展文化翻译理论的建构。论文首先阐明了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对翻译的文化和文化翻译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继而,对本文议题的核心概念“翻译认知语境”及“互文顺应视角”进行了解释,综述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途径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存在的不足,指出应将翻译的文化层面和语境层面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并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出发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落实在具体的理论框架上,建构了互文顺应与选择的文化翻译模式。这个模式由主体间、客体间及主客体间的互文关系层组成,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翻译伦理在其中的功能。文化翻译正是交际者在这些互文关系的基础上作出顺应性翻译选择的结果。同时,论文综合语言、文化和语境等层面,辩证重构翻译认知语境视角的维度,旨在从多元的互文间性与“和合”文化观的综合视角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包括翻译的文化、语言、策略及素材等层面上的翻译选择。在互文顺应的文化翻译模式中,翻译言内认知语境的视角倾向于从微观层面出发,考察语篇层面上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篇外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对语篇的意义、意图及意识形态等元素进行阐释,并实施互文顺应性的建构,继而探索从词义再到句子以至语篇层面的文化现象及其互文顺应再现的一些规律；最后探究文本间的文化认知距离与翻译视角转换与选择的关系。以上研究均基于实例分析与描写。结果发现,翻译语篇的各个层面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等特征,语篇的互文顺应性构建的背后隐藏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并与外部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这有助于把握翻译背后的文化本质及其运作的一些规律,以及翻译交际者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翻译言外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倾向于从宏观的层面出发分析翻译的社会文化性以及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选择关系,并以文化语境、心理语境、社交语境和多维动态语境作为研究的视角。从文化语境出发,以梁启超和周氏兄弟的翻译为例,考察译者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探索翻译素材与文化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动机。从心理语境出发,分析交际者尤其是译者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建构的互文性,从认知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层面分析翻译素材、翻译策略、文化取向与审美取向等翻译选择的动因。从社交语境出发,通过译例从交际、心理及文化等多维层面分析社交文化的翻译。同时,分析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认同及文化改造,提出以和合文化原则处理翻译的文化融合。结果表明,翻译不仅要注意语言层面上的文化因子,而且要注重其社会文化性；互文顺应视角促使文化翻译及民族间的文化交往走向和谐的基础与保证。研究者大力呼吁关注翻译中的多元文化、文化异质、文化资本运作以及文化间的文化融合等问题。论文以中西翻译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资本的操作为出发点,首先探索从中国佛经翻译到近现代翻译活动中体现的文化翻译策略、文化资本及其操作形式,解释这些翻译操作的动机及影响,进而在这些层面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发掘具有特色的文化翻译观以及处理翻译“它者”存在的出路。接着,论文分析了中西译学的哲学理论及翻译中的“和合”思想,提出以“和合”文化观作为和合文化翻译学构建的哲学基础。论文指出,互文顺应视角是实现“和合”文化翻译及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关键途径,可以升华至和合文化翻译学框架的建构,成为文化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后,论文指出,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凸显了翻译的文化精神及其人文性与社会性；基于这个视角而建立的和合文化翻译学能够指导翻译这个媒介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实施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结语部分概述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与价值、存在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尹诗文[9]2014年在《不同语境视阈下的翻译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语境是语言活动在一定时间和空间里所处的境况,"零"语境是不存在的。语境对翻译具有重要意义,语境是语义的决定性因素,是译者正确理解原语、获得功能对等翻译的关键所在。语境与翻译有着密切关系,语境制约翻译,翻译依赖语境。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不仅要求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也要求在翻译过程中忠实再现原作者所要体现的艺术特点和风格。试图探讨语境分析对于翻译的深入理解和准确表达所起的重要作用,阐述翻译应以具体的语境为依据,从而确定具体词汇、篇章在其语境下的语用含义,并从构成语境的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两方面入手,浅析语境对翻译的解释力和重要影响。
王婉珺[10]2015年在《基于俄语文学文本的多义词汉译研究》文中指出多义现象普遍存在于所有语言中。多义词是众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多义词的翻译则是文学文本翻译中必须慎重对待的一个问题,因而需要全面而细致的研究。俄罗斯语言学界对词汇多义性的研究较为充分,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多义词的研究还尚显不足,以俄语为对象语的研究更是成果寥寥。通常,多义词的翻译结果多为其他研究提供辅助,而对多义词翻译的专项研究少之又少,对文学文本中多义词翻译的研究更是鲜有涉猎,因此,本文对拓宽俄语多义词的研究视角,丰富其研究内容有着积极的意义。本课题是在语言学基础上,以权威词典作参考,结合大量文学翻译实例,展开对多义词翻译问题的分析与研究。论文由绪论、正文四章、结语和参考文献四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阐明了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及目的,论述了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介绍了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等。第一章对多义词的概念、特征及成因进行了简要梳理,阐明了多义词的词义选择对译文的重要影响;第二章根据多义词语义理据性的特点,从语义结构角度分析多义词在文学文本中的翻译;第叁章从语义衍生角度阐述词义的演变,并结合多义词动态性的特点,研究文学文本中多义词的翻译方法;第四章探讨语境对多义词的制约,从词法语境、词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四个方面研究多义词的词义选择和翻译。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论文写作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 翻译中词义的选择及研究[D]. 阿依夏木古力·尤力瓦斯. 新疆大学. 2007
[2]. 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D]. 赵常玲. 北京科技大学. 2017
[3]. 语境视角下的文学翻译实践报告[D]. 夏慧晶. 烟台大学. 2017
[4]. 论语境化的翻译[D]. 彭利元. 湖南师范大学. 2005
[5]. 翻译研究新范式:认知语境转向[J]. 曾文雄. 广西社会科学. 2009
[6]. 《论语》英译语境化探索[D]. 刘雪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7]. 从认知语境视角看翻译中多义词的词义选择[D]. 张笛. 黑龙江大学. 2010
[8]. 翻译的文化参与[D]. 曾文雄.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9]. 不同语境视阈下的翻译策略研究[J]. 尹诗文.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0]. 基于俄语文学文本的多义词汉译研究[D]. 王婉珺.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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