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命名、名称演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成果论文,名称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1-0134-07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在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载入其中。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关于党的指导思想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改变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1](P73)“文革”期间召开的第九、十、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皆把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规定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P96，102，108)这是适应当时党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先后顺序并列起来予以表述。1978年拨乱反正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十二大”，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又修改成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2](P1)党的十三大、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和十二大党章相同。1997年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在党的指导思想中，又加上“邓小平理论”，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3](P53)从此，党章上确定的党的指导思想，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不只是“毛泽东思想”，又加上“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并列地表述在十五大党章中。党的十六大，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作为长期的指导思想。
一
那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命名、名称是如何演变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这一名称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
(1)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至1945年党的“七大”前后。毛泽东本人不同意作为思想体系加以宣传，认为还不成熟；7年之后，党的“七大”决定，作为思想体系宣传毛泽东思想。
1938年10月，我党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命题。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首次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
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4](P611)之科学命题。张如心同志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
与策略》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泽东主义”之概念。文章认为：“毛泽东主义决不是什
么农民主义、洪秀全主义，它是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社
会解放的科学武器，也是真正的(不是虚伪的)三民主义的发扬者和执行者。”[5]1943年
7月8日，王稼祥同志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6]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
延安的一次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
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
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
线。”[7]1943年，党内一些同志提议为毛泽东同志过50岁生日，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
想”。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同志把这个意见告知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回信说：“我
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
断来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7]1945年4月，我党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郑重指
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便
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
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
8](P952)1945年5月，在我党“七大”上，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正式载入“七大”
通过的党章。刘少奇同志在此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
东思想作了系统论述。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
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毛泽东思想，以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
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
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和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革命
根据地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和
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这些理论和政策，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
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9](P21)
(2)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筹备“八大”时，毛泽东一再建议党的正式文件上不要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中没有再用此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直到党的“八大”筹备之前，我党一直坚持党的“七大”以来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同时一再提醒：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注重分寸，注意谦虚谨慎。1951年7月，陈伯达写了《论毛泽东思想》的小册子，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指出，不要用这书名，并说，我们中国不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我们要谦虚，我们执行的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7]陈伯达的小册子后来改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1954年毛泽东思想同志提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我们是分店，总店还是马克思、列宁。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筹备党的“八大”时，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建议党的正式文件上不要用“毛泽东思想”。[7]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没有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结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0](P9)
(3)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重新使用“毛泽东思想”提法，但康生等人则将这一提法推向极端，提出“顶峰论”。毛泽东同志仍然坚持不要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1958年夏季，康生在北京政治教师大会上作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59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一些中央负责人重新在文章和讲话中使用“毛泽东思想”提法。1960年10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也鼓吹“顶峰论”：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在今天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顶峰。于是，1961年毛泽东同志又提出意见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列。并针对报纸宣传中的提法明确规定：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单独的可以讲，如果与马列主义合到一块儿讲的时候，应为：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要写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7]
(4)十年“文革”中。林彪等人又提出什么“绝对权威论”、“三个里程碑”等等，使“顶峰论”泛滥成灾。毛泽东指示“降温”，并批评说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是天才。”“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11](P227-233，257-258)1967年5月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三个里程碑”：“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伟大的里程碑。”[12]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指林彪——编者注)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7]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文件上写道：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7]1967年10月、11月，康生对外宾说：赞成不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不赞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真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试金石。赞成还是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赞成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界线、分水岭。[7]针对对外宣传中这种强加于人的恶劣作法，毛泽东同志再三强调，不要以人家接受不接受毛泽东思想，来判断人家这个党是好的还是坏的，不能以这个作标准。还说，我们跟外国党接触的时候，只能够、而且应当坚持这样的提法，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他们那个国家的革命实践相结合。[7]1967年12月17日，毛泽东同志针对林彪鼓吹“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又批评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大树特树的提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7]
(5)粉碎“四人帮”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我们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工作。1977年8月12日，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党的“十一大”党章仍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978年3月5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也如同党章一样按马、列、毛并列的方式表述国家的指导思想。
(6)1978年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表述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认为毛泽东思想中不包括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成分。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娜·法拉奇提问时，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极其全面和科学的评价：“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各个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在他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不幸。你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这条道路，才能夺取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逐渐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开始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13](P345)
(7)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针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度产生的、因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而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之错误思潮，设专章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的一生，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以其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是这一独创性理论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贯彻上述各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14](P82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的命名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简称。1978年底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7年党的“十五大”，是这一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理论在以“邓小平”的名字命名之前，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15](P3)
1987年党的“十三大”和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十三大”概括为“十二条”、“十四大”概括为“九个方面”)之后，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为这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尚未用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命名，比如，“十三大”报告在“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一章中首先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16](P8)再比如党的“十四大”报告，也是首先系统论述和评价了我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出：“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的。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接着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同志本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的重大贡献。党的“十四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说明》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是这样表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17](P49-52)
1997年党的“十五大”第一次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载入党章并在“十五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进行了系统而精辟的论述。修正后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3](P9)“十五大”报告中列专章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精辟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3](P52)
二
从以上对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命名及名称演变问题的考察中，我们受到哪些启示、引起一些什么思考呢?
(1)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一般都是在主要创立者逝世后才以其名字命名的，只有“毛泽东思想”是在毛泽东健在时就以其名字命名，这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毛泽东思想产生的背景时指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中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4](P282-285)很清楚，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已经在同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的严重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而且在1945年党的“七大”前夕，全党通过整风与学习历史经验，对此已取得共识；加之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之命运选择的紧要关头，所以，将历史形成的、由毛泽东主要创立的、党的集体智慧之结晶的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冠以“毛泽东”的名字，称为“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地同教条主义对立起来，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就是完全必要的了。
(2)以主要创立者名字命名党的指导思想之正负效应。历史事实证明，以领袖名字命名党的指导思想，存在正负两重效应。这样的问题应该认真研究和讨论。它可能属于胡乔木同志所说的“政治性学术”，但政治性学术也是学术，仍属于“百家争鸣”范畴。我认为，正效应集中表现在较易于将正确的指导思想这种非权力性影响，同处于党的主要领导地位的决策人之权力性影响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的核心，以保证党对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正确领导。负效应主要表现在，主要领导者本人和整个领导集体如果头脑不清醒，易于犯突出个人乃至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错误，损害革命和建设事业。正因如此，马克思、列宁在世时皆拒绝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其思想体系；毛泽东在以他的名字命名“毛泽东思想”并载入七大党章后，一再提醒，要谨慎，要谦虚，而且建国后至党的“八大”前，一再建议党的正式文件上不再用“毛泽东思想”提法。也正是从这方面考虑，党的“八大”才在党章中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未再使用“毛泽东思想”提法。同样的理由，邓小平在世时，也没有使用“邓小平思想”或“邓小平理论”提法。当然，如果主要创立者、党的领导集体、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乃至全体党员、全国人民，切实被唯物史观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杰出个人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与作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所武装，并能做到清醒而坚定，那么上述负效应也会被消除，至少可以降到最低限度。
(3)以主要创立者名字命名党的指导思想切忌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这一点前苏联和中国的教训最为深刻。前苏联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斯大林被神化，其言胜似圣旨。整个苏联党乃至共产国际各国党，几乎唯斯大林之言是从。当时谁敢于发表反对斯大林的观点，就可能被打成反党分子，并予以严厉镇压。在苏联把“斯大林学说”庸俗化到何种程度，举一个例子就可十分明白。1938年，苏联出版的由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4章第2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论述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认为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适合，没有矛盾，指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的实例，便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生产过程的公共性质是完全适合的。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18](P255)从此以后，苏联所有的出版物乃至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出版物大加鼓吹，说斯大林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然而，到1952年，斯大林写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已觉得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情况。于是，就在该书中通过批评经济学家雅罗申科同志对斯大林1938年说法的转述(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的观点)，来羞羞答答地改正自己的错误看法：“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错误的。当然，我国现今的生产关系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它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推动生产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但是，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只要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如果我们执行类似雅罗申科同志所推荐的不正确的政策，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我国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19](P590)多么滑稽!无怪乎毛泽东说斯大林是羞羞答答改正错误。问题还不止于此，此时的苏联理论界又大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存在矛盾的观点，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苏联理论界就是这样围绕斯大林个人转，他说什么，理论界就吹什么!这是多么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实际上已把马克思主义搞成了庸俗不堪的东西。
中国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1956年党的“八大”，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未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1959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等同志后，在一些中央负责人的文章和讲话中，又重新使用“毛泽东思想”提法。康生、林彪等人则借机大肆鼓吹“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最高、最后标准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捷径论”(“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一本万利的事情”)，等等。之后，在党的理论宣传中出现了很多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的东西，不论什么事情都将其同毛泽东思想直接联系起来。为此，在1961年3月15日，由党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报告说：“在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有些文章把某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发明或发现，简单、生硬地和毛泽东思想直接联系起来，或者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果。”[7]1961年10月，中宣部领导人也批评说：现在还有一个新标签，叫做毛泽东思想，到处都贴，好像贴了那个标签就是毛泽东思想了；不要把青年一代的思想弄简单化、绝对化，凡是贴了标签的就相信；说假话，思想僵化，不调查研究，放大炮，把青年一代搞成这样，有什么好处![7]早在1960年3月15日，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在天津讲话中，就用很大篇幅系统地讲了“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指出：“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说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第二，马克思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增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系指1960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的提法问题请示的批复)。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20](P283-284)
回顾既往，前苏联和中国的教训是多么沉痛和深刻呀!现在已很清楚，只要把毛泽东看作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人物，防止将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就完全可以避免这种灾难性后果。痛定思痛，这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应该永远牢牢记取，绝不应重犯类似错误。
(4)应准确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之间的源流关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总店”，我们是“分店”，不要同马列主义并列的思想，我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源、流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总源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流”，它们之间就其精髓来说一脉相承，而列宁主义又带有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的特色。列宁主义对于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说也是“源”，后者则是它们的“流”，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总店”与“分店”的关系。有人提出“四次飞跃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之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英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第一次飞跃；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飞跃；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第三次飞跃；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第四次飞跃。这有混淆“总店”与“分店”关系之嫌，是值得商讨的。我们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文献中谈“飞跃”，都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两次飞跃，一次是毛泽东思想，一次是邓小平理论，根本没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起来讲“四次飞跃”。一些同志认为，“四次飞跃论”是创新，我则认为值得商榷。这虽是政治性学术，但“百家争鸣”也适用。我们在此发的议论也只是商榷和参与争鸣而已。总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是“源”、“流”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总源头”，列宁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是“流”，而之于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则是“源”。“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提法就表示此意。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流”，而之于邓小平理论则是“源”；邓小平理论之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是“流”，之于其后继者的理论成果，比如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则是“源”。
(5)应准确把握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的科学内涵。我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都是以“主义”、“思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个人的名字命名的。于是就有一个主要创立者个人的全部论述与党的指导思想的关系问题。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党的指导思想是由杰出领袖人物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集中大家的智慧而创立的，所以，虽以主要创立者名字命名，但它仍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据此，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结构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作为主要创立者、杰出领袖个人全部论述中的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具有相对普遍意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第二部分是参与创立的其他杰出个人之论述中的、那些被实践证明具有科学性并有相对普遍意义的理论与策略之原理。这两部分之关系不是机械相加，而是由主要创立者加以综合并升华为理论体系，再去指导新的实践；这一理论体系，又由具体论断或个别原理、基本原理、灵魂或精髓几个层次构成。这就是说，无论是作为“总源头”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相对“总源头”说是“流”，而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成果如“毛泽东思想”为“源”的列宁主义来说，以及像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些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后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说，都有这样几个层次：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立场(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最大多数的立场)、观点(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自然观、历史观、资本主义观、社会主义观、共产主义观等世界观体系)、方法(唯物而历史的、辩证的方法)。这些属于灵魂或精髓的普遍真理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则具体化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二是与精髓或灵魂这类普遍原理相比，属于下一层次的基本原理，如马克思主义关于夺取政权的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原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关于共产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等等。这类基本原理具有历史阶段性质，当一个历史阶段的使命实现后，这类基本原理便成为过去，失去作用。三是具体论断或个别原理，通常是指对当时、当地具体条件下的个别问题、特殊问题的论述与回答。由上分析就可看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指第一层次，有条件地包括第二层次的内容，第三层次的东西不能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简言之，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之立场、观点、方法，或者称为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体系，才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之科学内涵。
收稿日期：2003-05-11
标签：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斯大林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邓小平论文; 毛泽东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