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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3)05-0025-05
中国教育理论领域先后有过依据朝代更替、社会形态、时代特征以及阶级斗争等几种有关教育史的分期方法，当今学界尤以朝代更替①、社会形态②两种分期方法较为普遍。后来又出现了以社会形态为主，结合历史朝代顺序更替划分阶段的分期方法③。以朝代更替的方法划分教育史符合人们关于历史发展的习惯观念，但简单袭用历史朝代更替划分中国教育史有着明显的弊端，不易反映教育历史本身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以社会形态划分古代教育史的方法也有着很大的不足，这种以社会发展来划分教育史的做法，同样不能客观展现教育的自身发展特点。按照教育自身的发展来划分教育史发展阶段已成为当今教育史学界的共识[1]。
高明士先生曾经在《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之《序言》中指出：“一部中国教育史，可以说是教育脱离宗教范畴而与政治结合，后来又努力建立其独立王国的历史。”[2](P1)这个论断点破了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实质进程，显示了高先生的深知卓见与非凡的语言概括能力。整个中国教育史是教育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逐步从宗教、社会政治、礼乐制度等复杂交错的母体中孕育、成熟到脱离母体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的过程。确切一点，就是中国古代教育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古至春秋。这一时期是古代教育从母体中孕育到产生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教育孕育在宗教与政治结合的体系之中，尚未成形。第二阶段：从春秋至西汉。这一阶段教育虽然摆脱了宗教羁绊，由于尚未成熟，仍需寄生于政治体系之中。第三阶段：从西汉至隋唐。教育与政治紧密结合并开始从政治体系的附庸地位挣扎着走向独立。需要注意的是，教育虽然开始走向独立，但从隋唐至清末历经一千三百多年，这个独立过程才算完成，这个过程是与科举制度的发展相始终的，当教育已经成长为一个强大实体之时，政治才不得不放手。即使已经获得独立，政治仍然不时地寻找时机对教育加以利用或者干预，这种状况在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依然存在。
一、第一阶段：上古至春秋时期教育的产生
三代以前这一阶段，教育与政治尚未成形，与宗教、社会活动结合在一起。这个时期的教育较为原始，教育内容主要包括生产生活经验、部落的军事和管理经验以及宗教传统等。远古时期，在人类文明产生以前，猿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不大，一切生存的经验都是依靠本能，是在大自然的磨炼中产生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教育。教育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人类把自身积累的生产生活经验教授给其后代的行为。这些经验不仅包括生产生活经验，随着文明的进步，各种宗教传统，部落的军事和管理经验也随之传承下来，这些经验的传授都称为教育。吕思勉先生在《燕石札续·古学制》中指出：“盖在后世，宗教与学术恒分，而在古昔则恒合。吾国古代之大学，固宗教之府也。”[3](P100)清末黄绍箕在其所著《中国教育史》中总结了前人的一些观点，也认为祭祀活动与教育活动是合为一体的。李国钧、王炳照等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在第一章《中国教育的起源》中认为，“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巫是上古精神文化的主要创造者”[4](P33－39)。人类最早的知识就是起源于巫师所传承的宗教。随着文明的进步，教育部落成员以及商讨举行各种部落大事开始有了固定的场所，这个场所被命名为成均或大学。《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中讲，上古时代教育、祭祀与社会活动尚未分开，在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成均”被认为是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大学”，相传先王在“成均”用酒款待地位低贱的“郊人”，并宣讲教令，举行一些集体性祭祀活动。“大学”是上古先民举行社会教化——即有助于文明开化活动的场所[4](P40)，由此作者进一步推断：远古圣人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发布政令，养老，恤孤，审讯俘虏，出征前誓师，集合众人共议狱讼，祭祀天地山川鬼神与祖先，均在所谓“学校”举行。之所以各种活动都在学校中举行，是因为这时各个部落的建筑，除了各家独立的住房外，只有一个供部落成员聚会、部落首领处理事务的公共场所，这个场所就叫“成均”或“大学”。
三代时期，教育开始初具雏形，出现了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以培养后备官员为目的的教育。但这个时期的教育仍然无法与政治分清界限，主要表现在教育与其他国家事务的处理仍共用一所建筑——辟雍。夏、商、周时期，各种国家大事仍然在一个共同的场所进行，因为这个场所要承担举行祭祀、教化、教学等活动的使命，因此依据其位置和用途，这个建筑物又拥有很多的名称，如明堂、太庙、辟雍等。汉代的达学通儒都认为太庙、大学、辟雍、明堂、灵台是“异名而同事”。东汉末年学者蔡邕在《明堂论》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庙，谨承天顺时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礼，明前功百辟之劳，起尊老敬长之义，显教幼诲稚之学，朝诸侯、选造士于其中，以明制度。……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乡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之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5](P799)东汉末学者卢植与其稍后的颍子容也持相同的观点。清末黄绍箕在《中国教育史》中认为祭祀活动与教育活动是合为一体的，他说，“明堂始于神农，祭神教民合于一室，故《淮南》谓其‘养民以公’，又曰‘教化如神’，明神农施教于明堂也，戴德曰‘明堂，辟雍是一物’；蔡邕曰‘明堂……大教于宫’。后世明堂制度，详于神农，然其以明堂为教化之所，实由神农开之”[6](P14－15)。由此可见，明堂即辟雍，是祭祀的场所，也是举行教育活动的场所，当时宗教、政治与教育是合为一体的。
但是三代之前从有虞氏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后代称之为学校的专门场所，《礼记·王制》记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四代)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何谓“学则三代共之”？序、庠、学、校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文献通考》卷四十一《学校考》对“学”的解释是：“学，国学也。共之，无异名也。”也就是说三代序、庠、学、校等虽然名称不同，但是都具有共同的性质，就是用于教育后代尊老敬贤活动的场所。这些学校与教授国子六艺、举行释奠礼的学校性质不同，用于举行释奠礼、教授国子的机构被称为国学。国学在三代有共同的名称，就是“辟雍(即明堂)”。辟雍是三代大学的总称，这一点申屠炉明在其文章中曾进行过考证[7]。因为辟雍、明堂是同一所建筑，是发布各种政令的场所，也就是说辟雍是发布有关教育政令、并教授国子的场所，而校、序、庠则是具体的执行养国老、庶老礼仪以及教育国人的场所。教育国子、举行祭祀活动以及发布各种政令都在同一个机构——辟雍(或称为明堂、太庙等)，说明春秋以前教育与宗教、政治等合为一体的性质。
二、第二阶段：从春秋至西汉教育的成长
这一阶段是教育摆脱宗教羁绊，沦为政治附庸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封建制度逐步确立，奴隶制度解体的时期。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世界认识能力有了提高，许多以前无法解释而归之于宗教的现象不断得到合理的解释，于是在国家管理活动中宗教的色彩日益减弱。随着私学教育的发展、教师职业的专门化，教育自身也获得了发展，逐步褪去了宗教的外衣。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教育逐渐与政治结合。此前，教育尚处于雏形。此时，教育自身开始有意识的与政治结合，依靠政治发展壮大。封建统治者努力把教育变为自己的统治工具。教育与政治互利而存，而教育对政治的依赖性更强。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随着诸侯争霸、周王朝衰落，原来“学术官守”、“学在官府”，贵族把持教育、垄断学术统治权的状况被打破，礼不下庶人的严格等级差别逐渐消失。随着周王室的衰弱，国学无法再维持下去，国学教师流落他乡，“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篇)国学解体，教育下移民间，出现了“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帝术下私人的情况。这个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了招揽人才纷纷采取开明的社会政策，为学术发展提供条件，各个诸侯国君采取各种笼络士人，招揽天下贤才的措施促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私学大发展的文化盛世，私学发展超过官学。
春秋时期代表知识分子阶层的士人诞生，他们为了扩大学术影响，以获得从各种学术流派中脱颖而出，进而达到入仕干政的目的，使教育开始产生与政治结合的趋势。博士官的出现就是教育与政治结合的例证。博士在先秦时代一般是对博学者的通称，《说文》云：“博，大通也”；“通，达也。”《史记·循吏列传》曰：“公仪休者，鲁博士也。”战国时郑同北见赵王，赵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占国策·赵策》)最晚至战国末，齐、魏、秦三国都设置了博士官，此后“博士”由泛称变为官职名称[8](P410)。教育与政治的结合除了因士人自身的要求之外，还源于各国国君治国理政以及称王图霸的需要。各国国君纷纷吸收通达古今、有渊博见闻的博士充当参谋或顾问。博士除了议政功能之外，仍然继续招收弟子。《汉书·贾山传》记载贾山的祖父贾怯，“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但这时博士招收弟子属于私人行为，不是国家规定的博士职责，属于私学性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国君笼络士人的最终目的是在诸侯争霸战争中吞并他国，或者免于被吞并，他们并未把注意力投放在官学的教育上。这个时期诸侯官学少见于记载就是明证，黄绍箕在《中国教育史》中说：“周室东迁，王纲解纽，学、校、庠、序废坠无闻，而春秋二百四十年中诸侯学校之制见于经传者，亦只鲁僖公之立泮宫(《毛诗·泮宫序》)、郑子产不毁乡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二事。”[6](P152)春秋战国时期官学教育的衰败状况一直延续到秦，秦代以吏为师，推行法制，没有设立官学，但是保存了博士官的设置，博士也依旧招收弟子，私下传授，秦始皇时有博士七十一人，秦二世时有博士诸生三十余人④，博士在秦代兼有了教师与官员的双重身份。教育对政治的依附作用也通过博士来体现。博士依靠政治力量来争夺学术统治权的斗争在东汉时期经今、古文之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教育依附于政治的原因就在于教育自身的不完善，只有依附政治才能获得生存发展下去的机会。
三、第三阶段：从西汉至隋唐教育走向成熟
这一阶段教育与政治进一步结合，并逐步从政治体系的附庸地位，挣扎着走向独立。这一阶段是教育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时期，治世注重教化，教育的作用也被统治者深刻认识，控制教育权、掌握学术话语权对君主专制有着莫大的作用，于是通过控制官学教育、取士标准，对教育加以控制，政治对教育的控制欲增强。教育由一种教化方式变成专制统治的附属。汉武帝正式为博士置弟子员，博士成为学官，标志着教育与政治的进一步结合，教育正式被政治所左右。儒学的政治化即为其表现。另一方面，随着教育自身的不断成熟，逐渐产生了独立的倾向，随着教育的下移民间，特别是教育对象层级的下移，私学教育成为一种大潮流。
唐代正式将国子监从太常寺的隶属部门转为礼部下属独立的教育机构，是古代教育开始走向独立的标志。汉武帝以前，官学只是被看作是社会教化机构，以教授礼乐为主，“十五人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⑤。吕思勉先生在《燕石札续·古学制》中说：“古之言学校者，皆重行礼视化，非重读书讲学问也。”[3](P153)汉武帝元朔五年之诏，犹曰：“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与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⑥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流派，儒家经典也成为官学内法定的唯一的教授内容。但此时被独尊的儒术已经是经过叔孙通、董仲舒等人改造之后的儒学。这个改造是为了取得学术统治地位，向着迎合封建统治的方向进行的。例如叔孙通制定汉朝仪，就是对古礼做了一番删改，后来他又撰写《汉仪》，也是在前代礼仪的基础上加工修改而成的[8](P451)。经改造，儒学终于登上汉王朝学术至尊位置。儒学的改造在以后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与玄学、佛学等其他学派斗争融合，不断适应向着新的政治需要的方向进行改革完善。汉武帝设立太学之后，太学的教学内容就从教授礼乐转变为以儒家经典为主，培养目标逐渐由实现教化演变成以封建统治培养输送后备官员为目的。随着官学范围的扩大和教育体制的逐渐完备，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官员培养的教育网。这个过程也是儒学政治化的过程，儒学政治化是通过士大夫的行为体现的，“西汉士大夫固守‘天下为公’的理念，忠君意识淡漠，以师道和言灾异制衡皇权，以‘王道’改造政治；学术上兼容，学以致用，侧重于整理经典和阐释义理。东汉士大夫则忠君意识强化，师道式微，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缺乏道德的自我约束；学术上思想谨固、保守，重视考释、注疏和训诂。”[9]东汉以儒学为主的教育，沦落成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工具。如果说之前教育实现社会教化的目的尚且不带有那么浓厚的政治色彩的话，那此时完全为统治者的统治需要服务则使得教育彻底地沦为政治体系的附庸，变成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但教育之所以甘心被政治所左右，除了政治强大这个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其自身还没有成熟到一定程度，这个依附于政治的过程，有利于教育在政治统治的荫庇下得到充足的养分和有利的发展环境，加速自身体系的健全和制度的完善。一旦教育有足够的实力挣脱政治的束缚，便会寻求自身的发展，走向独立，历史证明这个过程是极其漫长的，这条漫长道路的起点是从唐朝开始的。
先秦时期祭祀与教育是合为一体的，因此教育事务的管理从古代传统观点看来，应该由“礼”官体系负责。《尚书》记载舜时由秩宗掌天、地、人三礼，《周礼》中春官为礼官，其长官称为大宗伯。秦朝时称奉常，兼管礼仪祭祀和宗室事务，汉代因袭秦朝，后另设宗正管理宗室事务，奉常改称太常，时间在景帝中元六年(154年)，《宋书·百官志上》记：“景帝中六年，更名曰太常。应劭曰：‘欲令国家盛大常存，故称太常。’前汉常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后汉不必列侯也。”⑦《后汉书·百官志》记载了太常的职掌：“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礼仪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常赞天子。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大射、养老、大丧，皆奏其礼仪。”⑧可见太常卿是国家最高的典礼官。文教事务是太常兼管的一个方面，且集中在博士的考察选用和博士弟子的选拔录取方面，因此《汉书·百官公卿表》将博士列为太常的属官。由于掌握了太学学官的选用和学生的招生工作，太常就控制了太学行政事务的主要方面。不过严格说来，博士并非完全从属太常，更多的情况是朝廷通过考核选拔程序来录用。一直到唐代之前，太学或国子监等中央官学均处于太常的管辖之下。汉代之所以由太常管理太学，原因就在于自三代以来国学就是培养国子的场所，国子即指王的宗亲弟子等，“(师氏)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周礼·地官司徒》)而汉初是由太常管理宗室事务，因此，主掌宗室教育的太学就理所当然的由太常管理。另外，古代国学的职责主要是教授国子礼乐，故而《汉志》曰：“十五人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太学是教授礼乐的部门，故而由太常管理。
随着教育走向成熟，国学的职能逐步从教授礼乐而转变为教授儒家经典，培养国家后备人才，教授礼乐的功能实际已经名存实亡，人们的理念也随之而改变。既然国学的培养目标已经改变，没有理由再由主管礼仪的太常寺负责，唐代国子监正式从主管宗教礼法事务的太常寺统辖下分离出来，即是教育制度自身成熟完善的反映。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⑨，将国子监从太常寺的统属下解放出来，依旧置祭酒总管国子监的教育行政事务，从此，国子监不再隶属太常寺，转而由礼部统属，标志着教育开始了走向独立的进程。
收稿日期：2013-02-29
注释：
①以王凤喈著《中国教育史大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为代表，该著作以中国自古至今的教育分为周代及周代以前、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代、近代等时期。
②以陈青之著《中国教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为代表，在这本著作中，作者将自古至今的中国教育分为四期：即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封建时代(西周至东周)、半封建教育时代(自秦汉至清)、初期资本主义时代(鸦片战争至南京政府成立)。
③以祁森焕著《中国教育史》(山西师范学院1953年油印本)、毛礼锐等著《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为代表。祁先生将古代教育时期分为原始公社时代、奴隶制度时代、封建制度时代三个时期。毛礼锐等所著《中国古代教育史》把中国古代教育分为远古至西周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明时期、明清之际到鸦片战争之前等几个时期。
④参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⑤《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1122页。
⑥《汉书》卷六《武帝本纪》，第171－172页。
⑦《宋书》卷三十九《百官志》，第1228页。
⑧《后汉书》卷一百一十五《百官志》，第3571页。
⑨《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第17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