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我与我非我——汉族的民族“确认”如是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族论文,我是论文,与我论文,如是说论文,非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成年人最明了地确认自己身份是什么时候？是他用最经济扼要的文字在履历表上填写诸如姓名、性别、民族、籍贯、出生地点及年月……。每一次填满履历表中的空格就是一次笔者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既向他人确认，又在自我的心理提示下的自我确认。而这种对人对己的双向确认的文字内容却又最为普通和寻常；谁不能写自己的名字符号？谁对自己的祖籍和民族不稔熟如照镜子一般？！然而，这种最为寻常、普通的身份确认实在常常又不断推导出一个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即自以为确认得勿需再多费一丝气力之际，恰恰可能是在确认上最让人糊涂之时。对人、对己都如此。否则怎会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充满哲理的诗句流传呢。
汉族的民族学研究状况——姑且亦泛称之为一种特殊意义的“确认”——就是如此。恢恢世界，芸芸众生，林立民族，哪个民族最大？汉族；哪个民族人口最多？汉族；哪个民族遍布最广？汉族；哪个民族的历史最悠久？还可以说汉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查遍史学书目，自建国以来到1992年，除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外，竟没有一部关于汉民族的民族学研究专著。再往前，查1900年至1949年的史学书籍，虽有二十余种《中国民族史》或《中国民族发展史》之类的书籍，也没有一本关于汉民族的专著。无论人们怎样地在情感上说“这不能是真的”，可事实的确如此。呜呼！
造成这种窘状的原因，择其要者不外有三：
一是来自思维倾向的判断失误。因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是汉族，逻辑上的误推与误导，结果成了“汉族即中国，中国即汉族”；研究中国就是研究汉族。其间的悖谬一目了然。中华民族应该是五十六个民族的总和。中华民族＝汉民族，是为常识。汉族与藏族、汉族与蒙族、汉族与高山族、汉族与纳西族等等，无论他们在历史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怎么样的同化和异化、涵化(A-cculturation)和融合现象，汉族还是汉族，藏族还是藏族。各民族在文化个性与历史传承中的“四大特征”决定着他们之间作为“民族”确认上的差异。这就是：语言特征、经济方式与经济生活特征、地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诸方面文化个性特征、心理与文化传承所表现出的特征等。任何民族，无论大小，都无法随意消解、消化这些特征与差异；任何民族亦无法用行政武断的方式强制认同。因此，任何简单的囊括和划等都是反科学的。
二是混淆了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与作为社会实体的民族之间的区别和界限。国家与民族是两码事。诚然，作为两个实体的概念，国家与民族皆属于历史范畴，也就是说，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但二者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国家作为政治实体，它与统治阶级、政党的利益息息相关，它通过符合统治者利益的行政措施与专制手段获得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而民族作为一个社会实体，乃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民族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方式、共同社会习俗与信仰、共同的心理认同等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二者的界限泾渭分明。
三是传统“一点四方”结构的惯性。中国传统的文化造形与照像都按此结构演化。“一点”者，中心、中央也。中国、中华、中州、中原皆循此意而衍出。所谓“四方”（亦有称“四海”）者，是相对于“一点”而言的。《尔雅·释地》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也就是常说的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一点四方”既是古代文化在方位上的建构，同时又是一种行政制律。东西南北中，中为元、为原、为源；其余四方为次，为派生；为亚类。《尔雅》有注：“四方为次。”据说黄帝长着四张脸（《尸子》（辑本）卷下），统领四方。中为神、为我、为大；次四方者为他类。夷从羊，戎从甲，狄从犬，蛮从虫，这些“异类”是很难与西方话语系统(cliscourse system)中的“图腾”相提并说。纵有好者吃力地以“原始游牧方式”求得解释，总显得苍白。毋需讳言，这种古代文化哲学发生的道理，多少挥发着一些沙文主义的味道。显然，从主源上、“一点四方”的基本结构来说，一点与四方是相对的；一点不等于四方，一点不能包容四方。中华民族史亦不能等于汉族史。而汉族的民族学研究之空白不啻是自己扮演了一个令人家都哑然失笑的喜剧角色。
当汉族人为自己能在履历表上从容填写“汉族”而自豪，旋即又为汉族缺乏充分的自我确认的能力而羞愧的时候，西方对汉族的霸道式的“确认”则着实激怒了汉族人。对于前者的窘迫，倒形同大人面对孩子所做的错事，或认错、或闪烁其辞、或干脆坚持我还是我。我毕竟还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对于后者的压迫，情势则大不同：炎黄不仅被消灭，龙被赶走，汉族索性成了其他民族的私生子。如此丧祖丧宗的折磨与蜇痛既让人无地自容，又令人怒火中烧。这便是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汉族西来说”、“汉族外来说”论调种种：
其一，汉族源于埃及说。德国耶稣会教士凯什尔(kircher)早在1654年所著的《埃及谜解》和《中国图说》中，根据所谓中国与埃及象形文字有颇多相似，便断言中国汉人为埃及人之苗裔。继之法国人余厄(huet)、得·给纽(De Guignes)亦云埃及人是汉族的祖先。英人史密斯(smith)更将埃及视为世界文明发祥之中心，其他所有文明类型均受其影响和“辐射”。
其二，汉族源自巴比伦说。法人拉孔伯里(terricn de lacoupcrie)在《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论》中认为《尚书》所言“百姓”乃巴比伦巴克(bak)之转音，断说华夏始祖黄帝为巴比伦巴克族的酋长，后率族海路东徙到中国山东半岛。日本人白河次郎等人亦追此说。
其三，汉族源自印度说。法人戈蒂奈(Godineau)据摩奴法典的只言片语便推断中国文化系印度英雄时代后期的一个种姓（白色阿利安的首陀罗人，而中国神话中的盘古即印度民族迁入中国河南时的酋长）。
其四，汉族源自中亚细亚说。英国人波尔(Ball)，美国人帕伯里(R·Pumpelly)、威廉姆斯(E·F·Williams)等就安诺(Anau)和墨夫(Mer)两个古址被发现，推出人类文明源自中亚细亚，后因其地干燥，遂分两支迁徙，一支西入巴比伦，一支东到中国而成为汉人祖先。此外尚有汉族源自印度支那说，北亚美得加说，土耳其说云云，五花八门。
这些与历史事实相左，学术上反逻辑的奇谈怪论不独为历代以来考古学、人种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成就所否定，也遭到我国学者的有力驳斥。近代有梁启超为代表；现代学人林惠祥、吕思勉、郭维屏、李亚农、岑仲勉等纷纷著书立说批判“汉族西来说”种种谬论。然而，“汉族西来说”、“汉族外来说”并不会因此消声匿迹，沉渣还要泛起。根本缘由在于汉族缺少自我研究，自我确认。面对双重压迫，作为世界上数百个民族中的最大者，实在没有理由再自己漠视自己。
民族学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对于一个民族从体质、地域、精神个性、文化习性等进行全面“确认”的研究。有趣的是，时下学术界言及民族研究好象只是对汉族（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的研究。换言之，就是汉族对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五十五个民族的研究，以致于形成了无论是藏族、纳西族、彝族、苗族、瑶族等民族研究不仅都有像模像样的学科建制，学会建设，举行专门的学术活动，出版专题性的学术著作，而且确实成绩斐然，反倒是汉族的民族研究冷冷清清。学术上也出现了这样一种误解，好象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涵化在中国变成了“汉化”一面，而没有了“汉被化”的另一面。其实，汉族在与其他民族共同发展过程中，甚至在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往中，涵化从来就是互动的，并表现在方方面面。以服装为例，西人穿西装，日本人穿和服，阿拉伯人穿长袍。中山装原本是近代中国学生根据自己民族的长袍、马衬，吸引消化了西装的优点，以日本铁路工人服为模式，并以近代伟人孙中山的名字命名而“造化”出来的。至于旗袍，原本是满族妇女之土著服装。满族入关后的二百多年统治中，一方面“化”他一方面被“化”（主要为汉化），最终演变成为中国女性所接受和喜欢的代表性服装。这个例子表明，任何民族，无论其大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都不是单一的“化他”或“被化”，“我是我”中从来包含着“我非我”的成分。反过来命题同样成立。民族研究倘缺少这一基本的逻辑关系，便必定要多出一种历史的遗憾。
民族的确认从来就不只是“身份”的鉴定，更重要的还是建立一种关系体制。当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萨义德(Said)将整个西方帝国主义的价值确认建立在第三世界殖民地的价值背景之中，即我者／他者(self/other)的逻辑结构。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其他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关系界说不是萨义德所赋予的涵义，我者／他者的结构关系却值得借鉴。一个民族的身份与涵义的真正确认，首先要基于该民族对自我的认识和把握。这便是“我是我”的层面。但这还不够，真正自我的确认并非完全建立在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和把握之上，因为自己对自己的认识程度总是有限，且常常偏颇。还必须将自己置于一个由“他者”存在的参照系统，由“他者”来帮助确认“我者”，这便是“我非我”的层面。凡事凡物本质属性的确认若不通过建立他者的关系是不可能最终达到对自我完整和科学的认识。比如汉民族的主源为炎黄（姑且称之为“我者”），但汉民族要是忽略、忽视了其他支源，诸如苗蛮、百越、戎狄等少数民族集团（姑且称之为“他者”）在历史发展中的存在、作用、相兼、融汇等因素，汉民族的历史与身份的确认便无从谈起。据此，汉民族发展史至少包括两种意义的指示：(1)汉民族作为自我精神、文化品格符合历史的发展——确认我之所以为我。汉民族与其他民族在漫长旅程中的互相关系，包括“化他”与“被化”过程——确认我之所以不是完全的我，而是我中有他。(2)汉族的民族研究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学术视野，必将同时面临着不能清晰地确认自我和被粗暴地确认为“非我”（“汉族西来说”可为前车之鉴）的双重危险。所以，重视对汉族的民族学研究与建立科学的研究视角便同时提到了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历史议程表上。
所幸的是，这种具有填补历史性空白的研究近两年已为一些学者敏锐地觉察到并开始了他们卓有成就的工作。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徐杰舜教授的专著《汉民族发展史》以及由他主编的《汉民族文化丛书》的面世，一如汉族民族研究的重要性一样，值得大书一笔。尤其是他的《汉民族发展史》，把对汉族研究的重要性、亟待性的呐喊与悉心扎实的研究一并交铸于洋洋五十多万字的著作中。读读吧，如果你是汉族人，你会多一点自知；如果你是中国人，你会多一点自信；如果你是外国人，你会少一点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