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克服中国公共外交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54/j.cnki.naf.2014.03.004 [文章编号]1003-7411(2014)03-0042-(9) 近年来，公共外交、软实力的概念在中国日益流行，其流行度可以说超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连其发源地美国都难以望其项背。公共外交、软实力在美国更多是学术概念，不像在中国如此家喻户晓。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如何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这再次表明，公共外交被赋予国家战略的高度。 2013年5月发布的由BBC国际台委托进行的一项全球民调显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转差，降至八年来的最低点。调查显示，与2012年比，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为42%，下滑8%；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为39%，上升8%。这是BBC国际台2005年展开该项民调以来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例最高的一年。舆论就此报道说“中国国际形象八年来最差”。[1]为什么中国越发展，形象反而越差？为什么中国公共外交如此投入，形象改善效果并不佳？ 当然，这取决于谁定义的形象，什么形象？我们对外媒调查结果并不完全认同，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提醒，即中国的国际形象似乎从文化形象、国家形象向霸权形象转化，因而随着实力迅速提升，形象反而大打折扣。中日历史性、结构性矛盾，更非公共外交所能为之。难道，硬实力与软实力存在零和博弈关系——崛起的硬实力必然导致受损的软实力？公共外交只能锦上添花，而不能雪中送炭？进一步的思考表明，公共外交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悖论。 中国公共外交，既具有公共外交的共性，也具有中国特色的个性。因此，认清中国公共外交悖论，须从公共外交的国家性探讨着手，探讨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悖论的形成与克服之道，才能明了中国公共外交之可为与不可为，更好地以中国梦引领中国公共外交未来发展。 一、公共外交的美国性 公共外交是信息时代国家间沟通的艺术。除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外，公共外交还带有深刻的国家性。从其起源和演变看，公共外交的国家性首要的就是美国性。 1965年，塔弗兹大学弗莱舍法学院系主任埃德蒙·格利恩(Edmund Gullion)最早使用“公共外交”术语，服务于美国赢得文化冷战的需要，即在政府之外，着眼于影响他国民众，是另一种和平演变。冷战结束之后，为回应1987年保罗·肯尼迪提出的“大国兴衰论”，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论，以期走出硬实力衰落的宿命，为美国霸权打气。因此，公共外交概念着眼于政府—民众二分法，制造国内—国外、硬实力—软实力的二元对立，自诞生之日便带有浓重的美国情结，不同程度呈现下述美国性： 1.自我中心论。1987年出版的美国国务院《国际关系术语词典》把公共外交定义为，“由政府发起项目，旨在了解、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错误的观念，引起关系复杂化，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加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2]这表明，美式公共外交假定自己站在历史的正确性一面，而对方相反。在这种先入为主、以自我为中心的认识支配下，美国公共外交之“法”，是俯视“他者”，通过“教育”之，以减少对“我”的误解。这就是公共外交的自我中心论。 2.单向度论。美国公共外交着眼于“告诉”，而非“交流”，其实质是美国居高临下地传播美国福音而非平等互动，不是去尊重对方看法，倾听对方想法，而是挖空心思推广自己的软实力——软实力理论本身就具有两大误区：一是自认为正确，故通过各种手段让对方接受、学习；二是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并想方设法让人家确信这一点。这两点都具有浓重的宗教情结，因为只有上帝才会永远正确且无所不能。美国式公共外交试图改变别人的看法而非自己的看法和行为，既不对等，也不可靠。公共外交努力美化自己，或展示自己美好一面，隐去丑恶一面，或者一丑遮百丑，这样塑造的形象不可持续，这就是公共外交的单向度论。 3.言行不一论。在外交上，美国政府常常说一套、做一套，推行双重标准，损害了其软实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委员会前副主席兼中东问题分析家格雷厄姆·富勒(Graham Fuller)在一次就公关外交问题会见美国两党顾问委员会时说，“如果我们的基本政策被人看出了破绽，那么再好的包装和宣传，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3]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美国不改变自身的霸权行为而试图改变他国人民对美国的观念或印象，只能是缘木求鱼。 种种公共外交美国性，折射出“天定命运观”①与“美国例外论”②的根本矛盾——美国秉承上帝的旨意向外推广其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而其他国家应该配合美国达到其目标，因为美国是例外的。美国自我中心思维和言行不一习惯也因此具有道义上的依据。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对美国自以为是的思维方式做了很好的阐释：“美国人基本上是乐观主义者。无论是国家抑或国际层面的进步，他们都视为既可遇亦可求。正如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很久以前所言，美国人相信‘人被赋予一种不确定的改善本能’……大多数人更愿意把本国与敌国间的战争看成善与恶的较量，认为自己站在天使一边，而对手与恶魔为伍。因此，领导者常把战争描绘成一场道德十字军讨伐或意识形态之争，而不是为权力而战。”[4]因此，美国的公共外交悖论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并且随着美国的国际优势地位确立而愈发明显，只是在实力下滑、命运不济、操作不顺、执行不力时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和调整，但本质很难改变，一旦条件好转，又会故伎重演。 二、中国公共外交悖论 美国公共外交悖论，其他国家是否存在？尤其是，中国公共外交能否避免？作为世俗化文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其公共外交理应超越美式基督教思维与公共外交悖论。然而，实际操作情形如何？ 客观而言，中国公共外交面临西式话语霸权，因而呈现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悖论，典型的有他者化悖论、异化悖论及实力与形象的悖论。 (一)悖论一：他者化悖论——如果你不能表达自己，就将被别人去表达 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19世纪的法国农民：“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5]实际上，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窘境。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新闻都是用西方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来表达的，并且被英语媒体所主导。中国享有经济和文化的权力却在政治上受到歧视，这使得中国往往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困境。比如“和平崛起”，我们强调“和平”，人家侧重“崛起”，致使我们想当然的提法效果上“他者化”甚至“妖魔化”了。 正如中国人的外国观其实是其中国观的折射一样，外国人如何认识中国，也是基于“镜像原理”(principle of mirror image)加以类比和想象的。只有你的表达能力足够强，抵消其类比可能和想象空间，才能随着我们的意志建构自身形象，否则，就成为他者的想象。中国如何有效表达自己？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针对不同国度，针对作用力—反作用力的平衡状况，中国公共外交应该分门别类，顺势而为，追求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推行巧公共外交(smart public diplomacy)。 (二)悖论二：异化悖论——类比容易理解，但异化之不类比，又无法理解 当中国尝试自我表达又如何？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指出：“民族彼此之间的理解也像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一样是很少的。每一方面都只能按自己所创造的关于对方的图景去理解对方，具有深入观察的眼力的个人是很少的、少见的。”[6]这一点，对于中国公共外交更突出。中国概念太中国化，不了解中国特殊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很难理解。也因此，很难把中国的政治语言翻译成他国语言。到底是迁就西方的理解还是让西方迁就中国的理解，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典型悖论。中国的象征——“龙”，翻译为西方语境中会喷火的邪恶“dragon”，容易被西方理解但也遭异化。这背后是文明的道统与通约性问题：外界能否放弃先入为主、自我为中心的认识习惯，以中国语境理解中国。如果中国政府用通用的国际语言来表述自己，将会失去中国特色，也会因为太西方化而受到国人的批评；但完全用中国特色的语言表达，国际社会往往不容易准确、全面理解中国的意思。 与此相关的又一个问题是，文化相似的国家更容易接受本国，还是文化差异大的国度更为本国所吸引？即所谓自然界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法则是否适用于公共外交？针对人际交往也有“由于了解而分手，不了解而走到一起”现象，中国公共外交是创造差异性还是共通性？文化差异、价值共通是公共外交制胜法宝，毕竟人们对文化差异大的国度更感兴趣，但更认同价值相通的国家。这样，传统中华文化传播不应成为中国公共外交重点，因为早已成为吸引力——无论与中国文化差异大还是共性强的国家都认可中华文化，但不能与今天中国身份和形象画等号。中国公共外交应该追求基于共享价值的认同，并将共享价值转化为人类共同价值，即从和而不同向殊途同归演变。对像美国这样的具有强烈宗教情结、希望中国皈依之的公共外交对象，我国公共外交目标更要实现从理解、宽容到认可、认同转变。 (三)悖论三：实力与形象的悖论——崛起的硬实力往往导致软实力受损 中国的崛起，在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现在中国一言一行，国际社会不说洗耳恭听，也是十分在意。那么，中国能自主表达又如何？欧洲人长期希望规范中国，近年希望日益落空，于是在欧洲流行的看法是“我搞不定你，所以你是威胁；你自己都搞不定自己，你更是威胁。”换言之，中国就能自主表达自己，也未必能如愿改变欧洲人的中国观，因为后者是欧洲人欧洲观的折射；对于像美国宗教情结浓重的国家，中国的形象与其实力往往成反比。正如亨利·卢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副主席特瑞·罗茲(Terrill Lautz)所言，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是一个爱恨交织的历史循环。“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当中国国力衰弱、疆土分裂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往往比较正面，但是当中国强大起来并开始具备外向发展的潜力时，美国的中国形象则趋于负面。”[7] 作为历史上唯一世俗文明的崛起，在西式话语霸权和世界宗教文明体系下，中国往往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Damned if you do，damned if you don't.)的境地。在快速崛起阶段，无法借助公共外交消除人家的担心——人们对日益增长的实力天然敏感，并伴随不安全感。因此，中国公共外交的使命，不能因噎废食，陷入硬—软实力的二元对立，而在于让增长的中国实力更具世界性，因而为外部世界所欣然接受、心悦诚服，最终实现中西方的相互包容。 不表达、不能自主表达、能自主表达，均面临悖论，这就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处境。从根源上说，这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历史—现实—未来困境。中国公共外交做得再好，中国在国际形象上仍然面临很多挑战，主要的障碍来自三个层面：一是基于历史记忆，比如，中国的邻国印度、朝鲜和越南仍然深深地受到战争和朝贡体系的影响；二是基于现实顾虑，比如，中国近年走进非洲，被欧洲视为侵入其“后院”，被美国视为破坏其以对外援助治理世界的挑衅之举；三是基于未来担忧，比如亚洲版本的门罗主义说、“中国如一战前的德国”等等。总之，中国力量存在本身就是威胁，何况这种力量以一种他们无法把握的方式在快速增长。 三、以社会化外交超越公共外交 如何超越美国及中国的公共外交悖论，是很大的考验。追根溯源，还得从概念入手。中国古人强调知行合一，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超越了美国政府—民众、国内—国外以及硬—软实力二分法，着眼于整体社会互动建构，为以社会化外交超越公共外交，提供了文化底蕴；实践中，中国应努力让增长的中国实力更具世界性，因而为外部世界所欣然接受、所心悦诚服，最终实现中西方大包容、南北方大和解，服务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整体、长远与根本利益。 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指出：“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看法。归纳起来只有两条：生命的意识可从犹太和基督的教义去了解；生活的素质可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去了解。犹太之神的权威和基督之神的慈爱使西方人有了超越个人价值的生命意义。希腊的理性和罗马的秩序为西方人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苦与乐立下标准。”[8] 既然在西方个人与社会相分离，在针对西方民众的公共外交外，还需树立针对西方社会的社会化外交。在非西方世界，同样不能以民众代替社会，社会化外交具有普遍意义。比如，在穆斯林世界，民众的宗教、社会属性甚至超越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仅与其政府打交道、与其民众打交道，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明显局限性。只有开展针对整个穆斯林社会的社会化外交，国内外政策和举措充分照顾到社会宗教影响，才能产生持久、广泛的社会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