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发展趋势论文,新中国论文,文艺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理论研究走过了60多年的曲折而又光辉的历程。特别是进入新时期后，由于受到新的历史使命的感召和当代文艺实践的推动，也受到西方现当代文论及其本土化的催生和中国古代文论及其现代转化的触发，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化，不断得到拓展和创新，观念更加开放，学理更加深刻、完整和系统，呈现出历史性的飞跃发展。
一、文艺的政治属性与审美属性
新中国的文艺理论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跟文艺相关的政治问题，主要是位置问题和性质问题，既要摆正政治的位置，更要确保政治的性质。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大体上说，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比较正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后半段，中经60年代的政治批判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于极端，政治不仅摆错了位置，力图压倒一切，置于发展经济之上，而且性质发生了蜕变，走了一些弯路。
“文化大革命”的终结，给人民带来了政治上的解放。上海文学界一些学人发起“为文艺正名”的讨论，纠正“文艺即政治”的偏颇。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吸取和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决定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提法取代“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同时指明，“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1](P27)。这一决策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和新的定位，从而为回归文艺的审美属性和研究文艺的特殊规律开辟了道路。作为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反叛，一些学者强调了文艺的主体性、自主性和独立性，探讨了文艺自身所拥有的各种元素。新时期系统的理论形态的文艺美学著作大量涌现，具有相当厚重的学理蕴涵。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限制了政治对文艺的干预，弥补了一般的认识论和反映论的欠缺。这些强调文学审美特性的理论对整个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然，还存在一些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在研究文艺的主体性、自主性和审美性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诸如主张“文学即是表现自我”或“表现内宇宙”、“文学要与政治离婚”、倡导“纯文学”、“纯审美”、“文学的本性是审美”等偏执的见解。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一些学者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开始意识到文学的主体性、自主性和独立性实际上都只能是相对的，文学作为被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作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产物，不可能截然脱净社会、历史、政治等诸多因素，完全孤立自足于现实生活之外。伴随着新时代的历史演变所产生的新政治总会以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在场”。政治呈现出多种表现形态，如生活实践形态、制度体制形态、文化意识形态等。这些不同形态的政治作为创作对象必然作为文学的内容进入到作品之中。从创作主体方面说，作家、艺术家都具有一定的爱憎情感和政治态度；创作主客体的交互作用必然会使作品流露出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那种一概否定政治、排拒文学的政治性质和功能的企图和论述是不尽合理的。对政治的性质和功能应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反对那种黑暗的、邪恶的、害人的政治，而肯定那种光明的、善良的、宜人的政治，追求真正人民的、民主的、开明的、清朗的、和谐的政治。由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性质和功能的影响，而且，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急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化、政治文明建设的呼唤，一些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试图在尊重文学的自主性和审美性的同时，主张重构文学的政治维度。
二、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学的现代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决心改变积弱积贫的落后面貌，提出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努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不少反映工业化建设和农村变革的作品问世，如草明的《乘风破浪》、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小说精品。
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新时期，实现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家，成为宏伟的战略目标。这种现代化诉求的历史境遇，必然产生社会的现代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并需要及时给予恰当的回答。从总体和全局上说，文学的现代性应当自觉地配合、推动和促进社会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新时代赋予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神圣天职。新时期以来，一些文艺理论工作者对文学的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有的以现代性作为文学的追求目标，有的甚至把现代性提升为文学的指导思想。然而，自引入西方现代的文化理念和文艺理论思潮之后，学界对文学的现代性的理解颇多歧见。
中国当代学者所倡导的文学的现代性，大体可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理性主义为依托、以推动社会现代化为目标的现代性；一种是以非理性主义为基础、以新人本主义为灵魂、以反思和批判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出现的负面现象为旨趣的现代性。前者是包括肯定认知理性、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在内的启蒙现代性；后者则指不同程度上否定认知理性、科技理性、道德理性等启蒙理性的审美现代性。怎样理解和处理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关系，成为影响新时期文艺理论的思想内涵和学术走向的重大问题。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多半选择和挪用西方审美现代性理论，认为现代化历史进程虽然可以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剧增，但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却造成了对人的压抑，甚而导致人的异化。这些疑虑和忧思，具有预防和警示作用。吸取审美现代性的合理因素，有利于发挥启蒙现代性的积极功能。我们应当自觉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充分考虑当代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代中国与高度发达的欧美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反差。因此，不能完全照搬和套用现当代西方的审美现代性理论，拿来片面地观察和评判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味地批判启蒙理性，不恰当地批判科技理性，是缺乏现实合理性的。不可否认，伴随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也在增长着。现实生活中，或许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些由于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的发展萌生出压抑人的现象，值得关注。但从全局和整体上说，当代中国人不是被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所压抑，而恰恰是由于缺乏高度发展的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使当代中国人感到受压抑。我们应当时刻铭记因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落后而被动挨打和饱受欺凌的沉痛的历史教训。为了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理应虔信和发挥知识的力量。只有用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武装起来的当代中国人，才能抬起头，挺起胸，从而“做大写人”、“圆强国梦”。
三、文艺的社会历史研究与人文研究
新中国的前30年，承接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延安革命文艺运动的优良传统，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当时被引进并本土化了的文艺理论的苏俄模式非常强调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从学科性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属于强大的社会历史学派。以反映论为基础的文学研究和教材建设，突现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拓展和深化了对文学艺术的社会历史研究。
相对而言，进入新时期后，比较注重对文学的人文研究，但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由于现实生活的感召，力倡恢复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产生了“新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等，涌起了“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扮演了思想启蒙的角色。“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和相继出现的反映“反腐倡廉”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对展示改革开放的艰辛与实绩，揭露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深层次矛盾，都起到了警醒和导航的作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历史状态的描写和文学理论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社会转型和推动历史变革充当了开路先锋。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文艺理论界忽视对文学的人文研究，或因为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对文学的人文研究，特别是把文学的社会历史因素推向极端的庸俗社会学和庸俗政治学，以至伤害了人，扭曲了人与文学的关系。进入新时期后，对人、人性、人道主义和文学的人文精神的强调高潮迭起，多次兴起关于人和人文精神的大讨论。
一次是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一些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人的异化现象，并肯定共同人性。这次讨论触及一些深层次问题，但未能充分展开。关于人性的共同性和差别性的关系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适当强调人性的差别特别是人性的阶级差别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但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适当强调人性的共同性同样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在人性的共同性和差别性的关系问题上，用人性的差别性排拒人性的共同性，或以人性的共同性抹去人性的差别性都是不妥当的。人性的共同性寓于人性的差别性之中并通过人性的差别性表现出来。
一次是关于文学与人文精神的讨论。一些有文化操守的人文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引发的价值畸变、道德沦丧和人文精神滑坡现象，叙说内心的困惑、痛苦和祈盼，呼吁张扬人文精神，为此展开了讨论。
一次是关于文学表现社会理性和表现人文关爱的论争。对话双方或者强调文学表现人文关爱，或者强调表现社会理性以及它和人文关爱的辩证统一。经过讨论和争鸣，增强了学界对文学表现人文精神的重视，对文学进行人文研究的关注。有的学者鲜明地提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在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和对文学的人文研究的关系问题上，侧重于表现其中的某一方面是允许的。从与社会历史因素的联系上，侧重表现对文学的人文研究，可以凸显文学的人文精神；从与人文因素的联系上，侧重展示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可以凸显文学的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应当尽可能地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文学中所表现的时代精神、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达到完美的融合。恩格斯主张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评价作家作品，提倡美学观点表明他对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尊重，而从文学的内容和根源上说，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历史观点显得更为重要。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P66)作为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只有置放到一定的历史结构里、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从而找到“根源的根源”。况且，历史只不过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已。正如没有脱离人的历史一样，也没有脱离历史的人。从历史观点中可以自然地引申出人学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拥有丰富深刻的人学思想。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研究文学的性质、价值和功能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笔者以为，只有从史学观点、人学观点和美学观点的有机结合上，才能完整地、系统地把握文学的性质、价值和功能。因此，对文学进行社会历史研究或进行人学或人文研究或进行美学或审美研究，都是正常的和需要的。
四、文学的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研究
新中国的前30年，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占据主导地位，非常强调文学的外部规律研究，注重文学艺术与时代、历史、社会、生活实践这些客体因素的密切联系，与此相关，特别重视这些因素作为表现对象和描写内容的研究，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关于内容与形式的经典性理论，即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内容，内容是形式的内容，形式是内容的形式；主张和追求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进入新时期后，这些经典性理论遭到质疑或解构。这是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内因方面说，不承认形式的相对独立性，甚至用内容压抑形式，长期忽视对文学形式的研究；从外因方面说，新时期后移植的大量的有影响的关于文学形式的理论对内容决定形式的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从实质上说，“反内容决定论”是外部世界和历史领域中的“反存在决定论”和“反历史决定论”在文学领域中的表现。存在决定意识、内容决定和制约形式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很难被解构的。各种“反决定论”尽管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但作为对外部规律压抑内部规律、文学内容压抑文学形式的反拨，却大大刺激了文学形式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域外的或一定程度上本土化的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的结构主义以及英美新批评派的形式主义和内部规律研究，催生出各式各样的文体学、文本学、语言符号形式学、叙事学、解释学、读者反应理论、接受美学，等等；（2）域外的或一定程度上本土化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实验，其文学形式理论更加花样翻新，令人扑朔迷离，如新时期后出现的“先锋派小说”刻意营造“结构魔方”，讲究“叙述策略”，追寻和崇拜语言的变幻……这些具有精英情结和贵族心态的小说家们尽管有一些新的探索，但由于曲高和寡，使他们的现代主义的文学实验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而走向式微；（3）域外的或一定程度上本土化的解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学理论，反对“宏大叙事”，拆解外部对象世界的整体结构，拒斥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性，对文本进行碎片化、平面化、浅层化和边缘化处理的同时，也增添了一些有益的新东西。
总之，西方现代或一定程度上本土化了的形式主义理论对文学形式和内部规律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实绩，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文学形式和内部规律的学术成果，弥补和丰富了中国当代文论中所缺失和空疏的部分。这种对文学形式的研究，有的还保持着与文学内容的联系，有的却不是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文学研究，而是企图疏离和滤净内容的形式研究。这种“去内容化”的形式研究是对文学的片面的形式上的研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形式理论多半是不讲科学性的，而标举科学主义的形式主义所体现出来的科学性也是不完整的。这种“去内容化”的只限于内部规律的形式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科学性”，实际上只是一种表层的、片面的、形式上的科学性，而并非是凸显内容本身和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科学性，不可能充分体现出科学精神。作为文学内容的社会、历史、政治因素，实际上是无法抹掉的。即便是“有意味的形式”也会导致把浓郁的内容淡薄化和稀释化，纵令是把内容理解为“完成了的形式”，也不能改变内容制约形式，形式修饰、包装和表现内容的基本事实。研究外部和内部的文学规律，当然要追求内部和外部之间、形式和内容之间的深层的有机联系。探索文学的真理，必须依靠和体现科学精神，而不能停留在和满足于只局限于形式层面的所谓的“科学性”。
在对文学的内部规律研究和外部规律研究的关系问题上，应当主张二者兼顾，不可以相互取代。全然地“向外转”和一味地“向内转”都是转不好的。有学者把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形象地比喻为地球的“自转”和“公转”的关系，这种比喻是贴切的、恰当的。文学像地球一样，围绕“公转”的轨道进行“自转”，通过“自转”实现“公转”。可见，应当把对文学的内部规律研究和对文学的外部规律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脱离内部规律的外部规律研究或脱离外部规律研究的内部规律研究都是不完整的。
五、文艺观念与文艺思潮研究
新中国的前30年，最有影响的文艺观念是反映论。这种反映论的本意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在理解和实施时，确实存在着教条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庸俗社会学和庸俗政治学的干扰，但也不能以此为凭，把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定性为直观的机械的反映论。与反映论相联系的是实践论，实践论是反映论的基础。反映的结果，产生文学的观念形态，具有意识形态性。反映的效果，凸显文学的关系属性即功利性，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曾被称为“革命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新中国的前30年，反映论、实践论、意识形态性和功利性和它们之间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一套具有历史性和代表性的文艺观念。
进入新时期后，文艺观念的拓展和创新可视为新中国前30年文艺观念的持续性发展。新时期的文艺观念更加开放和多元。西方现代文艺观念的大量引进以及初步本土化所产生的融通、重塑、改制、变形和再生，可谓千姿百态，令人目眩，只能举其要者而论之。从本原和根基的意义上说，选择具有统领性、普适性和决定性的观念，当推以实践论为基础的反映论和价值论。
进入新时期后，实践论的文艺观念越来越得到高度的重视，一方面承接了新中国学术的思想传统，一方面吻合和回应了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潮流。鉴于实践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地位，从实践论视角对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是学术发展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实践出真知，实践出新说。具有元意义的实践，是一切精神现象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思想成果都是社会实践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有的学者把实践论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加以强调。毫无疑问，实践是“源泉”，是“创体”，但是否可称为“本体”尚需进行更加确切的界定。应当说，在“人化”的层面上，在创造物的世界里，实践是具有一定的本体论意义的，但这种实践本体论不是抽象的实践本体论，而仍然是社会历史的人的实践本体论。
价值论和功利论实际上是相近的同一系列的概念范畴，都关注对象与人的“关系属性”。价值论可以理解为功利论在新时期的新表述。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生产的价值取向和功利追求凸显，从价值论视角研究文学或探索文学的价值属性是及时的和必要的。但价值论不能脱离反映论，不以反映论为基础的价值论会失去价值选择的自觉性、目标感和方向性。其次，文学价值内部还存在一个合理结构问题，对文学的价值论研究亟待解决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实利价值的关系问题。再次，文学价值也存在一个品位和档次的问题，对文学的价值论研究，理应引导从表现一般价值向表现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提升。
在新时期，西方现代的文化和文艺思潮乘势东渐，如风云漫卷，经过本土化的实验，使当代的中国文坛进入了一个沸沸扬扬和纷纷扰扰的世界。文艺观念与文艺思潮紧密相关，研究文艺思潮实际上也是从文艺思潮的视角更加深入地探讨文艺观念。最有影响的文化和文艺思潮有：新人本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反本质主义思潮、文化主义思潮，等等。
新人本主义思潮是以非理性主义为灵魂的，是以反认知理性、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为旨趣的，是以现代主义先锋派的创作和作品为表征的。从正面的意义上说，这种思潮可以启发我们关注个体的人的状况和命运，满足人的正常的生理和欲望层面的需求，吸取其中的合理性因素，对建立潜意识和意识相结合的意识结构、探索新的理论形态是有益的。
产生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特别是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反本质主义思潮企图颠覆主流的意识形态，消解事物的整体性、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表现出一定的破坏性，把它引入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需要接受选择和检验。后现代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思潮，可以启发我们消解那些僵化的体制，更加强调非主流领域中的知识建构，关注个体的人的自由和处于边缘化状态的弱势群体。一些有信仰的中国学者并没有为反本质主义的风潮所撼动。他们一方面拒斥反本质主义，一方面抛弃僵化的、封闭的和凝固的本质观，而认为事物的本质是开放的、流动的、不断发展的，肯定本质的系统性，表现出应对的良知和勇气。实际上，事物的本质是无法消解的。它即便被打碎重塑，却仍然以改变了的方式和形态继续存在。文艺理论工作者应当以追寻文艺的本质、价值和功能为己任。任何一种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都是流变不居的活性结构，都会经历建构和解构的不断的、无限的、深刻的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事物的本质不灭，规律永存，真理长青。学术研究是不断求索的过程，反叛和解构过时的和失效的本质观应视为其中应有之意。但解构不是目的，解构的目的是为了建构。
文化主义思潮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有的学者分析了文学的“文化转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的学者提倡“文化一体化”，企图用文化的共同性取代文化的差别性和文学的特殊性。这是行不通的。全球化和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应当尊重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平等性、丰富性和独立性，切不可侵害和化掉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之根，压制和剥夺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文艺理论和文学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力。我们应当努力发扬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色，增强文学的文化底蕴、文化内涵和文化的价值和功能，抵制凭借泛文化主义的强势挤压文学，甚或宣扬“文学终结论”。要正确对待以图像时代的电子传媒技术为依托的大众文化，特别是网络文化的勃兴，并积极加以引导和提升，鼓励创造大众文化的经典。以建构先进的和谐的新文化为目标，积极促进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提高大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和伦理道德情操，并确保大众的文化权益。
六、新中国文艺理论的生态结构与发展趋向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一体、主导、多样的格局和结构。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的格局和结构表现为有主旋律的多声部合奏。
任何文化和文艺理论都表现为一个包含着矛盾和统一的共同体，既是多样的、多元的，又具有主流、主潮、主导的方面。无主导的多样和多元，或无多样和多元的主导，都是不健全的。一些文艺理论家开始清醒地领悟到，各种文艺观念实际上都只是对文学艺术的本质、价值和功能的某一方面、层次、过程和关系的概括和揭示，因此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都具有一定的涵盖面。各种文艺观念都具有概率论意义上的有效性和适用度，都在文艺理论的整体框架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拥有自身的生存权利和发展空间。然而，任何真理都是有边界的。如果随意超越自身的适用范围，把一种文艺观念绝对化和最大化，推向极端，上升为压倒一切的总观念，有可能会流于荒谬，从而走向反面。各种文艺观念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多元共生和彼此互补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平等对话的间性关系。主张和信奉一种文艺观念的学者，理应包容多样，尊重他者，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呵护和维系文艺理论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趋势是逐步从以分析思维为依托的微观研究走向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宏观研究。诚然，这两种研究都是需要的，或共时态并存，或历时态交替轮流凸显。文艺理论的生态结构好比一幅图画，既要有宏伟的构图，又要有精美的细部。从总的发展态势看，如果说20世纪是以分析思维和微观研究见长的时代，那么可以说，新世纪则是以综合思维和宏观研究取胜的时代。这种走向符合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20世纪以分析思维为基础的微观研究探索了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各个层面，十分精细和幽深，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为新世纪从宏观视野进行理论概括提供了丰富宝贵的思想资源。进入新时期以来，许多有见识的学者，体认到文学的本质具有多层面性、系统性，文学的本质是系统本质，把握具有系统性和系统本质的对象，必须运用系统的、宏观的、整体的、综合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相继提出了“综合、创新”、“多样、主导、综合、创新”和“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主张，并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只有大综合，才有大创新。只有走向宏观、辩证、综合的创新研究，才可能为建构“大文艺学”即宏观文艺学或战略文艺学提供可行的和有效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
进入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和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本土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现代转化，是同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在现代西方文论的本土化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过程中，经过互化、顺化和同化，日趋成熟和日臻完善。这三种理论形态和学术话语存在着一个互化问题，并在互化中实现各自的强化和优化。我们应当以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宗旨，吸取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本土化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现代转化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丰富和发展自己，并努力凸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精神。我们应当自觉地躬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博采众长，择善而从，优化组合，努力攀登文艺理论学科的高峰。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必须强调问题意识，倾听实践呼声，对时下文艺现象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以提升中国文艺理论的当代性；积极实施“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方针，对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加以内化、融通、重塑和改制，以增强中国文艺理论的世界性；促进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的观念活化和当代生成，以优化中国文艺理论的民族性，从而创建当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和谐有序、有机统一的中国文艺理论的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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