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复杂性与开放理性——兼论当代科学技术主体的认知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杂性论文,认知论文,科学技术论文,主体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03)02-0005-07
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不断地给我们传输着复杂性、非线性、不确定性、自组织等新概念。发表第一篇关于复杂性重要文章的作者沃伦·威沃(Warren Weaver)曾经预言：19世纪是复杂性被瓦解的世纪，而接替它的20世纪将是有组织的复杂性的世纪。[1](P137)现在看来，复杂性在20世纪对经典科学的理解方式，即简化范式发起了全面的挑战；复杂范式已初见端倪，并将在21世纪成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范式。这是一场科技观乃至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为了顺应这一时代潮流，我们当代科技主体的认知结构必须调整，即使之成为具有复杂性和开放理性的认知结构。
一、复杂性的挑战
复杂性的挑战有诸多途径。德国学者克劳斯·迈因策尔教授曾系统地研究了复杂系统和物质进化、生命进化、心脑进化、工人智能进化、人类社会进化的关系，认为“复杂性和非线性是物质、生命和人类社会进化的显著特征。甚至我们的大脑也表现为受制于我们大脑中复杂网络的非线性动力学”。[2](P111)他引入了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以解释在自然界和精神领域以及经济和社会中形成有序结构的相同原理。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则概括了复杂性挑战的七条途径。[1](P139-145)
第一，偶然性或无序性的不可消除性。偶然性或无序性在物理科学的世界里，首先是随着热量的出现而涌现的，热量意味着原子或分子的动荡——碰撞——消散；其次它们随着微观物理学的非决定性现象的出现而涌现；最后，在宇宙的原始爆炸和当前的扩散中表现出来。
第二，是对普遍主义的抽象化的反对。这种普遍主义的抽象化在自然科学中消除个别性、地点和时间性。在生物科学中，随着生态学科的发展，发现独特的个体只是在生态系统特定的局部区域的框架内生存和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再用普遍性来排除特殊性和局部性，而是应该把它们连接起来。
第三，错综化（非线性化）的途径，即生物现象和社会现象表现出不计其数的相互作用、相互反馈的关系。这是一种连最强大的电子计算机也无法计算的无比的错综复杂性。尼尔斯·波尔说过：保持狗的机体处于生命状态的相互作用是不可能在活的机体之间加以研究的。为了适当地研究它们，只能把狗杀掉。
第四，有序的（或有组织的）现象可以产生于紊乱无序的动荡或湍流。在这个意义上，有关有序、无序和组织之间的奥秘的关系问题浮现于我们的理智中。
第五，组织问题。一方面，组织会建立起一些约束来抑制存在于每个部分中的潜在的发展可能性；另一方面，组织的整体又是某种大于部分之和的东西，即组织内部出现了一些本来不存在的性质。这些性质是“突现”的，即它们能够在经验上加以确认，但是不能够从逻辑上推导出来。这些在整体上“突现”出的新性质反馈作用于部分的层面上，会刺激部分表现出它们潜在的可能性。复杂性不仅是一个经验现象，而且还是一个概念和逻辑的问题，它使传统的原因和结果、一与多这些概念之间的明晰的分界线模糊了。
第六，封闭的和清晰的概念的危机。这不仅意味着与笛卡尔关于观念的清晰性和明确性是真理性标志的思想的决裂，而且意味着建立科学和非科学之间清晰和明确的分界线幻梦的终结；以及关于对象（特别是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明确的分界线的危机。这是因为，只要科学仅知道对于存在物的外在决定论，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中的自主现象就是不可理解的。自主的概念只能从既是开放又是封闭的系统的理论出发来认识。从而自主的概念变成一个与依赖的概念互补的概念。
第七，在观察活动中向观察者回归。宇宙学的发展重新把人纳入了所谓的“人择原理”之中，即关于宇宙形成的理论应考虑到人类的意识。观察者——认识者应该被整合在他的观察中和认识中。一个理论，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和关系到什么，都应该说明使这个理论本身的产生成为可能的条件。如果它不能说明这一点，问题就仍悬置在那里。哥德尔定理和塔尔斯基逻辑学共同表明：任何解释系统都不能完满解释它本身（塔尔斯基）；任何复杂的形式化（公理化）系统都不可能在本身中找到它自己的证明（哥德尔）。这里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人们是否可以用一个多值逻辑来代替亚里士多德的两值逻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能否被违反？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违反？人们既不能完全逃脱这个逻辑的约束，也不能让自己被关闭在它里面；应该在违背它后又回到它”。[1](P147)
总之，初看起来，复杂性是作为迷雾、混沌、不确定性、算法上的不可压缩性、逻辑上的不可理解性和不可化归性而出现的。人们曾经认为，理性应该消除所有不可理性化的东西，即随机事件、无序性、矛盾等等，以便把现实关闭在一个和谐的思想结构里。但是，现实从各方面超出了我们的思想结构。莎士比亚说过，在地上和天上存在着比我们的任何哲学学说更多的东西。我们认识的目的是打开而不是关闭与这个宇宙的对话。埃德加·莫兰指出：“我深信我们世纪的危机的一个方面是我们思想的未开化状态，人类精神的史前状态。人类精神现在被它所产生的各种概念、理论、学说统治着，恰如我们认为远古的人被他们产生的神话和巫术统治着一样。我们的先辈有着更为具体的神话，我们则遭受着抽象的力量的控制。”[1](P152)我们对于文明的需要包含着对一种精神文明化的需要，其中包括肩负着重要历史使命的当代科技工作者的认知结构必须突破和超载经典科学的理解方式，即简化范式；向着开放理性和复杂思维的范式跃迁。
二、复杂范式是对“合理化”的超越
埃德加·莫兰指出：“经典科学建立在下述观念的基础上：现象世界的复杂性应该从简单的原理和普遍的规律出发加以消解。因此复杂性是现实的表面现象，而简单性构成它的本质。”[1](P266)这个简化的范式包括普遍性原则、还原论原则和分离性原则，这三个原则支配着经典科学的理解方式。这些原则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的科学发展中显示了非凡的生命力；生物学的“还原主义”也曾经使得有可能认识任何生物组织的物理——化学性质。但是，今天物理学的发展使我们遭遇到了从亚原子粒子到宇宙现实的难以逾越的复杂性，生物学的发展又向我们提出了任何生物的自主性和依赖性不可分离的问题。为此，埃德加·莫兰总结出了复杂范式的原则，并且与简化范式的原则进行比较研究。[1](P267-269)
复杂范式可以通过下述认识原则构成：(1)普遍性原则是有效的但是不够的。增加从局部性和特殊性出发的补充的和不可分离的原则。(2)承认和融入时间的不可逆原则。包括在物理学中（热力学第二定律、不可逆现象的热力学），在生物学中（个体发育、种系发展、进化）和在任何组织的问题中。从而使历史和事件参与到任何说明和解释中去。(3)认识到把物理世界基础中简单的基本单元加以孤立的不可能性。把对元素或部分的认识与它们组成的总体或系统的认识连接起来的必要性。(4)组织问题的不可回避性原则。对于某些物理存在（天体）、生物存在和人类——社会存在来说，自组织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5)复杂因果性的原则。它包括相互关联的因果性、相互反馈、滞后、干扰、协同作用、偏转、重新定向，以及自组织现象中的内——外因果性的原则。(6)根据两重性逻辑关系来考察各种现象，即不仅融入组织的问题，而且也融入随机的事件来寻求对现实的理解。(7)区别对象（或存在物）与其环境不分离的原则。认识任何物理组织要求认识它和它的环境的相互作用；认识生物组织要求认识它和它的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8)观察者／认识者与被观察者／被认识的对象之间相关联的原则。即把观察者／认识者引入任何物理的观察或实验的原则。把处在文化上、社会上、历史上的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人类主体引入任何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范围中的必要性。(9)一个关于主体的科学理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10)从自我产生和自我组织的理论出发，在物理学、生物学和人类学中引进和确认存在物和存在活动的范畴的可能性。(11)从自我产生和自我组织的理论出发，科学地确认自主概念的必要性。(12)形式逻辑学的限度问题。承认在复杂的形式系统的内部逻辑证明的极限。把观察／实验所遇到的矛盾或逻辑困境看作现实的一个前所未知的或更深奥领域的可能的征象。N·玻尔说：“一个肤浅的真理是一个其对立面为谬误的陈述；一个深刻的真理是一个其对立面也为一个深刻的真理的陈述”。[1](P269)复杂的推理原则包含着同时互补、竞争和对立的概念的联合。(13)应该以两重逻辑的方式和通过宏大概念进行思考，以互补的方式把可能是对立的概念联接进来。
埃德加·莫兰认为，应对复杂性需要策略。而策略是一种艺术，即最大限度地集中确定性因素以应对不确定性的因素。首先，必须推翻牛顿以后占统治地位的关于科学认识的观点。在牛顿以后，确定的知识变成了科学的对象，科学认识变成了对确定性的追求。但是在今天，有序和无序两重逻辑的存在向我们表明认识应该努力与不确定性谈判。其次，与不确定性一起工作是对理性的一种激励，因为一种纯粹有序的世界不是一个理性的世界，而只是一个被合理化了的世界。所谓合理化了的世界就是被认为遵从我们精神的逻辑模式的世界。而所谓不确定性只是物理事实与这种思维图式无法联系起来。但是，宇宙不能被完全合理化，因为存在着不可被理性化的东西，即存在着现存的任何形式化系统、公理化系统和科学模式无法解释的东西。合理性是什么？它是合理化的对立面，虽然它与后者出自同一源泉，但它是与非理性化和甚至不可理性化的事物的对话。再次，与不确定性一起工作可以促进复杂性思维。复杂性，这不仅是把统一性和多样性联系起来进行思维，而且把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逻辑性和矛盾联系起来进行思维。最后，它还涉及社会领域的开放性。因为在人类——社会的范围内，无序意味着自由或犯罪，而有序则意味着“约束”或“自我控制”。社会管理的关键问题是寻求有序与无序之间的具体历史的平衡点。有序的神话不仅存在于视任何创新为破坏、危险、死亡的观念中，而且也存在于既无冲突又无无序的乌托邦思想中。任何一个社会的行为规范、正式规则细化到一定程度，其实施和操作的“交易成本”必然高到使其失去意义。于是，在正式规则的边缘，习惯等非正式制度起着规范作用。如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名利场的边缘生活着“情感中人”，在传统权威的边缘生活着试图创新的人。这种“人在边缘”的现象正是无序在社会生活中的建设作用。反之，一个全面管制的社会，必然是思想僵化枯竭、缺乏创新活力的社会。
根据埃德加·莫兰的研究，所谓“理性”(raison)，这是一种建立在演算和逻辑学基础上的认识方法，用以解决反映了一种形势或一种现象向精神提出的问题。所谓合理性(rationalite)，是建立起逻辑的和谐性（描述的或解释性的）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彼此相符。所谓理性主义(rationalisne)，首先是一种肯定理性（和谐性）与宇宙现实之间的完美相符性的世界观；它因此从现实中排除了非理性和无理性的东西。其次是一种主张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能够和应该在它们的原则和目标上合乎理性的伦理学（韦伯把前者称之为“工具理性”，后者称之为“价值理性”）。所谓“合理化”(rationalisation)，是从局部的材料、局部的看法或唯一的原则出发做出的关于宇宙和谐的、综合的看法的建构（哈耶克把它称之“建构的理性主义”，以区别于他的“演进的理性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公理化方法，即是一种从尽可能少的基本概念、公理出发，运用演绎推理或规则，推导出一系列的命题和定理，从而建立起一个理论体系的方法。用公理化方法所得到的逻辑演绎体系称之为公理化体系，这是一种典型的合理化模式。公理化方法在建构科学理论体系中有着重要作用，但是也有其局限性。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证明了任何一个形式化体系（包括公理化体系）不可能既是完备的同时又是无矛盾的。一个公理化体系只能以牺牲完备性为代价来维持其无矛盾性，并且不断地建构新的公理化体系以应对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新的不确定性。
在封闭性和经典科学范式中，理论变成了程序，方法蜕变成了技术。而在开放理性和现代科学范式中，理论和方法是一种回归的关系，即由理论产生的方法把理论重新产生出来。因此，理论不是认识的终结，而是处于永恒循环中的中间站。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循环往复中，推动着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和进步。而理论的蜕变一般有三种途径：一是技术化的蜕变。人们在理论中只保留了可操作的东西，理论不再是原则，而变成了技艺。二是教条化蜕变。理论变成了教条式的学说，即变得愈来愈不能向经验的批判和外部世界的考验开放。三是通俗化的蜕变，即把理论归结为几条使人印象深刻的公式。这样理论比较容易传播开去，但同时也付出了简单化理解的代价。[1](P272)总之，理论象任何系统一样会遭受熵增原则的作用而自然地趋于衰退，即存在着简化、萎缩、刻板、怠惰、封闭、僵化的危险。所以，它也应该象任何生物系统一样从负熵的源泉中得到更新，即从反思、策略、艺术中获得新的活力。
综上，埃德加·莫兰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科学的最初起飞是被看成是一个广泛的非理性运动。因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在当时被认为是合理化的象征，它阻止了任何依据经验的行为。而“科学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双重张力的作用下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给予经验的优先性不断地粉碎理性化的理论。但在每一次的非理性化之后继之以一次新的理解的努力，这引起新一轮的重新理性化的尝试”。[1](P121)在这里，埃德加·莫兰似乎弥合了哈耶克关于建构的理性主义和演进的理性主义之间的绝对对立，在科学史的发展中实现了其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统一。埃德加·莫兰明确指出：“理性在它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隐藏的非理性物，当这个隐藏的非理性物发作进来，变成理性的主宰和向导的时候，理性就变得疯狂。”而“理性的新的危机是一种产生于合理性对合理化的造反的内部的危机。它突然照亮了合理化的核心中时而是陪伴性的、时而是凌驾性的、时而变得热狂、疯颠和摧毁性的非理性的存在。现在不再仅仅是理性的长处和短处成为问题，而是理性主义中和合理化中的非理性成为问题。这个非理性可以在理性的不知不觉中吞食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非理性主义’的反抗曾经是和仍然是比狂热的理性主义更为理性的）”。[1](P126-127)因此，合理性的每一个进步，都是通过对合理化的反动，并重新引进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非理性的人的主体性因素而实现的。为此，埃德加·莫兰提出了“开放理性”的概念，以区别于传统的“理性”概念。
三、开放理性的当代内涵
所谓“开放的理性”，就是合理地摒弃任何“理性女神”，即任何绝对的、封闭的、自足的理性。“理性是一种进化的现象，但不是像老的理性主义者认为的那样以连续的和线性的方式进步，而是以突变和深刻地重组的方式进步”。[1](p128-129)笔者认为，莫兰所说的这种“开放理性”，正是理性的当代形式。根据科学发展的前沿动向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开放理性”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第一、开放理性能够和应该承认非理性的事物（偶然性、无序性、悖论、逻辑缺口），并在与非理性的事物打交道中工作。
开放理性不是象传统的理性那样压抑和排斥非理性，而是与非理性对话。“复杂的理性不再在绝对的对立中，而是在相对的对立中，也就是在互补、沟通和交流中来认识以前一直被看作对立的理智和情感、理性的狂热之间的关系。人类不仅是智人，而且是智人加狂徒”。[1](P130)古典理性主义把理性变成了一种统一知识、伦理和政治的巨大的神奇力量。尊重理性的生活也就是抛弃情感和信仰的呼唤。今天，西方社会的经济——技术官僚主义的发展趋向于建立一种“工具型”的合理化制度，经济主义变成了合理化的意识形态，而工业社会则成为合理性的同义语（我们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传统工业社会的这种合理化不是首先把劳动者作为一个人（主体）来考虑，而是作为一种工作的物质力量来考虑。合理化的无度的野蛮性在地球上汹涌泛滥，它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而毫无约束，反正打交道的是被判断为在理性上还不“成熟”的那一部分人类。但是，我们的时代所要求的社会变革被证明是与理性的自我超越分不开的。开放理性在其自身中不仅融入了对传统合理化模式的批评态度，而且融入了逻辑学的自我批评和承认自身作用限度的意识。
第二，开放理性承认有序和无序的不可分离性和无序的建设性。
埃德加·莫兰指出：“一个严格的决定论的宇宙是一个只有有序性的宇宙，在那里没有变化，没有革新，没有创造。而一个只有无序的宇宙将不能形成任何组织，因此将不能保持新生事物，从而也不适于进化和发展。一个绝对被决定的世界和一个绝对随机的世界都是片面的和残缺的，前者不能进化，而后者甚至不可能产生”。[1](P159)这个片面的决定论的世界观竟然能够作为绝对的教条、作为自然的真理统治达两个世纪之久，是由于从17世纪建立起来的主体和对象（客体）相分离的认识范式的作用。这种范式把非决定论、偶然性、自由都完全划归到主体方面、精神方面和人类方面，而主体自身又排除于科学之外，从而决定论绝对地统治着经典科学。决定论之所以能够实行绝对的统治，还由于实验主义的下述分离，即把对象从其环境中抽取出来，从而排除了环境。当代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全球性问题的严酷现实，正是近代西方工业化模式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真正实施，全人类必须在理念上超越“工具理性”的狭隘思维框架，而代之以“开放理性”的宽阔的思维框架。我们必须把有序和无序这两个在逻辑上彼此排斥的概念结合起来认识我们的世界。今天人们已经明白了所谓宇宙的永恒秩序，事实上只是我们太阳系的暂时的组织性的有序，而这个组织性的有序是动荡、湍流、旋涡的产物。有序与无序的这种不可分离性，甚至在作为现代化标志的城市化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城市化是一个社会诸方面有序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城市化又是一个无序化的过程（垃圾、环境污染、社会治安问题等）。而后者正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城市的市长们最为关注的社会管理问题。
第三，开放理性应该重新审视组织概念和界定自组织概念。
组织的概念在传统科学中是以“结构”的名义出现的。但是，结构是一个僵化的概念，与其说它归属于组织的概念不如说它归属于有序（不变的规则）的概念。结构主义属于简化的范式，它倾向于把系统的现象归结为产生它的结构而不了解“突现”的性质和整体在组织中的反馈作用。在结构主义和统计主义的理论中，对事件的抛弃不仅倾向于消除历史的概念，甚至也消除进化的概念。所以，名副其实的现代科学只能同对事件的承认一道开始的。这是因为，要素概念从属于空间本体论，事件概念从属于时间本体论。而结构主义甚至系统论都是只承认要素而排斥事件。在这个意义上，系统论也尚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任何要素在下述范围内都可以被看作事件，即当它们被看作是处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中，是一种表现或突现，亦即有它们的出现和消失，有它们的独特性，概言之，组织和自组织的概念，只有在同超越发生学和结构主义的辩证法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因为同一现象在一个系统中可以是事件，而在另一系统里则成为要素。比如交通事故的遇难者在统计人口学系统中是一个可预见、可几的要素，这个系统服从着严格的规律；但是，他在他的家庭系统中则是一个意外的事故（件）、一个不幸、一个具体的“突变”。事件往往产生于一个有序原则或有组织的系统与另一个有序原则或有组织的系统的相遇和相互作用之中。毁灭、交换、联合、共生、突变、倒退、前进、发展都可能是这类事件导致的后果。正是在这一系统——事件的相互作用中，引起了结构的改变，导致新的组织乃至自组织现象的产生。
组织创造有序，即创造它自身系统的决定论的机制，同时也创造无序。这一方面表现在系统的决定论的机制可能是柔性的，它包含着随机性的误差允许度和自由度的区域；另一方面表现在组织的工作由于消耗能量也产生无序性（熵的增长）。当然，现在关于组织的思想还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关于自组织的思想也在初步探索之中。自组织是在特定的物理世界中产生的，尤其是生命这种物理的自组织，具有其他物理组织不具有的性质，即信息的、通讯的、自我产生、目的性等性质。生物的自组织是一种不断自我修复、自我重组的组织。同时，自组织又是自主的——依赖环境的组织。理解自组织概念的关键在于引入经典科学所不知道的“组织回归性”概念。旋涡的形象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旋涡是一个呈现不变形状的稳定的组织，但同时又由不断的流动构成的。旋涡的尾端同时又是它的开端，循环的运动同时构成旋涡的产生、存在和再生。同样，作为生物的我们只是表面上形成结实和稳定的身体。如果我们血液循环的旋涡式的周期运动一停止，我们的身体会突然凝结，然后解体。由此可见，生命——生物系统是一种特殊的自组织系统：一是能在一定限度内容忍无序、噪声、差错；二是拥有人造自动机所没有的“再生能力”，即一个自然自动机能生殖一个全新的自然自动机。总之，生命的有序是用无序滋养的，而且生物的组织根本上是一个永恒重组的系统。比如一个人体的99%的分子在一年内都因损毁而更新，但是整体却比它的组成部分可靠得多。与之相反，一台人造机器是由极其可靠的元件构成的，但是一旦它的一个部件损坏，整个机器就出故障和停车。它的部件愈多，相互依赖性愈强，它的整体可靠性就愈差。目前，计算机中生物蕊片的开发，正是在对人造自动机和生物自动机比较研究后受到启迪的产物。
第四，开放理性应重新认识主体概念的前史及其在社会——文化中的演化。
埃德加·莫兰指出：主体性在最古老的生物身上就发源了，但是它又不能归结为生物性。“它随着动物性情感性而发展，而在人类身上出现了这个非凡的新形态：有意识的主体。但是，即使在人类身上，也存在着一种有机的无意识的‘主体’的现实，在我们的机体在自我和非我之间做出的免疫学的区分上表现出来”。[1](P264)与主体相联系的创造性和自由这些概念，同样有着十分古老的源泉，即它的自组织和生物学的前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生命的起源和每个有利的基因突变都可以视为形态发生意义上的创造性事件。而自由则意味着在自主的意义上利用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自组织能力的发展。它是随着创造策略的智能机构的发展而突现的。这种智能机构同时创造了在行动中进行选择的可能性。而随着智人的出现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性和自由则具有了新的特点。创造性将可能应用到技术和艺术的对象上；自由将可能制度化而开始构成人类社会自组织的一个成分。但是，所有这些人类性、精神性的特征，不能化归为生物自组织的特性。
埃德加·莫兰具体分析了动物行为如何从适应的灵活性，经过试探性、创新性的中介，产生出多变的“策略”，乃至人类在竞技、战争中的博奕策略的演化过程。首先，动物行为愈是复杂就愈是表现出适应环境的灵活性；动物行为愈是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使环境适应于生物系统。其次，“策略”在动物界中通过捕食者和被捕食者之间血腥的较量异乎寻常地发展起来。每一方都制订佯攻、躲闪和迂回的策略，一个是为了进攻，另一个是为了自卫或逃避。再次，只有人类才具有真正的策略。人类的杰出策略，不仅知道利用偶然性，即能把一种不利的形势转变成有利的形势。拿破仑曾把奥特利兹沼泽地上的迷雾这种不利因素转化成了致胜的因素；而且还能利用敌方的力量和智慧来打垮敌方，这在角力方面的空手道和斗智方面的对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主要得益于人类具有复杂的大脑。最后，如果说，无序在机体内部被限制在严格的限度内，那么它在大脑中则大量的增长。人的大脑愈是复杂，它愈是构成一个行为的策略性——启发性的智能中心。它愈是较少受行为的遗传程序的刚性约束，较少对环境刺激作出单义的回答。因此它与遗传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关系更加复杂和随机。人类智能能够从形形式式、大量涌现和混乱无序的思想材料以及由感官接受的模糊信息出发来组织有序。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思想的布朗运动”。[3](P103)
第五，开放理性应重新审视人类文化的地位与功能。
文化作为再生系统构成了“文化编码”，即一种与生物遗传编码相对应的社会编码。社会文化发挥着编制程序的作用。它体现在语言、各种规范和禁忌的系统中，如同堤坝一样阻挡着无序的汹涌。但是，它也知道在节日的时候放松一下束缚。“文化编码”维持着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和同一性，保障着它的自我延续或不变的再生，保护它抗拒不确定性、随机事件、混乱和无序。但是，这种不变性是相对的，如同遗传编码在自我再生时由于随机的干扰发生的“基因突变”一样，文化编码也会发生改变。
埃德加·莫兰认为：导致文明社会的城市、城邦和国家的产生，类似于从单细胞过渡到多细胞的机体。这种复杂性将遵循与多细胞机体相类似的原则：等级制和工作的专业化。等级制在小城邦里有时是开放和柔性的，而在大帝国中常常是严格和无情的。专业化将推进社会的复杂性而增加系统内部的相互通讯。从此以后，人类在执行工作和决策工作、体力工作和智力工作、机械性工作和艺术创造性工作之间建立起根本的界限。而精神领域的专业化表现在艺术和思想的创造中，成为美学、哲学和科学的惊人发展的源泉。但是，在个人方面它将造成由原始社会造就的具有多种价值和多样技能的人的退化，社会复杂性通过专业化获得的这种发展付出了大部分人口在个性上不容置疑地贫困化的代价。“在复杂性的普遍进步中，愈来愈多的超级复杂性的成分涌现出来。它是这样一些局势和现象，其中各种约束的放松相应于组织性的和演化性的能力的进步。大城市是第一个有些类似于智人头脑的社会组织：它是一个多中心的环境，组织上的复合体和随机的相互通讯错综地结合在一起。随着城市文明的进步，在广阔的范围内，社会文化的陈规陋习和礼仪制度的僵硬约束崩溃了，让位给经济利益与性和感情冲动的随机的游戏。这种准布朗运动的统计的决定论趋于代替机械的决定论。通过个人运动的明显无序的展开，实现着超级复杂的现象。这些现象同时构成个人的、感情的、经济的、性的、智力的、或许还有政治的自由的领域”。[3](P159)在这些领域里大城市变成了一个有利于创造性、革新、新观念、思想活动、科学研究的环境，即变成了大脑进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环境系统。
作为社会学家的埃德加·莫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未来建立一个超级复杂的社会是否可能？因为我们时代的危机是这样地深刻，这样地孕育着普遍毁灭、全面约束和新的突破的可能性。“两个世纪以来在历史上涌现了不少预兆超级复杂性的到来的神话：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它们从不同方面表达了对同一理想制度的向往：这个制度是建立在相互通讯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基础上；它是多中心的而不是单一中心的系统；它是建立在所有成员的创造性参与的基础上的系统；它是等级性不强的系统；它是随着约束的减少增长着组织的、创新的、发展的可能性的系统”。[3](P168)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开放的，人类的意识和文化的自组织的才华能够创造出最惊人的奇迹。一部科学史和社会发展史都告诉我们，无序、危机在包含倒退风险的同时也构成进步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窥测、期望和呼唤这个超级复杂社会的诞生（埃德加·莫兰把它称之为人类的第四次诞生）。[3](P170)
总之，文化的再生作用随着社会规则的发展、科学技术知识的多样化和复杂性而日趋增长。今天，虚拟现实已经成为文化哲学的关键词。一些人担心，在虚拟现实的计算化世界中，人类的所有表达方式都将数字化，对于人们的亲密不留下任何余地。在一个高度复杂化的世界中，人类自由的机会是什么？在一个高度非线性的集体效应的复杂世界中，个人的责任程度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一种新的复杂性，包括人的直觉和情绪。古老的理性理想，作为对于人类生活本质的抽象完全忽视了人类世界。甚至科学研究的过程，也由人的直觉所鼓舞，由人的情感所驱动，这是在未来的通讯世界必须加以考虑的”。[2](P371-372)埃德加·莫兰则预言了一门尚未诞生的新科学——精神学，它将成为人类——社会科学最高成就的科学。[1](P187)
著名的流体力学科学家赖特希尔最近代表3个世纪以来众多梦想实现决定论的科学家作了一个感人的公开忏悔：“今天我们都深刻地感到，我们的前辈对牛顿力学惊人成就的崇拜，使他们在可预言性这一领域中作了一些推广，这些推广我们在1960年以前都倾向于认可，但现在我们知道是错误的。我们以前曾向知识界宣传过，满足牛顿运动方程的系统是决定性的，这在1960年后的今天，已被证明为不正确。我们在此集体向知识界道歉”。[4](P278)牛顿方程能作短期预言，但不能作长期预言，除非初始条件精确地知道。而精确的追求则意味着无穷，只有全能如上帝者，才能处理无穷多的信息。现在，科学文献在指数式增长，人类的理解能力大多牺牲在计算的圣坛上。法国数学家汤姆呼吁：在这个世界上如此多的学者忙于计算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让愿意做梦的人做做梦？因为我们的前面其实是一片广阔的处女地，无数丰富多彩的可能性尚有待我们去探索。世界的丰富多彩，不是一种语言（包括数学语言）的描述可以穷尽的。这正是复杂性和开放理性的研究给我们的最大启迪。
［收稿日期］200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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