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安全理论视角下的跨界民族问题——以库尔德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库尔德论文,视角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跨界民族研究是世界民族研究学科中的一个新领域。跨界民族问题的形成往往关涉政治、历史、文化、民族、国际关系等多重因素，对其进行研究自然不能局限于民族学范畴，而应该是开放性的。社会安全理论恰恰就是国际政治学者之于人类共同体“认同”安全的深入思考，本文将这一理论引入跨界民族问题研究中，并以库尔德人这一典型跨界民族为案例，分析跨界民族所面临的认同威胁，探讨最终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的理论路径。
一、跨界民族问题及其研究视角
跨界民族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人类共同体的民族范畴与人类社会的国家范畴交错、重叠而产生的一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也是民族学意义上的一种特殊民族形态。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所确立的话语体系中，“民族”与“国家”是两个相互统一却又相互矛盾的概念，特别是“民族自决”原则的提出和“民族—国家”这一普遍国家形态的确立使得一些民族无从取舍，一些国家也因此陷入种种纷争。其原因就在于同样作为人类共同体的“民族”与“国家”，它们的演变过程与发展趋势是不尽相同的，尤其是民族过程与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方向、范围不完全一致，导致民族分布地域与国家政治疆界不相吻合。目前，世界上共有3000多个大小民族，交错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学者曾对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上132个国家的民族结构进行分析，发现真正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仅有12个，占9.1％，其他120个国家都是由多民族构成的，拥有一个占本国人口50％以上民族(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有81个，而各民族人口均在50％以下(非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有39个。①民族地域与国家疆界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单一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跨界民族国家。②
所谓“跨界民族”，“跨界”指的是地域分布超出了单一国家的政治边界，“民族”指的则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③跨界民族指的就是历史上形成的而现在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④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跨界民族必不可少的两个特点：其一，跨边界性，即该民族的聚居地为国家政治边界所分割；其二，相互关联性，即尽管跨界而居，该民族在生活习俗、语言文化等方方面面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学术界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跨界民族进行了多种分类。按照边界的地理性质，跨界民族基本上可分为陆界跨界民族和海界跨界民族两类；按照分布国家的数目，跨界民族又可以分为两国跨界民族和多国跨界民族；按照政治地位，跨界民族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至少在一国为主体民族，二是在各国均是主体民族，三是在各国均系少数民族。⑤与前两种分类相比，我们更为关注第三种分类，因为跨界民族在其所在国家中是否是主体民族，往往与它是否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密切相关。
必须指出的是，跨界民族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跨界民族问题的产生。跨界民族问题的产生一方面取决于该民族自身的民族过程，另一方面也受到该民族在相关国家中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待遇的影响。就其具体形式而言，跨界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民族关系恶化、民族分离倾向严重、民族自决(自治)要求迫切所引发的政治和领土问题等。传统意义上的跨界民族问题研究主要有民族学和政治学两个视角，前者主要从民族过程的角度关注跨界民族的类型属性与发展趋势，⑥后者则从国家的角度考察跨界民族问题带来的冲突与纷争，亦即研究如何解决跨界民族问题以使其所在国的国家安全、政治发展、社会稳定等不受损害。前一视角以跨界民族为主体，但是却忽视它可能引发的地区性乃至国际性问题，后一视角则忽略了跨界民族的主体地位，只是将其作为民族国家的一个潜在危害加以对待。而本文所要采取的社会安全视角则将两个视角统一起来，从认同，即人们在民族共同体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核心价值的肯定性体认出发，以跨界民族自身为主体，通过研究跨界民族所面临的存在性威胁发现所在国与跨界民族之间的矛盾，揭示出所在国政策的失误，指出跨界民族可能面临的选择，以求对如何解决跨界民族问题有所裨益。
二、社会安全理论的内涵与议程
无论是在国内抑或是国际政治生活中，以“存在”为首要特征的安全始终是一个行为体的根本需求，因此，对任何一个行为体进行研究，无论是社团、政党、民族、国家，如果能将其纳入安全的视野，通常会更有助于我们发现行为体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内在动力。对于跨界民族而言，这一点尤为突出。冷战后，哥本哈根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奥利·维夫(Ole Waever)首倡的社会安全理论就是以民族/种族为主体的安全研究理论，为我们重新思考跨界民族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所谓社会安全，简而言之，就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续‘认同’的群体安全……这类群体主要指民族，但是在其他的地区，它与宗教或者种族群有更多的相关性”。⑦具体而言，社会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安全的指涉对象是作为整体的非国家行为体——社会。维夫认为，“国家安全”为安全研究范畴提供了一个关键性概念，但是研究并不能就此止步，当“民族”进入视野，关乎“社会”的安全问题就出现了。虽然一直以来国家倾向于将社会与自身重合，但两者并不一致，社会安全应该与国家安全成为并列的安全研究范畴。⑧这里的社会主要是指民族以及类似民族的种族、部落、宗教共同体等。与社会安全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社会性安全”(social security)。从语义学上来看，这一概念沿袭了西方政治哲学中“国家—社会”的二分法，特指与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和公共治安等相关的社会性威胁所引发的安全议题，“是关于个体的，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相关”；⑨而哥本哈根学派的社会安全理论则是坚持整体主义的本体论，虽然也承认社会安全不可避免地涉及个体层面和经济现象，但是反对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社会是一个不可被还原为个体的结构，社会安全指的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安全，而不是社会内部某些团体、组织和个人的安全，更不是它们的简单相加。
第二，社会的核心是认同，社会安全就是认同的安全。维夫借鉴了德国哲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关于社会的定义，认为“它既是共同体(Gemeinschaft)也是共生体(Gesellschaft)，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社会成员的集合”，(11)社会是以认同为纽带的共同体，其内涵主要由“认同、共同体的自我认知和确定自己作为共同体之一员的个体”所构成。因此，社会的核心是认同，社会安全就是认同的安全，“如果说主权是国家安全的终极标准的话，那么认同就是社会安全的最终评判”，(12)一旦持续的群体认同受到威胁，社会安全就应当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第三，社会安全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安全，它的应对与解决有赖于“非安全化”。认同是观念的建构，而且这种建构是动态、持续、可变的，稳定性则只是相对于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而言的，因此，“认同是否受到威胁”始终是一个建构的问题，“任何一种‘我们’的‘认同’都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构建，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中不是这个就是另一个定义胜出，并且这个主要问题往往决定安全冲突是否将会被触发”。(13)因此，社会安全是否会被纳入安全议程取决于社会精英的观念，取决于该社会认同的建构方式。这一认知的过程就是行为体通过互动进行主体间性理解的过程，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非安全化”确定国家的安全政策，调配社会资源，将社会安全纳入政策性、制度性框架之内，予以“政治化”(politicization)解决，同时消除“安全化”进程带来的侵害，毕竟，安全并非越多越好，它只是“常规政治处理问题的一种失败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14)
根据认同所面临威胁的类型不同，社会安全理论主要涉及以下四项研究议程：一是移民问题，即某共同体由于与其他共同体之间发生大规模成员迁徙而导致本共同体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改变，进而导致认同的改变；二是横向竞争问题，即某共同体因邻近拥有强势文化的共同体导致本共同体人民不由自主地改变生活方式和认同；三是纵向竞争问题，即某共同体人民在面临多种认同选择的时候可能会放弃最初的认同，这一点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尤为突出；四是人口削减，即由于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等导致某共同体成员数量急剧下降，认同的有形载体不复存在。(15)
对于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它们所面临的认同威胁的类型是不尽相同的，作为跨政治边界而居的跨界民族，它们的处境最为艰难，认同困境最为突出，面临的威胁也往往更为多样和严峻。下面就以库尔德人为例，详细阐释上述四项研究议程在跨界民族上的体现。
三、认同威胁与库尔德人的选择
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库尔德人是当今国际政治中最受关注的跨界民族之一，库尔德人问题也成为与阿以冲突并驾齐驱的中东地区两大民族矛盾之一。从西亚地区的民族构成来看，库尔德人是继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之后的第四大民族，主要居住在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北部、伊朗西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这一呈新月形的区域内。据统计，全世界目前共有库尔德人2000多万，其中土耳其约有800多万，伊朗400多万，伊拉克300多万，叙利亚100多万。(16)尽管总数众多，分居四国的库尔德人却只分别占所在国总人口的19％、10％、23％、8.5％，库尔德人是不折不扣的在各所在国均系非主体民族的跨界民族，也正是这种广泛的非主体性决定了库尔德人面临着更为典型的认同威胁和社会安全问题。
在具体阐释库尔德人面临的种种认同威胁之前，我们有必要考察其认同的现状。首先，从历史上来看，阿拉伯帝国后期，库尔德人曾建立过几个封建王朝，其后，突厥人、蒙古人几次侵入库尔德斯坦。12世纪时，塞尔柱苏丹桑扎尔首建库尔德斯坦省，直至19世纪，库尔德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一直保持着半自治状态，此后，由于奥斯曼帝国崩溃，库尔德人分属于数国。(17)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库尔德人缺乏“统一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这是该民族在认同上的重大缺失，足以说明为什么库尔德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建国的诉求。其次，在语言文字上，库尔德人至今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南、北方言(素兰尼方言和库尔曼吉方言)差距极大，以至于相互之间无法沟通，库尔德文在伊拉克和伊朗借用阿拉伯字母，在土耳其和叙利亚则借用拉丁字母，语言文字的不统一也构成库尔德民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障碍。其三，在宗教信仰上，库尔德人也不尽相同，他们最初信仰原始宗教，进而是袄教，后来转而信仰伊斯兰教，库尔德人主要属正统的逊尼派，少数属什叶派，另有一小部分信奉基督教或其他宗教。其四，在生活方式上，由于库尔德人聚居在相对偏远闭塞的山区，所以他们共同的生活方式得以保留下来，其中最常见的社会组织形式就是“部落”，库尔德人的部落通常由一个或几个以村落为单位的社区组成，能够抵御外来入侵和维系旧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但是，随着石油工业的兴起，一部分库尔德人也走向城市，融入了其他的社会阶层。
经过如上对几个有形指标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那就是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相对较低，而且是极为脆弱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该民族自身的一些原因所造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为跨界民族，库尔德人的认同长期受到所在国政府以及其他主体民族的威胁，甚至直接危害。
第一，移民是库尔德人所在国都曾经采用过的政策。移民既包括“移出”，即将库尔德人强行从原居住地迁出；也包括“移入”，即将其他民族迁入库尔德人的聚居区，从而改变其民族结构。1927年6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就曾经通过移民法律，把东部的库尔德人强行迁移到西部，被强行迁徙的库尔德人甚至不准穿着本民族服装；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还鼓励土耳其人迁入库尔德人的聚居地，以推动民族同化进程。伊拉克政府也曾在1975年强行推行库尔德地区阿拉伯化的移民政策和蚕食政策，当局将数十万库尔德人迁至伊拉克南部，并且将基尔库克这些生产石油的地区划出库尔德地区范围，造成大量库尔德人成为难民，涌入伊朗。所在国的移民政策使得原本分布零乱的库尔德民族更加支离破碎，在制造大量难民的同时也进一步阻碍了库尔德民族认同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所在国通过强化主体民族的文化地位，削弱库尔德文化的影响，给库尔德民族的认同造成了严重的横向威胁和危害。在土耳其，政府长期不承认库尔德人的存在，而将其称为“山区土耳其人”，土耳其前总理埃里姆就曾声称，不承认土耳其国内有除土耳其人之外的其他民族存在。此外，土耳其还从20世纪60年代起推行“更名换姓”的措施，强行将原先使用的库尔德地名、人名改换成土耳其名，新生儿则一律起土耳其名字。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虽然在1970年与库尔德领导人巴尔扎尼共同发表了《三月宣言》，承认了库尔德人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权利，特别是允许库尔德语作为库尔德聚居区的正式语言，并且准许该地区的所有学校开设库尔德语的课程，但是该宣言终究还是在70年代末落为一纸空文，导致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
第三，泛伊斯兰化等宗教运动则在纵向上威胁到库尔德人的认同。历史上的泛伊斯兰运动都曾经致力于伊斯兰教各教派统一，主张将民族认同纳入宗教范畴之内，亦即信仰同一宗教的人民不存在族际差别。对于主体民族而言，这自然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地位；但是对于非主体民族的库尔德人，这必将造成自身认同的弱化，他们明确表示这种主张是“一些宗教狂徒的妄想”。(18)
第四，所在国还曾经采取大规模屠杀、种族清洗来削减库尔德人的人口，消灭其认同的载体。历史上，每次库尔德人争取自治权利的运动失败之后，相伴而来的必是报复性屠杀。1988年7月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政府甚至动用化学武器大规模清剿库尔德地区；海湾战争结束后，土耳其和伊朗也曾多次趁伊拉克被削弱之际过境打击或者在本国围剿库尔德人；近年来，伊拉克局势持续动荡，土耳其也再度借机展开对库尔德人的大规模打击。
面对上述四种认同威胁，库尔德人也不愿坐以待毙。如上文所述，社会安全的应对往往有赖于“非安全化”，应予以“政治化”解决。通常，社会安全受到威胁的民族会采取两种应对方式：一是依托所在国采取强制措施保护本社会认同，比如通过法令禁止移民等；二是以非国家手段应对，比如设法脱离所在国建立独立的国家，并且制定能够使本民族文化传承下去的长远发展战略。(19)前者一般只适用于某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对于库尔德人而言，他们只能选择后者。1942年伊朗的马哈巴德等12名库尔德人组建了一个秘密组织“库尔德斯坦振兴协会”，简称“科梅勒”，1945年该组织正式更名为“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提出了系统的民族自治纲领，要求在库尔德地区实行民族自治，确认库尔德语的官方语言地位等，这标志着现代库尔德人寻求自治(独立)运动的开始。1946年，巴尔扎尼组建“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并与“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共同建立基地——马哈巴德库尔德共和国，后遭镇压而失败。1978年，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成立，它以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四国交界地区建立一个独立不结盟的库尔德斯坦为最终目标，并且组建了强大的武装力量，成为库尔德人建立独立国家的最大推动者。与此同时，库尔德人也没有放弃非武力手段，比如1965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库尔德议员法伊克·布扎克就曾创建了“土耳其库尔德民主党”，在议会中为争取库尔德人的权利而斗争。
总体而言，库尔德人的上述努力并未达到实现民族自治或者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由于缺乏资金、装备，无法与所在国政府军相抗衡，比如伊拉克的库民党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在1970年与当局共同发表《三月宣言》，获得了半自治地位，但是仅仅几年之后，随着伊拉克军队实力的恢复，当局主动挑起争端，激化民族矛盾，趁机打击库民党武装；二是由于分处不同国家，库尔德人的各种组织经常被各国利用，挑动内斗，让“库尔德人打库尔德人”，削弱其整体实力，比如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伊朗分别利用塔拉巴尼和巴尔扎尼，将北部战场的战争转化为库尔德人之间的自相残杀，给库尔德人的自治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库尔德人的认同威胁无法消除或库尔德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解决的根本途径还在于对“认同”这一基本概念的解剖与理解。如前文所述，现代民族的概念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下确立的，在这一体系下，民族认同被狭隘地定义为一种“政治认同”，从而使得“民族”与“国家”之间产生了不可脱离的联系。然而，就民族的本质而言，其认同是一种“文化认同”，共同体也正是基于共同文化而存在的，政治认同只是文化认同的一种衍生。以文化认同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社会安全问题，我们不难发现，跨界民族问题的解决在于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剥离开来，区分为不同的层次，跨界民族完全可以在保留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根据所在国的不同选择相异的政治认同。以库尔德人为例，分居四国的库尔德人分别选择相应的政治认同，并且融入到该国的政治生活中去，与此同时，他们不再寻求建立一个政治上独立的民族国家；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则要承诺不再危害库尔德人的文化，承认其文化同一民族的地位。如此一来，库尔德人依然是一个拥有完整文化认同的民族，但是却依所在国的不同而具有了各自不同的政治认同，具有了各自不同的政治地位与政治主体，这或许可以成为跨界民族与相关国家相安共处的最佳途径。
四、结语
作为民族的一种特殊形态，跨界民族往往面临着比其他民族更为艰难的处境，他们跨边界而居却又保持着天然的联系性；既分居于不同的国家又要维系统一的民族认同。奥利·维夫首倡的社会安全理论正是从认同出发去考察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民族/种族)的安全问题，为我们审视跨界民族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以分居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的库尔德人为例，它就面临着强行移民、文化侵蚀、宗教统一以及削减人口等四种类型的认同威胁，而广泛具有非主体性的库尔德人只能通过谋求民族自治或者建立独立国家来加以应对。鉴于跨界民族相对于国家的弱势地位，他们的努力终会陷于徒劳。
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的根本之道是在所在国与跨界民族之间建立新的关于“认同”的共识，即突破西方的话语体系，剥离“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必然政治关联，还原“认同”的多重本质，探索通过将“认同”解剖为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两个层次，一方面允许跨界民族在保留本民族的文化认同、维系其统一性的同时，根据所在国的不同选择相异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要求所在国尊重跨界民族的文化，承认其文化同一民族地位。惟有如此，跨界民族才能融入到所在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去，获得相应的政治、社会待遇，跨界民族的意见才能通过合法的政治进程得到表达，跨界民族问题也才能得到最终解决。
注释：
①②刘稚：《跨界民族的类型、属性及其发展趋势》，载《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89、90页。
③《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4页。
④刘稚：《跨界民族的类型、属性及其发展趋势》，载《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91页。
⑤葛公尚：《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⑥刘稚：《跨界民族的类型、属性及其发展趋势》，载《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89—93页。
⑦[英]巴瑞·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⑧Ole Waever,Barry Buzan,Morten Kelstrup,and Pierre Lemaitre(eds.),Identity,Migration and the New Security Agenda in Europ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pp.1-3.
⑨[英]巴瑞·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第160页。
⑩根据滕尼斯的界定，Gemeinschaft(英译为community)指的是契约关系构成的法理社会，Gesellschaft(英译为association)指的则是以情感为纽带的礼俗社会，详细解释请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5、263页。
(11)(12)Ole Waever,"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in Ronnie D.Lipschutz(ed.),On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67.
(13)(14)[英]巴瑞·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第161页。
(15)在严格意义上，削减人口并非直接威胁群体认同，而是通过消灭其载体(成员)来危害其认同，这与社会安全的逻辑并不一致，但是这项议程又确实是现实情况之一种，故依然罗列在此，加以讨论。详见[英]巴瑞·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第162—163页。
(16)欧洲的部分国家也有库尔德人分布，但是鉴于本文讨论的是作为跨界民族的库尔德人，所以研究范畴仅限于上述中东四国。
(17)David McDowell,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London:I.B.Tauris,1996,Introduction.
(18)Hamit Bozarslan,"Some Remarks on Kurdish Historio-graphical Discourse in Turkey(1919 -1980)",in A Vali(ed.),Essays on the Origin of Kurdish Nationalism,Costa Meza:Mazda Publishers,2003.
(19)[英]巴瑞·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