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即将过去了，回顾这一个世纪东方哲学的足踪，我们可以对东方哲学的转型及其社会意义有比较深切的认识。19世纪至20世纪是东方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的群众开始觉醒起来，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从土耳其、波斯、中国革命扩展到了整个东方地区。随着东方民族主义运动与思潮的蓬勃兴起和发展，作为这种思潮基础的哲学也开始活跃起来，向着新时代变革。东方哲学不仅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道德伦理原则和宗教情感，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结构模式。很多东方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是根据自己民族哲学、文化传统去塑造自己国家发展的蓝图并据此进行行动。纵观这一个时期东方的哲学、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地区或部分：东亚和东南亚是以中国的儒释为辐射点和伊斯兰教、印度教文化及当地文化、信仰相互融汇的地区；南亚是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并存的地区；西亚、北非则是以伊斯兰教哲学文化为中心的地区。由于在这些国家中宗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占有统治地位，政治、哲学、艺术等等一切意识形态都囊括在宗教思想体系之内，无不打上神学的烙印，特别是宗教和哲学是难解难分的。一位阿拉伯著名的专家曾说：“宗教与哲学并无明确界限，宗教中有哲学成分。相反，如果哲学仅仅被作为王权的工具，那么哲学也就不成其为人明智的科学，而变成一种新的宗教了。”例如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常常是以宗教哲学为号召的，甘地、提拉克等民族领袖都把他们的斗争安置在印度教的基础之上，他们的种种斗争方式，如非暴力、绝食等等也都是宗教的。印尼苏加诺在创立新国家时提出的“五基”（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民主、社会繁荣和信仰神）也把宗教列在“五基”之中，他认为，伊斯兰教是“纳沙贡”的基石。阿拉伯地区近现代掀起的各种政治、社会文化改革运动常常是以复兴伊斯兰教、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社会主义相号召的。在缅甸、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发动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佛教一直被作为民族独立的旗帜和复兴传统语言文化的象征。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言：东方哲学的复兴、转型首先是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运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从本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东亚地区在经济上有着持续的飞跃的发展，出现了“经济的奇迹”，与此同时，在文化上也呈现出某些繁荣的景象。因此，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或者“东方的世纪”。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在寻求发展的原因，有人认为，亚洲经济的日益发展是与它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亚洲的民族宗教、哲学意识或者文化正在作为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关系准则，日益起着重要的作用，亚洲的价值观、伦理思想形成了使东亚社会实现经济繁荣、进步，公民关系和谐以及法律秩序的基础。不少人欢呼东方的传统文化已经觉醒并在所有建设生活中释放着巨大的能量。有些人还把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推向极端。例如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写道：未来的世界不是按意识形态或国家划分，而是按文明来划分，文明主要指的是宗教、哲学，文明的差异是未来世界发生冲突的根源，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国际政治的主线，儒教—伊斯兰教将成为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胁。亨廷顿这个观点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察世界政治、经济的视角，承认文化因素，特别是人的精神上的追求、宗教信仰、世界观、价值观等等对经济所起的推动作用。
东方文化或亚洲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多元的文化。我们通常所说的亚洲文化应该包括东亚文化、南亚文化、东南亚文化、西亚文化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东亚文化。而东亚文化中最重要的传统是起源于印度，繁荣于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的佛教和起源于中国发展于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儒、道，儒释道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混合的基础。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民族、宗教、哲学的因素。这些就构成了东亚经济模式的历史文化背景。另外，东亚文化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近代，它曾经吸收不少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朝野一致强调“脱亚入欧”，到了现在，又有一些人强调“脱欧（美）入亚”，其重要原因是日本的经济开发、投资重点已转向亚洲。当然，日本的文化和哲学在融合东西方面是做得比较成功的。所以我们谈论东亚文化和东亚价值观，既要看到它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吸收了西方思想文化的一面。
什么是东亚文化的文化模式或理性构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尊重权力，个人服从社会，步调一致，牢固的家庭价值观念，勤劳节俭，重视教育等等。新加坡的外交家科埃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列举了在东亚操作的10项策略：人民和国家之间订立社会契约，保证基本需要，维护法治，自力更生，不提倡福利主义，良好的道德环境，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等。这10项操作策略确实是建立在东亚文化价值观特别是儒学的基础上的，因之得到了东亚和东南亚很多国家和人民的呼应。很多学者、政治家都强调儒学对亚洲“四小龙”和中国、新加坡所起的现代影响，与此同时，也得到了欧洲舆论界和学术界的重视，例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访问中国之后曾在德国《时代》周刊（1992年5 月）上撰文说：“垂直的实力主义倾向、由年龄构成的阶层秩序、学习欲望、节俭主义、家族及集团的团结性等，这些形成了儒教的文化遗产。它完全不同于欧洲及北美的宗教伦理的精神概念，但是它可以产生同等的经济效果。西方世界恐怕不能不承认，深深扎根于与西方世界大不相同的文化中的人们，即便没有欧美人所认为的不可缺少的民主制度，仍然可以幸福地生活。”美国著名作家劳伦斯·哈里森在《纽约时报》（1996年6月2日）著文称：“东亚的成功——包括日本——很重要的原因是——‘儒教’（社会精神的特质还包括道教和崇拜祖先的因素）。这些价值观强调了工作、教育、美德、未来和节俭。它使人回想起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引为工业革命动力的新教道德观。”
目前，儒学的价值观念不仅作为一种东亚传统的哲学、宗教的思想而存在，而且也融汇于现代的经济和生活之中。例如儒教的道德规范在日本现代企业的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终身雇佣制、意见建议制度、官员和企业家的密切合作、国家的推动等等）和人际关系中迄今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韩国把儒家的权威主义运用到经济中去，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经济”，这对政府在制订经济战略、保护国内外市场，特别是统摄全民族一致追赶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起着十分重要的动员和组织作用。1997年韩国遇到严重的金融危机和货币贬值，从韩国人民为了协助国家克服种种困难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中也可以看出儒学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现代化企业的组织领导和管理也都起过重要的借鉴作用。例如青岛钢铁公司在党的政策的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善于发挥我国优秀文化的积极作用，使这个厂迅速崛起，成为先进企业，他们对儒家的“五德”（仁、义、礼、智、信）作了新的、合乎时代需要的解释：“‘仁’，施仁政，得民心，在企业中就是要关心爱护职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义’就是通晓大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维护大局的原则下行动；‘礼’就是要讲文明礼貌，培养‘四有’职工，在市场经济中讲道德、讲文明；‘智’就是群策群力，讲究经营策略，善于把握机遇，开拓市场；‘信’就是言而有信，维护企业信誉，真抓实干，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可见儒学起着十分重要的凝聚作用。
当然，也有不少人对东亚的价值观一直抱着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例如在90年代亚洲金融和币值危机的困扰中，国外一些政治家和权威评论家都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种种评论和嘲笑，有的暗示这种价值观实际上是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而不是亚洲很多国家以往取得成功的原因。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公开撰文说，亚洲金融风暴标志着儒学价值观的破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认为，亚洲经济模式已经过时，他说：“东南亚的错误在于将其模式过于理论化，并把它同亚洲的价值观混为一谈。当这种模式失败时，可以看出在储蓄、劳动和社会同情观念上存在的问题。”但也有不少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指出：有的舆论对东亚国家的指责超出了合理的逻辑，东亚的奇迹是实实在在的，它们遇到的问题是由种种复杂的因素包括西方的市场模式强加给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所引起的，而且目前危机已接近谷底，促使亚洲经济增长的成功因素或条件目前仍存在，因之东亚经济前景仍是美好的，它将继续成为全世界成功发展的样板。例如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东亚奇迹对亚洲经济的改造是历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东亚奇迹使得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这体现在千百万亚洲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其中包括寿命延长，健康状况和教育水平提高，千百万人民摆脱贫困，过着充满希望的生活。这些成功是实实在在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斯科特·帕迪指出：“亚洲将恢复经济增长。亚洲国家是有活力的社会，它们的人民受过良好的教育，勤劳苦干、富有创业精神，并且总是把很大一部分收入积存起来，它们的政府汲取了非常重要的教训，懂得了开放它们的市场和增加金融交易的透明度以吸引和留住外资的必要性。今后，亚洲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加拿大秦家骢教授认为，亚洲的价值观是客观存在着的，但要作辩证的考察。他写道：“一个国家价值观的形成同它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近罗珀—斯塔奇公司进行了一次调查，该机构在35个国家向3.5万人征询了意见。调查结果表明， 亚洲国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在菲律宾，该公司发现，尊敬先人被认为是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条，当然孝道是孔子传授的最佳美德。很难想象西方国家会把这一条放在第一位。”又说：“现在或许是把亚洲价值观所包括的各种品质认真归类的最好时机……亚洲价值观也像其他价值观一样有着它的优点和弱点。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些价值观可能比另一些价值观更有用，所需要的是要用那些能够提供帮助的价值观，而摆脱那些阻碍发展的价值观，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倒掉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秦家骢对亚洲价值观的评价是符合历史的、中肯的。亚洲价值观无疑存在着消极腐朽的方面，这些消极的方面，直接影响着亚洲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是，我们对待任何文化遗产必须采取科学的、历史的和批判的评价，既不能全盘地加以肯定，也不能全盘地加以否定。否则，我们永远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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