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剥削范畴的历史比较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畴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339(2002)03-0048-03
剥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然而对这一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却从未作过定义。但在《资本论》及《反杜林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却用极大的篇幅从不同角度反复分析、论证了这一业已存在数千年之久的经济范畴。在有针对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而对被形式掩盖的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揭示，有了质和量的分析工具。但在如何正确、全面地理解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问题上，尤其在运用这一质和量的分析工具分析社会主义现阶段剥削范畴时，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我们作新的反思。
一、关于直接剥削与间接剥削的反思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产生于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时期，正是在资本原始积累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状态之典型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的比较，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对剥削秘密的揭露，也都以这一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为背景。其大量的案例分析及数据引证，多取材于对当时工作日长短及劳动强度的考证、比较。如在“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中，马克思写道：“资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使工作日延长到正常的最大极限，然后越过这个极限，延长到12小时自然日的界限。此后，自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年大工业出现以来，就开始了一个象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剥削和被剥削是一目了然的，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直接创造出来的，剥削程度可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的计算公式直接量化所得。由于生产过程相对简单化，所以通过受雇者工作日中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划分，即可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做出使人清晰易懂、进而令人信服的分析。他指出：“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用各种方法缩短生产工资的等价物的时间，从而缩短必要劳动。”在剥削问题上所作的这种分析，也正是马克思不同于以往其他经济学家之所在，也是他透过表象、深入洞察事物、能牢牢抓住问题实质的又一证明。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社会化大生产使得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变化。在现代企业制度下，那些雇佣人数有限、采用传统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中、小企业正在被越来越现代化的、具有规模经济的、生产管理高效化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所取代。对现代股份公司而言，职工持股现象日益普遍，股权社会化趋势已越发明显，在这种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投资结构、股权结构及管理结构异常复杂的现代企业中，剩余价值已不再单一来源于本企业的受雇人员，而是来源于整个复杂的经济系统，故对劳动者所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进行准确、量化的计量已难以实现，因为这一时期剩余价值的产生与受雇者个人劳动的工时长短、强度大小的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已越来越弱。从这个意义上讲，剩余价值的来源正从传统的直接途径向现代的间接途径转化。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到来，尤其是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这一问题上正在形成着日益广泛的共识。由此可见，如果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机械地套用于对现代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及剥削程度的简单分析，显然难以行得通。
二、关于主要剥削与次要剥削的反思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剩余价值学说的揭示来实现的。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中，马克思将着眼点集中在必要劳动、剩余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及劳动力价值及其货币表现等方面，更多涉及的是劳动力的买卖价格及劳动力在工厂或生产企业内部被使用的状况（生产环境、劳动时间及劳动强度）。故长时间以来，一些人认为剥削产生于生产领域，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在生产过程中，无偿占有受雇者剩余劳动成果的结果。那么，在非生产领域是否也存在着剥削呢？在《资本论》第3卷后半部分，马克思对这一问题曾作过论述。他指出：“如果在中世纪，在封建制度没有像意大利那样被例外的城市发展破坏的地方，到处都是农村在政治上剥削城市，那么，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例外地是城市通过它的垄断价格、它的赋税制度，它的行会，它的直接的商业欺骗和它的高利贷在经济上剥削农村。”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剥削形式，显然是指非生产性剥削。于是有人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不同领域剥削问题论述的详略将剥削分为两种形式：将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剥削确定为主要剥削，将发生在非生产领域的剥削定为次要剥削。这种划分方法，看似合理，但结合当今社会特点，无论从范围、比重还是从性质、程度，这种对剥削的划分，均难以自圆其说。当今社会，从产业结构上看，传统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及从业人员正逐步减少，而在生产领域之外的商业流通、国际贸易、金融信贷、财政税收、信息服务、文化卫生、教育科技等行业却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在QNP或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从业人员越来越多。如必须依据传统的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将剥削分类的话，则主要剥削和次要剥削的确定应与马克思时代的划分方式恰好相反。而且，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变的幅度越大，改变这种划分的依据就越充分。
三、关于私有剥削与公有剥削的反思
根据《资本论》和当代社会的经济特征，胡培兆先生将剥削定义为“社会上一些人或集团凭借他们在生产资料或流通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这样，商业欺诈、高利贷剥削、典当剥削等剥削行为均可囊括于定义之中。但如将上述所有剥削行为归类的话，可以说它们又都属于同一种类型。如果将经济领域中凭借对生产资料私有权的垄断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视为私有剥削的话，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会发现存在着大量的不同于这种私有剥削的其他类型的剥削，即某类人虽然并不拥有法律意义上的生产资料或流通资料的所有权，但却凭借对生产资料、流通资料及一切可支配利益关系的管理与控制权，同样可以无偿地、大量地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如这些行为发生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经济领域，我们是否可以将之定义为公有剥削呢？如果私有剥削的称谓可能被接受的话，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公有剥削定义似乎也就应当成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这种公有剥削已成为愈演愈烈的一种经济行为，其行为主体多元、复杂，其行为主体的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往往交织、复合，他们可以是生产资料或流通资料的经理人，也可以是决定各种项目的各职能部门的审批者，更可以是重权在握的各机关的领导。一旦其手中的权利失去有效的监督与控制，在他们身上出现了滥用权力的行为，他们在公有体制下所进行的这种公有剥削，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从经济管理部门到资源分配部门，从行政机关到事业单位，从人事调动到职位升迁，几乎无所不在，其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性质之恶与私有剥削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私有剥削凭借的毕竟是属于剥削者自己私有的生产资料，且不论其来源属于原始积累时期的超经济式的暴力掠夺还是属于葛朗台式的寡欲节俭，无论如何，它是在法制时代被法律确认的私有财产，更何况在剥削的同时，即在经营管理中，企业确实还存在着风险，当企业破产、倒闭时，跳楼自杀的往往是这些私有产权的所有者。可见他们与财产保值增殖关系之密切。而公有剥削凭借的又是什么呢？是公有体制下的权利。私有剥削往往以私有的生产资料及其所有者所投入的经营、管理劳动为成本，相比之下，公有剥削的成本付出却简单得多，甚至可以不用涉及属于自己的任何私有财产。在有效的经营管理及决策的情况下，公有剥削者可以有剥削所得；在经营管理与决策呈现出无效甚至是负效的情况下，他们照样可以有高额的收入所得。有谁听说由于公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或项目决策失误，在企业破产、倒闭或项目宣告失败时厂长、经理或行政领导痛惜心疼、内疚自责到跳楼自杀的程度？但与私有剥削相比，公有剥削的剥削效率却可能高得多，私有剥削往往通过积累不断地追加预付资本以保证扩大再生产逐步得以实现，使剥削所得逐步增多。在传统的产业中，这种渐进的过程使得一些资本家通过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剥削积累方能使自己脐身于富豪之列。而公有剥削的剥削，却怕是马克思的超额剩余价值率也难以比及的。公有剥削者可能只需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即可使自己成为公有体制下的暴富群体。从剥削的范围上看，公有剥削的剥削面远比私有剥削宽泛。一般说，就某一企业，就传统的生产领域而言，在剩余价值未进行分割之前，私有剥削的对象往往只是该企业的直接受雇佣者，而公有剥削则不然，受剥削者是公有制下的全体劳动者。站在受雇佣者的立场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剥削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将劳动者免受剥削的希望寄托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上，然而，在今天，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恰恰出现了形式各异的公有剥削，这，无论如何是马克思始料不及的。从这个角度划分剥削，因为私有剥削在资本积累、有效配置资源、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在某些领域发挥着按劳分配所不能替代的功能和效应，因此，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出发，应允许它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而公有剥削则不然，它的存在，除了给社会带来创伤和危害外，无任何积极和进步意义而言，因此，对这种剥削必须进行无情打击，坚决取缔。
［收稿日期］200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