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调整滞后与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战略实施不到位的影响及几点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到位论文,几点建议论文,人民币论文,战略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民币近几年面临升值压力，其原因看似是中国经济和贸易持续高速增长，而直接的导火线是美元进入贬值周期和对美贸易存在巨额顺差，其深层原因则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快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这说明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滞后以及行政干预扭曲了市场机理，造成贸易粗放增长和加工业外资的大量流入，形成国际收支双顺差与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种“外需热、内需冷”；“外资热、内资冷”；“沿海热、内地冷”和“外向型经济热、内部经济冷”的“外热内冷”的非常态格局。
按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相对于一个未充分就业、低收入和工业化中期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基本面来讲，如果政策、体制、结构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比较协调，其币值不应存在严重低估。正是由于政策、体制和战略调整滞后所造成的贸易粗放增长和外资偏好以及外汇供求矛盾，直接导致了人民币目前强烈的升值预期，而决非正常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当然，对人民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非理性判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说明人民币升值压力具有很高的“虚拟性”，存在严重的“升值泡沫”。从长远趋势看，人民币是升还是贬取决于未来的经济基本面。至于那些“人民币升值是平衡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民币升值是治理经济过热、阻止热钱流入和结构调整的需要”等出自跨国银行的言论尤应值得提防。国际收支双顺差和储备增加不过是一个“晴雨表”，至于天气为什么晴朗或下雨，关键要分析其背后的因素。
我们既不能单纯地用贸易增长的高速度和一些有质量问题的外资大量流入作为判断人民币升值的依据，更不应该把央行本外币资产转换成的高额外汇储备看作是人民币升值的资本，避免落入一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不是升值就是贬值的“逻辑陷阱”。
一、政策调整滞后导致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
“中国经济不怕市场规律带来的热，怕的是政策与体制干预造成的冷”。经济是否过热，依据的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高低，而主要取决于就业率的高低。无论从温和的消费物价、偏低的消费储蓄比例和利率走势，还是结构性生产过剩和制成品库存增加以及居高不下的隐性失业状况来言，中国经济远未走出通货紧缩和内需不足。基于这一经济基本面的人民币，面临的应是贬值而非升值；而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出口“量增价减”与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出口产业梯度转移停滞，外贸依存度空前提高(由2003年61％上升到2004年的75％)，资金净流入量加大和持续双顺差等方面来看，人民币面临的又是升值而非贬值。这说明增长方式与政策调整滞后是形成人民币贬值与升值对峙局面的根源，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巨大虚拟性。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
我国国际收支十几年来持续双顺差和外汇储备急剧攀升。这种外向型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不过是国内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一种反映。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尚属于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作用有：一是要保持粗放增长的高速度，就要依靠大量投入，生产需求膨胀便成为高速增长的伴生物，人为造成水、电、煤、油、运等基础产业的供应短缺，加剧总供求矛盾；二是经济粗放增长提供的产出在相当程度上并不符合市场最终需求，加剧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三是持续的投资扩张把有限的资源过度地用于生产，导致生产与消费失衡，特别是在生产性需求膨胀导致投资品价格上升时，企业靠数量扩张就可以获得好的“效益”，自然对转变增长方式兴趣不大；四是投资与生产的起伏易引起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经济发展就无法摆脱“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怪循环；五是为了缓冲总供求、结构供求和生产与消费日益尖锐的矛盾，政府出于政绩，企业出于生存，必然是不计效益的层层加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形成外向型经济粗放增长的巨大惯性，而国内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往往被产值的高速增长所掩盖。
所以说外向型经济的粗放增长根子还是出在改革与调整严重滞后的国内体制、投融资体制、投入产出和产业结构以及国有企业等方面。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看似是由外向经济粗放增长造成的，实则源于国内经济的粗放增长。
(二)外资政策调整滞后
由于各级政府对外资的长期偏好，外资、外企在财税、土地等方面享受一系列超国民待遇，致使外资的市场占领、资金挤出效应放大，产业联动、技术溢出效应缩小，利用外资的数量、速度和项目个数的政绩效应远远大于外资的质量、效益和本地化效应。“市场换技术”我们并没有换来多少高新技术，反而抑制了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甚至在一些产业内形成了严重的技术依赖。外资企业资本金结汇、该汇出未汇出利润、境外融资、关联企业内部资金运作等无疑加大了资本金项下的资金净流入。再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的试点开放不同步，越发加剧了资金流出入的不平衡，强化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政策调整滞后导致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具体表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外资政策调整滞后；外汇管理政策调整滞后；汇率政策调整滞后；劳保、社保政策调整滞后。
我国外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外资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在不惜大量滥用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加剧了我国能源和土地资源日益紧缺状况，造成了外资增长的巨大“外部不经济”。如果把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等造成的直接与间接损失纳入核算，又得消耗掉多少外汇。所以说，巨额外汇储备的背后是欠了许多账的，以此来判断人民币是否升值是不符合经济基本面的。
(三)外汇管理政策调整滞后
基于“集中有限财力办大事情”和“外汇储备等于国家实力”观念而形成的结售汇体制，致使外汇供大于求，人为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如果提前几年从供应上采取意愿结汇，藏汇于企业，从需求上放松限制，提高用汇自主权和拓宽外汇投资渠道，让需求充分释放出来，我国未必会有这样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再者，居民个人结汇与用汇自由度的不对称，管理上“重公轻私”，造成居民个人资本项下结汇容易，购汇难，加之升值预期、本外币正向利差的作用和个人资本项下用汇权的限制，导致个人持汇意愿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外汇供大于求的矛盾，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
(四)汇率政策调整滞后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缺少弹性，表现在汇率变化幅度的限制过于严格，难以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也不能发挥对外汇供求的调节作用。汇率是外汇的价格，由供求来决定，同时又反过来影响涉外经济活动供求。正是因外汇市场不完善和汇率变化幅度过分限制，调节汇率的市场作用就难以得到发挥，从而凸现了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
(五)劳保、社保政策调整滞后
以廉价劳动力、低劳工权利标准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贸易粗放增长和利用外资，降低了贸易和外资产业、企业对相关产业、企业以及周边地区的“涓流效应”，从结构上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不妨比较一下，GDP增长、出口增长、税收增长以及各类生产投资品和食品价格等各项指标均在迅速提升，唯独劳动力价格徘徊不前，这说明中国贸易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并赚回大量外汇是以牺牲劳动力本身的利益为代价的。其原因有劳动力不可流动性致使劳动力价格难以提高，但根本的原因是劳保和社保政策调整滞后所致。这说明大量物美价廉的出口产品渗透着大量劳工阶层的汗水，其中所付出的生活代价，为出口创汇而不是创效益所形成的非账面损失和福利外流，以及劳保和社保的巨额欠账，得需要多少外汇来弥补。
二、战略实施不到位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
为进一步拓展对外贸易，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我国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但战略实施的不到位却造成了贸易畸形增长，高能耗和粗浅加工产业外资大量流入，形成表面上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
(一)贸易品与非贸易品部门协调战略实施滞后
对一个经济大国来讲，该国出口的贸易品数量越多，说明该国的非贸易品越匮乏，综合实力越弱；一国出口的贸易品数量越少，说明该国的非贸易品越丰富，综合实力越强。
就从自1971年开始历经35年巨额贸易逆差的美国来看，美国凭借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形成的美元霸权地位，在国家“综合竞争与动态优势论”的指导下，把大量的高消耗的传统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而把高端技术、工艺品牌等留在国内精心构建所谓的“知识经济”，大力发展国内非贸易品产业，把丰富的原料、能源、土地(强制休耕)等不可再生资源留在其本土内，既不开发，更不会制成贸易品出口创汇。
战略实施不到位具体表现：贸易品与非贸易品部门协调战略实施滞后；“市场多元化”战略实施不到位；“大经贸”战略实施不到位；“走出去”战略实施步履维艰；“科技兴贸”战略实施进展缓慢。
美国充分利用“纸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独特优势，大量采购其他地区以优质资源生产的贸易品。同时又通过国债融资收回美元，来支撑其对海外贸易品的巨大需求，并视情况交替采用“强弱美元”政策。应该说美国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霸权以及其庞大的“知识经济”和“虚拟经济”所构成的“新经济”得以维持并获得快速发展，如果没有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分工协作，如果没有基于这一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源源不断的贸易品的供应和美元回流，诚然是无法想像的。
事实上，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又成了美国等西方大国新的原料、能源以及优质产品的供应基地。美国这一从全球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利用他国资源和节用自身资源的“双赤字”战略，理应引起那些出口导向、外资偏好派以及那些为美国“双赤字”危机而杞人忧天者的反思。为此，我们必须改变贸易品生产和出口越多越好的观念，加快实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部门协调发展的战略。
(二)“市场多元化”战略实施不到位
1990年我国提出的市场多元化战略旨在解决我国外贸过于集中在主要发达国家市场的问题，开拓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市场，以减少经济风险，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15年来，虽然集中“度”下降，但出口市场仍然集中在美欧和日本市场。虽然新兴市场开拓较快，但市场份额增长远低于贸易额增长，并出现市场份额增长乏力甚至减缓趋势，对缓解我国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作用有限。
(三)“大经贸”战略实施不到位
1994年我国提出的大经贸战略旨在打破外贸垄断，实现经营主体多元化，促进外贸、外资、外经和对外投资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但实施的重点似乎只放在了经营主体多元化上，在各项业务融合上进展不大，各主体间也并未形成合力。另外，有关“进出口”和“调节余缺”的传统观念，也未代之以“全球贸易”或“国际贸易”的新观念。
我国专业外贸公司应学习日本、韩国一些综合商社的做法，改为“国际或全球贸易公司”，成为全球化生产和销售的组织者，建立自己的全球市场营销网络。在加工贸易中，专业外贸公司应该承担类似“外商”的角色，使我国加工贸易逐步走出只拿一点工本费的初始阶段，从而提高加工贸易的经济效益和传导效应。我国专业外贸公司应该大搞跨国、跨洲、跨地区和跨洋的“转口倒手”贸易，而不应局限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贸易公司”。
(四)“走出去”战略实施步履维艰
1998年我国提出要抓紧研究和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实现内外经济的均衡发展。过去几年我国各界积极参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并取得初步成效。然而由于政策调整滞后，关卡林立，法律不配套，国企改革未有突破，加之战略框架不清晰，政策措施和金融支持不得力，以及企业国际化战略与控制能力低下，“走出去”战略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徘徊，大都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该“走出去”的企业未走出去，不该走出去的企业为了响应国家战略而不计经济效益地盲目决策走出去。“走出去”战略实施步履维艰，不仅造成了境外开发能源、地区市场拓展和传统产业转移等战略实施滞后，而且使本来稀缺的外汇资金未能有效利用，人为地形成外汇储备攀升。
(五)“科技兴贸”战略实施进展缓慢
1999年提出的科技兴贸战略旨在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强国际竞争力。虽然近几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提高很快，但这只是反映了我国抓住了新一轮以IT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组装环节大规模向我国转移的机会，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仍然主要依靠外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依然很弱，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外国公司低成本的装配基地。我国的高科技制造业既没有高的科技含量，本土化也比较低。而且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有61％来自外商独资企业，这表明生产过程中没有发生向当地伙伴的技术转移。
建议：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推进贸易政策和增长方式转变；调整外资和投资政策，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着力推行以内需为基点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外汇供求源头着手，构建资金流出入监管预警体系；集中精力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机理。
另外，两个市场、以质取胜、出口品牌、改善贸易结构和进出口平衡以及能源进口储备等战略，同样存在着理解偏差、实施不到位、贯彻落实步履维艰等问题，进而造成以外资主导高科技出口量增价减、出口效益低、资源环境代价高为特征的贸易粗放增长具有可持续性，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化解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任务艰巨。
三、几点政策建议
(一)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推进贸易政策和增长方式转变
国内经济结构诸如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企业结构的调整是贸易商品结构调整优化之前提，是有效落实以质取胜、以名牌取胜和科技兴贸以及市场多元化等诸项战略的产业体系保障。要逐步化解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首先要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而要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前提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根本的则是要转变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
在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可考虑通过征收出口关税和降低出口退税等政策，减少能源、原材料和高能耗的一般工业品出口，鼓励出口能源耗费少、实物资源占用少、技术附加值高的“软产品”，努力实现出口商品实质性的升级换代；多进口污染少的清洁能源，增加急需的石油、矿产品等资源进口，实施和构建中国的新材料、新能源、新原料储备战略，以减少贸易顺差，缓解国内资源紧张状况。
(二)调整外资和投资政策，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重点从税收、土地和融资等方面减少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创造内外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变“招商引资”为“选商择资”，多引进技术水平高、能耗低的外资企业，对属粗浅加工贸易和能耗高、实物资源占用多的外资要尽量少引进甚至不引进。我国不应成为发达国家的能源中转基地和粗浅加工的装配车间，而是应该逐步实现从加工到制造、再到创造基地的系列转变。对一些能源、基础原材料等资源开发型项目应大力提倡“走出去”。
继续加大对垄断行业改革的力度，放宽对重点产业，特别是服务产业的投资准入限制，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公平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完善各类要素市场，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进一步促进贸易品产业与非贸易品产业的融合，更加注重非贸易品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把优质资源和优质资产更多地留在自己的土地上。
(三)着力推行以内需为基点的经济发展战略
只有内需扩大才能全面提升一国的综合实力，出口越多并不能表明一国的综合竞争能力越强，它只是表明为别人做的嫁衣越多，且越受外部风险的影响。当然，这并不等于否定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更不是要通过削减出口来消极地扩大内需，而是说明出口增长的同时应积极扩大内需，最优则是出口与内需同步增长。
前面提及，长期以来我国贸易品的大量出口并未带动非贸易部门的迅速发展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明显升级和优化，这已经充分证明了我国经济发展应立足于扩大内需。为扩大内需，从微观角度需要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构建良好的国内商业信用体系，解除出口导向企业、贸易品产业部门扩大内销比例的资金回收顾虑，从供应结构调整的源头上增加有效供给，刺激有效需求，提升消费投资比例。从宏观层面，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人们对收入和支出不稳定的顾虑，降低过高的储蓄率，减少银行里的居民存款。事实上，银行里积累钱越多，失业越严重，消费就越低，积累的社会矛盾就越大，贸易粗放增长的问题就越是无法解决。
(四)从外汇供求源头着手，构建资金流出入监管预警体系
要从根本上改变贸易“奖出限入”、资金“宽进严出”的指导思想，加快落实各项有关完善经常项目结售汇制度的政策，积极推进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理顺供求关系，舒缓供求矛盾，发挥价值规律的价格发现功能，构建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系。与此同时，要积极稳妥、重点突出地建设资金跨境流动的监控、监测和预警体系，为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提供必要的金融风险与危机防范安全机制。
(五)集中精力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机理
基本稳定的现行汇率制度，不仅在进出口贸易中造成“贱卖(国内资源)贵买(国外资源)”，而且在利用外资上还人为地放大了外资在国内的人民币投资规模，造成了对国内产业资本的冲击，房地产热、外资廉价并购以及沿海发展与内地贫困等诸多负效益，致使资金净流入量加大，同时也抑制了那些该“走出去”的企业走出去，因为其海外投资的规模、收益和劳动被大打折扣。我们应从实际出发，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状况、金融监管能力以及企业经营机制等因素，综合考虑汇率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要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尤其注意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汇率改革步伐，改进汇率调控方式，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逐步提高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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