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经济适度持续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合理均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持续增长论文,抑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92年5月份以投资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为起端，尔后在1993年出现各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循环上涨的这轮通货膨胀已持续三年。其中，1994年居民消费品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分别达到本次物价上涨的峰值，由此导致从去年底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进入适度从紧状态，确定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从近期看，需要结合实现年内短期宏观调控目标，缓解过高的物价上涨压力，同时借助“九五”期间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谋求1996年及“九五”国民经济适度快速增长与略低于“八五”物价涨幅的发展目标的合理组合。
一、当前通货膨胀表现特征与八十年代前三次物价上涨的比较
1、本次通货膨胀的成因复杂，不同阶段引致物价上涨的主因各不相同。与八十年代前三次通货膨胀的成因比较，当前这次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和原因与前三次既有某些相同之处，也有若干质和量的区别，特别表现在诸多深层次矛盾相互交织，拉长了本轮通货膨胀的周期，加大了治理难度。当前这次通货膨胀的成因远远复杂于前三次。如物价上涨构成中，起因于固定资产投资过度膨胀；因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由于调整农副产品价格和放开生产资料价格；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变化；或加大体制转轨力度抑或是货币信贷被动扩张因素等交织在一起。上述种种因素不仅在影响程度上有别于前三次，而且治理难度明显增大。
最近几年，国内经济学界在这次通货膨胀的成因判断上存在较大分歧。我们的基本看法是，从整个物价上涨的发展过程及治理难度看，应区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是总需求膨胀所致；进入1993年年中以后，成本推进又与体制转轨因素交织在一起，成为此后阶段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主因。在1992年初，三年治理整顿刚刚结束，我国经济增长旋即转入高速增长时期。与当年全社会总需求增长态势密切相关的主要因素都呈现出明显的扩张态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当年增长42.6%。居民消费收入在长期超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即使是国民经济处于治理整顿或萎缩时期也是如此，已经埋下了消费需求膨胀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当年广义货币供应量也大幅度增加，达到31.3%，银行信贷被迫松弛，扩张势头明显。由此看出，因总需求膨胀而拉动物价上涨进而导致经济过热的特征在这一时期表现比较直观、明显。这一点还可以从全社会供求差率的数值变化中得到佐证，1991年至1993年，供求差率分别为4.4%、6.6%和11%。
1993年中共中央6号文件之后，以整顿金融秩序为主要内容的紧缩投资、消费需求和1994年进行多项体制改革（如税制、外汇等）以及调整农副产品价格措施相继出台，使得成本推动和体制转轨型通货膨胀上升为当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2、物价持续的时间长，涨幅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过四次明显的通货膨胀。按照物价涨幅和持续的时间来划分，第一次（1979—1980年）所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其中1980年当年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和职工生活费用指数分别上升了6.0%和7.5%。第二次（1984—1986年）持续的时间也不长，物价上涨的峰值在1985年，上述的两项指数分别增长了8.8%和11.9%。涨幅略高于第一次，涨价面有所扩大。第三次（1988—1989年）持续的时间要比前两次长，明显的特征是投资、消费双膨胀，全国零售物价水平连续两年达到18.5%和17.8%的高点，其特点是，物价上涨的幅度大大超过了1980年和1985年，连续两年均保持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从当前这次通货膨胀的涨幅看，明显超过前三次，而且物价上涨面广。生产资料的价格在1992—1993年达到建国以来的顶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编制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测算，以1986年为基期，扣除农副产品和食品材料以外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1992年二季度的生产资料价格涨幅为80%，1993年二季度更高达140%。本次通货膨胀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1994年的通货膨胀峰值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并不吻合。但服务项目的价格上涨顶点却在1994年。这说明引发物价上涨的诸多因素的滞后期不同步，而且若干因素相互交织，互为推进。
3、通货膨胀的治理难度不断加大。治理难度加大是这次物价上涨的又一个明显特征。八十年代初、中期，政府的行政干预效力比较明显，干预的成本也较低。但目前，上述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手中的调控能力，特别表现在中央政府所能掌握的财力，似乎已到了危机的边缘。
在分析当前通货膨胀治理难度增大的同时，特别要看到持续近三年的双位数通货膨胀率走势与政府“软着陆”政策取向之间有密切关系。去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明确了1995年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年内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提出合理调节经济增长速度，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在政策措施和操作上还是力图避免出现1988—1989年治理通货膨胀时采用过的“硬着陆”方式。
4、本次通货膨胀治理中的不可控因素不断增多。如果说本次通货膨胀治理难度增大是当前这次物价波动周期中的一个表现特征的话，那么这一现象的原因则在于不可控因素的不断增多。
（1）投资资金来源主体多元化使政府调控投资需求的功能明显弱化。1993—1994年，国家预算内投资额达456.3亿元和555.8亿元，分别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3.66%和3.48%。这组指标与八十年代初、中期的状况明显不同，如预算内拨款一项，在1978年曾高达41.2%。这种因投资体制改革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所产生的结果是，社会总投资需求的形成机制早已从财政主导型转为信用主导型。所以，当前通货膨胀初期的直接诱因表现为投资需求膨胀，但作为政府调控的资金源头构成却发生了重要变化，宏观调控部门能够施加紧缩影响的仅仅是一部分国有经济的投资行为，而对于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的资金的可控性大为降低。如果再考虑到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和预算软约束因素，宏观调控的难度更大。
（2）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冲破了国家银行信贷规模的束缚，既扩张了总需求，也成为当前通货膨胀的一个强有力助推器。这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宽松，借助于和各国有银行和行政部门千丝万缕的联系，信用扩张能量很大，而政府对其可控性很低。可以说，银行能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能做，国有银行不能做的，它们也能做。特别是在我国长期以来国有银行信贷业务是按负利率操作，近两年又出现大量“存差”的背景下，有相当一部分剩余资金是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操作的。1993年7月份之前，乱集资、乱拆借和乱设金融机构网点的金融秩序紊乱现象，正是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所为。
（3）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下降。当前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基本上与同期的通货膨胀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如1992年，广义货币供应增长31.2%，按照货币供应9—12个月的时滞，1993年的零售物价上涨率达到13.2%。1993—1994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分别达24.0%和34.4%，反映出货币供应增长的扩张特征。但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往往是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猛烈扩张、银行信贷松弛联系在一起。在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下，导致货币供应增长的倒逼机制从八十年代起早已形成，货币供给管理机构的不可控性在当前通货膨胀中表现得格外明显。例如，对基础货币供应的扩张，主要是由于外汇改革，结售汇制使中央银行成为外汇市场的最大买主，仅中央银行占款一项，1994年增加了3072亿元，比1993年骤然增加2743亿元。此外，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必保的，如建设周期越来越长的国家重点建设、必要的农副产品收购资金，效益历来不佳的国有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等。可以说，货币供应机构对货币供应量中基础货币的操作显然是被动适应的。更为重要的是，凡是具有吸收存款职能的银行机构，也具有创造货币供应的效应。在货币政策从紧的背景下，有很大一部分资金往往是从国有银行流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专业银行角度看，既可以为自己的存贷业务找到可靠的资金增殖途径，又无需按规定向中央银行缴纳准备金。以上种种因素表明，我国的货币供应可控性越来越低。
（4）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及深层次矛盾，也使政府的紧缩政策无法到位，不得不定期打开闸门，不断开“点贷”的口子，供应“安定团结”贷款。银行以较高利息吸收的存款，却以倒挂形式投向了低效益的企业，这种贷款创造的货币供应如不能增加相应产出，并有效解决日益增长的不良贷款，实际上便是增加新的通货膨胀压力。据统计，最近几年，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去年上升，初步估计在2000亿元以上，仅此一项就迫使专业银行在收不回旧贷款的同时，还要增加新贷。这部分贷款往往又造成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扩张的压力。
二、当前通货膨胀的走势变化分析
1、本次通货膨胀的峰值期已过，近期物价呈现逐月回落势头。统计数据表明，1994年，在政府各级宏观调控部门继续贯彻1993年整顿金融秩序，压缩总需求的情况下，当年的通货膨胀反而不断加剧，其主要标志是，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攀升，上涨幅度不仅成为本期通货膨胀之巅，而且也为1979年以来历次物价上涨之首。当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1.7%，比上年的物价水平高出8.5个百分点；消费价格上涨了24.1%，比上年的14.7%高出9.4个百分点。
1994年物价上涨的强劲势头构成了我国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高通货膨胀成为危及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主要隐患。1994年11月末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1995年的宏观调控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随着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的逐步到位，这些措施包括：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力发展农业，深化商品流通市场改革，加强市场管理，建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推迟出台1600多亿元的调价项目等，通货膨胀的势头得到了控制，与物价上涨关系密切的多项指标都出现了有利于物价回落的变化趋势。宏观调控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1995年1—9月份，物价涨势逐月回落。可以形成的判断是，本次通货膨胀的峰值期已过。
2、当前物价走势。1995年物价水平正向着预定目标回落，但与1995年初计划预定的目标值仍有一段差距。
1995年1—9月物价涨落变化（与上年同期比） （%）
从表中数字看出，1995年物价涨幅逐月回落，9月份，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比1月份回落了9.8个百分点；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回落了10.9个百分点。两项物价水平的逐步回落与同期相关指标的调整有密切关系。一是全部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增幅明显低于去年同期，体现出货币政策适度从紧的持续性。今年1—9月份增长5309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幅不大。现金投放水平明显好于去年，1—9月份现金投放情况为净投放80亿元。货币供应量也出现回落。M[，0]和M[，1]已达到年初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M[，2]正在向目标区间运行。基本体现了货币政策的适度从紧特征。二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回落，投资拉动物价上升的可能性不大。1—9月份，国有单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89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6%，增幅比上年回落了28.5个百分点。在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还处于粗放外延的格局下，如果能适度校正前两年过快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又不伤及目前的经济增长，应该说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选择。
上述指标变化可大体看出一个趋势，增幅明显回落。按照国家计委宏观调控的目标，要在1992年、1993年和1994年较高的投资增长率42.6%、58.6%和27.8%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慢，加上1995年年中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检查的影响，有可能使全年的投资增长比1994年的水平再下降2—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慢虽对影响近期物价上涨有一段时滞，但却有助于明年物价水平的回落。三是从全社会需求角度看，1—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9.6%，剔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累计实现市场销售收入14418亿元，按照销售收入占GDP60—70%的比重测算，近期消费的持续增长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根据今年上半年市场供需情况调查，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比例大约占87%，其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品种占72.3%，比1994年同期增加了5个百分点。价格出现波动较大的几类商品主要是，第一季度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化工产品价格上升较为明显，进入第二季度开始回落。
3、物价趋势分析。根据国家物价管理研究部门的一项分析报告，由于今年6—7月两个月的物价月环比价格指数出现负值，将把新涨价因素由5月份的5个百分点拉到7月份的3.74个百分点，从而使整个物价水平的变动趋势发生了很大的转折，有可能使年度的通货膨胀率实现政府预定的调控目标。
根据国内贸易部的预测，今年后几个月的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在10%（剔除物价因素）。被调查的596种主要商品的供需情况表明，供小于求的78种，占13.1%，比1994年下降1—3个百分点；基本平衡的431种，占72.3%，比去年上升5个百分点；供大于求的87种，占14.6%，比去年下降3.7个百分点。鉴于此，目前理论界和有关部门提出不同的预测结果。一种意见认为按照目前各月价格月环比变化，实现13—15%目标的难度很大，加上去年翘尾因素，今年的物价上涨率将在18%左右。一种意见认为今年物价逐月回落，如果后几个月继续实行宁紧勿松的政策，仍然坚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不必过分担心滞胀影响，那么全年物价有可能低于13%。我们认为，鉴于本次通货膨胀峰值已过，目前的物价水平正逐月下降。按照前几年的经验数值，第四季度引发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因素较多：一是投资增长在全年四个季度的不同增幅；二是职工工资、奖金收入增加的时间相对集中，加上集团消费因素，因而会在市场上增大对物价的压力。后几个月的宏观调控政策着力点如果是维持国民经济适度持续增长并为明年和“九五”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环境，继续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把近期调节总量矛盾与逐步优化结构失衡结合起来，那么争取使物价逐步回落到全年15%左右的水平，将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
三、实现经济适度持续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合理均衡及政策建议
（一）保持经济适度持续增长与抑制通胀的合理均衡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近期物价水平逐步回落，通货膨胀的势头得到遏制，但是，在我国现有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未出现明显转变的情况下，仍然面临着通货膨胀出现反弹的可能性。从长期来看，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条件下，要对反通货膨胀的长期性、艰巨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于以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要给予充分重视。所以，在保持经济适度持续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关系方面，需要：
1、从实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角度看待宏观经济目标的合理组合。根据对本次通货膨胀与八十年代前三次物价上涨异同点的比较，及对当前物价变化及走势的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又一次面临着保持经济适度持续增长与抑制物价上涨的合理均衡选择。鉴于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物价走势，国内不少机构和经济学者做出谨慎乐观的估计并认为，1995年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8—9%，同时应进一步屈从于社会各界的压力，继续采取宁紧勿松的调控政策，从严抑制物价上涨。我们认为，在前一时期的宏观调控中已经把抑制物价问题置于明显的优先地位，摆到了应有的高度。本次通货膨胀的峰期已过，今年物价走势逐月回落的结果已经说明了抑制物价上涨的政策取向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在物价继续回落，但又不可能达到一位数（“硬着陆”的代价）的情况下，现在更需要从一个广阔的角度看待宏观经济诸项目标的合理均衡，以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地发展。因此适度启动经济和缓解就业压力将成为保持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现实选择。
2、我国经济增长与物价关系的国情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几次通货膨胀始终与同期的几次经济增长周期相伴而生，可以说，第六、第七和第八个五年计划都曾发生过程度不同，持续时间不等的通货膨胀。根据目前物价的现实水平和走势，即使是“九五”计划头一年，继续“胀”半年到12个月的可能性仍然很大。综观世界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加速工业化进程中，出现较高通货膨胀与经济高增长并存的例子俯拾皆是，而前西德和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曾经创下的经济高增长与低物价纪录所赖以支撑的经济体制条件和经济增长方式与我国的国情特点很难相比。我们认为，虽然不能断然得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但是，在我国经济长期处于外延粗放型增长方式的背景下，要想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实现低物价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少。
从长期看，控制通货膨胀的根本途径在于增长方式的转换。但是，从我国来说，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涉及到体制改革，特别是实现转换的基础在于微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而目前仅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面临的困难就足以说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难度之大。所以，在我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目标，肯定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和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速度扩张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诱发通货膨胀的可能，同时，投资膨胀通过货币倒逼机制的传导也会促成货币供给扩张，加剧通货膨胀。因此，一定程度的经济较快增长只能以“不可避免”的物价上涨为代价。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在近期，还是从中长期环境看，通货膨胀都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体制性诱因紧密相关，而且这些体制性原因中还应包括今后必不可少地调整农副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基础原材料价格和服务业价格。这也是今后引发通货膨胀的重要潜在原因。
3、把握好通货膨胀与产业发展和结构变动的替代关系。根据经济增长与抑制物价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方式特点，也可以说，在促进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如果我们把在本世纪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新经济体制和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作为重要的既定目标的话，一是要保证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与“七五”和“八五”大体相近，同时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消除产业结构偏斜对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容忍某些物价上涨的客观因素。
据国内有关专家的研究报告，下列三项因素将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常规力量，一是因粮食等农作物的收入价格弹性很低，在供求关系没有特殊变化的背景下，农产品价格成为通货膨胀的推动因素，农产品唯有依靠提高产品价格来提高自己的机会收益。面临这样挑战的还有轻纺工业。这实际上是潜在的成本推进。二是今后各个产业间的发展速度差异继续扩大，今后几年，一些重要产业将出现急剧扩张，如汽车、通讯、建筑业、三产，特别是商业和社会服务业。这种产业结构偏斜造成的“产品价格寻位”问题也将突出出来，成为今后的成本推动价格因素。三是体制转轨对物价的影响将继续释放。因此，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正视经济较快增长中因成本推进和体制转轨引发较高通货膨胀率的可能性。
4、准确操作好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对症下药，经济发展与改革并举。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从传统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宏观调控的积极功效和干预代价已非昔日，新的市场体系和机制还未充分发育成熟。因此，对搞好计划、财政和金融三位一体的新调控体系提出了严格要求。今年是“八五”计划最后一年，物价水平正在逐步回落和经济增长速度依然保持较高增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宏观部门从去年底实施的各项操作手段。应该说，国民经济正向反通胀代价较低的“软着陆”方向迈进。这样的目标组合也向今后十几个月的宏观调控提出新的要求。（1）充分考虑目前在建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物价的滞后影响（约10—15个月）和货币供应（约9—12个月）的滞后因素，在今年物价水平回落明显低于上年的情况下，可在今年末和明年初适当增加对国家重点项目的投资，特别是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缩短投资期限。（2）加大改革力度与正确掌握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近两年不少改革和调价项目被后延或取消，这是囿于近期物价水平太高的缘故。如果这些调价项目长期搁置后延，价格扭曲关系日趋严重并会积聚更大的涨价解量。国内不少人认识到“改革型通货膨胀”的不可避免性，但从短期看，更重要的问题是选择调价时机；从长期看则是正视我国存在这一类型通货膨胀的长期性并谋求与短期宏观调控着力点的合理配合运用。国内不少学者提出的渐进式改革与长痛不如阵痛两种思路的分歧也在于此。（3）处理好目前某些宏观调控中治标与治本的关系。在目前体制改革难度越来越大的现实条件下，要求宏观调控部门在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重新为自身的调控职能定位。在市场机制失灵状态下，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在必需由宏观调控施加影响的领域强化干预力度，完善调控质量。在目前通货膨胀形势下，对于物价的控制包括行政干预有时不可避免地与市场机制相悖，某些行政干预措施往往是有效的治标手段，可以探讨与其他规范的政府调节政策进行配套改进，相得益彰，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为较低通胀率的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
（二）实现较低物价水平与经济适度持续增长目标的均衡和对策
1、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今年是“八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是，确保今年物价涨幅明显低于1994年，力争把全国零售商品价格涨幅控制在15%左右。鉴于1994年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对今年的物价总水平的滞后影响约10个百分点，结合今年前三季度治理物价的成效，要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很大，宏观调控区间狭窄。目前仍要贯彻适度从紧的各项政策措施，重点放在对自发性涨价的治理整顿上，以实现今年的价格调控计划目标。
预计1996年是本次通货膨胀的终结，仍然高达10%左右的物价水平将成为“九五”计划开端的一个强有力的挑战。据有关方面测算，1996年的物价上涨构成中，有3—4个百分点来自今年的翘尾，自发性涨价大体占4—5个百分点，价格调整有可能推动物价上涨1—3个百分点。来自发展方面和来自体制改革释放的物价上涨势能依然强劲。因此，在明后两年期间，在控制住供需总量平衡，物价水平继续回落的情况下，适当推开近两年被延缓下来的调价项目并尽早进行与价格体制关系密切的改革，以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加速进程，农业与工业化效率背离，基础产业和设施发展滞后，服务业价格逐步放开冲击物价等方面的普遍性矛盾。
就我国的国情而言，不论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经济较快增长过程中通货膨胀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现象。数量速度型模式与经济粗放增长方式一脉相承。价格关系的长期扭曲必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力度的加大而释放涨价势能。渐进式改革或“价格闯关”只是宏观决策的一种选择，区别在于：物价上涨能量是分期渐进式释放还是比价关系迅速到位的问题。如前所述，本次通货膨胀一个重要成因是由农副产品调价引起消费品价格上涨，这点与八十年代前三次的机理相同，但存在程度差异。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消费品物价上涨的助推器则是投资需求膨胀后上游产品价格暴涨又以成本推动下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上述两类产品的价格水平总是随着供给产出条件的影响而呈现动态变化。因此，今后的物价水平仍将受到两类产品价格被动或主动调整的牵制。
2、保持经济适度持续增长目标所需要的条件。根据前面分析到的成本推进因素和“体制转轨型”通货膨胀，在今后几年仍将是引致物价上涨的重要条件。从近期看，保持经济适度持续增长的条件是：（1）防止在投资、信贷规模扩张或紧缩上的“大上大下”。即使在目前投资增长比去年同期低20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也要掌握放松投资、信贷的力度。（2）选择好今后农副产品提价和其他调价项目的出台时机，以降低成本推动物价的负面影响。（3）正视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物价上涨现实，采取稳妥的改革步骤。
从今年的通货膨胀走势看，正趋向“适度快速经济增长与物价逐步回落”的格局。后两年希冀出现经济高增长和低物价组合的许多条件已经消失或转化，代之而来的则是市场转轨力度的加大和进入国企改革的最后攻坚战役。对此，虽不能取“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选择，但却对经济增长提出新的挑战。对我国来讲，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同时又缺乏迅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基础，过分压抑物价改革，很可能牺牲目前阶段下必要的经济增长，贻误发展时机。
所以，在考虑今明两年的抑制通货膨胀政策目标时，应将发展问题摆到重要位置上来，并围绕发展问题设计改革步骤出台的时机。1996年的目标应是增长、物价、就业与对外经济诸项目标的均衡组合。
3、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
第一，继续巩固政府在控制投资规模、国内信贷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效。根据有关数学模型对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增长率的相关性测算，1995年，实现GDP9%的增长，全社会投资规模控制在19500亿元，投资率掌握在36.5%上下，这样才能支撑适度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即使这样，今年新增的投资规模也有可能接近4000亿元。如果投资率提高1个百分点，它所包含的绝对投资额将达1200—1400亿元，这也说明调整投资方向和改善投资结构的潜力很大。在投资结构上，切实向农业、交通、能源和现在骨干企业增加技改投资。今年投资调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真正有效地控制新开工项目，从加强投资监控与投资体制改革入手，缩减投资周期，压缩在建规模。
第二，把握好信贷规模与货币供应量的合理增长。信贷规模应控制在5800亿元。即使这样也才与去年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率相匹配。如果要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长率（12%），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势必要突破20000亿元，这样将给今年推行财政货币适度从紧的政策带来新的问题。货币发生量要依然控制在去年的发行规模上，继续从严控制基础货币投放，根据货币流动性的不同特点，首先要管好基础货币，控制现金投放，逐步消化近年来偏多的货币存量。
第三，注意调整工资性支出和社会集团消费，清理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渠道，在新税制完善过程中，规范个人收入分配，加强税收征管，以调节社会分配。今年，还要严格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服务审计监督，限制公款消费行为，有效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不合理增长。行政机构职工工资制度改革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施。企业的“工效挂钩”收入增长模式要结合不同行业特点重新审定工效挂钩比率，尽快解决一些政策性垄断行业高效率带动收入过高增长的问题，制止这些“领涨”部门高收入的示范效应，缩小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四，抓好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供给。由于目前我国农业已接近和超过300公斤／亩的边际产出水平，再提高单产主要靠增加化肥、农药和农膜等物质投入支撑。因此，确保农产品产出，特别是粮食产量增加，首先要保证适当增加播种面积。近期内，采取措施，保证完成1995年的国家定购粮计划，增加粮食储备库存。鉴于国内对棉花的需求压力和流通领域中的投机因素，抓紧对棉花的收购、加工和调拨很有必要。
第五，加强物价管理与监督检查。加强物价监督管理的重点是，确保那些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的稳定，使其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一要建立基本生活用品提价申报制度，大宗蔬菜要明码标出进销售率。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严格执行提价申报、备案、监测、审批等项制度。对于居民服务项目费用本着相对固定现行价格管理的原则，重点监测的是教育、医疗、电力、铁路和邮电收费价格。针对近年来国营主渠道减少的状况，今年可根据当地的情况，整顿流通秩序，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的暴利欺诈行为。在监督过程中，还须加强价格立法，发挥群众的舆论监督作用。
第六，适时推进价格改革。1994—1995年的许多调价项目后延，从短期看，有助于缓解物价上涨压力，但是，从长期看，会加剧比价扭曲效应。今后进行的结构性价格调整，必须是在物价控制比较见效的条件下，依据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可适时分批推开。首先选择最迫切需要调整的产品价种进行。铁路货运价格的问题较大，应予优先考虑。铁路货运价格调整后，有些相关价格也要相应调整。至于一些农产品收购价格、公用设施价格和邮电通讯等，只能在铁路运价调整后，价格水平无大的波动情况下进行。
（执笔：武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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