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人类个体记忆库与传播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个体论文,人类论文,记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口述历史须通过传播而得。口述历史的信息采集和知识生产，须经过自我传播、人际传播及大众传播等多个环节。从采访过程到成果问世，口述历史的诸多问题都与传播学有关。通过口述历史访谈形成的档案即“人类个体记忆库”的大数据，也可用于传播研究。口述历史与传播学的密切关联，值得专题研究。 本文分为六部分。一、口述历史访谈作为人际传播，采访人要学习哪些传播学知识，培养怎样的人际传播技能？二、访谈录的传播，文字出版中存在口语转换问题，电视传播中存在不全不真问题，网络传播何时能够进入“档案全真传播”？三、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种路径，口述历史中有“巴特利特假说”和“肖斯塔克假说”，值得探索。四、口述历史家还可以与传播学家联合，研究“聪明”之谜亦即传播与个人成长相关奥秘。五、口述历史的传播涉及传播伦理问题，尤其是口述历史工作伦理与隐私权等社会伦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六、口述历史的传播，涉及传播伦理问题，尤其是口述历史工作伦理与隐私权等社会伦理之间的矛盾冲突。 只要是从事过口述历史采访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事远不似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看似简单的一问一答，并不像在网络上点击相关链接那样容易快捷。在实际采访工作中，应邀受访的人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受访人是否愿意说出自己的故事？受访人是否能够完整而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故事？受访人最终说出了多少信息？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如何？具体说，其中有劝服问题、人际传播即传受互动问题、受访人自我传播问题。这些都是问题。这些问题都与传播学有关。采访人固然能从实际采访工作中积累经验，若系统掌握传播学知识，则能事半功倍。 首先，并非所有受邀者都愿意接受采访。面对这种情况，就要求口述历史采访联络人充当劝服者。人们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很多，有些明确表述、有些半吞半吐、有些隐秘不宣。明显可说的原因如：口述历史有什么意义？自己不是什么重要历史人物，有何资格接受采访？半吞半吐的原因如：为什么要对一个陌生采访人讲述自己的人生私密？你们要拿这些口述历史访谈做什么？会不会将个人隐私及对他人的评价到处传播，从而对自己不利？隐秘不宣的原因如：有过重大人生挫折耻与人言，或有重大心灵创伤不愿随便揭开伤疤，以免再受创痛；在我本人的采访中，还曾遇到过一些经历过严酷政治运动的老人，对口述历史采访还有出人意料的顾虑：口述历史让他们想起过去的政治运动，担心再次受诱上当，自己坦诚相告会惹出事端。对于高度敏感的受邀人，采访联络人的某些不恰当言行举止，引起对方不快或反感，也会成为拒绝采访的隐秘原因：你不像个严谨可靠之人，何必与你啰嗦？面对种种情况，采访联络的劝服者并不好当。若仅是不了解或不理解口述历史的意义和价值，那还好说；若是担心个人的隐私被滥用，情况就相对复杂；若是更加隐秘的原因，劝服的困难无疑会更大。关于口述历史的意义和价值，每个采访联络人大约都能够说上一通。涉及个人隐私如何保护，当然也会说会按照相关法律、伦理及具体口述历史使用契约条款等加以保障，问题是，采访联络人会采取“一面型”方法还是“两面型”方法加以劝服？①即，是否要提醒受邀人，口述历史档案及其使用，有时确实存在某些难以预料的风险？就是一个值得斟酌的问题。传播学者总结说服人们的三种理由，即信誉(ethos)、情感(pathos)和逻辑(logos)(Kennedy，1994)，②值得学习和揣摩。劝服者观点明确、思路清晰、逻辑谨严，固然重要；有时“功夫在诗外”，态度诚恳、言辞亲切、话语感人，也同样重要；亚里士多德早就强调过，传者的信誉即个人素质、最初印象、值得信赖，才是“最有效的说服手段”。③ 其次，口述历史访谈，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人际传播形式。这种传播形式，符合信息生产的目标—计划—行动理论④；传播过程具有循环性(circularity)、协商性(negotiability)和开放性(openness)等特征。⑤说它特殊，主要是因为，采访人与受访人之间，要建立“陌生的交心人”关系。⑥即：采访人不可能熟悉每一个受访人，二者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说是陌生的(尤其是开始时)；而口述历史的目标，是要让受访人说出自己人生经历乃至内心隐秘，与采访人之间倾心交流。这与一般性的新闻采访和一般性的人类学研究访谈都不一样。新闻采访只是就某一个突发性新闻事件进行采访，就事论事，并不交心；后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长期朝夕相处，相互非常熟悉，不再陌生。口述历史工作者要与受访人成为“陌生的交心人”，须有攻克难题的路径和应对挑战的方法。⑦“陌生的交心人”看似不大可能，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更容易向陌生人敞开讲述自己的生平经历，在旅途中遇见陌生人，在网络上交接陌生人，能找到许多生动例证。传播学家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⑧当然，口述历史采访人与受访人之间并非真正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因为口述历史访谈是一种正式合作，须订立相应的法律契约和伦理承诺，要写明确保受访人声誉和权益不受损害的具体条款。⑨ 作为特定人际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和实际主导者，口述历史采访人当需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即在特定情境下选择适当和有效传播行为的能力。按照传播学家斯皮伯格和库帕克所说，良好的沟通能力包括三大要素，即知识、技能、动机，亦即认识到什么样的传播行为是恰如其分的(知识)，拥有实现恰当的传播行为的能力(技能)，怀有用有效和恰当方式进行沟通的愿望(动机)。⑩具体如英国口述史家汤普逊所言：正常情况下，要避免使用引导性的问题。尤其在访谈开始的时候，当你暗示出了自己的观点，你便更容易得到被访者以为你会喜欢的答案，可能会产生不大可靠的或被误导了的证据。不过，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如果你知道有人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持有非常强硬的观点，那么访谈开始的时候，你就应该在根本上对他们表示基本的赞同。同样，如果你觉得有些问题可能会在习惯上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定，那么你最好采用比较含蓄的问法。(11) 进而，口述历史采访人须懂得，口述历史访谈是一种人际传播，采访人和受访人都是传受一体，在访谈过程中，采访人既是传者又是受者，需随时进行恰当的身份转换。口述历史采访人不仅要做一个合格的提问人，更要做一个合格的倾听者。实际上，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提问人，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合格的倾听者。这样说的理由是，第一，口述历史采访的目的，是要让受访人讲述自己的生平故事，因此访谈活动的第一主人公并不是采访人，而是受访讲述人。采访人必须学会倾听，使受访人充分感到被尊重并被期待，对方才有足够的热情和耐心去挖掘自己的记忆、讲述自己的生平故事。假如采访人像例行公事的面试官乃至面无表情的审讯官，那就无法期待受访人能够诚恳合作，别指望访谈合作愉快而成功。第二，会说不如会听。在口述历史访谈中，采访人的倾听能力不仅影响访谈氛围，形塑访谈形式，且最终决定访谈的品质。这是因为：1.只有认真倾听，才能逐步熟悉受访人的记忆特点、谈话风格及其交流模式，从而采取相应的恰当而有效的沟通方式。2.只有认真倾听，才能够对受访人做出及时且恰当的回应：认真的姿态、亲切的微笑、会意的眼神、赞许的点头、鼓励的手势，都是访谈互动的有效刺激。3.只有认真倾听，才能够及时发现受访人口述中的虚、伪、误、隐等方面的问题，从而采取有效的辨析或恰当的标注。4.只有认真倾听，才能够在受访人的讲述中及时发现新线索，从而及时地提出恰当问题，发掘前所未知的新信息。就此而言，口述历史采访应采取半开放式，要准备详细的采访提纲，作为采访人和受访人的工作台本；但在具体采访过程中，采访人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态和视野，随时追踪访谈中出现的新线索和新信息。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倾听的知识和能力。心理学家艾德勒说：在人的一生中，用到最多的也是听(占总时间的46%)，可是，全部学校教育中教得最少的也是听。(12)想要成为合格的倾听者，须在传播学中学习相关知识并寻找恰当的训练途径。一个美国医学传播学者提出“CARE倾听法”——不应只用耳朵倾听——C代表集中精力(concentrate)，A代表承认(acknowledgment)，R代表响应(response)，E代表实施情绪控制(emotional control)，值得参考。(13)从传播学角度看，善于倾听的口述历史采访人，当特别注重下列几种能力的培养和训练：1.恰当的认知复杂度；2.以他人为中心的视角；3.感同身受的能力(14)；4.批判思维(15)——这是口述历史工作最重要的能力。美国口述历史家唐纳德·里奇指出：“访谈的制胜秘诀在于访谈者能否持续专注地评估受访者的反应，并且顺应情势，不断改变访谈的步调，以激励出较具启示性的回应。”(16) 再次，在口述历史采访过程中，受访人是否能完整而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故事，又涉及自我传播或人内传播问题。人内传播是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处理的活动。人内传播具有典型的系统性，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它既有接收装置(感官系统)，又有传递装置(神经系统)，既有处理装置(记忆、思维系统)，又有输出装置(语言、动作、表情等)。人内传播正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组成部分所构成，执行个人信息处理功能的有机整体。(17)问题是，每个人的人内传播系统的工作情况都不一样。具体说，其一，受访人人内传播信息资源匮乏或信息紊乱。拥有相同或相似的人生经历者，其记忆资源的丰歉程度有时会天差地远，有人习惯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乃至长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到头来自会出现严重的记忆资源匮乏。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经历甚多，记忆也很丰富，但由于没有将记忆及时“整理归档”的习惯，使自己的记忆仓库如同懒惰而邋遢的大学生宿舍，到头来势必会出现记忆信息紊乱，没有头绪的记忆会相互缠绕，甚至相互掩盖。更严重的情况，是内心生活单调肤浅，生活的主调是欲望冲动与满足，感性发达而理性贫瘠，本我健硕而自我病弱，缺乏历史感，更无公共历史概念框架。这样，所述记忆就漫无头绪，无法鉴定、整理和归档。其二，并非每个个体的人内传播系统都完美无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系统损伤。极端情况如，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会陷入困境，首先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内部交流被摧毁了，由此与别人的交流也就遭到了破坏。(18)面对非极端情况，口述历史工作者也有必要向精神分析专家学习。保尔·汤普逊说：“精神分析是我们时代的魔术。精神分析家的奇异能力，他们倾听和医治的能力，他们释放来自我们已经忘记的过去的压抑、愤怒和羞耻的能力，以他们通过倾听我们而赢得我们的爱，并随后把它作为补充我们自己自信的新鲜力量给予我们的能力，简而言之，通过穿透我们与他人分享的最深层亲密，来改变我们最隐秘、最内在的自我的能力——从本质上说是不可能被完全预测或逻辑理解的。”(19)其三，个体语言能力不同。“记忆要经由语言来表达，因为个人的原始经验往往处于模糊的状态，此一模糊的经验必须透过语言的陈述、命名、认定，才得以落实。然而此一透过语言叙说经验的过程，一方面已经脱离了原始经验的模糊与混沌，另一方面亦开始新的诠释与创造。”(20)这会出现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受访人语言能力偏弱，难以用语言准确讲述自己的经验，这需要采访人具有足够的“译码”能力，以便获取更多信息，并使得对话交流顺畅进行。另一种情况是受访人语言能力超强，在生平讲述过程中，诠释甚至创作的内容远远超出实际的经历。这需要采访人具有足够的“解码”能力，及时发现言语与事实的分离情况，分析并判断其“裂度”，(21)并在随后采访中加以弥合与补救。其四，不同的受访人有不同的自我呈现模式，诸如真实呈现、虚无呈现、夸大呈现、收敛呈现、投好呈现等等，(22)采访人要有这方面的辨析能力，并且有相应的感知方法和应对技巧，不仅让访谈顺利进行，同时追求访谈质量。其五，在每一个受访人心中，都有其“内在把关人”。(23)在口述历史采访中，极少受访人能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通常情况是，他们或多或少都有所保留。这不难理解，“逢人只说三分话”的传统家教，“祸从口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教训，以及自我保护或自我掩饰的本能，是每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构建自己的“内在把关人”的原因。口述历史采访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要找到不同对象的“内在把关人”，熟悉其内在关卡管辖范围及其管辖形式，与之商讨或博弈，设法打通关节，有时候则要设法绕过“内在关卡”，用具有细节针对性的巧妙提问，去探寻到更多更深的信息。 口述历史作品，有多种传播形式。每一种传播形式，都会有其相应的传播问题。可以说，有多少种传播形式，就会有多少种传播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美国口述史家唐纳德·里奇列举了口述历史的多种展现/传播形式：1.书籍(历史、传记、诗歌和出版的抄本)；2.故事讲述卡带、口述历史录音带、有声图书和光碟；3.各式各样的电影；4.有关培训的录影和书籍；5.博物馆和多媒体展览、艺术设施；6.文化保护和遗产规划；7.有声巡展；8.广播节目；9.为孩子和老人提供的教育资料；10.舞台作品(表演、歌剧、戏剧、喜剧)；11.舞蹈设计；12.网站；13.法律辩护状和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他的结论是：“除了想象力和经费以外，没有任何限制。”(24)确实如此。只不过，中国受众对他所列举的那许多展示方式或传播形式恐怕会感到陌生。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中国人缺少想象力，也不是缺少经费；而是口述历史在中国的普及程度不够，人们对口述历史的传播价值认识不足。若让大中学生参与口述历史，情况会迅速改观。 唐纳德·里奇将书籍列为口述历史展现形式的首位，英国口述史家汤普逊也说：“现在，口述史家仿佛觉得他们就是出版人，设想需要什么证据，就去搜寻和捕获它。”(25)可见，在全世界，口述历史访谈最常见的传播形式，是将访谈口述转换成文字媒介发表，包括杂志刊载或单独出书(包括口述历史研究著作和单纯的文字抄本)。虽然我们的工作开展相对滞后，中国口述历史著作的出版也已相当可观。口述历史的出版物，传播之功不小，同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和问题。其中最重要且最突出的，是口述历史传播的媒介转换所带来的问题——口述历史访谈是口语的，而口述历史书籍或抄本是文字的，将口语转换成文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息缺漏、耗损、误传乃至信息扭曲等各种情况。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对印刷品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大意是：印刷品提供的传播渠道是狭隘、线性，甚至支离破碎的。而作为对比，口语主要是人的面对面传播，它伴随着手势和身体接触，调动了所有的感官，而不仅仅是听觉。如果说传播的理念是一种灵魂的交往的话，那么文字只能说是这个理念的可怜巴巴的影子。(26) 早期的口述史家，并不觉得用书面文字传播口述历史存在问题。典型的例子如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计划的一部分，它是一部口述历史著作，却并不以传播李宗仁本人的口语信息为宗旨，而是——唐德刚先生说：“最初我把他老人家十余小时的聊天记录，沙里淘金地‘滤’成几页有条理的笔记，然后再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那时尚没有《民国大事日志》一类可靠的‘工具书’，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段信史……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在口语习惯及语词方面的修改就更不在话下：“例如李氏专喜用‘几希’二字，但是他老人家一辈子也未把这个词用对过，那我就非改不可了。”(27)这样做有大问题：此书到底是李宗仁口述历史、还是唐德刚的史料之书？虽说它是基于唐德刚对李宗仁的访谈，即唐德刚提问、李宗仁口述，但在这部书中并没有访谈对话的痕迹。进一步的问题是，书中正确的史料，既非来自李宗仁本人口述，更不是来自口述历史的现场对话，而是来自唐德刚先生的事后查证和改写，如此，这本书还能叫作《李宗仁回忆录》吗？难道说，这位现代口述历史工作的鼻祖级人物，竟然不懂得怎样做口述历史？这样的提问，未免大不敬。事实可能是这样：唐先生是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史料正确的追求几乎成了他的第二本能；他所重视的是口述历史中的“历史”，而对“口述”却不怎么重视与珍惜。无独有偶，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早期口述历史编纂工作，是按照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拓荒者探索形成的规范，即非常重视口碑史料的信息准确性，而对口述历史采访的现场感即对话形态、口语痕迹则不那么重视和讲究。因此，在近代史所早期编纂出版的口述历史书中，对口述历史的书面化改写几乎是一种工作常态，其中竟然有一部分文言或半文言。例如，有一本口述历史书的开头是这样的：“余族世居湖南省蓝山县，先代避迁于此，当在宋末元初，确切年代已难稽考，蓝山僻处湘粤边境，与广东连县(昔称连州)邻接，然建置甚早，为南平旧邦，在清代，向属桂阳直隶州之辖治。”(28)这样的文言句式，显然不是20世纪60年代受访人口语原貌，而是采访人或整理人，当然也可能是受访者本人改写而成的书面语。早期口述史家注重的是口碑史料的搜集，注意力集中于信息内容，不那么重视话语形式，将通俗随意而零散紊乱的口语改写成相对文雅的字句，是许多口述史家的自然选择。 好在，口述史家对文字转换中存在的问题已有所觉察。汤普逊曾言：(在口述历史抄本整理过程中)谈话中的手势、音调以及对时机的把握都不可避免地被遗漏掉；在某些故意做出的变化中，尽管各种停顿，借助迟疑的表情来转移别人的注意力，以及谈话伊始就出现口误等情况可以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但它们还是被舍弃掉了。更为严重的是，当我们借助标准的语法形式和逻辑化的标点顺序把说出来的话组织成书面行文秩序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歪曲了它们。与文章相比，言说的节奏和音调也有非常明显的差别。同样重要的是，生动的言说总是显得有些迂回曲折，互不搭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句子，就已经把问题说出来了。相反，实实在在的文章则显得有条不紊、言之有物，并多少有些吝字惜句。因此，作者最感兴趣的是，他要想有效地提出问题，就得把说出来的引语统统打散，再重新组织一番，为了使它们前后形成关联，他还得往里加些连接词，这样，话就不是原来的话了。当原有的言说特征变得不可辨认的时候，他就达到了目的。当然，这是极端情况，但对所有作者来说，如果他们不能不断认识到这种危险，就会随时使底稿变成废纸一堆。(29)台湾口述史家进一步指出：从录音带到文字稿的编写过程很容易改变受访者的原意，这在新闻采访之中屡见不鲜。(30)口述历史抄本的制作和编纂中，更易出现改变受访者口述原意的情况。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地方口述历史研究室曾经做过一次实验，让四位有经验的人为同样十分钟的录音制作抄本，结果由于要编辑表明声音和行动的词语变化太多，致使四个抄本从缺乏创造性的逐字抄录到进一步的词汇润色，截然不同。每一个版本的表述都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它们与访谈者和计划主持人要求抄本制作者最终完成的风格差距甚远。(31) 口语的文字转换难题，有下列原因。其一，“有效传播的一个秘密是，把一个人的语言保持在听众能够适应的抽象程度上的能力”。(32)可是在口述历史访谈现场，采访人和受访人的沟通交流是通过言语及非言语的姿态、眼神、动作及语音、语调、语速等多种视听(有时候甚至包括嗅觉、触觉)多渠道进行的；仅仅将访谈中的言语记录并整理成文字抄本，有时会让人莫名其妙、无法卒读。具体说，这是因为在实际对话中，采访人和受访人的言语活动，通常是根据现场交流的实际需要以及自己的言语习惯省略(有时也会加词)，不见得说一个完整且标准的句子；又因为在现场对话中，有具体对话语境，常常会出现“半句跳跃”现象——陈述人经常说半句话，以为对方明白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就不再说完整，紧接着说第二句；有时候第二句话也不说完整，仍然只有半句，从而形成大量的“半句跳跃”现象。(33)在采访现场，由于采访人熟悉受访人的言语习惯，又身临其境，容易理解半句话及其跳跃。若要把这种语句变成文字让人看，就会相当费解。如《季羡林口述史：大国学》，编纂者忠实记录并呈现了季羡林先生的口述，结果是：零碎，重复，紊乱，随意，缺乏系统性，因而让人诟病。其二，人们习惯了书面文章，对日常口语常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受访人看到逐字整理出的访谈文字稿，通常的反应是：这是我说的吗？怎么这么乱？我们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编纂过程中，就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受访人不习惯且不喜欢文字稿的口语化、零碎性、口头禅、随意性、跳跃性——尽管这些话确实是他/她所说——忍不住要在书稿上动笔修改，有时候甚至是大段修改，乃至整篇修订。修改后的书稿，往往是由生动而个性化的口语变成了规范而模式化的书面语。有的受访人希望编纂者帮助他/她改，若改得不如意，就会责怪编纂者“文笔不好”。我就曾多次接到过受访人的投诉电话，说某个编纂者没有把他/她的口述历史文本改“好”。至于“改好”的标准，并非每个人都一样，有的是觉得口语的语句不通，希望改得通顺一点；有的觉得口语说得太“土”，希望改得文雅一点；更有甚者，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平浅”，希望编纂者能够从中提炼出更高的境界和更加精彩的话语来。对口述历史编纂文本，不光受访人有上述偏好，采访人或文字整理者也追求文笔优美，如在一部口述历史书中，有这样的句子：“胡风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几个人会将他的生命之舟，带向另一个完全陌生而又充满险滩和惊涛骇浪的海洋。”(34)其三，对口述历史的本性及其功能潜质缺乏透彻的认识，且有各自不同的“所知障”。例如早期的口述历史工作者，至今也不乏其人认为口述历史仅仅只是“口碑史料”，只要能够提供有用的史料信息就好，重要的是言语的具体意义，至于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述则并不重要。如此，在访谈抄本记录整理过程中改变口述人口语形态的情况就屡见不鲜，似乎没啥不正常。整理并发表口碑史料者不一定懂得，在传播中，意义有两个层面：意义的内容层面，是字面上的消息；而意义的关系层面则反映了交流者之间的关系。(35)口述历史访谈中，受访人说什么固然重要，而对谁说、如何说同样重要：若不注意对谁说(关系层面/具体语境)和如何说(言语/语态)，对“说什么”的转述，理解上往往就有问题。(36) 再说口述历史的电视传播。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翁神父就宣称，电子时代将是个口语文化的新时代，但这时的口语文化是“次生口语文化”。这时口语文化大为强化和扩展，但它总是存在于书面文化的语境当中——在无所不在的文字大背景下，声音得以传播。(37)乔纳森·米勒以信息学的准技术术语把麦克卢汉的论点重新表述了一番：“传播方式涉及感官的数目越多，利用副本可靠地传输发送者的思想状态的可能性就越大。”(38)也即，口述历史的广播形式要好过书面形式，因为受众能够听到声音及其情感的细微变化；电视形式则优于广播形式，受众不仅可以听到声音，且可以看到陈述者的形象、姿态和表情。就我的记忆所及，中央电视台1993年5月1日开播的《东方时空》栏目中的《生活空间》板块，以“让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为号召，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应算是中国口述历史电视传播的滥觞。近年来，中国口述历史的电视传播更是日趋活跃，蔚为大观。国内电视台，从央视到各省市电视台，纷纷推出自己的口述历史类访谈节目，《口述》《大家》《见证》《记忆》《口述历史》《可凡倾听》等，称得上是口述历史类节目名牌。崔永元团队制作并播出的《电影传奇》和《我的抗战》等口述历史系列片，则可以说是口述历史电视传播的里程碑。同时，有关口述历史电视传播的研究也相继展开。(39)实际上，除了有意识的口述历史访谈节目之外，另外一些节目，如个人情感或家庭纠纷调解节目《谁在说》《第三调解室》(北京电视台)、《金牌调解员》(江西电视台)、《老娘舅》(金色频道)，以及《忏悔录》(央视法制频道)等，看似与口述历史无关，却有口述历史之实：这些节目中的个人讲述、争辩或忏悔，说是特殊形态的个人口述历史也未尝不可。总之，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不仅大大提升了口述历史传播的辐射范围，丰富了口述历史的形态，使口述历史不仅可听，而且可见；同时也丰富了电视节目内容，拓展了电视节目的形式，增加了电视节目的亲和力，可谓相得益彰。 另一方面，口述历史的电视传播，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一，在电视节目中，有真正的口述历史节目，也有“类口述历史”节目，还有“仿口述历史”节目，需要研究者甄别和界定。例如，崔永元团队制作的《我的抗战》，是正宗口述历史(按照口述历史工作规范进行访谈并将访谈影像记录作为档案收藏)；而《谁在说》之类的节目，就只能说是“类口述历史”，因为这类节目的宗旨并非口述历史访谈，且主持人及嘉宾也不会按照口述历史的工作规范去提问。此外，还有一类访谈节目，受访人并非真正的历史亲历者及合格的见证人，其讲述内容都是已有文献的复述，采取口述历史形式，实质上不过是“仿口述历史”。(40)《口述》《大家》《口述历史》等栏目内容，是正宗口述历史还是“类口述历史”或“仿口述历史”？是个需要逐个甄别和讨论的问题。其二，无论是哪个电视栏目，都首先是电视节目。这意味着，节目制作人或把关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节目的可看性及其收视率，所有栏目制片人恐怕都难以将口述历史规范性和学术性等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即便如《我的抗战》这样的正宗口述历史作品，要在电视台播出，也必须按照电视节目的要求进行编纂制作，包括每集的时间、节奏及话题的吸引力等。其他栏目就更是如此，口述历史的品质很难被优先考虑。其三，口述历史的电视传播，由于节目时间限制和形态限制，对受访人口述中的不真实信息如谎言、隐瞒、自欺、错误记忆、错误表述等，缺乏甄别和质证的方法、手段，甚至缺乏甄别质证的意识，因而很难一一作出挑剔和注释。(41)受众会有“怎么知道他/她说的都是真的”之疑问。而负责任的口述历史文字抄本编纂者，必须对一些不真实信息进行专门考据、标记并注释。当然，事情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口述历史节目是对影像档案进行编纂，通过剪辑、旁白、字幕等对不真实信息加以避免或提示。其四，由于电视的节目要求和栏目限制，口述历史的电视传播，可以说所有的访谈都是专题性的焦点访谈，所有的讲述都不过是片断的讲述，不大可能见到完整的个人生平讲述，这是口述历史电视传播的最大局限。 最后略谈口述历史的网络传播。互联网传播有利用便捷、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影响面广、互动性强、多媒介兼容、超越时空局限等优点，毫无疑问将成为人类传播的主要渠道。互联网具有海纳百川的兼容性，即能够将文章书籍(文字)、广播(声音)、电影和电视(音像)等多种媒介的节目复制纳入，这不消多说。美国国会图书馆已经启动了美国记忆计划，其中规模最大、最雄心勃勃的努力是将研究资料数字化。就口述历史的传播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联邦作家生活故事计划”及其对以前黑奴的访谈、(美国华盛顿)大屠杀记忆博物馆和大屠杀幸存者视觉历史基金会的口述历史资料等等。(42)中国口述历史的网络传播也已开启，崔永元团队口述历史系列《我的抗战》就是从搜狐网首发。(43)口述历史的网络传播，仅仅是开始，它的传播潜力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首先，互联网具有口述历史档案“全真性传播”潜力。所谓“全真性传播”，是指对口述历史访谈的录音和录像不进行任何剪辑加工，将访谈原始音像素材直接进行整理、编目、建档并呈现，此即保真；与此同时，还可以将相关的档案资料如采访人与受访人的联络书信、电子邮件、访问提纲、根据采访录音逐字整理出的原始抄本、采访人的《手记》、口述历史编纂文本及编者的说明与注释、访谈现场工作照片、受访人的老照片、受访人签署的《授权书》、档案收藏单位的《收藏证书》等等，一同呈现，此即保全。从口述历史工作的角度说，只有保全而且保真的传播，才能算是完美的传播。目前此类传播鲜见，应该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观念、经费以及有关口述历史的法律、道德和伦理问题。(44) 其次，互联网传播与此前的大众传播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受众选择型的传播。口述历史的文章、书籍、电影、电视传播多是传者为主，相关讨论研究也大多是传者意愿和媒介形式方面，传播研究者很难观察到传受互动的真实过程——虽然读者的书评、电影的票房、电视的收视率、受众调查等所获观点或数据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传播效果，但无法在实际传受互动过程中进行传播效果测试，难免于缺憾乃至空疏。在网络传播中，每个受众都会留下其数字痕迹，有的还会留下自己的即时评点，这肯定更有利于口述历史的传播研究，也有利于一般传播学研究。网络传播的互动性存在于传者与受者之间，也存在于受者与受者之间，因此在口述历史的网络传播过程中，有真正的广泛互动。在广泛互动过程中，传播学家不仅能够即时监测互动过程，且能获得互动过程的即时数据，并由此展开更为精细的专题研究。具体说，是将若干个口述历史档案库，也即所谓“人类个体记忆库”(45)的资料以全真性形式推向网络，进而注意收集受众的访问数据，并对这些数据信息加以分析研究。最后，利用网络传播进行传播学研究，还可以设计“网络口述历史访谈直播实验”：在征得受访人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口述历史访谈现场直播，约请口述历史同行进行即时监测，并对访谈的方法、效果进行即时讨论；同时收集未经约请的网络受众的基本数据(人数、性别、地域、职业等)，以及普通受众对访谈直播效果的即时反馈，由此获得口述历史传播的真实数据。总之，口述历史的网络传播，前程无量。 口述历史工作中会遭遇各式各样的实际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与传播有关。因而，为解决工作中与传播有关的问题，口述历史学者必须研究有关的传播学问题。如果口述历史工作者熟悉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路径，肯定有利于口述历史访谈及成果传播；换言之，通过口述历史工作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以及对疑难问题的思索，或许也能积累有价值的传播学研究资料，甚至能提出传播学的新课题及其解释问题的新路径，有利于传播学理论的探讨。(46) 长期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人，多半要面对下面两个问题：通过怎样的方法途径才能获得最佳采访效果，即能够挖掘出受访人更多且更深的记忆？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最优秀的口述历史采访人？ 对口述历史工作所知不多的人，或许会觉得，口述历史采访无非是向受访人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谁做都是一样；任何一个人去做都会获得相同或至少相似的结果，一个姓王的人决不会对另一个采访人说自己姓李。富有口述历史采访经验并经常思考的人当然不会这么想。想成为合格的口述历史采访人，必须经过培训。每一种培训课程及其教材，都会对采访人提出若干具体的要求，并尽可能指出获得最佳采访效果的具体路径。在我的《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中，就有若干专门章节。(47)此类提示当然有用，但仍非上述两大问题的终极答案。因为，其一，回忆是一个动态过程，专门研究过回忆的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甚至说：“回忆就像是需要技巧的比赛中的一次击球，每一次我们做出了它，它都有着它自身的特征。”(48)也就是说，人的回忆并非如去仓库取出事先存放之物，不同情境下做出的回忆，其信息数量、信息质量、记忆深度甚至话语形式都会有所不同。从传播角度看，回忆需要经过自我传播或人际传播，在不同的传播情境中，被传播的回忆肯定有所不同。这一说法的真确性及普遍性，尚需心理学家和传播学家进一步研究求证。在这里，我们权且将它称为“巴特利特假说”。其二，富有口述访谈经验的人类学家玛乔丽·肖斯塔克，声称其田野民族志名著《尼萨——一个昆人妇女的生活与诉说》“反映了50岁的尼萨与24岁的肖斯塔克之间的限定性对照；任何其他的组合，都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因为“访谈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处于特定生命时段、具有独特人格特质和兴趣取向的一个人，回答由另一个处于特定生命时段、具有独特人格特征和兴趣取向的人所提的一组特殊的问题”。(49)也就是说，不同的采访人和不同的受访人的不同组合，必然会有不同的访谈结果。此说同样有待传播学研究的进一步证实，权且称之为“肖斯塔克假说”。 “巴特利特假说”和“肖斯塔克假说”与口述历史工作密切相关，当是口述史学思考和研究的重点课题。口述历史采访是采撷记录并收藏受访人的个人回忆。有过采访经验且思考过采访工作的人都明白，受访人的“记忆仓库”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打开，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打开，也不是打开后想取得什么就能取得什么。理由很简单，说不说、对谁说、说什么、说多少、怎么说，首先取决于受访人的意愿。如汤普逊所言：“回忆可能被不情愿所阻碍：要么是故意避免讨厌的事实，要么是无意压抑这类事实。”(50)实际上，干扰或影响受访人回忆意愿及回忆质量的因素还有很多，诸如身体心理状况、价值观念乃至当时的情绪状况等。在实际采访过程中，同一个受访人的生平讲述通常要经过几十次采访，有时候，前一次采访与后一次采访的回忆效果也可能存在明显差别，或许是因为身体状况或情绪状况的变化，或许是由于谈话主题、内容和方式的变化，甚至有可能是因为采访前一天晚上见到了什么人或发生了什么事从而刺激或压抑了受访人的回忆及倾诉愿望。进而，受访人的回忆意愿及回忆质量，还与谁是采访人即采访人与受访人的关系模式有关，与传播氛围、互动方式即采访人提出的问题和提问的方式有关。在这一层面上，“巴特利特假说”和“肖斯塔克假说”就有了相关性或一致性，即回忆的质量与人际传播的互动方式有关、与采访人有关，同一个受访人面对不同的采访人，回忆效果很可能不一样。问题是，我们如何测量和评估不同采访人及不同采访的效果？如何测量和评估受访人的回忆效果？ 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关于个人成长和发展与他人的关系类型的描述模型，即“约哈里之窗”(Johari Window)。(51)这个模型或可当作个人对自己生平记忆的描述模型，即每个人关于自己的记忆，也都可以分为公共区、盲区、隐藏区和未知区。口述历史采访是要采撷记录和人的记忆，自也就需要且能够利用这一模型，即口述历史工作是要以公共窗口作为工作基地和起点，(采访人)尽可能多地了解受访人的“盲区”窗口的信息，以便能够打开受访人“隐藏区”的窗口并获得信息，最后共同勘查并发掘“未知区”(被遗忘)的记忆信息。(52)这个理论模型让我们知道，口述历史采访效果的评估标准是在隐藏区和未知区的“作业成绩”，这不是采访人单方面的成绩，而是采访人与受访人合作的成绩。隐藏区和未知区有若干可识别的标记——通常情况下当受访人提醒采访人：“这个你别发表”，或“这个你别告诉别人”，或“这是我第一次对人说”，或在说话之前看看采访人又看看现场摄像师并做明显停顿后再说，多是“已进入隐藏区”的识别标记。若受访人说：“我想起来了”，或“这是我第一次想起来”，或出现特别明显的兴奋、惊讶等表情，多是“已进入未知区”的识别标记。未知区的一部分是扩大了的隐藏区，或者说是深层的隐藏区；出于本能的选择性遗忘，常常是未知区产生的重要原因。口述历史采访人试图将受访人隐藏区和未知区中的记忆信息“一网打尽”，恐怕是过于自负了，口述历史采访不仅要受到隐私权的限制，更会受到个人隐私保护本能的强烈抵抗。不过，不同个人的隐藏区边界、未知区幽深度是不同的；隐藏区的边界及未知区的幽深度还会因不同的互动方式及互动效果而产生变化。好的采访人或许能够做到探索受访人的隐藏区边界及未知区的幽深度，并通过有效的提问互动进行“边界协商”和“幽深探索”，采访到更多记忆信息。 “肖斯塔克假说”提示口述历史工作者：不同的采访人和不同的受访人的组合，会有不同的采访效果。也即，“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谈话，都要选对谈话的对象。千万别以为，你可以跟随便什么人、谈什么话都行……有的时候，能力和兴趣还不是最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脾气秉性，以及彼此间的交情”。(53)一般而言，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深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采访经验的采访人，要好过生活阅历浅、专业底子薄、采访经验少的采访人。但在实际采访中，却又并不尽然：有时候，一些年轻而资浅的采访人，采访效果比年长而“资深”的采访人可能更胜一筹。假如受访人多是80岁以上的老人，就不难发现，有些老人往往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交流起来更加兴趣盎然，年轻的采访人凡有所问，都能获得长者知无不言的详尽解答。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用广义的“隔代亲”来解释，我将这种现象称为“年轻优势”。与之相关的，还有一种“资浅优势”：对与访谈主题相关的历史、社会及生活缺少知识和经验的“资浅”采访人，有时候会取得比资深采访人更好的访谈效果。原因颇为出人意料：正因为采访者年轻且所知甚少，受访老人爱怜洋溢，说起往事会更加耐心体贴，且详尽无遗。而面对一个所知甚多的采访人，受访的老人常会以“这你知道”打发过去，甚至有人会因为采访人“什么都知道”而谈兴索然！除“年轻优势”及“资浅优势”外，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异性优势”，即采访人与受访人性别不同，常有较好的采访效果。上述几种现象，是否算得上口述历史采访规律？若口述历史受访人是中年人、青年人、少年人，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普遍现象？若考虑最大的认知复杂度，即每个受访人的不同个性，又如何组合及评估最佳(采访人与受访人)工作搭档？更实际的问题可能是：一个采访人如何适应不同职业、社会阶层、年龄、性别、个性的受访人？一个采访人如何在既有的条件下做出自己的最佳采访？ 口述历史采访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也应该有人去研究。单纯从增进口述历史采访经验方面说，可以考虑下面几种研究方法：一是自我比较与总结，二是小组比较与讨论，三是做适当的“实验性采访”。第一种研究相对简单：同一采访人与不同的受访人合作，采访效果常常有所不同；甚至同一采访人对同一受访人，在不同时间段的采访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对这些不同，需要采访人随时关切并详细记录，进而做出自己的分析和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并与团队同事分享。第二种研究也不太难，即采访团队分组观看各个采访人的采访录像，对采访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比较评估，从采访人的衣着、姿态、表情、语调，到提出问题的时机、方式及所提问题本身，每个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做法，并对这些看法和做法进行讨论和总结。每个人的采访录像都可以拿出来比较和讨论：今天看这个采访人的，明天看那个采访人的，若能形成定期讨论和比较的制度，肯定能形成不少经验数据，有利于团队的采访工作。第三种方法是“实验性采访”，既让不同采访人分别对同一受访人进行采访，也可以让同一采访人对同一受访人进行重复采访(中间相隔一段时间)，这些采访可以告知受访人我们在做采访实验、也可以不告知受访人，并对两类受访人进行分组比较和研究。当然，更深入的研究需专业的传播学家去做。口述史家要研究这些问题，也最好是有专业传播学者指点或领导。我希望并相信，传播学家能提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方法。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过中国科技大学科技传播系原系主任王希华先生的指点和帮助，特此说明并致谢！ ①所谓“一面型”劝服，即只说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观点、观念)，“两面型”劝服则兼说正反两面信息。霍夫兰等人实验研究表明：从受者的预存立场看，原本赞同传者意见的人，自然很容易接受“一面型”劝服，并能由此而强化固有态度，但对于持反对态度的人来说，“两面型”劝服更有效；从学历看，“一面型”对低学历者较有效，“两面型”对高学历者更有效；从效果的稳定性、持久性看，一旦接触相反信息，“一面型”致效的受者很容易“反水”，“两面型”致效者则坚定得多。这表明，“两面型”劝服有一种“种痘效果”，即增强受者抵御相反意见的免疫力。进一步说，这不仅是方法、技巧层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获知(知情)权、民主化等权利、制度层面的重大问题。见张国良《传播学原理》(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 ②[美]朱莉娅伍德《生活中的传播》(第四版)，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页。上述三个希腊词来自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另有中文译者将这三个词分别译成：人品、感性和理性，见[美]莫提默·J.艾德勒《如何听如何说》，吕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8页。 ③张国良《传播学原理》(第二版)，第241页。 ④这一理论认为人的信息生产分为三个首尾相连的阶段：第一阶段是“目标”，即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传播所达成的目的；第二阶段是“计划”，即对这一目的的具体表述；第三阶段是“行动”，即相关的实施行为。见薛可、余明阳主编《人际传播学》(新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⑤[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第2版)，祝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⑥采访人与受访人之间的陌生，既是事实，同时也是在提醒口述历史采访人保持陌生人的眼光——“陌生人”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提出的一个概念，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把齐美尔的“陌生人”观念，应用到社会问题的实证研究上，强调社会学者在面对访问对象时，必须保持客观。也就是说，要训练社会科学家养成陌生人看待事物的方式。见[美]E.M.罗吉斯《创新的扩散》，唐锦超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91页。罗吉斯即Everett·M Rogers，中国大陆译为罗杰斯，本文中出现“罗吉斯”和“罗杰斯”两个译名，是为了尊重两岸不同译者，特此说明。 ⑦方法要点之一，若是对同一个行业、同一个社区的多人采访计划，尽量做到仔细挑选最初的受访人，具体条件是：1.已经熟悉的人或较容易熟悉的人。2.在该行业或该社区有一定身份地位或影响力的人。挑选熟悉的人进行采访，是为了工作方便；而挑选有一定身份地位或影响力的人，则是为了进一步的工作，可以让接受过采访的人介绍其他采访人，同时他/她还会自然地向其他人传播口述历史采访人的有关信息，形成最初的口碑。一个采访人或一个采访团队在同一行业或同一社区有了一定的口碑，接下来的工作就会相对顺遂。要点之二，无论采访谁，采访人都必须事先做足功课，对受访人的生平经历、工作业绩、性格特点有所了解，这可以通过档案材料、公开发表的文字材料(自传、传记、回忆录、书信、日记、文章等)，以及有关此人的口碑信息，目的是熟悉受访人，至少对受访人不再陌生。要点之三，是在正式采访之前，就要与受访人建立起互信合作关系。具体说，第一步是预约采访或(假如受邀人不愿应约)劝服，不仅是发出采访邀约，同时也是采访人介绍自己、让受访人熟悉自己的一个重要机会，让受访人对采访人的工作目标、工作方法、工作态度有所了解，尽可能消除陌生感。第二步是预备采访或曰非正式采访——与正式采访不同的是，预备采访不必录像或录音，最好是采取日常对话模式——此时，采访人要展现自己对对方的了解，对话须超出陌生人之间的寒暄，要建立在一定的深度上，使双方变成“熟悉的陌生人”；进而，采访人通过对未知信息的提问，进一步了解受访人，同时评估受访人的性格特点、记忆能力和表述能力，同时还要与受访人建立起更进一步的相互关系，让双方开始相互熟悉。第三步是撰写、送达《访谈提纲》(征求意见稿)，并征求其对此提纲的意见。这不仅是尊重受访人，同时也是与受访人进一步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的重要步骤。提前送达《访谈提纲》的征求意见稿，要让受访人意识到：采访人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采访人对自己生平经历是熟悉的；态度是诚恳的。有了这些印象基础，才能指望受访人积极配合，真正敞开心扉，回忆并讲述自己的生平经历。 ⑧向人讲述自己，传播学术语为自我表露。大量研究表明，萍水相逢或初次邂逅时，人们较容易表露自己。在中间阶段，人们的自我表露显得比较少。可是，过了这一阶段，随着交往时间的增加、人们的自我表露也增加了。传播学家用“U”型图表示这一现象。人们向陌生人表露自己时通常先是积极的，其次是中性的，最后是消极的。而向亲密的人表露时，其顺序却变成了消极、积极和中性的了。见薛可、余明阳主编《人际传播学》(新版)，第126页。口述历史工作者要注意自我表露的“U”型曲线，部分受访人随着时间的延伸和采访的深入，其自我表露冲动很可能出现由积极向中性、再向消极下滑的情况，表现为意兴阑珊、不耐其烦，甚至有明显后悔的迹象，这是其自我表露从积极向中性乃至消极转化的迹象。采访人务必从陌生人向知心人转化，亲切而体贴地伴随受访人渡过这一段时间，以便受访人从消极转向积极。 ⑨口头及书面契约至少要包括下列条款：1.采访人保证遵守口述历史工作伦理，像心理医生或律师那样保守秘密，不向与此无关的人泄露受访人的秘密；2.采访人有义务保证受访人的声誉和利益不受损害；3.全部或部分口述历史访谈资料如何使用、何时及以何种方式使用，必须事先告知受访人并得到其同意和授权；4.受访人的权益要得到保证，若有利益分配问题，须经双方协商。 ⑩[美]斯皮伯格、库帕克《人际传播能力》(1984)，见刘蒙之《美国的人际传播研究及代表性理论》，《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3期，第123—128页。 (11)[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 (12)[美]莫提默·J·艾德勒《如何听如何说》，第87页。 (13)[美]卡罗尔·考乐《借助耳朵复原身体：倾听的医治力量》，载[美]朱莉娅·伍德《生活中的传播》(第四版)《附录A，附有注释的演讲范例》，第506—507页。“CARE倾听法”一词系引者杜撰。 (14)认知复杂度：“指的是人们在认知过程中使用建构系统的数量、它们的抽象程度，以及它们对塑造感知有多大程度的影响。我们的认知系统的复杂度影响着我们对人和人际交往情境的感知的丰富性和错综复杂程度。认知复杂度较高的人往往也能用更加灵活和更得体的方式与不同的人交流，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认识到人与人的差异，从而有针对性地与人沟通。”以人为中心的视角，“反映了认知复杂度，因为它需要抽象思维和多种模式。以人为中心的视角是一种将他人看作独特的、完全不同的个体的能力。我们将他人感知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能力既依赖于对认知差别的综合能力，也依赖于我们对细节的认识。当我们认识到某个人的时候，需要发现他与他所属群体的其他成员的不同之处”。感同身受，指的是“努力识别他人的感知，并且按照他人对人和事的认识调整沟通，是以人为中心的视角的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目标”，即“我们应该让自身的感觉和理解长时间地沉浸到他人的思考和感觉的过程之中。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真正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因此我们才能更有效地进行传播”。见[美]朱莉娅·伍德《生活中的传播》(第四版)，第57—59页。 (15)传播学家对“批判思维”的解释是：“为了成为有能力的传播者，我们必须能够批判地思考。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能够仔细地检验各种观念，从而决定相信什么、在确定的情境下思考什么、做什么。进行批判思考的人小心谨慎地权衡各种想法；仔细地考虑众多证据；探询不同的结论和行动方案；并且将众多原则、观念和多元化的情境结合起来。”见[美]朱莉娅·伍德《生活中的传播》(第四版)，第33页。同页，作者列出了产生高效沟通的批判思维的技巧，有兴趣者不妨去认真揣摩。 (16)[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二版)，王芝芝、姚力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1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18)[美]卡尔·R，罗杰斯《个人形成论：我的心理治疗观》，见叶浩生主编《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名著26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卡尔·R.罗杰斯认为，心理治疗的总体任务就是解决交流失败的问题。就是要借助与治疗师的特殊关系，帮助这个人在其自我内部实现良好的沟通。 (19)同(11)，第184页。 (20)黄克武《语言、记忆与认同：口述记录与历史生产》，载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21)“裂度”是我杜撰的，指言语和事实分裂的情况，一般性的添油加醋，是微小裂度，陈述中加以想象及创造性发挥，是中等裂度；而为自己脸上贴金或编织遮羞布，以至于完全言不由衷，则是最大的裂度。 (22)真实呈现即个体将自己的本来面目客观地、如实地表现出来。虚无呈现，指个体从反面间接地表现自我的方式，其内容与表面形式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夸大呈现，指在特定情况下，个体将有关信息刻意夸张放大，以让他人记忆更加深刻；收敛呈现，与夸大呈现相反；投好呈现，指个体为了获得他人的好感，根据他人的需要与爱好来投其所好地呈现自我。见薛可、余明阳主编《人际传播学》(新版)，第131—132页。 (23)“把关人”的概念经常出现在大众传播过程的研究中，主要(但不仅仅)指媒体组织内的选择发表或摈弃某一潜在新闻之行为，见[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第2版)，第147—148页。据经验可知，在日常生活及传播活动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把关人”。人们常形容那种喜欢信口开河的人是“嘴里缺个把关的”，即可证。 (24)同(16)，第228、229页。作者没有将电视传播列入口述历史展示方式之中，有些让人费解。在理论上，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在1988年就提出“影像史学”(historiophoty)概念，即以视觉影像来记录、叙述历史并表达史家的见解，其中当然应包括口述历史的电视传播。在实践方面，美国口述历史的电视传播应该也不少见，我在国内电视节目中就曾看到过自美国引进的节目，如黄石国家公园口述历史等。 (25)同(11)，第6页。 (26)[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27)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2、825页。 (28)谢文孙等整理《锺伯毅、邓家彦口述自传》(正文)，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9)同(11)，第281—282页。 (30)同(20)，第32页。 (31)同(16)，第60页。 (32)[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 (33)有关口语形态及“半句跳跃”情况的举证和分析，请参见陈墨《口述历史编纂的“口语形态”问题》，《当代电影》2014年第3期，第74—77页。 (34)沈国凡《法官王文正口述：我所亲历的胡风案》，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这段引文不仅是典型的书面语，而且直接描写胡风的心理活动。这样的文学笔法，不大可能出自王法官的口述。更何况，王法官还不在逮捕胡风的现场——即使是在现场，他又如何能读出胡风的内心念想？ (35)[美]朱莉娅·伍德《生活中的传播》(第四版)，第12页。 (36)有鉴于此，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室口述历史项目组工作同仁，为“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书系的编纂工作制订了较为详细的条例。其中相关的条目有：1.每个访谈录都必须有常规项目，写明采访人、受访人、摄像和录音人、采访时间和地点、采访时长、抄本整理人。2.访谈录的正文保留采访人与受访人问答、对话形式，保持口述历史的现场感及其基本特征。3.抄本编选必须以录音逐字整理的原始抄本为依据，除非不改动就会让受访人的表述内容受到严重损害乃至让人不知所云，否则不得随意改动。4.在不影响语义理解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持受访人说话的言语特点。这包括：其一，总体上的口语形式；其二，个人的口语特点；其三，某些具有特色的方言词、词法、语法形式。保持口述历史言语特点，须以读者理解无误为准则。《“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编辑条例(讨论稿)》包括三部分共33条，即《法律与伦理规范》9条，《编辑规范与技术细节》12条，《编纂规划与学术自由》12条。上述内容是第二部分的摘要。条例全文，见陈墨《口述历史杂谈》，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146页。 (37)[美]詹姆斯·格雷克《信息简史》，高博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38)转引自[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第45页。这一观点的依据是，传播学者普遍认为：在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中，大约有65%的“社会含义”是通过非语言符号表达的，诸如：1.身体动作或运动行为，诸如手势、姿势、面部表情和眼睛活动等；2.类语言(又称附属语言)，即音质、语调、音量、音速和其他功能性发声；3.环境空间，即个人和社会对空间的利用，以及人们对这种利用的感知；4.嗅觉，即经由嗅觉渠道传递的信号；5.触觉，即经由触觉渠道传递的信号；6.衣服和化妆品等人工制品的利用及其感知。见张国良《传播学原理》(第二版)，第191页。 (39)中国传媒大学王宇英博士对口述历史的电视传播及其研究有较全面的综述和研究。见王宇英《当代中国口述史：为何与何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57、64—71页。 (40)我看到不少有关民国人物的纪录片和专题片，其中有不少口述内容，受访人有的是传记主人公的后人，有的是学者或传记作者。许多人并非所说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是在“口述”，说的也是“历史”，但所说的是有关文字材料或由其他渠道所得的信息，是“复述”，或“解说”，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而是“仿口述历史”。我们不能把历史老师的讲课、纪录片的旁白当作口述历史。 (41)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可靠性问题，一直是口述历史中的大问题，即使受访人不会故意说谎欺骗，也不能保证他不会有错误记忆、夸大其词、部分隐瞒真相，或将自己的想象混入过去的记忆中。有意思的是，在一些情感与家庭纠纷的“类口述历史”节目中，由于有不同利益方的存在，他们的立场、观点不同，对同一件事的记忆和表述不同，能够相互质证，在场的主持人或调解嘉宾能够引导受众对故事的真假是非做出判断，用心的受众也会进行自己的判断。 (42)同(16)，第255页。 (43)王宇英《当代中国口述史：为何与何为》第71页。 (44)“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的长远目标，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口述历史网站或网页，用于口述历史档案的“全真性传播”。这个网站目前尚未开工建设，原因是我们的资金、人员不足，当然还有中国档案管理体制及档案现状方面的原因。口述历史传播存在法律、伦理方面的问题，将在本文第五小节专门讨论。 (45)“人类个体记忆库”概念，是我在2012年提出的。要点是：口述历史是基于人的个体记忆，具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多种资源价值，而不限于“口碑史料”，有意识地收集并保藏口述历史档案即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是我们所面临的“大数据时代”所必需。见陈墨《口述历史：个人记忆与人类个体记忆库》，载《当代电影》2012年第9期。另外，我在《人类个体记忆库是什么东西？》一文中对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见陈墨《口述历史杂谈》第30—46页。 (46)“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要求采访人在每一个采访完成之后都要写一份《采访手记》，首先记录受访人姓名及生平简介、摄像与录音人员姓名、采访时间和地点、采访时长等。进而记录采访人对受访人的观察和了解，包括身体状况、心理状况、社交个性、记忆能力、表达能力等；以及采访人在采访过程中的所遇、所见、所思及所为，如通过什么渠道联络到受访人？采访过程中有何遭遇？如何解决问题？最后，是采访人对本次采访的总结和分析，包括：此次采访中有怎样的经验教训？采访人对口述历史有哪些新的认识和思考？我们会将每一份《采访手记》都归档保存。显然，《采访手记》中对采访过程、采访经验或教训的自我反省和分析，大部分都与传播问题有关。这些记录可以作为传播学的研究资料，采访人在实际采访互动中的具体困惑，很可能也是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47)与上述问题有关的章节包括：第八章《怎样做好采访人》、第九章《了解你的受访人》、第十章《如何准备口述历史采访》、第十一章《正式采访及其相关问题》，见陈墨《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一书，分别为第165—181、182—194、195—229、230—260页。 (48)[英]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巴特利特《回忆》(Remembering，1932年)，转引自[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第140页。 (49)[美]玛乔丽·肖斯塔克《“什么不会随风而逝”：尼萨创作谈》，载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第224页。 (50)同(11)第140页。 (51)“约哈里之窗”是心理学家约瑟夫·勒夫特(Joseph Luft)和哈里·英哈姆(Harry Ingham)共同创立的，这个名称是两个人名字的组合，即Joe和Harry。“约哈里之窗”包括四种类型的信息：1.公共区(open area)，是我们和他人都知道的信息；2.盲区(blind area)是别人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关于我们的信息；3.隐藏区(hidden area)，由我们知道的但没有透露给大多数人的信息组成；4.未知区(unknown area)，是由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人都不知道的关于我们自身的信息所组成。见[美]朱莉娅·伍德《生活中的传播》(第四版)，第213—214页。在中国心理学界，也有人将“约哈里之窗”译为“乔哈里窗口”，将公共区译解为“公开的我”、盲区译解为“盲目的我”、隐藏区译解为“秘密的我”、未知区译解为“潜在的我”，见陈学军等人编著《管理心理学》的《个性怎样影响我们的沟通——经验开放与沟通效果的实验研究》一章，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52)参见陈墨《心灵考古：口述历史的方法与模式探索》，《当代电影》2010年第7期，第40—47页。 (53)同(12)，第138页。标签：口述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