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文化符号：《时尚》杂志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阶级论文,符号论文,杂志论文,文化论文,时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4-0107-06
中产阶级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是一个暧昧或犹疑不决的角色。随着中国现 代性的发展，随着物质帝国霸权的确立，这个命运和名声曾经不佳的阶级，其身份就像 他们的经济地位一样，一夜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出入于“高尚”住宅小区， 驾驶着“私家车”，衣冠楚楚。这个志得意满的阶级不仅成为普通民众羡慕向往的对象 ，而且成为未被宣告的社会主流群体。他们不仅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拥有者，引导社会消 费和生活时尚潮流，而且还拥有了自己的文化表意符号。《时尚》杂志恰逢其时地成为 这个阶级期待并造就的文化陈情者和代言人。
十几年前，中国大陆文化市场上流行的阅读刊物还仅限于《大众电影》、《电影世界 》、《中外电视》以及《现代服装》、《上海服饰》、《健美》等消闲初级阶段的大众 刊物，阅读的等级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些杂志以形象的方式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消费能力和鉴赏品位。但到90年代初期，在具有“民间性”的图书发行渠道——“ 书摊”上，却赫然摆上了印制极其精美的“十元刊”(十元刊，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称谓 ，专指那些售价在十元上下，以城市白领为主要销售对象的刊物。国际流行的16开本加 进口铜版纸加精美的封面设计，使这刊中新一族在书摊上显出鹤立鸡群的贵族气派)。 这些颇具“贵族气派”的刊物，主要以《时尚》、《世界时装之苑》、《现代画报》、 《精品》、《今日名流》、《世界都市》为代表。现在，这些刊物的售价已在20元左右 ，品种还要加上《瑞丽》、《新娘》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昂贵的刊物起始于极 具民间意味的“书摊”。多年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戴锦华说：
类似杂志在其问世之初，其定价之高昂，超过了大部分书摊光顾者的消费能力，但它 不仅存活下来，而且成功流行。这固然说明中国社会首先表现在消费上的分化或曰分层 已开始发生，但它同时透露了一个有趣的信息：那些并不属于类似杂志的预期读者亦间 或成为类似刊物的购买者，因为甚至其包装形态，已然负载着“未来生活”的构想，而 “先后致富”则是指称这种未来想象的信念式表达[1](P265)。
于是，类似杂志便以超前的、展示与指导者的角色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视野。直到90年 代中期以后，类似刊物的后继者创刊伊始，便安居在它们应有的位置：星级宾馆的大堂 或豪华商城的图书精品屋中。此时，消费的分层伴随着社会分化已开始清晰并稳定。
这些白领杂志也可以称为“中产阶级”杂志。自这些杂志的登场开始，中产阶级的话 语空间得以建立；当这些杂志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中坚并迅速流行的时候，也就是中产 阶级话语实现了扩张的时候。因此，这些杂志作为文化符号，担当了这一阶级文化的陈 情者和代言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创刊于1993年8月8日的《时尚》杂志。这份杂志的 发展履历是：1997年1月起，《时尚》杂志改为月刊，分“伊人”和“先生”两个专刊 出版。1997年9月，时尚杂志社与美国IDG合资成立时尚广告公司，开始寻求国际版权合 作。1998年4月，《时尚·伊人》与美国著名女性杂志《COSMOPOLITAN》进行版权合作 。1999年4月，《时尚家居》创刊；2000年1月，因无独立刊号而停刊。1999年9月，《 时尚·先生》与美国著名男性杂志《Esquire》进行版权合作。这一《时尚》杂志的大 事年表所表达的《时尚》的成功，隐含着显而易见的跨国资本神话和对全球一体化的文 化认同。
在十年的时间里，《时尚》因其捷足先登和明确的中产阶级定位，已经成为中国中产 阶级标志性的杂志。因其是国家旅游局的下属刊物，在创刊时还是把持着审慎的低调。 该刊在“主编寄语”中表达了如下的观念和办刊理念：
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我们越来真切的发现，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观念的 更新，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时尚的感觉。
…………
时尚不是追波逐流的时髦，不是浅层次意义上的标新立异；时尚是一种文化，一种品 位，是富于深刻内涵的社会现象。
时尚不是盲目的消费，当然更不是荒唐的挥霍；时尚是价值的实现，是修养的外化， 是消费领域足以折射人的素质的全方位的关照。
作为旅游消费杂志，《时尚》将反映海内外最新潮流，引导人们在吃、住、行、游、 购、娱这现代旅游“六要素”中的种种文明消费，成为实用指南。
《时尚》杂志是生机勃勃的最新流行通讯，她将为目前快速扩展的白领阶层打开一个 全新的窗口。新的职业，新的挑战，新的体验，愿每一位时代青年跟随时代生活的步伐 ，享受美好的人生。
《时尚》是时代风尚。努力反映生活方式的变化给人们的观念带来的冲击，侧重于体 现消费文化的传播。
在这篇“主编寄语”里，确实表达了一种历史合目的性发展的深切愿望，它不仅从一 个方面表达了对改革开放、对“计划”向市场转变的具体支持，同时也以文化的方式在 实践层面响应了走向市场的雄心壮志。应该说，《时尚》的成功从一个方面践约了它当 年的允诺；另一方面，《时尚》杂志确实实现了它引导消费和时代风尚的初衷。翻阅十 年来的《时尚》杂志，传播消费文化和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是《时尚》一以贯之的追求 。在创刊号上，《白领丽人的生活观》、《时装》、《美容》、《精品长廊》、《时尚 购物》、《美食》等栏目，是它的主打栏目。在90年代初期，这种“超前”的消费引导 ，恰如《时尚》杂志一样构成了中产阶级的身份标志，同时又与方兴未艾的商业主义意 识形态不谋而合。这样，《时尚》不仅在那个时代得风气之先，而且又因其与主流意识 形态的不期而遇而获得了合法性。但是，这正如波德里亚所说：
消费并不是通过把个体们团结到舒适、满足和地位这些核心的周围来平息社会毒症(这 种观点是与需求的幼稚理论相联系的，并且只能回到一种抽象的希望上去即让人们重归 极端贫困状态以迫使他们进行反抗)，恰恰相反，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 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他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他们 进入游戏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只身替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 体化，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2](P89)。
在《时尚·先生》专刊的创刊号上，它的“第一句话”是：“《时尚·先生》是一个 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关注世界潮流、讲究生活品位的现代男人。”“时尚先生”将“ 讲究”的品位严格地锁定在“王府饭店名品专营店”里。那里有专卖英国著名的
G.Hawkes男装及服饰，有法国名牌Celine，有意大利Magli名牌皮鞋、手袋，有范思哲 服装店，有路易·威登精品店；当然，还有大卫·杜夫雪茄店，专营瑞士公司生产的雪 茄烟、烟斗、香水和领带等。因此，“时尚先生”的品位，就是在想象性的消费中来确 立自己对地位和名望的追求。鲍德里亚认为，这种对地位和名望的追求是建立在符号基 础上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建立在物品或财富本身之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差异之基础上 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潜消费”或“隐性消费”的悖论，即名誉过度区分的悖论。 这种过度区分，不在通过张扬的方式(即维布伦所说的“惹人注目的方式”)来自我夸耀 ，而是通过审慎、分析和删选的方式；这种过度区分从来只是一种富裕的奢侈、一种走 到了张扬反面的张扬的赘生物，因而只是一种更加微妙的差异。
这些表面的、装饰性的符号，如果说是中产阶级文化为自己确立的“品位”的话，那 么，在当下中国，这类“中产阶级”大概还属于极少数。在《时尚》1996年第3期上， 一位男装设计总监阐释了中产阶级的男装哲学——少而精。他的要求是：西装，至少要 有十套；便装，春夏秋冬至少各有一件夹克衫或取代西装的短外衣，再为假期准备两件 色彩活跃、时髦又舒适的便装；裤子，四季各有四条常规颜色的正装西裤，条绒、帆布 等质地的休闲裤至少两条；衬衣和领带，从不嫌多，至少要有七条领带，其中两条是一 流品牌，还要准备1—2条领结，2—4条丝巾，要有一打衬衣；此外，还要准备符合中产 阶级身份的外套、运动衣、鞋、袜、内衣、手帕、配饰以及皮具。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的全套设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 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 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它(特别是 女性身体，应该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人们 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 /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 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 魂。还有，中产阶级的符号性“体面”不仅仅体现于外部不甚张扬的夸张中，男人以“ 体魄”为中心、女人以“美”为中心的文化信仰，是中产阶级修辞的另一种隐秘形式。 在《时尚》杂志中，健身、美容是长盛不衰津津乐道的话题。健身不只是为了体魄的强 健，同时它更包含着“瘦身”的内容。“瘦身”之所以成为中产阶级时尚，我们在保罗 ·福塞尔的《格调》中所引用的一则广告词中得以知晓：
您的体重就是您的社会等级的宣言。一百年前，肥胖是成功的标志。但那样的日子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肥胖是中下阶级的标志。与中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相比，中下 阶级是前者的四倍[3](P84)。
肥胖在中产阶级看来是对他们实施的不能忍受的美学冒犯。一个中产阶级美学趣味的 代言人曾这样描述了来到美国的移民后代：
一代又一代，这些家庭的成员慢慢吃成了美国人。如今他们全都身材相仿：同样宽大 的臀部，同样的大肚皮，同样的火鸡式松垂下巴和抹香鲸似的躯干，同样见不着脖子。 女人们勉强挤进粉红色弹力裤里，而男人们从格子衬衫和涤纶便裤的每一条缝和每一个 纽扣之间鼓凸出来。庞大的身体叙事在过去是成功的象征，而今在中产阶级的眼里却粗 俗不堪[3](P86)。
中产阶级“身体”的最大隐秘是：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 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 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换句话说，人们管理自己的身体，把它当作 一种遗产来照料，是因为把它当作社会地位能指之一来操纵的。
身体叙事当然不是中产阶级的专利。我们对来自女性心灵深处的自白或独白早已耳熟 能详。但在前卫女性作家那里，身体叙事不仅直接表达着她们的女权主义诉求，同时也 间接地对道德秩序提出了极端化的挑战。那些在话语层面的实践并不意味着她们一定要 在现实生活中去实践。但中产阶级的“身体消费”需要是必须诉诸于实践的。当女性的 整体裸露尚不合时宜的时代，意味着关爱的局部裸露就成为一种身份的表征。“浪莎” 丝袜，露出修长的大腿；“做女人挺好”，挺立起女人昂扬的胸膛；“瘦身专家”，露 出女人婉转的腰肢……对于中产阶级女性来说，美丽变成了宗教式绝对命令。美貌并不 是自然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 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上帝挑选的符号之于身体好比成功之于生意。此外，美丽和 成功在《时尚》杂志里都包容了同样的神秘主义基础：在女性身上，是那开发着并“从 内部”提示着身体所有部分的敏感性——在企业主那里，是对市场的各种潜在性的充分 预感。它们都是上帝选择和救赎的符号：这与新教伦理相距并不遥远。而事实的确如此 ，美丽之所以成为一个如此绝对的命令，只是因为它是资本的一种形式。
在“美丽时尚”的蛊惑下，为了达到“瘦身”目的，中产阶级陈情者还塑造推出了不 同的偶像和榜样。影视明星是最常见的符号。搜狐网站不仅发表了产后林青霞的照片， 而且附有如下文字：
产后的林青霞，身体开始不可避免地发胖，为了战胜“地心的引力”，还自己一个矫 健苗条的身材，林青霞有自己的一套：
每次进食，都只吃自己餐盘中一半的食物，另一半不吃。
每当你想吃巧克力或冰淇淋的时候，就以喝水来代替。
一周量一次体重。
享用中式烹调之食物，既丰盛又无脂肪。
用低脂植物油炒菜，时用喷壶来喷洒色拉油，而不要用倾倒的方式。
想吃肉排或肉球的话，宁愿用烤的而不要用炸的!
随身携带口香糖，饿的时候就吃一块，可以抑制胃口。
早餐吃一根香蕉，只含8卡路里的热量即可填饱肚子。
拒绝白色——白米、白糖、白色面包、乳类制品……则可杜绝许多发胖的机会。
切成条状的红萝卜、青椒、小黄瓜、花椰菜，以及芹菜，皆可作为点心，既可存放冰 箱随时取用，亦可随身携带当作零食。
买一些无法引起食欲的东西放在冰箱里，打开冰箱便觉得乏味，就不会多吃。
晚餐后便坚决不吃任何东西。
更有趣的是，中产阶级话语不仅要“创造”时尚，同时也要附庸风雅地为她们“创造 ”的时尚附加以意义。《时尚》杂志2002年第4期倡导同年夏季流行色时说：众所周知 ，对时装界来说，2002年的春夏开始的并不平静。2001年10月份的春夏时装发布紧跟在 震惊世界的“9·11”之后。经受战争惊吓的人们渴望远离硝烟，于是设计师们不约而 同将白色的和平与花朵的浪漫寄托在即将到来的2002年。
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建立和扩张，强化了急于奔“小康”人们的贫困感和焦虑感。中 国家庭网站曾发表过这样一则短文：
1995年是中国社会迅速商业化的一年，每个人都意识到了金钱的重要性。“非主流” 的这个圈子也面临商业化的冲击，“曾经是我榜样力量的‘非主流’，他们对挣钱是同 样的渴望。崔健有钱了，吴文光有钱了……理想可以继续谈，但要先解决生存”。郑浩 明白了“钱的重要性”后，萌生了往商业领域发展的念头。有机会拍了“太阳神口服液 ”的广告，接着又拍了景岗山的《我的眼里只有你》的MTV，在圈里声誉雀起。郑浩有 一句口头禅——“我最看不得的事是钱从我眼前飞”。不是说他有多贪婪，而是说明了 他观念上的一个大转变，“没有钱并不荣誉，只能说明你的无能”。郑浩用“赶潮”来 形容当下这个“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在他所熟悉的圈儿里边，没有人闲着， 都在打听哪里有钱挣，谁都怕失去机会……香港回归的1997年，郑浩多达每个月拍两三 部片，现在也保持着每个月一部片的数量，劳动强度可想而知，“连续十天十夜、20个 小时不睡觉是常事”。以前还有点小爱好，蹦个迪、泡泡吧，工作一忙，全都“拜拜” 了。没有生活，只有工作，“要衣食富足就得这样拼命”。没有做李嘉诚的野心，郑浩 “只求有一个中产阶层的生活”。
这则短文形象地揭示出了中产阶级生活的另一方面。在另一面中，中产阶级在炫耀优 越感的同时，也遮蔽了他们疲于奔命的另一事实。更糟糕的是，中产阶级在享受制度化 、格式化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也付出了精神独立和被物质欲望支配的代价。另一面， 社会分层已经成为一个既定事实，不仅有权威机构的社会调查和研究成果公开发表，而 且也出现在严肃学者忧心忡忡的描述中：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这些新的阶层正和原有的阶层混居在一起。很可能就在一套公寓 里，父亲正为国营工厂那一点菲薄的工资不敷日用而发愁，刚从外资企业下班归来的小 儿子却春风得意，暗暗憧憬着将来攒钱买一辆轿车；从这人家的窗口望出去，民工们的 简易棚房更是和高墙围住的豪华楼宇遥遥相对。面对这样的奇特景观，我想谁都会强烈 地感觉到，即便同一块弹丸之地里，也早已经并存着多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秩序、 规则、伦理乃至趣味吧。就拿社会的经济分配制度来说吧，倘若单看那些每天骑自行车 上班的人，你会觉得“社会主义”的“二次分配”制度依然在平稳运行。至少，当一位 “下岗”工人向民政机关申请救济，理直气壮地抱怨说：“共产党总要给我一口饭吃嘛 ”的时候，他是相信自己依然有权利享受那“第二次分配”的。但是，一旦把视线转向 另一些方面，比如公共服务价格(交通、能源、医疗、通信、住房……)的持续上涨，比 如初中以上的教育的逐渐“市场化”，更不要说一些国有企业的相继关闭了，你不由得 要认定，那“二次分配”式的经济制度，是正在被另一些完全不同的分配制度所取代。 如果再走进譬如淮海路、衡山路一带的一些会员制俱乐部，目睹其中的浩大气派和奢华 场面，看那些“新富人”如何兼营数“道”(所谓“红”、“黄”、“黑”道)，一掷千 金，你就更会坚信，若干以巧取豪夺为特色的经济新秩序，事实上已经运作得相当有效 ；你也因此能明白，那本该属于“第二次分配”的巨大的财富，是如何经由这些新的秩 序和渠道，转入了“新富人”的口袋的[4]。
事实上，王晓明并不仅仅是描述了中国社会分层的事实，重要的是他对在较短的时间 里发生的社会不同阶层的巨大差距深感震惊，同时也表达了一个学者的某种立场。而这 一切，在《时尚》的话语空间中是从未得到表述的。笔者曾经和一位批评家讨论过中产 阶级的问题，笔者激进的批评态度使他大惑不解。他说，“中产阶级和‘时尚’生活伤 害你什么了?”这个发问似乎很有力量，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比如，生活中谁也不 反对时尚，高楼大厦、花红柳绿、超级市场、美女如云等，不仅美化了生活，同时让我 们身置其间感到生活的文明和快乐，这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但是，对中产阶级的观 念和精神状态，在这个阶级最发达的美国，同样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美国左派运动之父 C.赖特·米尔斯曾分析过美国的新老中产阶级。他认为：老中产阶级就是“小企业家的 世界”，“小企业家是循着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路线来建立其世界的：这是一个按照自 我平衡方式建立起来的非凡的社会，在其中心很少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权威，需要的只 是对传统的广泛扬弃和一小群财产捍卫者”[5](P19)；“美国的工业化，特别是内战以 后的工业化，并未将爬升的机会带给广大的小业主阶层，而是带给了工业界的首领。他 们是美国国民对作为企业家的中产阶级形成的第一个印象，而且从来没有谁能够取而代 之。在传统的想象中，这种首领既是熟练的建设者，又是机敏的金融家，但首先必须是 一个成功者。他是他所创造并进行经营的产业的进取型所有者。在他的蒸蒸日上的企业 里，没有任何与业务有关的问题能逃得出他的审视或漏过他的热心照管。作为一个雇主 ，他可以为选拔出来的最棒的伙计提供如何工作的机会，这些伙计则会将自己的薪水省 出一部分来通过小的私人投机以使之成倍增加，再运用个人的声望借上一些，尔后便可 站在自己的产业上崛起”[5](P21—22)。由于拥有了个人财产，老式中产阶级也就拥有 了个人的工作领域，因此他是独立的。
但是，新中产阶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白领，与老式中产阶级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米 尔斯的分析中，老式中产阶级是指农场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新中产阶级是指经理、 挣工资的专业人员、推销员和办公人员。至1940年，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只剩下了五分 之一。老式中产阶级比例的急剧下降和新中产阶级的迅速上升，使美国成为一个雇员国 家，而雇员已经没有个人财产而言。因此，米尔斯说：
消极地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 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老式中产阶级的本性及其健康状态可以从企业家 财产的状况中得到最好的说明；而新式中产阶级本性和状态，则可以从职业经济学和职 业社会学中得到最佳的解释。中产阶级中较老的、独立的那些部分的人数下降是财产集 中化的伴生结果；新的挣工资的雇员的数量增加则是由于工业结构导致了造就新中产阶 级的各种专门职业的出现[5](P85)。
米尔斯对新老中产阶级的分析，对我们认识这一阶层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我们现在 所说的新出现的中产阶级，与美国新中产阶级既有相似性又有很大的不同。相似的是， 专门化的职业是中产阶级共同的职业特征。在中国，白领阶层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 分，他们是部门经理、是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是大公司的技术专家、是高新技术 产业的领导者或组织者等等。但是，演艺界明星、包工头等通过非正常经济秩序获得高 额收入的阶层，又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90年代以后，社会对贫富差距的议论、对新 富人阶层的议论成为媒体关注的重要的话题之一。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近年来虽然频繁使用，但在中国对其具体的界定仍然是相当模 糊的。在美国，它可以具体地指年收入在2.5～10万美元的家庭，这个阶层占美国总人 口的80%左右，他们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主体，也被认为是美国发达资本主义的象征和 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但在中国，不同人的心目中“中产阶级”的所指是不明的。它可 能是白领阶层，也可能是中上收入阶层。但这个所指不明的概念却明确地透露出中国社 会分层已经存在的事实。对文化研究来说，我们更关心的也许不是这一阶层的具体收入 和占总人口的比例有多少，而是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霸权建立起来之后，“中产阶级” 文化趣味在社会各个角落普遍的弥漫和渗透。这种状况正像米尔斯在20世纪50年代所描 述的美国社会一样：
正是在这个白领社会里，我们才能找到20世纪生活的主要特征。由于他们在数量上日 益表现出来的重要性，白领职业已推翻了19世纪认为社会应由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两部 分人组成的预测。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大众化，他们已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气息及其感受 。在最为公开的形式中，他们传递和体验着许多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心理问题。不 管采用那种方式，任何位于主流中的理论派别都不会把这些问题漏掉。总而言之，他们 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在供他们表演的舞台上，推出的都是20世纪的主要剧目[5](P1— 2)。
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覆盖和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中 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已经有了标准的中国版，这个标准就是《时尚》提供的标准；而“ 中产阶级”的身份向往，可能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未被道出的最大“时尚”。
收稿日期：2004-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