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与养老问题研究
农村互助式养老模式的选择与策略研究
方 浩
摘 要 互助式养老的实质是依靠健康状况较好的老人结伴帮扶体质较差的老人，实现“自我管理、自我保障、互相关怀、互相帮扶”，核心的工作是构建幸福养老院的社会网络。文章首先从历史的视角，总结不同时期我国农村社会养老的机制及基础，试图阐释农村家庭养老能力弱化不仅由于当下的社会变化，更依赖于历史的积淀；其次，对现有养老模式从供给的角度来分析其优劣，并从思想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组织基础论证了互助式养老模式在农村开展的可行性；最后，针对如何在农村开展互助式养老模式，从空间规划设置与社会网络构建两个维度来提供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互助式养老；互相帮扶；社会网络；可行性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联合国预测，1990—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为2.5%，同期中国为 3.3%， 大大超过世界老龄化速度。截至2018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2.49亿人， 占比 17．9%， 其中65岁及以上老人 1.66 亿人，占比11.9%，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与城市养老问题相比，农村养老既面临一般老年群体的共性问题，也有自身的特殊性问题。所谓共性问题是指老年群体基数大、高龄化、身体机能下降、生活自理能力较差，需要专人看护与照料。而特殊性问题是指农村老人的社会养老能力更脆弱，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和养老退休金，主要依赖土地和家庭来养老，但在土地已经完成流转、大量的农二代甚至农三代离土、出村、不返农、不回村的社会背景下，家庭养老功能实际已经弱化，空巢老人的社会现象也越来越严重，面临老无所依的可能性也更大，另外农村自身社会化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相对滞后，社会化养老能力相对不足，这就更加剧了农村社会养老问题的严峻性。
如何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现有的研究一共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家庭养老无论出于社会道德法律的约束，还是对于老人自身的情感慰藉，或是对于当下农村的社会经济现实回应，都应该继续发扬家庭养老功能(1) 张正军、刘玮：《社会转型期的农村养老:家庭方式需要支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60-67页。 (2) 曲绍旭：《农村家庭养老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江苏、辽宁、湖北三省的调查分析》，《兰州学刊》2019年第3期，第197-208页。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可以有效地降低农村老人对“养儿防老”的依赖，随着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及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家庭的养老根基已经发生了动摇，社会养老必将取代家庭养老(3) 张川川、陈斌开：《“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经济研究》2014年第11期，第102-115页。 (4) 杨静慧：《互助式养老:转型中的理性选择》，《兰州学刊》2014年第9期，第137-141页。 ；第三种观点认为当前的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制度养老都有其局限性，只有通过政府、社会、家庭、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参与，才能避免单一主体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的风险，才能有助于解决传统农村养老中面临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短缺问题。(5) 方云：《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探析》，《中国老年学杂志》2012年第4期，第881-883页。 (6) 班涛：《社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转型期农村居家养老模式的路径探讨与完善对策》，《农村经济》2017年第5期，第91-96页。 这些研究共同地揭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逐步弱化，但这些研究并未详细地阐释为什么家庭养老功能会弱化？这种弱化是因为当下的社会变化导致的，还是历史积淀形成的？现有的养老模式是否适合当下农村老人养老？如果没有合适的模式，又如何结合农村自身的特征与条件，来开展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呢？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视角，总结不同时期我国农村社会养老的机制及基础，试图阐释农村家庭养老能力弱化的历史缘由；其次，对现有养老模式从供给的角度来分析其优劣，探寻是否能找到一种合适的农村养老模式；最后，针对如何在农村开展互助式养老提供相关的对策建议，从而有利于解决当前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
二、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变迁
在传统社会时期，农村主要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家庭作为主要的生产和生活的空间，老人依然是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土地是老人养老的物质保障。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以土地为生的农民，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异地是很少发生的现象”。(7)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整个社会结构是相对封闭的，即使像战乱、自然灾害等发生时，人口的流动与现代相比也是非常低的。在农村流传一句俗语“多子多福”，整个家庭结构是以联合大家庭为主，家里老人一般由多个子女共同赡养，每个子女平均分摊的成本相对较低。然而，那个年代生活环境较差、生活条件艰苦、医疗卫生保障极度匮乏，农村老人平均寿命相对较短，农村老人占整个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养老问题并不突出。在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人们推崇孝文化，照养父母是天经地义，“养儿防老”成为大家的共识。如果有人违背这种理念，必然会遭受周边邻里，甚至整个村庄的唾弃与谴责，无法在此地立足下去。
60例肺腺癌ALK患者肺癌TNM分期：5例ⅠA期，5例ⅠB 期，13例ⅡA，26例ⅢA 期，ⅢB期6例，5例Ⅳ期。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表明，60例患者病理标本中肿瘤细胞的细胞质内ALK蛋白强颗粒状着色；HE染色:实体型26例伴黏蛋白分泌为主，20例腺泡样为主，13例乳头状为主，8例微小乳头状为主，3例为胶质样腺癌，30例患者肿瘤组织伴有黏液分泌，19例伴有筛状结构，11例伴有印戒细胞。
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生产资料分别属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有的集体所有制，这种分配方式使得农村老人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论他们年富力强或体弱病衰，都能从当时所在的公社定期地领取到一定数量的粮票，这种“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老人因此不需要担忧养老的问题。(8) 王红、曾富生：《传统农村家庭养老运行的基础与变迁分析》，《学术交流》2012年第10期，第130-133页。 但受制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落后生产力现实，土地依然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村的经济基础依然是小农经济，农村的养老模式依然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因此人口的流动相对较低。虽然与传统社会时期相比，这个时期多了一层国家的制度保障，1950年《中华人民公共和国婚姻法》中第十三条、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第九十三条均对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以及老人的权利给予明确的法律规定。同时针对农村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通过《1956—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立了“吃、穿、住、医、葬”的五保户制度，以及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尝试设立“敬老院”，对五保户对象进行集中供养。但国家的介入只是有限的或短暂的，整个农村老人保障制度依然延续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养儿防老的观念及其文化基础仍然存在，整个家庭结构依然是集体的大家庭。(9) 郭佳丽：《从一元到多元:农村社会养老机制变迁分析》，《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402-406页。 在这个时期，国家的发展重心主要在于重工业及基础设施建设，生活性的生产资料与社会福利是严重的不足，农民的生活环境与医疗卫生保障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农村老人的人均寿命依然相对较短，但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在不断地向传统家庭结构进行挑战，家庭养老的基础逐渐被侵蚀，家庭养老能力被弱化，整个社会的养老问题逐渐凸显。
她用时四年，将秦川从一个个孤单的零件变成一位英俊的男人。其实她完全不必消耗如此之多的时间，她需要的只是性爱——充气娃娃们全都被人类强行设定并植入了对于性爱的强烈渴求和依赖——人类体谅人类，却从不体谅充气娃娃。她完全可以随便购买一个健壮并且体贴的充气娃娃——流水线下来的产品，个个都是那般完美。可是她偏不。她需要亲自设计她的伴侣，因为她曾经被男人设计。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在农业生产方式上率先开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组织方式上实行以“村委会”为载体的村民自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系列的改革都使农村的社会养老机制面临新的形势。与农村相比，城市集聚更多的优势资源，人们收入更高，社会福利更好，大量的农村青年纷纷涌向城市。国家为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地区由原来的多子女家庭结构转变为“少子化”的家庭结构，使得家庭养老的能力更加弱化。不仅如此，由于文革时期的“破除三旧”运动及市场经济的“利益交换”观念影响，传统的孝文化已经逐渐被稀释或淡忘，道德舆论的约束力越来越弱。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改善，生活质量与医疗水平都有巨大的飞跃，老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机制已经很难适应日益增长和变化的农村老人数量、结构及其需求，迫切地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或多元的养老机制，来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基于上述对农村老人社会养老制度变迁的过程探讨，最终形成表1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变迁。
2.4 泥浆和坝体的固结和压密。劈裂灌浆加固坝体的主要作用是利用泥浆在坝体中固结硬化后形成的帷幕进行防渗。因此泥浆在坝体内能否固结硬化，就成为土坝劈裂灌浆中最关键的问题。影响浆液固结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浆液固结速率和效果不但与坝体土质、施工质量、坝体应力状态、浆体土料性质、浆体厚度等因素有关，而且还受坝前水位、施工工艺的影响。
表 1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变迁
注：作者自绘。
三、农村老人养老供给模式分析
任何新生事物的诞生，必定有其历史的根源和基础。想要寻找一条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养老模式，必须了解现在农村有哪些养老模式？这些养老模式开展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它们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主体以及服务方式是什么？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逐一回答之后，才能在现有的养老模式基础上进行改良，从而找到真正适合于农村现实条件下的养老模式。为此，笔者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发现当前学者们探讨最多的农村养老模式分别为以下四种：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市场养老)、集体供养(政府养老)、互助式养老。
在了解上述农村养老模式的特征、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服务主体、开展的基础条件之后，并结合当下农村土地流转，大量青壮劳动力外流，农村形成了典型的“386199”人口结构(38指中年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年人)的社会背景，上述养老模式是否能有效地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非常值得深入地分析与思考。
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家庭结构形成了“四二一”, 即一对夫妻要赡养4个老人,抚养1个或2个小孩，以前养小孩可能是“多添双筷子”的粗放放养模式，但是现在的教育理念是将小孩培养成才，教育的成本大大提升。另外，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老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对于独生子女可能要负担4—6个老人的养老，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时间上和精力上都是难以承受的，面对沉重的养老负担以及抚养孩子的成本上升，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养老”实在是有心无力。同时，对现代农村老人来说，最重要的开支是帮助儿子娶媳妇和盖房子，将自己积累的财富甚至外债都提前无偿地为孩子的幸福买单，唯一剩下来的就是不值钱的破房屋与几亩薄田，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的冲击下，土地的经济保障功能与代际连接功能已经急剧下降，土地对于子女来说缺乏吸引力，使得农村老人没有任何的经济激励机制来鼓励子女赡养老人，家庭养老只能依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法律意义上的义务，但这些都使农村家庭养老的机制变得非常脆弱。
表 2农村养老供给模式对比分析
注：作者自绘。
集体养老方式有两种：一种集体供养模式，主要由政府出钱来进行养老；另一种是新型的养老模式，主要是通过村里的年轻老人与高龄老人之间的互助式服务来进行养老。对于集体供养，可以根据老人是否具备自理能力，又可以将其细分为两种形式：五保户和敬老院。集体供养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补贴和村集体经济情况，受惠的对象有限，只能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特别对于一些偏僻村庄，福利院提供的服务质量及生活环境是相对非常差的。(12) 关博：《完善新型五保供养制度的思考》，《宏观经济管理》2013年第12期，第33-34页。 对于互助式养老模式，最早由河北省邯郸肥乡县前屯村村委会在2008年提出该模式，其出发点主要是为了有效解决当地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号召当地老人从现实情况出发，积极探索新型的养老模式，即“互助式服务的新型养老模式”，该模式主要依赖于村集体提供居住场所，将留守老人统一集中起来照料，年轻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大家相互帮扶、共同养老。如何动员更多社会资源为互助式养老院提供外部支持，如何让缺乏血缘关系的老人互相帮扶，如何保障养老院正常运转，这都与村集体的资源整合及协调能力密切相关。(13) 杨静慧：《欠发达地区农村空巢家庭养老的困境与应对——兼论互助式养老的综合效益》，《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77-181页。 通过上述内容分析，最终得到表2农村养老供给模式对比分析。
四、农村养老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家庭养老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方式，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是指家庭成员必须履行对老人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职责。其优势一方面在于老人可以帮助子女照料家务或照顾小孩，子女为老人提供经济支持、医疗支持与精神慰藉；另一方面在于老人能够和各年龄的人(子女、孙子女)接触，有助于保持老人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避免与现代社会脱轨。(10) 陈彩霞：《经济独立才是农村老人晚年幸福的首要条件──应用霍曼斯交换理论对农村老人供养方式的分析和建议》，《人口研究》2000年第2期，第53-58页。 当子女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并且婆媳关系相处非常好时，家庭养老成为子女与老人的共同选择，但现实一些情况，由于婆媳关系处理不好导致家庭内部矛盾扩大，老人被迫退出子女家庭，选择单独居住。
(一)为什么家庭养老在农村难以持久维系呢？
1. 农村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及老人财富提前代际转移
2.2.3脱毒苗苹果脱毒苗是指已脱除目标病毒的苗木。栽植脱毒苗木，植株生长旺盛、分枝多、结果早、产量高、品质优良。脱毒苹果树与常规苹果树相比，脱毒苹果树生长势旺，生长整齐，果实光洁度好，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增加，果品耐贮性强，并能够减少氮肥的施用量。
家庭养老是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枢纽的反哺式代际养老，表现为由子女为家庭中的老人提供物质支持、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是当前农村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但是，越来越多从农村走出去的青年人，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在城市安家立业之后，很难再回到农村长久定居，最多回家看一看以告慰自己的思乡之情。但是，随迁进城的老人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们很难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交往，在城市不如在农村活得自在。在这种代际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之下，依靠子女的家庭养老还能在农村依然持久维系吗？或者是否需要对现有农村家庭养老模式进行转换升级呢？接下来，笔者将重点分析家庭养老功能为何在农村逐步弱化。
机构养老主要为老人的日常生活提供照料服务和医疗护理，最大的特色就是市场化、专业化与社会化，主要服务的对象为半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人，以老年公寓、老年护理院、托老所、日料看护中心等为主要的载体，基本按照市场规律自负盈亏。(11) 穆光宗：《我国机构养老发展的困境与对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科版)》2012年第2期，第31-38页。 对于完全失去自理能力，或患有老年痴呆症等疾病的老年人来说，需要有专人看护和照料，而子女正处于事业打拼的高峰期，在照料老人与发展事业相互冲突时，大多子女会选择将老人送去专业化的养老机构进行养老。
2. 传统的孝文化观念向利益互换观念在转变
3. 农二代离土、出村、不回村的现实
为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充实县级水利建设基金，县政府出台了《静宁县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提出按照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县财政局从收取的政府基金和行政事业收费收入中提取3%，作为水利建设基金。每月月底将计提的水利建设基金划入“水利建设基金专户”。应提取水利建设基金的地方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包括：车辆通行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地管理费及其他项目。确保水利建设基金的20%用于水资源配置工程和农村供水工程建设。
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受城市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等观念影响，农村养老问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运行中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着变异，年轻人传统的孝道价值观扭曲，父母出于生物的本能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孩子，但当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之后，子女却将养老变成一种物质层面的交换关系，融入更多的计算、利益和交换的成分，子女赡养老人不再遵循理所当然的逻辑，而是看是否值得投入，缺乏传统社会温情脉脉的责任伦理。(14) 王海娟：《农民家庭代际关系脱嵌化诱因与效应分析》，《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41-46页。 除此之外，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血缘关系逐渐被淡化，人们更倾向选择的人际关系是爱人、朋友、同学、同事等，而对血缘以及亲缘关系，如父母、兄妹、表亲等关系保持淡化态度，家庭、宗族等血脉关系逐渐在社会关系中被掩盖。(15) 赵强社：《农村养老:困境分析、模式选择与策略构想》，《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10期，第70-82页。 家庭内部的情感、伦理、秩序等传统因素正在逐步减少，利益交换、重利轻义等现代化观念逐步渗透到农村，对农村的代际关系和养老观念都产生巨大的冲击，家庭养老的基础已经开始从“反馈型”向“交换型”转变，农村家庭养老功能进一步被弱化。
20世纪初，城市土地开发进程进一步加快，城乡差距收入逐步扩大，城市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与之前农一代外出打工相比，这时期农二代外出打工为家庭化流动，夫妻二人共同外出或夫妻二人携子女外出，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在城市里已经买房或有稳定的居所，子女也在城市里接受教育，而农村无法给他们提供就业，儿时的玩伴也早已经离村进城务工去了，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农村长期定居，只可能是空闲的时间回家看看家中的老人。既然农二代回不到农村，那为什么不能将老人接到城市居住呢？然而，一些进城的老人由于城乡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生活方式与社会交往的适应性困难，引发了随迁老人浓浓的思乡情绪。一些学者也对随迁老人在城市的生活状态进行调查，这些老人普遍表示“感觉自己在城市一点用都没有，但我们又闲不住，平时他们出去上班，我想在家里帮着收拾收拾家，但我又怕弄乱了他们不好找，所以也不敢去动。想送孙子孙女上学放学，但自己记忆力又不好，对路不熟悉；每天就是吃完饭看看电视，上网也搞不懂，周边也没有熟人，和他们除了早上、晚上能说几句话，一天到晚也见不到他们的人。活的还不如在农村自在，在这里还给他们增添了很多的负担。(16) 谷玉良：《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养老困境》，《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14-122页。 ”
(二)为什么机构养老在农村难以开展呢？
首先，农村老人“安土重迁”的思想非常重，他们对养老院的主观认可和接受程度不高。在他们传统的“家本位”观念下，如果自己被子女送到养老院，在主观认知上会觉得自己被他们“抛弃”，并且还会被其他村民嘲笑“老了没人管”；其次，农村养老机构呈现“哑铃”型供给，即市场上处于高端养老机构和设施简陋的低端养老机构较多，而中档的养老机构占比较低。低端的养老机构设施简陋、空间狭小、居住拥挤、服务内容单一、护理人员普遍为当地妇女，缺乏护理技能，对农村老人的吸引力不大。而高端养老机构则专门服务经济状况好的老年群体，装饰豪华高档、硬件设施完备、服务内容丰富，当然收费昂贵；最后，基础设施配备不足、专业人才不足。部分的民办养老机构只有几张床位，其他健身、娱乐、医疗、无障碍化设施等均缺乏，并存在很大的消防与安全隐患，服务人员也是仅依靠当地妇女，维持基本的日常看护和照料，对老人的其他生活需求或精神需求都难以满足。
(三)为什么互助式型养老在农村可行呢？
农村互助式养老模式通常由村集体或乡镇政府出资建立，利用集体闲置的房屋(如废弃学校、幼儿园、村办公室等)作为养老院的活动场所，养老院的水、电等日常支出费用给予直接免除，它的最大特征“自我保障，互相帮扶”，主要服务对象为农村的空巢老人。(17) 韩振秋：《浅析农村养老新模式——“互助式养老”的特点》，《理论导刊》2013年第11期，第80-82页。 接下来，笔者将从思想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与组织基础论述互助式养老在农村实施的可行性。
首先，拖腔的功能主要是渲染情感，而过腔虽然也有这方面的功能，但其重点在于连接，而不是渲染情感，也因此，纯粹的以抒情和渲染情感为主的过腔，其实并不多见。
从思想基础来看，前文已经详细阐述了“农村家庭结构及老人经济地位的变化，传统的孝文化观念向利益互换观念在转变，农二代离土、出村、不回村的现实”，这些都使“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逐步淡化，代际期待逐步降低，农村老人对社会养老开始抱有较高的期望；从经济基础来看，农村养老服务资源相对分散，存在着资源供给的重复、无效等问题，必须进一步整合各类养老服务资源。(18) 于一凡、徐文娟：《农村地区养老服务设施研究——以浙江省江山市为例》，《城市规划》2018年第5期，第78-86页。 对村庄内部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尤其是有效改造村庄内部闲置宅基地、集体用地等，例如：闲置的学校、幼儿园、村办公室、空闲住宅等打造农村集中养老服务的场所，由村级组织负责管理运营；从社会基础来看，在乡村社会内部，家庭是基本的养老服务供给单位，多数老人会在家中度过晚年，而不会选择离开村庄这个范围，这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都不会改变。在老人不愿离家的情况下，可以鼓励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让他们利用闲暇时间实现互帮互助，解决农村老人家庭日常性的照顾缺失问题；从组织基础来看，在不少的农村，依然保留了按照居住地划分的生产队或村民小组的组织形式，对村民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有较强的组织能力。(19) 高名姿、张雷、陈东平：《差序治理、熟人社会与农地确权矛盾化解——基于江苏省695份调查问卷和典型案例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5年第6期，第60-69页。 互助式养老模式可以继续依靠村民小组的组织形式，将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同村老人集中组织起来养老，他们拥有共同的生活记忆与生活场景，在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很多相似性，共同的话题较多，通过沟通可以加强对彼此认同，产生合作的基础，通过相互帮扶的合作促使大家共享晚年幸福时光。
五、相关对策建议
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明确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互助式养老，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养老院的服务质量”。(20) 《政府工作报告》，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322/c64387-29883572.html，2018年3月22日。 互助式养老被正式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说明这种养老模式已经得到了政府认可。但如何在农村推广与实施互助式养老模式，不仅需要硬件设施达标，更需要软件设施够硬。
必须采取计算机绘图技术与传统的制图内容相融合的教学模式。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CAD如何融入传统制图内容一直是图学教师研讨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优化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使先进的技术与传统的知识良好接轨。我们设计一套工程图学试验系统，以期在图学教学改革上做出有益的探索。通过建立计算机绘图实验室，具备授课与演示系统、工程图纸输入输出环境，使学生认知现代技术条件下工程图纸的产生过程及工程价值。
(一)互助式养老院的空间规划设置
上述部分内容已经详细论述了互助式养老在农村的可行性，接下来主要分析如何打造一个互助式幸福养老院。最为关键的是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为谁服务？谁出钱建设？谁出钱维护？在哪服务？建设的标准？谁来服务？服务什么？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终形成表3农村互助式养老院的空间规划设置。
表 3农村互助式养老院的空间规划设置
注：作者自绘。
(二)互助式养老院的社会网络构建
自2008年以后，幸福养老院被作为民政部的一个“抓手”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开展了试点，根据2014年民政部发布的《中国民政工作报告》，当年政府共支持建设了3.33万个农村幸福院项目，但这些试点工作取得的实质性效果较小，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二点：第一，在政策试点推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着选择性政策执行、数字化考核与乡村敷衍性等政策执行问题(21) 赵志强：《农村互助式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与策略》，《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72-75页。 ；第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试点地区仅仅将“互助式养老”模式作为一种政府行政主导推进的以硬件设施建设为主的养老模式，并没有真正地搞明白农村“互助式养老”的核心是重构农村老人的社会网络关系，激活农村老人“守望相助”的认知。(22) 刘妮娜：《中国农村互助式型社会养老的类型与运行机制探析》，《人口研究》2019年第2期，第100-112页。 农村老人养老问题不纯粹是经济贫困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生活意义的问题和情感慰藉的问题。因此，如何构建幸福养老院的社会网络才是互助式养老院的核心工作，以下将从三个方面：社会参与、健康、保障提出一些可操作的建议对策，如表4所示。
表 4农村互助式养老院的社会网络构建
注：作者自绘。
六、结语
互助式养老的实质是依靠健康状况较好的老人结伴帮扶体质较差的老人，实现“自我管理、自我保障、互相关怀、互相帮扶”，核心的工作是构建幸福养老院的社会网络。从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变迁的过程，可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养老的观念在不断发生变化，养老的模式也从单一化逐步转变为多元化。家庭养老作为社会养老模式的基础，互助式养老模式并非是要替代家庭养老，而是在当下农二代离土、出村、不回村的现实下，被迫地选择年轻老人与高龄老人之间进行互助式的抱团养老。然而，该养老模式的成功实现，依然离不开家庭子女、政府、村集体、企业及各类社会爱心人士、慈善组织的支持与资助。
作者简介： 方浩，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会资本视角下特大城市社区治理促进社会融合的机制与模式选择研究”(项目编号：71774163)；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9XNH023)。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 2019) 11-0157-10
责任编辑： 尚卓玛
标签：互助式养老论文; 互相帮扶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可行性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