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清醒意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辟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清醒论文,意识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①。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开创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始终具有清醒意识，也就是“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②。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清醒地回顾过去，清醒地把握现实，清醒地走向未来。
一、清醒地评价历史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历史是现实的前提，现实是历史的展开；要正确地把握现实，必须清醒地认识历史。然而，历史常常复杂得如一团迷雾，让人身在其中不知处。毛泽东去世以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面临着新的抉择，“中国向何处”的问题再一次摆在国人面前，回答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必须要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历史作出清醒的评价，这个历史评价的难点是如何清醒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当时影响人们正确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迷雾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在历史问题上的清醒意识同他的两个方面的品质是分不开的，一是他评价历史的辩证眼光，在他身上我们找不到形而上学的影子，他既强调不能割断历史，又不为历史包袱所累；这突出表现在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在个人崇拜盛行的时候，他提出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上出现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声音的时候，他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二是他的虚怀若谷的个性品质，它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人民的事业、党的事业，他从不计较个人在历史上的荣辱得失。
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同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形式上有类似之处，这个形式上的类似之处就在于“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③。20世纪70年代末，“两个凡是”是许多人的信条，认为“两个凡是”无可争议、理所当然。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必须破除“两个凡是”，他首先从思想方法上批判“两个凡是”的形而上学性，“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④ 所以，邓小平认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其错误实质是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了，其后果必然会损害毛泽东思想本身，“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⑤ 通过对“两个凡是”批判，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恢复；同时，邓小平强调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是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方法前提，邓小平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⑥
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清醒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在今天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这个问题依然存在。邓小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迷信、不教条，所以，他能够清醒地评价毛泽东思想。早在1960年，他就提出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一是反对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也就是反对把一切成绩的取得都说成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二是反对只宣传毛泽东思想，割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统一性。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⑦ 在当时，邓小平能有这样的清醒意识是难能可贵的，这种可贵的清醒意识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初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清醒地评价历史，在评价改革开放的时候就能够正确把握“怀念过去”与“回到过去”的原则区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品质，是广大人民群众评价党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以后，党的一些优良传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有的优良传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所以，人们常常“怀念过去”。改革开放付出了一些沉重的代价，有的人产生了今不如昔的抱怨情绪，有的人甚至认为改革开放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应该“回到过去”那种完全的计划经济时代。邓小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指出，由于一些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许多人怀念过去，既然大家都怀念过去的优良传统，就应该恢复和发扬这些传统；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以后，更不应该丢掉党的优良传统。所以说，“怀念过去”是一种健康有益的朴素的情感，而“回到过去”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情绪。“回到过去”之所以是一种有害的情绪，是因为“回到过去”的主张是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它将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困难和曲折归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离，所以出路在于“回到过去”。这同样是将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割裂开来，制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对立。邓小平指出，必须始终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不能倒退，“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⑧。我们要充分认识毛泽东思想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但是又不能将它教条化，毛泽东思想一旦被教条化，它就容易被错误地理解和运用，就容易将当今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视为修正主义，就容易否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而主张“回到过去”。这种倾向和主张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⑨。
二、清醒地认识现实与实践上的开辟新路
现实问题千头万绪，清醒地认识现实往往比清醒地评论历史要困难得多。邓小平能够清醒地认识现实，最为关键的是抓住了社会主义得以发展和前进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现实需要的满足”问题。由于“空幻的理想”只是将理想加以抽象化，它往往忽视使人获得解放的客观现实条件，马克思认为“空幻的理想”的错误在于它忽视了人们“对现实需要的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它特别强调广大人民群众“对现实需要的满足”，没有这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会有任何凝聚力，就不能给人以现实的方向感。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利益高于天，一切有碍于广大人民群众“对现实需要的满足”的观念和行为都是“干扰”。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建立在清醒地认识现实的基础上，现实情况不清便找不到道路的起点和前进的方式。所谓道路的起点，就是认清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所谓前进的方式，就是认清和确立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邓小平清醒地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就是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相对落后，邓小平认为，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相对落后的。说自己落后是需要勇气的，而勇气来源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缺乏清醒认识的勇气必然导致盲目蛮干。邓小平认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落后的好处就在于，认清落后是改变落后的前提，“如实地指明这种落后状况，会不会使人们失去信心呢？这种人也可能有。这种人是连半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也没有的。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才能够更加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尽快改变这种情况；也才能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⑩。
关于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问题，邓小平的清醒来源于对现实的辩证把握上，他抓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又不忽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应用。邓小平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要得到发展、生产力要得到发展，必须进行改革，邓小平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邓小平还清醒地认识到，发展经济、推进改革开放必须有政治上的保证，这个政治保证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邓小平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管，因为在实践中基本路线也有被误读、割裂、肢解的可能，如果对此认识不清，基本路线就失去了管的作用。在现实中，要认清和警惕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是片面强调发展经济这个中心，认为发展经济可以不择手段，用经济上片面、表面的繁荣掩盖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另一个倾向是因为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而否定改革开放，甚至有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视为修正主义道路。要克服这两个倾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强调克服“左”和右的关键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11)。超越“左”和右，不靠折中主义，也不靠实用主义，而是要靠清醒的头脑。头脑一发昏，非“左”即右；要保持头脑不发昏，就要靠实事求是，就要靠辩证的眼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发展观，说到底，它就是一种清醒的意识，它清醒地意识到，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12)，这些阶段性特征是以一系列矛盾形式表现出来的，不逐步克服这些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很难再走下去。这一系列矛盾的存在足以说明，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偏离这个核心就会犯“左”或右的错误。
三、清醒地把握危险与前进中的方向控制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探索性的事业，这其中充满了各种问题、困惑、矛盾和危险。尽管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尽管我们知道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就有了现存的公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存在着种种危险，这些危险是在前进中产生的，如不能清醒地把握这些危险，发展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就会有失控的危险。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清醒地把握危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重视对两个经验的总结，一个是重视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另一个是重视对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尤其是苏共垮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邓小平在开辟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有三个危险应当重点把握好，第一个危险是如果不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改革有可能变成“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第二个危险是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党内腐败现象有可能日益严重，处理不好就会毁掉党自身和改革开放大业；第三个危险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滑坡的可能，而精神文明搞不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是不成功的。由于邓小平对这三个危险均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始终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观；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一定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了，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3)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始终强调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重要性，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防止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他说：“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14)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不断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如何正确利用资本主义事关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在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的崇拜现象，这种崇拜现象极其普遍，对资本主义崇拜是资本主义化的土壤。正是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危险的存在，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我们继续坚持同对我们友好的西方国家交往，继续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必须在思想政治领域把上述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15)
古人云：“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16) 由此可见，知廉知耻、拒腐治贪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邓小平强调，腐败是党内的危险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7)。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清醒地认识到必须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我们确实要冷静地想一想，有些现象是不像话呀！有的人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的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的时候也是很苦的啊！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18)
与“资本主义化”、党内腐败密切相关的还有一种危险，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滑坡的危险。改革开放以后，精神文明领域确有滑坡的现象，对此，邓小平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精神文明领域的滑坡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政治虚无主义盛行，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相反，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19)。有些作品公开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二是拜金主义盛行，“‘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20) 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充分认识精神文明建设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性，同时在实践上要坚决采取措施防止精神文明建设的滑坡，对此要有清醒的头脑和充分的信心，“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21)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仍然应该保持这份清醒和自信。在现实中，许多人还没有认清精神文明的滑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理想的消解作用，这就容易导致精神文化领域的失范和混乱。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突飞猛进，在这一过程中，“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急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22)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无产阶级革命一样，也要“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伟大实践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此。
注释：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8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3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9页。
⑨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0－91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12) 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14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7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8－369页。
(16) 欧阳修：《新五代史》第2册，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年，第611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7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43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379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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