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组成情况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旧金山论文,联合国论文,代表团论文,中国论文,情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3-0313-07
中国是创立联合国的“巨强”(Big Power)[1]（第541页）之一，但中国参与联合国初创时期活动的情况，却一直是海峡两岸和海外史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例如，联合国成立时期的第一次重要大会——旧金山制宪会议，中国以该会召集国之一的身份，派出了阵容庞大、堪称会议之“最”的代表团与会，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大型国际会议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想独享殊荣，不让其他党派、尤其是不让共产党参与其事。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原拟仅派3名国民党代表，后来不断扩大，最后成为包括国民党（4名）、共产党（1名）、青年党（1名）、民社党（1名）和无党派代表（3名）的10名正式代表，总人数近百人，具有比较广泛代表性的代表团，其间颇费周折，来之不易。
对于这一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以往论著鲜有介绍（注：除10名正式代表外，整个代表团人数、名单等从未全面报道过。如台湾出版的综合各种档案、资料而成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解释说：“我国出席联合国会议之顾问、专门委员与随员等，经报刊陆续作非正式之发表如下”，共报道了正式代表10人、高等顾问1人、秘书长1人、顾问5人、专门委员6人、随员3人，合计仅26人，参见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45年1-4月），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经销，1986年，第898；另据1945年4月16日外交部抄送的一份由国内出发者之名单，仅33人，参见参考文献[12]，第908页；另李铁城在其论文“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对创建联合国的贡献”中一条未注明出处的注释中说：“中国代表团……共90人”，也有误差，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第138页。）。本文拟就出席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的组织过程、影响因素、人数及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的活动等情况作一述评。
一、中国代表团组成的曲折过程
中国是联合国发起国之一。1945年2月12日，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在雅尔塔《联合声明》中宣布：将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第48页），因其主要任务是制定《联合国宪章》，故通常称为制宪会议。三国还建议中、法两国共同参与邀请。中国接受了这一建议，而法国则仅同意与会但拒绝列名为邀请国（注：法国对列为旧金山会议邀请国提出一些条件，被雅尔塔三国拒绝，故法国不同意作为旧金山会议发起国。参见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外交部档案，全宗号18，案卷号2175。）。3月5日，由美国代表美、英、苏、中4个发起国，向符合条件的各国政府（注：当时发邀请的对象只有39国，加上先被邀请的法国，再加上4个邀请国，共44国；旧金山会议前，又补充邀请了黎巴嫩、叙利亚2国，这样至旧金山会议开幕时，与会国共46个。在会议期间，属于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获单独的投票权，阿根廷、丹麦2国新加入，因此至闭幕前，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国家为50个。波兰外长会后在菲律宾和沙特阿拉伯两国之间预留的空白处，补签《联合国宪章》，故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定为51个。参见［苏］克里洛夫著：《联合国史料》（第1卷），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俄文原版1948年出版），第61-62页；参考文献[2]，第59页。）发出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请柬。同日，4个发起国分别在各自的首都发表外交部公告，宣告此事。
中国政府从2月开始即着手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具体准备工作。2月22日上午，蒋介石召见其外交顾问王世杰，商量“中国赴旧金山会议之代表团团员名额”事宜。王世杰建议：“代表名额三名似已足。”[3]（第34页）按照国际惯例，应由时任外交部长（兼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也认为，只要“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小型代表团”就可以了，即他自己和顾维钧、王宠惠两个人[3]（第476页）。3月6日中午，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常会委员开会，“商议旧金山会议事”[3]（第42页）。会后，蒋又召见了顾维钧。在谈及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时，顾建议：中国代表团应包含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显得像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代表团。蒋介石则认为：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实际上再没有什么其他的政党了，代表团不必太大，3、5个人足矣。顾委婉地说：中国代表团当然不必像美国那样拥有8名代表，不过还是应该具有更多一些的代表性，比如，可以选派1名妇女代表。蒋表示：此议可行，另加派1名无党派人士作为代表团顾问，再加原定的3名国民党代表，整个代表团可由5人组成。顾又建议还可以再增加一点有代表性的代表[4]（第475页）。
顾维钧所指当然主要是中共代表。中共自己也在力争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资格。争取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直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二是争取美国的支持并影响国民党决策。
早在2月18日，延安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便讨论了有关此事的对策。毛泽东明确表态：“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需与民主同盟联合提出要求。”[6]（第225页）同日，周恩来从延安致电正拟由华返美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提出：旧金山联合国会议，应按赫尔利在重庆时所说“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而且“国民党的代表应限于代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则由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选派。只有这样才能公正地代表中国人民的公意；……请将此讯转达美国总统。”但2月20日，赫尔利回复周恩来时，却改变态度说：“我确曾与你讨论到行将在旧金山举行的会议”，但该会“是一个国际间会议而不是各个国家内的政党间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并非一个国家，……它是中国的许多政党中的一个”。赫尔利强调：“仅只中国国民政府曾被邀请参加该项会议”，并且“我无权对此事作一决定。”[6]（第600页）这就拒绝了中共的要求。2月24日，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留在重庆的王若飞找到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代表中共提出：国民政府能否考虑由中共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王世杰回答：此事“予实不便转达政府；因为中共既已拒绝政府所提参加一种‘战时内阁’之提议，则予不知如何能使中共参加对外会议；假使中共接受了战时内阁办法，则一切意见可在行政院提出，由行政院随时法定通知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之代表”[3]（第36-37页）。显然，王世杰企图用中共答应参加所谓的“战时内阁”和出席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作为中共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交换条件。
中共不打算接受王的“交换条件”，但仍未放弃争取参加会议的努力。2月25日，周恩来代中央起草致王若飞电，电文说：“旧金山会议只能有利于国内民主运动的推动，还不能说蒋介石在此会议前必有若干让步。”并指示王：“现在，各方既均主张代表人选应包括各抗日民主力量。望即以本党之主张，发动运动，以证明国民党不能代表全国人民公意。”[7]（第146-147页）3月6日，王若飞致电延安：重庆传闻“蒋介石可能指派中共方面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7日，毛泽东在王的电报上批示：“似需电若飞，向王世杰提出我方出席人选，免蒋随意委派。”[8]（第583页）同日，周恩来起草致王世杰函，表示：“旧金山会议英国、美国均有各方面代表参加，我国亦应由国、共、民盟三方派代表参加；我党已指定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为代表。”[9]（第227页）如由国民党一手垄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不但不公平、不合理，而且表示了分裂的立场，如不采纳中共意见，中共将对国民党代表团在国际会议的一切言行保留发言权，要求王世杰将中共的意见转告国民政府[10]（第619页）。此函经毛泽东修改后，于3月9日发出[10]（第583、584页）。9日，周又将致王世杰函的内容，函告已回到美国的赫尔利，强烈要求赫将中共的意见转达给罗斯福，此信于3月12日由美国大使馆转交[6]（第151-152页）。3月13日上午，王若飞再次会见王世杰，将周恩来从延安用电报拍发的致王世杰函当面交王之。中共与民盟联合为争取参加旧金山会议而努力。13日，民主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民盟扩大谈话会，大家在会上传阅了周恩来致王世杰和赫尔利函的抄件[11] （第63页）。后赫氏复电，请求中共勿作最后决定，待赫返华后再商谈。23日，王若飞又在沈钧儒家会见了民主党派人士，通报赫尔利对周恩来函的复电内容[9]（第278-279页）。为促成此事，中共也考虑作一点让步，将要求的3个代表名额减少为2个，并通过宋庆龄透露给顾维钧[4]（第480页）。另外，中共提出要求派《新华日报》章汉夫、《解放日报》余光生作为记者参加中国代表团[10]（第620页）。
为了对付中共和民盟的共同要求，蒋介石与他的顾问们被迫考虑增加代表团名额问题。王世杰想到有美国背景的无党派人士胡适。3月14日，王世杰打越洋电话给在美国的胡适，询问他是否愿意担任出席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之一[3]（第47页）。3月15日晚，王世杰等建议再增加邀请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派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获得蒋介石的首肯。王当即向青年党李璜、民社党张君劢试探。张君劢接受了邀请，而李璜则于次日回电话，说要视其本党和其他党的态度才能决定是否接受邀请[3]（第48页）。3月18日，胡适自美国回电，表示接受邀请，但“似不甚热心”；而李璜则仍表示需看其他党态度而定，以致王世杰悲观地叹息：邀请这些所谓“反对党”代表的想法，“大概须作罢”[3]（第50页）。
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党是否能在代表团中接纳中共代表。蒋介石与他的外交方面亲信如王世杰、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王宠惠等人，均反对在代表团中包含中共代表[4]（第478、483-483页）。3月19日，国民党已决定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正式代表增为8人。包括：首席代表宋子文，国民党代表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施肇基，无党派代表胡适、胡霖、吴贻芳，另外加派徐谟为代表团顾问[4]（第482页）。除了有3位无党派人士外，仍是国民党一党的代表团。3月22日，外交部预备的一份供正式发表时使用的代表简介中，正式代表已达10名。新增加的两人是民社党代表张君劢（排在第7位）和青年党代表李璜（排在最后一位），依旧没有中共代表（注：二档外交部档案18-2175。邓野在论文“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问题”中说：李璜3月23日向王世杰表态后才入选，似不够确切，参见《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71-172页。）。但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就在22日这一天，重庆收到罗斯福致蒋介石关于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问题的一封专门电报（注：该电落款是3月15日，但迟至22日才由美国驻华大使馆转发。参见参考文献[12]，第907页。）。罗斯福说：中共曾向赫尔利提出“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应以平等基础参加中国代表团”；赫回答中共说旧金山会议是各国政府而非各政党的会议；罗表示他本人同意赫的论点。但又认为：如中国代表团能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党在内，将“不致有何不利情形”，相反会“有显著之利益”，既会使中国在旧金山会议产生良好的印象，又会因此获得民主国家的“实际援助”，从而有利于蒋介石统一中国。罗斯福还举例说，“美国两大政党之代表，在美国政府代表团内均有其地位”，其他国家（如加拿大）也是如此[12]（第906页）。罗斯福电报的口气很委婉，但意思却很明白：中国代表团应当包括中共代表。
3月23日，离渝赴美的顾维钧受宋子文之托，将罗斯福的电报带到昆明，交给正在那里的蒋介石。蒋介石看完电报之后，“显得心烦意乱”。在与顾维钧、王宠惠等人讨论外交问题时，再三地琢磨罗斯福的电报，并与在重庆的宋子文、王世杰等人商讨[4]（第489-494页）。王世杰于同日由渝致电蒋介石建议：请考虑在中共所提3人中，“派一人如秦邦宪之类”与会；青年党左舜生也致信蒋介石请求政府派中共代表参加旧金山代表团；李璜亦表示愿无条件参加中国代表团[3]（第52-53页）。3月26日，返回重庆的蒋介石再次与王世杰商谈“中共参加旧金山会议问题”。经过权衡，最后将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定为10人，其中在野党代表为：中国青年党代表李璜、民主社会党代表张君劢、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将原定8人中的施肇基由正式代表改为高级顾问，原拟任顾问的徐谟改为专家，并调整正式代表排名顺序为：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胡适、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董必武、胡霖[3]（第53页）。蒋介石作出这一重大决定后，立即于同日复电罗斯福说：“中国政府今日已派定代表十人”，其中有非国民党代表6人，即“共产党及其他两反对党各一人，暨无党派者三人”[12]（第907页）。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公布中国“出席旧金山举行之联合国会议代表团名单”，正式代表10人，高等顾问1人，秘书长1人，共计12人（注：其中前11人附简历，参见《中央日报》，1945年3月27-30日。）。
中共接受了这一安排，但对只给中共1个代表名额表示不满，要求允许董必武多带随员出国（注：王世杰日记记载董必武“坚持须多带随员出国”，参考文献[3]，第65页；黄炎培日记记载董必武“要求随带六人”，参考文献[11]，第65页；中共确定的底线是：“董必武带随员二人”，参考文献[8]，第588页。）。而国民党则只允许董必武“自带翻译一人”同行；经王世杰建议，蒋介石同意董可多带一人[3]（第65页）。4月6日，董必武携伍修权、陈家康等拟任随员者多人飞抵重庆[13]（第201、484页），先后出席了民盟、国民参政会、妇女界等各方面的欢送会。4月8日，王若飞在重庆各民主党派欢送郭沫若及（被解散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宴会上，代表中共要求国民政府增派郭沫若为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顾问。此建议未被接受。4月12日，董必武在章汉夫、陈家康的陪同下，离渝经印度飞赴美国[5]（第255页）。
国民党内各集团、各派别也想派代表参加此一盛会[4]（第479页）。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教授林东海（属于国民党CC系），早在2月26日便写信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三处主任陈果夫，谋求代表或顾问职位。曾在国民党中央党校党政高级班第一期外交组学习，时在外交部工作的CC系弟子薛光前（时任外交部专门委员）、缪培基（时任欧洲司帮办）、万异（时任美洲司帮办兼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专员）、吴世英（时任外交部机要室帮办）、孙秉乾（时任亚东司科长）等，3月5日联名致函陈果夫；外交部人事处长郑震宇、行政院参事张平群等，也致函陈果夫，要求作为随员参加旧金山会议。中国驻墨西哥新闻社社长林霖，则分别致电陈果夫和中宣部长王世杰，要求到旧金山去采访。经陈、王等分别向蒋介石活动，大部分达到了目的（注：参见二档军委会档案，全宗号762，案卷号70。）。
二、中国代表团“扬威”旧金山
联合国制宪会议于4月25日下午在旧金山市欧战纪念堂欧战纪念歌剧院开幕[14]（第29页）。与会者共有：各国正式代表282人；各国助理代表、顾问、专家、秘书、职员等约1500人；记者、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约3000人（注：正式代表282人，各种资料说法一致，其他人数则有不同的说法。如：顾问、专家等，克里洛夫说1500余人，蔡维藩说1444人，故本文说约1500人。记者、大会秘书处职员等，克里洛夫说共近3500人；蔡维藩区分为大会工作人员1058人，另《大公报》说记者1800人，则两者相加为近3000人，故本文说约3000人。三类相加共约5000人（大公报则说代表共856人，全部共近4000人，可能是另外的分类法）。以上见前引克里洛夫书，第69页；参考文献[2]，第58-59页；参考文献[15]，第33页。）。其中，中国代表团有正式代表10人，在五大国中与苏联并列第一（注：五大国正式代表，美国7人，英国为4人，苏联为10人，法国为5人。参见克里洛夫书第70页。）；还有高级顾问1人，秘书长1人，顾问、专门委员20余人，秘书、随员10余人，共计52人（注：“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报告”，二档外交部档案，全宗号18，案卷号2988。），仅次于东道主美国，位列第二（注：美国为70人，英国为45人，苏联为14人，法国为49人。见克里洛夫书，第71页。）。到美国后，继续“招兵买马”，增加助理秘书长2人，秘书、随员、咨议等38人，新闻专员2人，共计42人，合计中国代表团总人数达94人之多（注：中国代表团到美国后新增人数和总人数，见二档档案18-2988。），与美国、法国并列，是人数最多的三大代表团之一（注：美国、法国代表团有近百人，其余国家均在百人以下。参见克里洛夫书，第71页。）。另外，还从国内派出新闻记者20人，加上原已在国外的记者，中国记者团之大，也可与美国相媲美。
中国代表团的正式代表、顾问、专门委员共39人，分别参加了旧金山会议的正式机构“指导委员会”（每国1名首席代表）、“执行委员会”（由14国代表组成）、“调整委员会”、“法律专家顾问委员会”和4个大委员会、12个专门委员会以及“大会”等全部机构。更重要的是，中国还参加了比所有正式机构更为重要的非正式机构“四（五）国外长会议”及其附设的“修正案小组委员会”。因各中小国家对大国把持会议不满，故对召集国提出的《联合国宪章（草案）》意见很大，修改意见颇多，争论不休，使会议旷日持久，议而难决。为使会议顺利进行，召集国成立了一个实际主宰会议的非正式机构：美、英、苏、中“四国海外会议”（5月6日后加上法国，成为“五国外长会议”）。几大国外长每天开会，对各种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协商，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再到各大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中，为会议“导向”，几乎是“无往而不胜”。中国自始至终参加了“四（五）国外长会议”（4月25日至5月5日，“四国外长会议”共开会8次；5月7日至6月19日，“五国外长会议”共开会25次），以及由五大国代表各1人组成的“修正案小组委员会”（5月7日成立，5月8日至6月1日，共开会31次），在美、英和苏联冲突时发挥了一定的调解作用，为会议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注：以上中国代表团参与旧金山会议活动的情况，见二档档案18-2988。）。
经过两个月的激烈争论，反复磋商，旧金山会议于6月25日晚通过了《联合国宪章》。6月26日，从中午至晚举行了长达8小时的隆重的签字仪式（注：签字仪式原定26日上午9时开始，后因故推迟3小时。故一般资料多说是从上午开始签字。本文时间依据是1945年7月出版的《旧金山会议实录》（下卷），重庆大公报馆1945年出版，第111、114页，参证顾维钧1945年6月26日下午致蒋介石电（参考文献[12]，影印件，第792页）；参考文献[2]，第59页等。）。出席会议的50个创始会员国共有153名正式代表依次在《联合国宪章》、《国际法院规约》及筹备委员会《临时协定》上分别庄重签名。预定的签署顺序是：首先是“四强”中的3个，按中、苏、英的国名英文字母排列顺序签署，紧接着是法国（“五强”中的非发起国，故排后）签署，然后是其余45个国家的代表按国名英文字母的顺序依次签署，最后是东道主美国的代表签署。这样，中国就荣幸地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中国成为最具权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巨强”之一，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的一项殊荣。与一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任人宰割的情景以及在旧“国际联盟”中扮演的角色，实有天壤之别。这虽与美国的努力扶持、苏联的战后策略考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坚持8年（若从东北算起，则为14年）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战略性的卓越贡献，从而赢得了国际社会和其他大国的承认与尊重。
三、中国代表团成员构成及背景分析
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最初纯国民党人的小型代表团，逐渐扩大规模，到最后包括了中共、青年党、民社党等不同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中共是近1亿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理所当然。1名代表确实偏少，按人口比例，占2个名额比较恰当。民社党和青年党，社会基础比较狭小，各占1个名额相对偏多。但因为他们是民盟中的右翼，故蒋介石为了美化自己容纳“反对党”并拉拢他们，非常“大方”地将民盟的两个名额全部“奉送”给他们（后来他们果然被从民盟中拉出，1946年为蒋介石一党专政的“国民代表大会”装点了门面）。无党派人士，本是中国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但也可以说是国统区大多数未加入任何党派的群众的代表，故占3个名额不算多。占全国人口近半数的妇女，只有1位代表，当然不多。但当时中国妇女参政议政的水平不高，故女代表人数较少的状况情有可原。国民党是中国当时合法政府中惟一的执政党，占有“近水楼台”之便，在代表团中所占席位偏多，是必然之举。
这样的成员结构，亦属不易，它是美国、苏联、中国国民党、共产党这“三国四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是中共的努力和美国的影响。
本来，在抗战初期，苏联是对中国的国、共两党关系和中国抗战影响最大的国家。美、英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无意给中国抗战以实际帮助，苏联是中国抗战惟一的国际朋友和真正援助者。但是，1941年3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同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自顾不暇，大幅度削减对华援助，均引起国民党对苏联的不满。1942年新疆盛世才与苏联“翻脸”，蒋介石在1943-1944年乘势将苏联势力逐出新疆；国民党先是在1941年掀起进攻新四军的第二次反共摩擦高潮，后又在1943年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三次反共摩擦高潮，这一切也引起苏联对国民党的不满。中苏关系遂逐渐冷淡下来。
美自1940年秋日本与德、意结盟之后，开始加大对华援助力度。1940年11月底，美对华贷款1亿美元。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3月对中国提供了条件优惠的5亿美元巨额贷款。中美关系迅速升温，美已逐渐取代苏成为中国抗战最大的“靠山”。但国民党在1943年以后显得抗战不力，引起美国的担忧与不满。因为中国抗战不力，意味着打败日本的速度将减慢，也意味着美国牺牲的增加。因此，美国在继续支持国民党的同时，有时也与国民党闹点别扭。如1944年的“史迪威事件”，就是美、蒋不和的典型反映。同时，美国开始逐渐关注坚持敌后抗日、战绩卓著的中共；1944年夏，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则是美、共友好的突出表现。此时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是：扶蒋、容共，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对国民党，在支持的大前提下，给予一定的批评和刺激，希望它对外抗战能更积极，对内能做一点民主改革。对共产党，在未给任何实际援助的情况下，也表示一点好感，企图能同时控制国、共两党。平心而论，美国“青睐”中共的举动，多半是做给国民党看的，含有打“中共牌”的意味。
苏联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一度处于劣势，但从1943年开始，逐渐转入战略反攻，在1944至1945年，更显示了惊人的战斗力，成为德国法西斯的主要“克星”，使世人包括美国不得不对苏联刮目相看。美国既要依赖苏联打败德国，又想拉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因此，美国不仅对苏联表示了极大的让步和迁就，还敦促中国与苏联“修好”。但美国对苏联的潜力及日后的威胁，也是有所顾忌和预见的。因此，它极力拉拢中国，希望中国与英国一样站在美国一边，形成一个三国同盟来对付社会主义的苏联。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美国才力排众议，扶持中国登上世界“四强”的宝座。
综上所述，美国之所以能主持公道，要求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里包含中共代表，表面看来是为了帮助中国提高国际威望，其深层的原因：一是因为它与国民政府有矛盾，要对蒋介石打一下“中共牌”，施加一点压力，迫蒋更积极地对日作战；二是想讨好苏联，拉拢它认为应受苏联支持的中共；三是希望中国的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减少内耗，为尽快打败日本法西斯多尽一份力，从而减少美军自己的伤亡。而国民党之所以会接受美国的建议，主要因为中国是个弱国，中国的“四强”地位主要是仰仗美国得来的，而美国还是国民党能够坚持抗战和维系国内经济、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虽然蒋介石在与美国发生矛盾时，屡次用中国将对日单独媾和或倒向苏联来威胁美国，其实他并没有能力、因而也不敢冒“失去美国”的风险。另外，国共合作尚未完全破裂，国、共之间正在进行谈判，国内外都有要求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的呼声，这也是蒋介石作出一定妥协的内部原因。
总之，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能够包含中共代表，背景复杂，来之不易。它打破了国民党大权独揽、一党专政的如意盘算，可视为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一个缩影，对中国抗战及战后的和平建国，均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而中国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上的表现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均达到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同样是值得称道的。
收稿日期：200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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