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两件大事：一是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中这两件似乎极为矛盾的大事的发生原因及其相互联系，只有结合时代发展的总背景，放在世界的整体联系中分析，才能为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
一、时代要求决定了苏联模式的兴衰
马克思主义给出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最一般规律，其根本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与各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具体国情结合，而且还在于与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所处的时代背景结合。苏联模式的兴起正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适应了当时时代要求的结果。
所谓苏联模式，一般指本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期，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政治、经济体制和指导进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总和。苏联模式有几个重要特征：第一是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越大越公越好；二是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实行行政命令管理，否认经济手段，排斥市场经济；三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四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
苏联模式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经济体制，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北美资本主义经历了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完成，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增强了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同时也必然地走向了对外扩张。苏维埃政权自诞生之日起，就处于帝国主义包围和敌视的险恶国际环境之中。与环伺在侧的列强相比，苏联脱胎于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经济实力较弱。在这种情况下，为巩固和发展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出于战争和备战的迫切需要，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集体采取措施加紧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高速度实现工业化，以奠定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相应地，经济建设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用国家权威进行积累，用强制性的手段管理经济，指挥生产，并通过政治斗争保证经济任务的实现。为在经济增长速度和产品数量上，特别是在国防上尽快赶上西方国家，还不惜一切代价，利用其资源优势，采取粗放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说，苏联模式是在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时代，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资源大国，为迅速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而选择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
不可否认，这种高度集权的做法确实能够保证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苏联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高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短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选择了这种模式的苏联在军事上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在经济上取得了震惊世界的高速增长，也为后来社会主义在亚欧一些国家由理论变为现实提供了典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苏联模式不可避免也存在着为解决时势迫切需求而采取的短视做法。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相比，促成其工业化、现代化的不是在其自身内部自然发育成熟的现代化要素。这种高度的国有化并非由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决定，而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利用国家权威进行积累的结果；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与以自然资源的极大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式经营密不可分；高度集权的体制，过分强调中央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忽略市场的作用，打击了地方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片面发展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必需品长期供不应求。
苏联以后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把苏联模式当作唯一的社会主义形式进行模仿。由于这些国家建国初期的国情与苏联当时的国情有不少相似之处，如经济基础薄弱，自然资源丰富，国际国内军事压力较大等，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抵御帝国主义侵略，镇压国内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抗，对于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集中必要的力量搞好社会主义建设，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同战争和备战环境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和体制逐步过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值以微电子技术的应用为中心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世界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时期，以资源优势为背景，以粗放经营为特征的苏联模式没有能力对这次新技术革命作出反应，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危机，苏联模式越来越落后于时代而终于没落。
二、时代主题的转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前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代的主题逐步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但由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还长期存在，而且中国周边地区局部战争连绵不断，加之国内又陷于“文化大革命”长时间“左”的错误之中，因而我们对时代主题的转换还无法充分认识和作出积极的反应。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们党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主题的转换。邓小平说：“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而这两个国家都还不敢打……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6页—127页，人民出版社，19）过去我们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反修防修，不仅是把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结果，而且同险恶的国际环境直接相关。历史步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周期，普遍建立了具有宏观调控体系的市场机制，国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步入相对稳定的发展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制衡，不敢轻易发动新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空前浩劫，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成为战后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殖民体系瓦解后，亚非拉上百个国家相继获得独立，迫切渴望和平与发展的环境，社会主义中国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尽管世界并不太平，但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场以电子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兴起。国际竞争的重点日益转移到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上。能否把握住机遇，制订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推行新的科技发展计划，成为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的关键。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提高竞争能力和避免落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对经济、社会进行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改革和调整，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党的十四大报告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时强调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最新产物，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发展相结合的最新产物。它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在特定时代背景造成的历史条件中形成的，时代发展在实践上向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为社会主义进入新的阶段提供了机遇。它要求我们树立科学的社会主义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利用第三次技术革命纵深发展给我们提供的良好机遇，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以赶上时代步伐。
在正确把握时代主题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的科学论断，对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出了正确分析，这也是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我国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在改革的初期就争得了有利于我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内也采取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客观上具备了抓住机遇的有利条件。同时，邓小平同志通过对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对时代特征的正确把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指出实施科教兴国纲领的必要性，指引党和人民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及产业结构新一轮调整造成的机遇，实行改革开放。80年代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三、苏联模式危机促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建国以来，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社会主义观念中严重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并一度照搬苏联模式及其相应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苏联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对这个体制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理解，把苏联模式当作社会主义的一般。正如邓小平所述：“过去我们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 人民出版社，19）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对苏联模式的弊病有清醒的认识，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相反，他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是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在实际上却是把“左”倾错误贯彻到底，把苏联模式的弊病推向极端。
毋庸置疑，“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长时性全民族性的大灾难，社会主义国家中，“左”的错误发展到中国“文化大革命”这样极端的并不多见。但“文化大革命”在客观上也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暴露了出来，它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说明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和我们体制的弊端，促使我们认识到苏联模式与现时代之间的尖锐冲突。80年代末发生的东欧剧变，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进一步引发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再思考与再认识，从而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一文中说：“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页，人民出版社，19）
极端的错误恰恰能够推动我们进行比较彻底的思考，思考“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思考“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说：“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我们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3页， 人民出版社，19）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概括，它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使我们的思想突破了苏联模式及其相应的落后于时代的社会主义观念，使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发展到了当代水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围绕这个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理解，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苏联模式的衰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虽各有其具体的内部因素，但我们不能把二者分别视为孤立的系统，而应当把它们放在具有不同特点的时代背景下加以研究，这才符合唯物史观。80年代以来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这两件大事告诉我们，只有运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把握时代特质，把马克思主义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具体国情结合，在实践中理解和把握，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收稿日期：1999—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