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范式、新问题与新因素——“9#183;11”事件以来东亚地区大国关系的演变与中国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范式论文,中国论文,新问题论文,大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冷战相关的三个范式、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旧秩序与新秩序
冷战结束已经十几年了，但世界仍然处在从旧秩序到新秩序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存 在着许多不确定与混乱因素，传统的国家间政治仍然十分重要，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与 信息革命，非传统国际政治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结果，越来越相互联系的世界权力结 构正在重新塑造。
最近二十多年，世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发生了几件大事，具体来说：冷战的后期 与苏联的衰落是第一个时期，期间构成冷战结束的柏林墙倒塌与苏联的解体为最主要的 大事；第二个时期是所谓冷战结束后的不确定时期，一般叫做“后冷战”或者“冷战后 ”时期，旧的冷战国际秩序已成为历史，但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出现，美国与欧洲在经济 上最强大的对手日本以及东亚其它经济体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却在经济上崛起 ；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的“9·11”事件标志着“冷战后”的终结与第三个时期的开始； 与第二个时期一样，第三个时期仍然不是国际新秩序的时期，却是一个更加远离冷战的 时期。因为美国与俄罗斯建立起新的战略关系，一些冷战时代的遗产得以进一步处理。 这个时期仍然属于从旧秩序向新秩序转化的过渡时期，可以叫做“后后冷战”。
“冷战”、“冷战后”到“后后冷战”是三个以“冷战”为中心的世界局势演变的范 式描述。“后后冷战”虽然说正式开始于“9·11”事件，但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 1年共和党右翼布什在美国上台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中已经显现出来。“后后冷战 ”的基本特点是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世界仍然存在着对美国的恐惧、不满、顺 从、怨恨与反抗。与冷战时期不同，在“后冷战”与“后后冷战”时期，信息革命、全 球化与地区化、新的经济大国崛起和跨国关系在急剧发展。
总体来说，当今世界局势的演变既不是在美国军事力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单极治下， 也不存在几个国家力量大体相当的多极结构。按照“三维棋盘”论，目前的世界是个复 杂的组合：“在全球信息时代，力量在各国之间的分配的形式类似于三维象棋的棋盘。 在棋盘的上部，军事力量基本上是单极的。美国是唯一既有洲际核武器又有常规武器的 国家，其精良的海、陆、空三军能够覆盖全球范围。但是，在棋盘的中部，经济力量是 多极的，美国、欧洲与日本的产品占世界的三分之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率可能使它 成为第四经济大国。在经济领域，美国不是单一大国，它必须经常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同 欧洲讨价还价。在棋盘的底部是跨国关系范畴。这一范畴包括多种多样的行为者，一方 面有通过电子手段转账比国家预算资金还要多的银行业者，另一方面又有转移武器或者 破坏因特网的黑客恐怖分子。在棋盘的底部，力量非常分散，这就使单极、多极或者单 一化的说法根本没有意义。那些依据这些传统的说法建议美国采取霸权的对外政策源于 极不充分的分析。”[1]
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当今的国际格局是“唯一超级大国与多个强国并存”(所谓“一超 多强”)。中国政府坚信世界最终将走向多极化，并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推动 世界走向多极化，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与利益。这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 基础。致力于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符合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利于体现各国和各国人 民的共同意愿与利益，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促进世 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平衡发展。多极化并非针对特定国家，而是世界各种力量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协调和对话，不搞对抗，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2 ]
“9·11”事件以来东亚大国关系面临的新问题
在总体世界环境下，“9·11”事件以来，东亚地区的大国关系错综复杂，其中美国与 中国显然是东亚大国关系互动的中心，而俄罗斯、日本的角色也十分关键，美、中、俄 、日高度复杂互动。
首先，美国“一超”地位大为强化，布什政府的新型“帝国式”(新单边主义)对外政 策基本定型。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在对外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上升，布什政 府对外政策明显受到国内军工集团利益的驱动。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没有任何强 劲对手的新世界，美国存在着一种建构“新帝国”的诱惑与冲动，缺少内在自我约束力 。美国充分享受着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带来的一切优势与好处，在战略上不把其它国家放 在眼里，不允许世界上出现任何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国家与非国家)，竭力按照维护唯 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全球战略来塑造世界新秩序。
布什政府借助“反恐”战争而诉诸军事手段，谋求建立世界新秩序，其新式单边主义 行为已经是基本事实。但是，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新单边主义基本上是失望与反对的，美 国的欧洲盟国更是颇有微辞，由于在阿富汗战场上取得意想不到的突破，美国的军事存 在顺利地出现在中亚(前苏联地区)。布什当局拒绝签署关于消除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 议定书》，这对越来越严重的世界环境问题无异于雪上加霜；布什政府不顾俄罗斯与中 国以及欧洲盟国的反对，于2002年6月正式宣布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这对国 际安全体系无异于是一次沉重打击。
其次，“反恐”战争空前强化了美日关系，也创造了使日本加快谋求在地区与全球安 全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条件。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的新单边主义其实是有所区分的。 在美日关系上，美国并未实行绝对单边主义(这可以叫做美国单边主义例外论)，从而使 美国的盟国日本地位有所提高。这样，日本高度重视其作出的关于在印度洋部署海军舰 队以支持美国“反恐”战争的历史性决定。尽管这个决定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争议，但是 2001年10月通过的“反恐”特别法案仍旧授权日本自卫队可以作出军事反应。日本还谋 求所谓《有事立法》(TheEmergency Legislation)，以便进一步突破国内政治对日本的 国际安全角色的制约。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历史性“突破”，已经引起中国与朝鲜半岛 两国的高度警觉。
第三，中美关系在美国“反恐”战争后获得的短暂性改善，并没有改变结构性与战略 紧张的实质，在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布什当局虽然眼下以 “反恐”战争为大局，但没有减弱对中国事务的关注程度，美国对中国实际上奉行遏制 接触(CONGAGEMENT)政策(注：“US using‘congagement’on China”，Straits Time,April 12,2002。我觉得，布什的对华政策把遏制放到接触之前。相比布什的对华政策 ，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可以叫做“接触加遏制”，“接触”在先。这种顺序上的变化表明 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造成中国战略空间在东西两方面都受不同程度的挤压或者 影响。一方面，美国鼓励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以及鼓励台湾走向更在 程度上的事实独立，提升与台湾的密切经济关系(在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台谋 求建立自由贸易区)，都是为了在东部海上(太平洋)制约中国；而另一方面，美国在中 亚地区“反恐”战争后形成的战略布局，则让中国在西部陆上感到美国的军事压力。历 史上，中国第一次在东西两面受到美国的战略压力。
第四，俄罗斯真心实意与美国改善关系，谋求在战略与政治上“回归西方”(特别是欧 洲)，美国以诱惑俄罗斯来分化俄罗斯—中国关系。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美国从对俄罗 斯的挤压转到接纳俄罗斯在部分意义上加入北约，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变化，使得俄罗 斯与北约建立起一种新关系。2002年5月，在北约罗马高峰会议上，“北约—俄罗斯理 事会”建立，俄罗斯实际上成为日益政治化的北约“准成员”。俄罗斯让美国的势力进 入中亚，而自己则退居其次。中俄两国因为都需要维护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无意合作制 约美国单边主义。这样，“俄罗斯为美国进入中亚的军事基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冷 战后10年，俄罗斯终于感到美国将自己视为朋友与重要盟国。”[3]同时，俄罗斯利用 美国之手解决中亚地区的混乱状态，“美国正在为我们做我们应做的工作”(俄罗斯联 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普京的顾问米哈伊尔·马尔格洛夫语)[4]。究其根本， 俄罗斯的行为皆因为面临着振兴经济与维护国家安全的艰巨任务，毕竟车臣问题事关俄 罗斯的统一，十分关键。
第五，日本借助美国之力走向军事大国化，试图在亚洲地区重新发挥其安全角色，不 断调高“中国威胁论”的调子，给中日关系造成事实上的战略紧张，但是中日经济关系 却在不断深化。21世纪初的日本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它在经济与安全方面的变化直 接影响东亚地区的大国关系。在经济上，日本面临深刻的结构性经济危机，继续衰落与 老化，但在安全上，日本却竭力振兴自己，借助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持续支持一步步 地实现军事大国化。由此，日本的经济与安全互动是东亚地区大国关系中的一个最大变 数。2001年，中日爆发贸易争端，两国经济关系有所恶化，日本大幅度削减对华官方发 展援助(ODA)。但是，日本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投资的速度却进一步加快，中国成为日本 制造业公司转移投资的首选目标，这预示着日本的产业升级(向增殖更快的新兴产业过 渡)已经离不开中国市场，中日经济关系逐步深化。同时，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一 步发展，为改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平台。不过，日本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战略 与中国的东亚地区主义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大国关系中突出的两个大三角
在上述东亚地区的大国互动中，两个突出的三角关系制约着东亚地区的总体战略走势 。
第一个大三角是中日美。虽然日本是美国的盟国，美日在许多方面是“一家”，但还 是与中国一起构成了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大国三角关系(而非美日对中国的双 边关系)。美日在所谓“中国问题”上有大多数的一致，因为归根结底，日美同盟主要 针对着中国或者因为中国的崛起带来的亚太地区的不确定性。但是，不能说它们没有差 异，目前美国更加重视日本与中国日益构成的咄咄逼人之势，而日本则不再担心新的所 谓“美国牺牲日本的利益来接近中国”(在克林顿时代)。在日本看来，布什政府不会再 发生“忽略日本”(JAPAN PASSING)的情况，日本唯一做得不好的是未能实现结构性经 济改革刺激经济复苏，而美国则担心日本经济复苏上不了路，影响日本在亚洲充当美国 的主要战略盟国。同时，正是因为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与无法在经济上挑战美国，美国 又可以把日本当作“远东的英国”来掌控(注：对这一点的深入分析，参见拙著《中日 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5—6期。)。
另一个大三角当然是中俄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后冷战”的产物，具有稳定 与发展双边关系以及在战略上相互借重的地缘政治性质。俄罗斯的国家政策重点(国家 发展新方向)是国家普通化，即非帝国化与非军事化，实行西方的市场经济与议会民主 ，努力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与西方世界。俄罗斯虽然与美国存在不少矛盾与问题，但冷战 已经结束，俄并不把美国当作敌人。俄罗斯与美国围绕北约争论的焦点只是俄罗斯在新 的欧洲结构(决策)中的作用大小。冷战后，俄罗斯逐渐转向西方，在“9·11”事件中 ，俄罗斯坚决地支持美国对恐怖主义作出强烈的反应，这表明俄罗斯在“回归西方”的 进程中继续前进。俄罗斯回归西方，当然会对俄中关系有所影响。在美国的战略议程中 ，对待衰落的失败的大国与对待崛起的大国的政策是不一样的，俄罗斯属于衰落中的大 国，而中国则属于崛起中的大国，俄罗斯可以回归西方，中国仍然是在政治与文化上不 属于西方的“异类”。重要的是，美国对俄罗斯的争取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俄罗斯因与 美国存在着一系列矛盾而与中国的合作。尽管美俄之间存在问题的性质与中美之间问题 的性质不一样，两国利益观也不一致，但价值观大体相同，相反中俄、中美之间则不仅 在利益观上不同，而且价值观的分歧也更大一些，所以中俄之间的合作难以构成对美国 的制衡(况且中俄合作确实不是针对美国的)。区别对待中国与俄罗斯是美国在“后后冷 战”时代的对外政策变化，而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一般是把中俄放到一起当作同类 问题加以处理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希望借助俄罗斯的力量制衡美国霸权就不免 要落空。但是，在许多有共同利益(特别是相对于美国)的问题(功能主义)领域，中国与 俄罗斯还是可以联合行动的。相比较而言，中俄之间建设性与实质性的关系远超过美俄 关系，美国对俄罗斯的“承诺”多数还是口头上的，并没有对俄罗斯的全面合作政策施 以“回报”。
中国对东亚大国关系变化的回应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后后冷战”时代的到来，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断巩 固，但是中国仍将致力于追求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进程。作为地区与世界大国，以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处理国际关系，中国不能接受由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主导的单极世界( 注：即使是美国最特殊与最亲密的盟国英国也表达了对美国单边主义世界观的不满。参 见Todd S.Purdum,“A Wider Atlantic:Europe Sees a Grotesque U.S.”，New York Times,2002—5—16,A3.)。中国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甚至任何一个国家内部都不 是铁板一块，即使在西方世界，欧洲联盟内部的欧洲统一主义者、俄罗斯内部的欧亚大 陆主义者、日本内部的和平主义者与环境保护主义者都接受不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单 极世界[2]。中国认为，追求多极世界的目标符合世界大多数人民“和平与发展”的强 烈愿望。
中国对待中美关系的方针仍然是邓小平确立的战略，总的来讲是“斗而不破”，追求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但尽力去管理、控制、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冲突与问题。今天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两国确实存在许多重大的政治与战略分歧。可 以预期，“后后冷战”阶段的中美之间还将有波折与危机，但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因 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将进一步发展。中国已经是美国、欧洲与日本主导的国际经 济秩序的一部分，成为美国经济的盟国，这使得中美关系更加复杂互动。
在国家安全上，中国面对“后后冷战”阶段不确定因素大量激增的新国际环境，必须 拥有以基本防御(维护国家安全与主权)为基本目标的强大国防力量，但绝不会效仿前苏 联，与美国开展一场在21世纪的“军备竞赛”，因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仍然是中国发 展的重点。如果在2009年前(改革开放30年，刚举办过第一次奥运会)仍然继续保持高速 经济增长，那么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前5位的经济大国(现在中国是第7位，但按照购买 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第2位的世界经济大国，笔者不同意用购买力平价来评估国家 的经济实力)。打败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热爱世界和平的中国与中国人民绝不会、 也不愿意背上庞大军费开支的负担。
关于中俄关系。不管俄罗斯如何选择亲西方的战略与政策，中国会竭力加强中俄关系 。特别是在经济上进一步促进中俄关系的发展。因为稳定而良好的中俄关系首先有助于 中国北部的安全与发展，其次，俄罗斯在一些根本利益方面与美国难以调和，中俄之间 加强关系有助于两国各自的对美战略。
关于中日关系。尽管小泉治理下的日本借助“反恐”战争更快地走向“普通化”，使 日本的安全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但是由于经济关系的深入，中日之间的战略紧张也将得 到缓解。出于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的考虑，日本不得不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除对美 关系外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实行总体上对华友好的政策。实际上，日本面临的主要问 题是经济问题而非所谓战略上的“中国威胁”，毕竟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安全角色与作用 受到的是日本国内政治与美国的根本制约。
由此，面对美国的单极世界战略，中国并非束手无策，仍然有挥洒自如的战略空间。 一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的发展、就业机会的增加、 社会安全网络的建立、生态环境恶化的遏止与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中国 的经济如果能在未来10～15年继续高速发展，解决中国与亚洲地区大国的关系就好处理 了。二是继续韬光养晦、稳住阵脚、处变不惊、有所作为。一个大战略是以中国为中心 、四面八方出击、按照市场原则(世界贸易组织下的“自由贸易”)构筑亚洲经济合作网 络：在北部，加强经济合作，特别是中俄在能源与资源开发上的合作；在西部，建立中 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关系(新地区主义)④，支持欧亚大陆桥的建设，加强亚 欧大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欧洲联盟、俄罗斯、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南部， 落实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承诺，实现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在东部，加 强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同时探讨中国、韩国、日本三边紧密经济关系框架。
可以预见，在未来10年，中国将进一步成长为更加重要的贸易大国与经济大国，对周 边国家与地区的辐射力与吸引力进一步增强。通过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外交战略，中国 将确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将极大地推动世界经济形成美国、欧 洲与东亚的三极格局，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