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杰[1]2002年在《五代至元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的初步研究》文中提出从城市的位置和范围来划分，西安城的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西周丰镐、秦咸阳、西汉至北周的长安城、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唐末至元末的新城、明清西安城这样六个阶段。今之学者研究西安，往往以西周、秦、西汉至北周、隋、唐、明清为重要时期。甚或大多以汉唐、明清为研究对象，而对唐末至元末西安城情况则往往语焉不详，甚或避而不论。即或有些学者就此时期某一问题有所研究，但往往过于笼统，不甚全面。此情况与唐末至元时资料有限不无关系。于是唐末至明初这一阶段的西安城有许多基本问题，迄今尚未弄清楚。鉴于此，本文通过收集相关历史资料及总结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运用城市历史地理学方法，对五代、宋、金、元时西安城市地理若干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期望能弥补西安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空白，使关于西安城市的探讨更加完整，进而能够对西安城市建设有所补益。本文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唐末以来长安城地位的变化。本部分一方面通过分析唐末五代兵火、战乱对长安造成的直接破坏以及长期以来长安地区环境恶化所造成的间接负面影响，从人为和自然两方面论述了长安城地位下降的原因。另一方面，长安虽失去了唐时的盛状，但其地位在一定时期内却有所恢复，这可由军事、工商业、人口叁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反映出来。 第二部分，长安城地区的的建制沿革。研究西安城市地理，有必要缕清其行政建制沿革。依史书记载，五代、宋、金、元时西安及其地区的行政建置在政权更替中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而且，随着行政机构的更迭，长安地区的管辖范围也随着王朝的演变发生了一些变动。本部分详细阐释了五代、宋、金、元时期的行政区划制度、隶属关系、辖区范围等重要问题。 第叁部分，长安城的城垣范围及建制特点。五代、宋、金、元时长安城的城垣及城门与唐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于此部分，本文主要论述了下列问题：(一)城垣范围及规模；(二)城垣建制特点。其中，通过探讨内外双重之制、半圆形角台、城门及其变化，揭示了长安城的城垣及城门的特色。 第四部分，长安城的内部结构的演变。本部分结合诸多史籍分别论述了五代、宋、金、元西安城的空间分布结构，对建筑、街巷、人口诸问题进行了详实考证。通过研究，发现长安城的结构布局不甚规则。即便如此，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区 区域分布上仍具有一定特点。而且，长安城的交通状况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 第五部分，龙首渠的渠道及水源开发。引水渠道及其水源开发是城市建设的 一个重要部分，其发展、变化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城市的结构更迭概貌。 经过辨析、考异，本部分综合论述了宋时西安城龙首渠渠道、元时龙首渠渠道及 宋、元时龙首渠水源的利用。 第六部分，碑林的创建与整修。西安碑林是一个保存历代石刻的重要场所， 本部分主要研究了碑林的称谓、迁移、建置结构及其整修情况，以作为探讨五代、 宋、金、元时期西安城市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第七部分，元代安西王府的创建。安西王宫为元安西王的王府所在地。其修 筑时间大致是从至元十年（1273年）开始的，关于安西王宫的具体倩况，今之学 者研究略少。本文通过运用详细的史料，结合考古发现，缕析了安西王宫的建治 年代、府址、建置结构、废止经过等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既有宏观上的分析：从长安城的地位、建置沿革、城 垣及城门、内部布局、龙首渠及碑林、城郊安西王宫多个方面对西安城市地理展 开较为系统的探索；又有微观上的辩证分析、考证，探讨了影响长安城地位下降 的因素及地位的恢复、建置沿革、城垣范围及特点、各时期城市内部建置结构、 龙首渠及碑林的具体情况、安西王府的兴废等关键性问题，考证了许多有争议的 问题。
吴左宾[2]2013年在《明清西安城市水系与人居环境营建研究》文中指出水系作为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支撑，是影响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也是维系自然生态和良好人居环境的核心要素。西安城市所处的地域生态环境良好，山环水绕，水系发达，是城市选址和发展的最佳自然地理位置之一。从周代的丰镐京、秦咸阳至西汉长安、隋唐长安，再经五代宋元时期直至明清西安府城，水系对西安城址的抉择以及空间布局均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明清西安府城而言，作为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军事重镇，水系对其城市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城址的沿袭变迁上，而且与其人居环境的营建戚戚相关。因此，本文以明清时期西安府城人居环境为研究对象，以水系与人居环境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历史时期水系与城市人居环境变迁历程的分析，揭示西安河流水系主要涵养区秦岭的生态环境保护之于西安城市人居环境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条件进一步探寻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在城址沿袭上与渭河进退两宜的关系，及其在城址嬗变上沿水系逐水而拓展的态势。同时系统的梳理了明清西安府城人居环境的居住生活、生产防御和生态景观与水系的关系，总结明清时期基于水系的西安城市人居环境营建智慧，并对当代西安城市的人居环境营建提出建议性的策略，以实现人居环境与水系的协调发展。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绪论，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国内外人居环境、历史水系和西安城市历史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进行评述，提出相应的研究方法，点明论文的探新与研究框架；第二部分：为第二章明清西安城市水系与人居环境营建的背景，首先在分析西安城市发育的地理条件和水环境的基础之上，详述了明代以前各历史时期西安城水变迁的历史轨迹和发展演进历程，并结合明清西安城市建设的社会经济基础条件和明清西安水系营建的环境本底，探究明清西安城水互动的城址沿袭与嬗变；第叁部分：包括第叁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从明清西安城市水系与居住生活、生产防御和生态景观叁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明清西安城市人居环境与水系之间的关系。其中第叁章论述了明清时期西安府城居住空间、商贸文教空间和行政衙署空间与水系的互动演进关系；第四章从农业灌溉、军事防御和防灾体系等城市赖以生存的层面研究水系之于明清西安城市人居环境的作用；第五章从水系的景观生态职能对明清西安城市水系景观网络各组成部分加以分析，并通过园林绿化、水体廊道和河渠网络系统梳理城市人居环境与水系景观相融相生的空间格局。第四部分：为第六章明清西安城市水系保护与再利用的当代反思。在前述章节论述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西安人居环境营建的经验和智慧进行理论总结，与此同时比较剖析其他城市基于水系进行人居环境营建的相关案例，并结合当代西安城市水系与人居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水系的当代西安城市人居环境营建策略和建议，以资规划借鉴与建设实践的参考。
李晨[3]2014年在《西安城市中轴线空间序列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西安城市中轴线见证着西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西安城市空间的中心骨干。西安城市中轴线在建立与完善西安城市空间秩序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了西安城市生活的特征，是中国传统空间形制与空间格局的发展。西安城市中轴线在空间序列、功能构成上都有着显着的特征，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城市空间记忆，是西安城市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在西安城市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西安在历史上有着数条城市中轴线，对现代西安城市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有着怎样的变化规律和相互关联？其空间序列有着什么样的特征，背后的影响因素都有什么？在西安进行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今天，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西安城市中轴线在如今的城市发展中扮演的什么样的角色？西安城市中轴线空间将如何发展？对新区建设将会有何意义？一连串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基于以上问题，笔者分析国内外典型城市中轴线发展的规律特征，对城市中轴线及空间序列进行再认识。选取国内外代表性城市并对其中轴线空间序列的变化进行分析，为西安城市中轴线空间序列的演变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本研究以时间为主线，以历史文献、考古数据、历史地理信息、实地勘察等多方面材料进行相互验证，研究西安城市中轴线空间序列的变迁，并对其空间序列特征、演变规律以及演变的内在机制进行总结诠释。本研究分两个环节，即西安城市中轴线空间序列的演变历程及西安中轴线空间序列的发展展望。以西安中轴线的形成以及空间序列的演变作为铺垫，以空间序列的现状问题为导向，以西安中轴线体系为研究亮点，以长安龙脉中轴线空间序列的发展为研究重点。本文对西安城市中轴线的现状范围、现状空间序列特征、现状职能、现状用地功能及其他相关因子进行分析，并结合自然因素、政策因素、社会因素等对西安中轴线发展的影响，研究西安城市中轴线的动态发展特性及动力机制，对西安城市中轴线体系进行构建，以长安龙脉中轴线为代表，结合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发展方向，分析背后的发展机遇，并对西安城市中轴线的范围拓展及空间序列的演变进行思考与展望。
张鑫[4]2006年在《西安城市空间形态演进与渭河水系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形态研究是城市规划理论研究的基础,其核心是城市物质形态特征及演变规律的研究。通过对城市空间形态演进规律的总结,有利于对城市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及控制,为规划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提供依据。 纵观西安城市空间形态演进历程,渭河水系作为一个重要的自然生态要素,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对城市形成与发展、城址变迁、形态演化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试图从渭河水系的角度去揭示西安城市空间形态的演进规律,并由此提出与之相关联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构想。 论文以问题为导向,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叁部分组成,主要采用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交错的方法进行研究。 提出问题部分:主要分析西安城市空间形态研究的迫切性和渭河水系对西安城市空间形态演进的重要影响,引出本文的研究课题。 分析问题部分:重点研究渭河水系影响下的西安城市空间形态演进,通过对其演进历程、演进阶段、城址变迁、功能空间演替的分析,总结出演进的规律性。 解决问题部分:结合西安城市空间发展现状与空间形态演进的规律,寻求城市空间发展的可能方向,融合生态理念,探讨基于渭河水系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并针对城市生态绿地系统规划提出建议。
牛瑞玲[5]2005年在《西安城市中轴线问题初探》文中研究指明西安的中轴线格局是包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城市规划格局,在今后是否还能存在下去?是否只是过时的封建礼教和皇权的物质体现方式?今天我们该以何种态度看待中轴线问题呢?它存在至今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它今天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首先对中轴线及其相关概念进行了追溯与整理,对中西方城市中的中轴线与轴线的历史发展变迁做了回顾,以期能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中轴线,从而得出历史中西方城市轴线的异同和轴线布局方式在人类城市文化中的重要的地位,揭示出城市中轴线今后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二,叙述了西安中轴线的历史形成过程,并对中轴线的城市格局形成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中轴线的城市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原因,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并对西安中轴线的现状做了以下几点分析:用地性质、公共服务设施分布、道路交通状况、重要节点的具体公共生活状态和近年来的发展建设活动。 第叁,对中轴线价值的理论阐述,先从城市历史保护的角度提出中轴线作为城市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重要物质内容是值得予以重视和保护的;再从城市特色的营建角度明确城市的历史中轴线与城市特色的关系。最后总结西安中轴线在城市中的价值。 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保护城市历史中轴线的理论框架与保护方案;对西安未来的中轴线城市格局提出初步设想方案,将西安的历史轴线格局与今天的中轴线的关系清晰的反映在西安未来的城市形态格局中,作为对西安未来城市形态格局发展的一种可能性的探索。
武亨伟[6]2018年在《汾涑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文中认为汾涑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城市较早形成的主要区域。在历史时期,流域内的城市从形成到逐渐发展,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变化。本文主要对春秋至宋元时期流域内城市的形成与演变截取不同的时间剖面进行详尽的复原。同时,汾涑流域内中心城市的变动多体现在政治地位的升降上,本文亦对不同时期中心城市的变动及其内部结构等问题进行复原。总体来讲,本文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对春秋晋国时期汾涑流域内的都城和城邑进行研究。对晋国都城的研究主要针对翼、绛与曲沃展开。翼、绛并非一地,翼都可能在苇沟—北寿城;曲沃桓叔所封之古曲沃在今闻喜一带,不在今曲沃,但随着晋国小宗势力的不断扩张,古曲沃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展至今曲沃一带。自曲沃代翼以后,历代晋公大多归葬于曲沃,曲沃也是晋国宗庙之所在,因此完全可以看做是晋国之“圣都”;曲沃不仅担负着重要的宗教祭祀职能,而且还是晋国控制涑水河流域的前沿阵地。晋都新田遗址由品字形宫城、四座卿城、祭祀遗址、手工作坊遗址及多处墓地组成,其城市布局主要有叁个特点,即1.宫城”+“郭区”的总体布局;2.存在明显的功能分区;3.东西对立的分布格局。春秋时期汾涑河流域内的城邑最初集中分布于汾河下游地区,涑水河流域也集中了大量城邑,但随着晋国疆域的扩张,汾河中游地区的城邑也逐渐增加。从城邑体系来看,曲沃代翼后流域内逐渐形成了以“绛—曲沃”为中心的城邑体系,到了晋国晚期,“晋阳—平阳—安邑”的崛起取代了绛和曲沃,成为流域内新的中心城市。第二章对战国至西晋时期汾涑河流域内城市的数量及其分布进行考察。从城市的数量来看,其变化不大,一直稳定在27-30之间;从城市的区域分布来看,汾河中游地区一直是城市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而汾河下游和涑水河流域内的城市则较为分散,其原因与不同亚区的地理环境、历史进程有关。这一时期的城市多集中分布于汾涑流域河谷地带,但大多沿支流分布。西汉时期的城市出现了多种职能,如经济管理型、经济都会以及祭祀型城市等。平阳在秦汉时期虽仅为一普通县治,但其是河东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曹魏以后,平阳成为郡级治所城市,因此汾涑流域内在汉晋时期,城市一直以“晋阳—平阳—安邑”为核心城市。前汉时平阳经历了较快的发展,前汉在平阳大肆营建,但从总体来看,其城市建设过模仿长安、洛阳等中原都城,少有创建,这也是游牧部族进入中原以后,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在城市建设中的表现。第叁章对北魏至北周时期的城市进行探讨。北魏是继战国以后城市发展的又一个关键阶段,不仅城市数量较汉晋时期有所增加,而且不同亚区内城市的分布也较前代不同,汾河下游地区城市增加最快,超过汾河中游地区成为流域内城市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从而也改变了汾河中游和下游的数量比重。而从城市的更新模式来看,汾河下游地区以新增城市为主,而汾河中游地区则多废弃汉代城址,另择新址为主。从城市的地理分布来看,部分城市出现了向汾河主干汇聚的趋势。周齐时期,汾涑流域内的城市数量有所减少,但总体上仍延续了北魏时期的基本格局。北魏末期侨置于汾涑流域的侨州郡县主要分布于汾河中游的寿阳、汾阳和介休一带,这是出于这些地区人口较少,而且北魏政府希望藉此防范山胡势力的入侵;而在汾河下游地区则主要分布在平阳一带,这主要是由于该地自然条件较好,便于侨民恢复生产。蒲坂在这一时期取代安邑成为涑水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其城市地位上升的原因是由于潼关的崛起,从而使二者之间形成了相互配合的防御体系,而安邑僻处于盐池以东,交通相对不便,因此城市地位下降。蒲坂在北魏时逐渐由军城转变为郡治城市,其城市职能有所转变,并最终为其在唐代成为中都奠定了基础。第四章对隋唐时期汾涑河流域的城市进行分析。隋唐时期,在北魏基础上城市数量又有所增加,到唐代时达到顶峰。而且随着城址的不断移动和城市数量的增加,西汉时期的城址在流域内的比重逐渐降低。隋唐时期的大多数新增城市集中于汾河流域两侧的山地地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流域内地理分布。唐代汾涑河流域内的城市体系呈现以“太原—蒲州”为中心的州郡县叁级城市体系。唐代太原在北齐基础上城市规模大大扩展,其城市呈现“叁城并立,汾水贯中”的形态。整个太原城防御坚固,建设雄伟,城内除叁座宫城外,还分布有多座寺观。西山地区是太原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童子寺等石窟寺的建设大大拓展了太原城市的空间。唐代太原对西山的开发还表现在对晋水的利用上,不仅西城赖晋水而生,就连东城的日常引水等也依赖晋水。第五章对宋元时期汾涑河流域城市的演变予以考察。宋元时期承袭唐代城市的基本格局,变化不大。城市的增设与省废主要出于军事形势和人口数量的变化,城址的迁移也与加强军事防御或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宋元时期平阳在国家都城东移北迁,以及金元军队数次南下的历史进程中逐渐上升,其不仅是这一时期晋西南地区的高层政区治所,同时也是山西乃至北方地区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平阳城市地位的上升,汾涑流域内的城市体系转变为以“太原——平阳”为核心。
王旭[7]2017年在《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文中提出在“唐宋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县下基层区划形成“双轨体制”,即以乡为代表的“乡村型”体制和以镇为代表的“镇市型”体制,该体制形成的时间大约是北宋中期。前者以管理农业居民为主,包括乡、里、耆、管、都、保、团、社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片状分布的特征;后者以管理工商业居民为主,包括镇、市、务、墟、步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征。本文选取两类体系中层级最大且最为稳定的乡、镇为研究对象,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体系的形成、运作、管理等问题进行探讨。空间范围则框定在当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太湖流域。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乡篇分为叁章。第一章首先对元丰叁年(1080)太湖流域苏、湖、常、秀四州的乡进行名称考证和空间复原,并在此基础上对宋乡的幅员、边界、户口、层级、“官员”等地理和人文区划要素进行阐释。第二章在全面梳理宋代太湖流域基层区划变动和调整事例的基础上,对调整的对象、原因、方式、原则、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发现几乎所有的基层区划调整都是以乡为基本单位进行,并且乡的性质和职能在宋代时存在由单一向多元转变的趋势。第叁章以太湖流域为切入点对城市外围特殊的附郭乡进行探讨,包括附郭乡与城墙、城市之经济关系、城市之人群关系等内容,认为附郭乡既是城市向乡村延伸的前沿地带,又是乡村进入城市的过渡地区,兼有城市和乡村双重职能及景观特色。下篇镇篇分为四章。第四章在广泛搜罗宋代太湖流域建制镇的基础上,明晰这些镇的建置沿革、确定地望、绘制成图,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这些镇的时空演变规律。第五章以海盐县澉浦镇为中心,探讨唐宋时代镇由军事性质向经济性质转变过程中的若干细节问题,如转变方式、特征、影响等,并通过这一案例对宋镇的政区形态变化、县镇关系、“皇权下县”等问题进行探讨。第六章在梳理南浔镇崛起原因、乌青镇兴衰过程的基础上探索两镇关系的演变轨迹,以期加深对新兴经济镇崛起与外部竞争这一命题的认识。第七章首先归纳出归安县东林镇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若干特征,发现这些特征不仅在宋代的江南市镇中具有普遍性,而且大多延续到了明清时期,从中可以看出江南市镇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时段且具有继承性的过程。结语部分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并对皇权与县下基层统治、宋代县及县以下基层区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基层管理中的分权(分责)与兼职特征进行统筹性思考和分析。附录两文则跳出所框定的空间范围,分别选取“乡村型”体系中的“团”及“镇市型”体系中的“坊”进行个案探讨。
王旭[8]2017年在《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文中指出在“唐宋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县下基层区划形成“双轨体制”,即以乡为代表的“乡村型”体制和以镇为代表的“镇市型”体制,该体制形成的时间大约是北宋中期。前者以管理农业居民为主,包括乡、里、耆、管、都、保、团、社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片状分布的特征;后者以管理工商业居民为主,包括镇、市、务、墟、步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征。本文选取两类体系中层级最大且最为稳定的乡、镇为研究对象,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体系的形成、运作、管理等问题进行探讨。空间范围则框定在当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太湖流域。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乡篇分为叁章。第一章首先对元丰叁年(1080)太湖流域苏、湖、常、秀四州的乡进行名称考证和空间复原,并在此基础上对宋乡的幅员、边界、户口、层级、“官员”等地理和人文区划要素进行阐释。第二章在全面梳理宋代太湖流域基层区划变动和调整事例的基础上,对调整的对象、原因、方式、原则、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发现几乎所有的基层区划调整都是以乡为基本单位进行,并且乡的性质和职能在宋代时存在由单一向多元转变的趋势。第叁章以太湖流域为切入点对城市外围特殊的附郭乡进行探讨,包括附郭乡与城墙、城市之经济关系、城市之人群关系等内容,认为附郭乡既是城市向乡村延伸的前沿地带,又是乡村进入城市的过渡地区,兼有城市和乡村双重职能及景观特色。下篇镇篇分为四章。第四章在广泛搜罗宋代太湖流域建制镇的基础上,明晰这些镇的建置沿革、确定地望、绘制成图,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这些镇的时空演变规律。第五章以海盐县澉浦镇为中心,探讨唐宋时代镇由军事性质向经济性质转变过程中的若干细节问题,如转变方式、特征、影响等,并通过这一案例对宋镇的政区形态变化、县镇关系、“皇权下县”等问题进行探讨。第六章在梳理南浔镇崛起原因、乌青镇兴衰过程的基础上探索两镇关系的演变轨迹,以期加深对新兴经济镇崛起与外部竞争这一命题的认识。第七章首先归纳出归安县东林镇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若干特征,发现这些特征不仅在宋代的江南市镇中具有普遍性,而且大多延续到了明清时期,从中可以看出江南市镇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时段且具有继承性的过程。结语部分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并对皇权与县下基层统治、宋代县及县以下基层区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基层管理中的分权(分责)与兼职特征进行统筹性思考和分析。附录两文则跳出所框定的空间范围,分别选取“乡村型”体系中的“团”及“镇市型”体系中的“坊”进行个案探讨。
梅新林[9]2004年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文中指出本文旨在通过文学与地理的跨学科研究，力求达到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以及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研究的学术体系，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之目的。 全文由导论和五个章节内容所组成。在导论中，首先提出了“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支点，然后就“选题缘起与宗旨”、“学科回顾与评价”、“研究理路与方法”叁个方面的问题作了简要的阐述。鉴于目前有关中国文学地理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两大突出问题：系统的整体研究与学术体系建构的缺失，本文根据从静态到动态，从平面到立体，从单向到多元研究的学术理路，紧紧围绕决定和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地理最为关键的五大要素，以文学家籍贯分布为始点，然后依次向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叁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模型与规律的探讨。这如同一个哑铃结构，文学家的籍贯分布是整个文学地理的基础，但它是静态的、平面的、单向的，与此相对应的区系轮动则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而中间最重要的叁个环节分别相当于“动脉”、“心脏”、“灵魂”的作用与功能。 本文认为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轴线叁横一纵的展开，犹如四大动脉贯通于中国文学版图之上，彼此在伴随中国文学地理自西北向东南的依次移位中相继发挥主导作用。由于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地位，中国古代城市也主要分布在这四大流域轴线上，流域轴线为城市轴心的形成提供了地理条件，而城市轴心的转换又带动着流域轴线的移动，彼此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城市轴心也在通过行政建置的设立与调整中，推进流域轴线体系的完善与轴心功能的发挥，成为中国文学地理版图的“心脏”所在——不仅城市本身成为最活跃、最重要的文学活动舞台，而且也是进一步驱动文学版图演变的核心动力。其中始于西周首陪都制所开创的“双都轴心”源远流长，别具一格，是城市轴心体系中的核心所在。与流域轴线和城市轴心互动相对应的是，作为文学活动与创作主体的文人群体始终处于流动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有八种方式，四对关系，即授业与求学的同向流动；出仕与隐逸的逆向流动；升擢与流贬的逆向流动；游历与迁居的异向流动。由此分别构成授受、出处、黜陟、动静关系。然后通过这八种方式，四种关系，不断在极化与扩散的两向互动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地理而言，文人群体犹如其“灵魂”，主要在于文人群体的流向随时都在改变着而又最终决定着古代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文中最后是对文学地理区系轮动的动态模型与规律的探讨:归结为八大文学区系，五次循环运动，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始于文学家籍贯地域，中经流域轴线之“动脉”，城市轴心之“心脏”，文人流向之“灵魂”叁个关键环节的衔接与互动而逐步形成的最终结果。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数据统计、逻辑推绎、时空还原以及交叉综合等方法，以更好地适应与配合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研究学术体系的建构与展开。
史志林[10]2017年在《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黑河流域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西北干旱区第二大内陆河。随着近2000年以来的强度开发和利用,出现了许多严重的生态问题,直接威胁着流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探讨流域历史时期环境演变的过程、表现和原因,分析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对本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文章综合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利用历史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在文献考证、实地考察和遥感分析的基础上对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过程、主要表现和演变的原因进行研究。文章主要结论有:就流域的整体气候状况而言,西汉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属于温暖湿润期,东汉时期、隋朝初期、五代十国时期及明朝前、后期属于温暖干旱期,东汉末叁国时期、南北朝前期、唐朝前期及清朝初期、末期属寒冷湿润期,两晋时期、南北朝后期、隋朝后期、宋元时期、明朝中期及清朝中期属寒冷干旱期。在这样的气候黑河流域环境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汉代后期、唐代中后期和明清时期是典型的沙漠化时段,流域中典型的五块沙漠化绿洲民乐李寨菊花地、张掖“黑水国”、古居延绿洲、马营河、摆浪河下游、金塔东沙窝都是在这些时间段形成的。其二,黑河流域的主要自然灾害有干旱、洪涝、冰雹、霜冻、风暴、虫鼠害、地震等类型,其中以旱涝和地震最为严重。自然灾害时空分布呈现出时间上分布不均衡、不同阶段灾害的构成状况有较大差异和同一种灾害持续连年发生等特征。其叁,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的城市选址与城市兴衰,都与地理环境及其演变有着密切关系,交通线路的走向也与地理环境关系密切。其四,黑河流域的气候变化还对流域内的野马、野骆驼等分布及变迁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黑河下游古遗址出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也与气候的好坏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关于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研究,文章从农牧业开发、水利建设,人口数量与结构等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是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的驱动机制在空间上由于人类活动的强弱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上游水环境以气候变化为主要驱动力,人类活动效应也已初步显现;中游水环境以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土地利用为主要驱动力,人类活动已经完全掩盖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游则受到气候变化和中下游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人类活动影响逐步上升为主导驱动力。
参考文献：
[1]. 五代至元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的初步研究[D]. 朱永杰. 陕西师范大学. 2002
[2]. 明清西安城市水系与人居环境营建研究[D]. 吴左宾.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3]. 西安城市中轴线空间序列演变与发展研究[D]. 李晨.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4
[4]. 西安城市空间形态演进与渭河水系关系研究[D]. 张鑫.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6
[5]. 西安城市中轴线问题初探[D]. 牛瑞玲.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5
[6]. 汾涑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D]. 武亨伟.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7]. 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D]. 王旭. 暨南大学. 2017
[8]. 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D]. 王旭. 暨南大学. 2017
[9]. 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D]. 梅新林. 上海师范大学. 2004
[10]. 历史时期黑河流域环境演变研究[D]. 史志林. 兰州大学.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