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程教育——成绩、问题和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对策论文,成绩论文,工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来讨论中国的工程教育，与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相比，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有两点：首先，是中国的经济到了必须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增长率居世界第一，规模也已进入前列，但是主要依靠大量投入，包括资金、材料和能源、劳动力的投入，属于粗放型增长。由于缺乏自己的技术，相当一部分产品属于来料加工，附加值很低。虽然中央早就提出要转变发展方式（原来称“转变增长方式”），但由于具体措施跟不上，加之粗放型增长也还有空间，因此转变并没有实现。到现在，经济规模已很大，实物量堪称巨大，这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矛盾，资源、环境、市场难以支撑，已经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了。中央于2006年初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明确提出了依靠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的方针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这对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机遇。其次，是近七八年来高等教育界本身以扩招、并校为标志的巨大变化。入学人数成数倍增长，学校规模急剧扩大，原来的大批工科院校基本上都已改为综合性大学。上述变化给工程教育带来了极大影响，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一、成绩
这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很大成绩，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规模扩大。
据统计数据，1998年全国高校在校学生为340.87万人，其中工科135.46万人；当年招生108.36万人，其中工科41.24万人。到2005年在校生为2300万人，其中工科533万人；当年招生504.46万人，其中工科179.67万人。七年间全国在校生增长5.7倍，其中工科在校生增长2.9倍；年招生数增长3.7倍，其中工科增长3.4倍。
2.高教普及。
在高等教育普及方面，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提高到2006年的22％，已超过香港（据了解香港为19％多），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型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教育投入也有很大增长，1998年国家高教经费为598亿元，到2005年增长为2657亿元，7年内增长3.4倍。
3.设施改善。
教育设施的改善的确引人注目。首先是占地面积大大增加，很多城市都建设了大学城，有的还不止一处。过去占地千亩以上的大多是农业类学校（因为实验农场需要较大地域），而现在很多学校动辄两三千亩，三四千亩。其次是建筑面积大大增加，不少建筑相当宏伟，校园建设都很漂亮，比发达国家的许多学校（包括名校）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再次，在教学科研装备上也有了很大改善。
4.学科建设取得进展。
一些名校在学科建设上下了很大工夫，学科大类齐全，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新的交叉学科得到重视。其他学校也普遍重视学科建设，逐步走上轨道。
5.国际交流合作增加。
国内名校采取多种方式与外国高校进行交流，包括参加、进而主办国际研讨会，互派学者访问，进修和讲学，合作办学，有的还建立了双证制。很多一般学校也都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等方式与国外、境外高校交流。
二、问题和不足
我国高等教育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有的是老问题，但在新的形势下加剧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可概括如下：
1.科学导向，模式单一。
在理工科高等教育中，基本上是科学导向，模式单一，工程教育的工科特色不明显。这个问题存在已久，但近期的变化导致大量工科院校都变成综合大学，对工科的重视程度相对下降。学生规模的剧增又使工科必需的实践环节更为削弱，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也严重缺乏。另一方面，由于基本上已经没有专门的工科院校，除了一些原来没有工科的院校并校后新建了一些工学院外，在传统上工科较强的学校中却没有设置工学院，工科专业分散在很多不同的学院中，因此没有能集中代表工程教育的组织，也缺乏有组织的研究工程教育的力量。
2.竞相升格，层次模糊。
现在高校升格是一个普遍趋势。中职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有了本科要有硕士点，有了硕士点又要有博士点、建研究生院，学院都要改为大学，下面再设若干学院，然后成为某个计划中划定的重点大学，已经是重点学校的要成为研究型大学、国内一流大学，再向国际一流大学迈进。志向固然很好，但严重脱离实际，既脱离学校的实际，也脱离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实际。
3.实践缺乏，能力缺失。
这个问题也是存在已久，而规模急速扩大后实践的机会就更少了，再加上人为地切断了工科院校与产业已经存在几十年的紧密联系，使产业、企业原来提供的实践机会（不管是自愿的还是靠行政命令）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由于科学导向，对工程教育所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的认识也模糊了，有的以模拟、虚拟化、演示观摩来代替，使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严重缺失。
4.经费不足。
尽管投入有较大提高，但1998年到2005年学生数增加了5.7倍，而经费仅增加了3.4倍，因此，生均经费非但没有增加，甚至有所减少。而且，增加的经费中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基本建设，实际用于教学的费用比例也下降了。有些学校规模扩大后大兴土木，大量贷款，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使利息支出占了办学费用中的很大部分，这样一来，用于教学的经费就更少了。
5.收费提高，困难学生增加。
近年来学费大幅度提高已是有目共睹的现实，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一些地方高校，由于当地财政困难，不能给学校以更多经费支持，因此学校主要靠向学生收费来维持，为了生存，还要不断扩大招生，不断提高学费标准。
另一方面，由于学生规模大了，新增学生中出身于困难家庭的数量大大增加，其所占比例也在提高。即使一般家庭，孩子的学费支出也占了很大比重，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最近国家奖学金和助学金政策出台将有助于缓解这一矛盾，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6.就业供需矛盾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在9％以上，近几年来超过10％。若以10％计算，7.2年可以增加一倍，而招生规模8年中增加4倍，远远超过经济增长幅度，宏观上比例失调是明显的。原来确定扩招的文件中有一条理由是推迟就业，其效果现在就体现出来了。有的学校为了再推迟就业，大量扩招研究生，其后果如何也不难预料。
我国2006年新增就业1184万人，计划2007年不低于900万人，预计今后也难有大幅度增加。过去高校每年毕业只有几十万人，占就业人口比重很小，就业相对容易得多；现在一年毕业多达几百万人（如2006年即为377万人），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按大专生2008～2009年毕业、本科生2010年毕业计算，2006年招收的546.05万人届时将占到新就业人口中一半以上，全社会的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要承担其半，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而由于教育结构上的弊病、学生意向上的差异，就业问题甚至更为严重。
以上所议，只是就教育本身而言。从社会角度看，各种技能型人才大量缺乏，应用性人才也多有不对口之处，这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展方式的转变，产品质量和价值的提高，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人才结构的调整，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原因
以上问题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教育系统内外都有，这里将主要原因归纳如下：
1.对人才规律和社会需求认识不清，导向偏差。
我国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在国民经济中，制造业占有最大比重，同时，重要的国情之一是农村人口仍占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人才结构只能是宝塔型的，需要大批在一线工作的劳动者。社会的进步并不在于减少一线劳动者，使之都变成科学家、工程师，而是要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水平，包括一线劳动者和中高层人员的水平。但近些年来，政策和舆论造成了一种氛围，似乎年轻人只有上大学才有出路，没有上大学就是失败者、被淘汰者；考上大学，只有进本科、甚至一流大学才是好样的，进专科层次、普通学校就是次品。这一方面对学校和学生造成很大压力，从小学、中学甚至学前开始就始终处于这种压力下，压制了儿童和青少年全面素质的成长，还造成很多心理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与社会的真实需求相悖，难免学非所用或高才低用，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对高考的重视有时甚至会造成全社会的闹剧场面，高考期间，工程停工，车辆管制，出动大批警察维持秩序等等，更有甚者：就是媒体狂热炒作的所谓高考状元。状元是上千年封建科举制度产生的顶层人物，正常情况下每三年全国才产生一个，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就是几百个，当了状元就封官，一般任中层以上官员，而现在这些刚进入大学门槛的青年，只是因为入学考试得了分数第一，并且是某个地区、某个分科的第一，就被称为状元，大肆渲染，大加吹捧，这股风气虽屡经反对而愈演愈烈，可见舆论导向到了什么程度，对“状元”本人的成长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类炒作“状元”的“高招”对强化教育的应试导向倒是颇有作用。这些人不懂得，教育大众化是一回事，“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另一回事，而“大众化”本身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应当为一线人才培养作出贡献。即使在最发达的美国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要上大学，就是上了大学也有一半是在社区学院里学习，毕业后还是作为一线劳动者进入社会。
2.对科学、技术、工程的区别认识不清。
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必须说明，科学、技术、工程是不同的概念，各有其内涵和外延。概括地说，科学是探索事物（包括人类自身）及其发展的规律，技术是改变事物现有状况、创造新事物的方法和手段，工程则是应用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创造新事物的活动。三者既有联系，又互相独立，不能混淆。论及三者关系，也有不少模糊看法，譬如，有人强调科学对技术的基础先导作用，却看不到技术对科学的支撑作用、引导作用。有人强调工程是科学的应用，而没有看到实践中很多工程是在还没有科学理论的情况下，通过实践探索而做出来的，然后人们才去研究，找出科学依据来。因此，科学、技术和工程之间无所谓高低、上下之分。但在实践中，人们往往认为科学的地位高于技术和工程，科学家高于技术专家和工程师，这种错误认识导致了工科教育中的科学导向，驱使人人都要当科学家，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培养力度，造成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实际上，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能够支撑的科学研究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培养和容纳那么多科学家，如果人人都不当经济发展亟需的工程师、技术专家而都去当科学家，恐怕大家都得饿肚子，更谈不上发展科学了。
3.技术教育体系不清，目标不明。
从国外经验来看，不少国家在工科教育中分为工程教育和技术教育两大系列，对这个问题我国并没有认真研究。虽然从学历层次上来讲，一般认为本科及以上为工程教育，大专及以下为技术教育，但对于技术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并不清楚。现在的分类概念把人才分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其中研究型是科学家，应用型在工科领域中是工程师，其它还有医师、农艺师、会计师、技师等各种“师”，而技能型为技师和技术工人。这种认识是否正确值得研究，如技术员不清楚属于哪类。而国外技术教育培养目标分为technician和technologist两种。如果把前者等同于技术员，则后者还没有对应的概念，只能翻译为技术专家。关键在于对工程教育和技术教育两者各自的特点、内涵、所培养人才的种类划分和需求情况等要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一般来说，技术教育相对于工程教育，实际操作的内容比重要大些，技术人员基本上处于执行层面，但再进一步细加区分就不太清楚了。
由于上述原因，大学专科并不真正清楚其培养目标和培养对象，因此其教学内容只能是本科工程教育的压缩型，专科的出路都要升本科就是很自然的了。与大专处在同一层次的高职是专科中的主要成分，目前学校数量已经和本科相等，更需要研究清楚，以确定其定位了。
4.产学结合困难重重。
工程教育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实践教育，而实践需要条件，因此各国的工程教育中与产业结合都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我国文革前产学结合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文革后由于大量引进国外技术，企业对与学校和科研单位结合兴趣不大。由于市场经济概念逐渐深入人心，企业认为人才可以从市场上获取，没有必要与学校建立密切关系，因此产学结合逐渐陷入困境，当然，行业院校与所属的产业还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联系。但近期大变化中，不少工科院校与产业部门的关系从行政上被切断，产学结合由此遇到了更加严重的困难。
从学校这方面来说，如何设计实践课程，使学生到企业去是帮助企业创造价值，而不是“添乱”，这是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现在一些好的职业学校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值得其他学校、包括本科学校借鉴。
更重要的是，产业方面要理解培养人才是全社会的责任，而不单纯是学校的任务。如果缺少产业合作，学生的实践能力欠缺，企业也找不到可用的人才，这是全社会的损失。从这个角度讲，积极开展产学合作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目前恐怕离这种认识尚远。
5.膨胀过快，各方面不适应。
由于学生数倍增长，学校规模扩大过快，各方面都难以适应。首先是教师队伍跟不上，生师比畸高，教师与学生之间很难有机会交流。新毕业生进入教师队伍的比例过高，难以适应高水平教学的要求。其次是教学设施和实践条件跟不上。再次是学校管理层次过多，管理效率下降。
6.K12教育是应试导向，缺乏全面发展基础。
从小学到中学，接受的是长期、全面的应试导向，把学生培养成做题机器、考试机器，知识不全面，缺乏实际动手动脑能力；学习内容按科学分类，缺乏基础工程知识，到了大学学习工科比较费劲；忽视品德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流于形式，一直到了大学还要补基础品德课，这实际上是不可能产生预期效果的。
7.政府投入不足。
尽管政府投入增长较快，但是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一直低于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达到我国的计划预期指标。当然，其中基础教育的问题更多，义务教育到最近才取消学费，中西部、特别是农村很多中小学还很困难，教师待遇甚低，日常教学费用无法保证。中西部地区高校规模也在迅速扩大，但政府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四、对策
以上种种问题，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才能逐步改进，直到彻底解决。就主要方面来看，分别提出以下建议。
对政府的建议是：
（1）确定人才政策，明确人才结构。
中央在相关文件中提出“人人皆可成才”，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何在工作中落实，缺乏具体政策。目前的各种政策都是面向精英的，如“百千万工程”、长江学者、各种奖励等等无不如此。但如何鼓励面向大众、人人成才，缺乏具体政策。
中央政府应根据我国当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明确的人才需求结构，引导广大青年及家长正确认识社会需求和个人前途，鼓励青年学生根据个人特点、兴趣、爱好，选择符合社会需求的发展方向；也要根据人才需求结构，明确各类学校的结构比例：如中职和高中比例，高职和本科比例，文理工农医等各科比例，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比例等等，要提供宏观指导的数字和比例。
各级地方政府也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本地的人才需求结构和教育结构，结合本地情况提出和落实鼓励人人成才的措施。
（2）提高低层次劳动者收入，缩小差别。
分配政策上不应单纯鼓励每个人都要向顶层发展，而是要鼓励每个人在自己所在层次中做出优异成绩。在发达国家，工薪阶层的差别比我国小得多（当老板者另当别论），缩小工薪差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工人当家做主的本质要求。从人才培养和教育的角度看，缩小工薪差别也是使广大劳动群众各得其所、在不同岗位上努力工作的基本措施。
（3）加大教育投入。
政府要转变成为公共政府，而不是基建政府、投资政府；财政要成为公共财政，摆脱盲目追求GDP增长的目标。在教育、医疗、文化、社保等公共服务上要大幅度增加投入，至少要达到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从中国目前的财力来看，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关键是做不做，愿不愿意做。
（4）鼓励产学结合。
要在政策层面上提出鼓励产学结合办教育的措施，首先应要求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必须承担产学结合任务，同时在税收抵扣和毕业生招收选择等政策上给予优惠。对高校要有具体指标要求，指导高校做好产学结合工作，使学生通过产学结合既提高自己，也为企业创造价值，取得企业、学校、学生三赢的结果。
（5）改革高考制度。
从现实出发，统一高考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可能取消，但仍应有所改变，主要是对不同类型学校和不同类型考生应有所区别。目前按地区给予不同政策和灵活应对的自主权是一种做法，但更重要的是应按类型区别对待。比如目前高职学校和学生数规模已和本科相近，但录取时却排在第五批，这就难免使高职学生感到自己沦为弱势群体，背上较重的思想包袱，同时对高职和普通学校的入学要求也应该有区别。建议对本科和高职分别组织统一招考，使一些由于家庭条件、个人爱好而愿意上高职的青年人有一个拼搏的机会。考题应根据高职的特点来出，这样，考生中也会出现高分获得者，虽然开始时报考人数或许较少，但若允许本科落榜者也参加高职考试，加上其他对工艺技术有兴趣、有天赋的报考者，估计有助于逐渐提高高职的生源质量。
对学校的建议是：
（1）办学定位要实事求是。
每个学校都应根据主、客观条件，确定自己的定位。客观条件主要指社会需求和社会可能提供的资源，主观条件主要指自身的能力，包括师资队伍的规模和水平、教学设施的条件、历史的积累和获取资源的能力等。主、客观条件之间会相互影响，要结合起来考虑。
定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类型，包括是全面综合还是有所侧重或单科发展，是研究性还是实用性等等。二是层次，是专科还是本科，设硕士点还是博士点，本硕博之间的比重等。这两个方面要明确定下来，避免经常变化或者不断升格。每个类型和层次的学校都有需要，研究型大学只可能是少数，在美国都是如此，与其勉强挤在供过于求的类型层次中，不如选择适合自己、能做出最佳发挥的地方。第三就是在类型和层次确定后，在同类中处于前列、中间还是殿尾，这是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地方，每个学校都要争取成为同类中的优秀者，竞争的着力点应放在这里。
影响学校准确定位的有精神和物质、即名和利两方面的因素，而名和利又往往结合在一起。经费分配的弊端在于往往不是根据实际需要而是按层次、类型来分档。例如职校实践环节较多，需要较多经费，但实际上却因为其层次较低而得到的经费较少。还有一个官本位问题，专科的校长是副厅级，本科的是正厅级，其中少数还是副部级。在现实社会中，这些因素肯定会对校长争取学校升格起到强烈的导向作用。凡此种种，都需要政府认真研究，切实解决。
（2）以培养人才为中心任务。
关于高校的任务，现在有两种提法：一种是三大任务并列，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还有人加上第四项，引领文化。另一种提法是中心任务是培养人才，围绕中心任务有三大领域，即教学、科研和服务，三者都是为中心任务服务的。作者本人赞成后一种。学校的基本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如果学校是三大任务并列，那么研究院所也有同样的三大任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那么学校和科研院所岂不都是一样了吗？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毛病，就是趋同，把不同类型的事物混为一谈。极端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所谓的“五·七道路”，把工、农、文化、军事都混在一起，每个人每个组织都要承担全面的任务。改革开放后，提出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于是每个单位都去赚钱，企业当然要赚钱，但事业单位也要赚钱，研究所也要赚钱，学校也要赚钱，甚至政府各部门都要赚钱，由此造成了大量的问题。有鉴于这些教训，现在行事就要三思而行，认清自己的本职，认清每个单位的基本任务，学校就要培养人，研究所就要搞研究，企业就要出产品赚钱，不要追风赶潮，舍本逐末，否则趋同不就，反而干扰了国家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
目前很多高校，尤其是其中的名牌，校领导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科研上，跑项目、筹巨款，有的学校还把要钱指标层层分解到个人，教授们成天忙于找钱，教学工作置于次要地位。如此办学，能好好培养人吗？许多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甚至直斥这是不务正业！究其原因，无非是教学经费大体固定，且数额偏少，缺乏吸引力，而科研经费则充满变数，且数额可观，竞争者一旦得手，公私俱享其利。所以各种评比，包括职称晋升等大都与科研挂钩。由此看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要从体制、政策上入手。
（3）强化能力训练和品德养成。
现在对学生要求的正式提法是知识、能力和素质三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够准确，因为素质是个总的要求，素质中应该包括知识和能力，不能说这里的素质是指知识、能力以外的素质。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是知识、能力和品德，也就是原来说的德和才，才中包括知识和能力。
知识、能力和品德是三个不同的领域，互相间不是相加的关系，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相乘的关系。知识和能力是个大小问题，而品德则有正负问题，如果品德是负，那么知识、能力越大，得出的乘积就负得越大，也就是说，品德是有否决权的。三者的培养方式也是不一样的，知识靠传授，能力靠训练，品德靠养成。现在在知识传授中的争议主要是知识结构怎么合理，如何使更新速度更快，新的交叉学科如何引入等，应该说没有根本性的争议。存在争议的是把能力和品德的培育知识化，以为能力和品德也可以通过传授来提高，这是不对的。因此，要转变观念，研究能力和品德提高的方式，大大强化能力训练和品德养成。对工科教育来讲，能力中要强调综合能力，品德中要包含职业道德。
（4）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现在相当一部分工科教师缺乏或者没有工程实践经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从企业请兼职教师又受到种种限制，应在产学结合中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来解决。要突破体制和方式上的障碍，使教师定期到企业中去挂职锻炼，请企业的高层工程技术人员到学校来兼课。此外，青年教师大都来自专业学科，普遍没有接触过教育学，在上岗之前，这方面应予以补课。
（5）组织力量开展工程教育研究。
应研究如何把工程教育的力量组织起来，譬如，美国就有一个各校工学院院长会议的形式。能否要求校长、副校长中有一位分管工科教育，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他们也可在校内把相关教师组织起来定期研究工程教育的共性问题。对社会上不合理的大学排名等，不要停留在无奈的消极反应上，而应采取措施促其改进。既然是非官方的、自发的评比排名，学校也可联合起来，研究一下分类评比的方法和较为合理的指标体系，并促成相关的社会组织采用。
对社会（包括企业）的建议是：
（1）加大宣传，提倡人人皆可成才。
要加大舆论宣传，大力提倡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形成健康的环境氛围。要破除以职业论高低的思想，大力宣传普通劳动者中的优秀人物和先进事迹。
（2）提高公民素养，培育社会公德。
要纠正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片面理解，努力建设诚信为本的道德体系，通过各种方式，从各个方面培养各项公共道德。
（3）明确人才需求，破除浮躁思想。
要研究并使全社会了解企业的人才需求、合理的人才结构和人才使用方式，破除各种不切实际的浮躁思想，逐渐形成社会共识。
（4）培养人才，全社会有责。
要明确培养人才是全社会的任务。企业和社会各方都要对培养人才负责，要为培养人才提供条件、发挥作用。
对加强国际合作的建议是：
（1）认真研究外国的经验。
我国的情况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包括经济水平、发展阶段、教育规模都大不相同。据介绍，法国的大学校（Grande Ecoles）160个学校一年毕业学生总数一万多一点，而我国一个学校就可能毕业一万多人。尽管如此，对国外的经验还是要认真研究。近年来各国都在进行工程教育改革，我们要研究他们改革的背景、目标、措施和结果，分析他们成功和不成功的经验，结合国情，为我所用；还要研究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情况，这类国家与我们起点和目标相近，甚至暗中将我们视为竞争对手，它们同样不可轻忽。
（2）拓宽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渠道。
可以有多种合作方式，如互访、互派学生、合作办学等。目前已有一些成功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
（3）改革外语教育。
现在我国的外语教育，费时费力甚多，效果总体不佳，TOFEL、GRE之类的考试也起了相当大的误导作用。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讲，外语首先是交流学习的工具，要改变外语教育以出国为主要目标的思路，围绕实际需要来组织教学，力求提高效率，改善效果。
（4）教育输出。
对一些相对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考虑输出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在工科领域，帮助他们培养人才、发展经济，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提高方式。
最后要补充两点：
其一，经济是基础。粗放型经济对各种人才的质量都没有太高的要求，因此企业对与学校共同培养人才既无动力也缺乏能力，随着自主创新任务提上议事日程，经济增长模式将得以成功转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就会自然发生变化。瓜熟则蒂落，水到则渠成，很多事强求是求不来的，只能在现有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
其二，教育是有弹性的。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人的主观能动性、适应性是非常强的，因此，在苏联体制下培养的大批学生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文革十年造成的人才断层也挺过来了，老三届中也出现了很多优秀人才。学校教育相对较短，毕业后的实际工作岗位将给青年人提供各种不同的机会，也将给予不同的磨炼。“是金子总会发光。”只要有机会，优秀的人才还是会健康成长、崭露头角的。因此我们所讨论的不是一个yes或no的问题，不是这种方式绝对好、那种方式绝对糟的问题，而是较好或者较差、应尽可能扬长避短的问题，是如何做得更好，使学生在几年学习期间，在知识、能力和品德方面得到更多更好的成长，缩短今后走向成功的距离，在此基础上，提高全社会的效率和效益的问题。也正是因为教育的弹性大，使不少问题长期存在而得不到解决，变为熟视无睹，似乎不解决也无所谓、也过得去，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本文是作者根据2007年6月在中国工程院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同举办的“面向21世纪的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论坛”上的讲话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