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范围内论文,化与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对“城市化”概念的理解主要是两个方面：（1）一个国家在一些城市居住区的人口进一步集聚；（2）城市居住区的不断增加和扩建。城市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和历史性的现象，以资源分布以及一个社会所拥有的技术资源的分布为基础。作为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并按照这一模式来实现人口集聚，它可以被理解为：只要确定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活动，那么一个国家城市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就比较低，并且能保持稳定；随着工业化的出现，城市人口就会快速增长，并超过原来占总人口的比重。随着服务性行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居住体系。此后，增长的曲线又重新由高处往下跌落。
一个城市的发展机遇取决于它在该国整个居住网络中所处的位置；而生产技术，特别是交通技术的每个变化都会影响城市的增长，在一些大城市周围将会出现各种规模的城市区域，然后，这些大城市又以特大城市、以占据大规模土地的形式向外扩张，同时兼并数百个曾经相互独立的居住区域。目前，在西方国家，人口集聚的趋势正在快速下降，核心城市的人口数量正在逐步减少。令人关注的是，那里的流动人口和外来移民的数量在急剧增加，其结果是贫困的社会人群越来越多地滞留在城市中心区域。然而，对城市区域内部传统建筑的大规模修缮，其结果又使这个过程出现了回归现象：城市中心区又出现了新的中上等富裕阶层，城市边缘地区出现了新的贫民区。
一、城市的发展与城市化
1.全球城市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有关城市化水平较详细的数据只是到了大约1800年后才出现，有人估计1800年后世界人口约为9.06亿人，其中大约2.17亿（24%）人生活在拥有2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中，大约2%的人生活在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1850年，世界人口大约增长30%，拥有2 万人口规模以上城市的人口比重增长了132 %，大城市的人口比重增长76%。 过了100年后，即在1900年和1950年期间，世界人口约增长了50%，拥有2 万人口规模以上城市的人口比重增长为240%， 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率达到了254%。与此同时， 城市化在世界各个地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差异。在美洲和大洋洲地区，城市化发展最迅速。与这些地区相比，亚洲和非洲的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而到2010年，世界几乎所有的特大城市都将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因此，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快的城市将会在非洲诞生（注：黑塞尔曼·哈尔姆特：《城市的未来——城市的发展趋向和地方政策的选择》，德国奥普拉登，1986年，第3—15页。）。
据预测，到2000年全球8／10的最大城市将位于第三世界国家， 墨西哥城（2600万人口）和圣保罗城（2400万人口）将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其他许多城市也将以1000万以上的人口规模成为人口高度集聚的特大城市。据联合国预测，到2025年，全球大约有93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在500万人以上，其中80个在世界南部地区。 引起城市大规模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男人、妇女和儿童来说，大城市的贫民窟是一所赖以生存的苦难学堂。 1985 —1989年期间，在世界南部几乎3／4地区，即在100个新的城市家庭中有72 个家庭只能寄生于城市贫民窟和棚户区，在非洲，这部分贫穷家庭为92%。”（注：《全球发展趋势》1993——1994年，第113—114页。）当年狄根斯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早期工业化城市伦敦作了极为深刻描述的那些城市贫民窟，将首先再现于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
2.城市的人口集聚与城市化进程
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英国的城市化过程开始得最早，并且发展得最广泛。1995年伦敦大约有700万人口（具体数字不详， 因为那里的人口登记制度已经取消）。在北欧大约3／4人口居住在城市，差不多60%的人生活在大城市，10 %的人生活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 大约从1960年以来，在北欧和西欧包括英国，特大中心城市的人口正在日趋减少，更多的人口集居在特大城市的边缘地带，而中等城市的人口却在迅速增加，但随着19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欧洲大城市里的亚城市化人口正在缓慢减少。
从掌握的资料看，北美的城市化过程显然要比欧洲开始得更晚。美国1790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当时5 %的城市人口集聚在美国的东海岸。1850年，这部分城市人口上升到15%，以后直到1990年才上升到75%。加拿大的城市化发展与美国类似。当美国的城市人口大规模集聚在东海岸和西海岸的时候，加拿大的城市人口则集聚在南部的边境地带。今天，加拿大人口的77%生活在城市中。
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过程显示出很大的地区差异。第三世界国家是以城市数量剧增为特征。以中国为例，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中国开始了一条类似美国、德国和英国在18、19世纪所采取的发展道路。自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世界经济的多元化轨道，同那些西方工业国家的差异只是在于速度和等级上：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均在8 %以上（90年代甚至达到了10%以上），而总人口数已经超出了12亿（即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最近10年来，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工业社会。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一个庞大的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在2002年将领先于美国而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区。 预计中国的贸易总额在未来的5年内将成倍增长。由于高速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城市已经达到666 个，比1980年增加了3倍，其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75个，中等城市192个，小城市399个，中小城市进入发展最快时期。到下个世纪， 中国城市将会达到800个左右。在亚洲，以及同样在非洲和拉丁美洲， 这些巨大的增长率被确认无疑。城市数量的增加是与对外贸易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巴西的圣保罗城如果没有以咖啡出口为主的国际贸易，那么要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900万人口的大城市是无法想象的。在玻利维亚，大约只有51%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阿根廷是86%，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几乎达到了90%。中美洲国家的城市人口处在35—55%之间，中美洲的城市化程度明显低于南美洲国家。整个拉丁美洲在城市生活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6%。
2010年世界30个特大城市及其人口增长和占其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
排序 2000年特大 1990年 2010年
城市排位榜 城市总人 该城市占全国总
城市总人 该城市占全
口数(百万) 人口的百分比
口数(百万) 国总人口的
百分比
1东京
25.026.24 28.9
27.14
2圣保罗 18.116.16 25.0
15.08
3孟买
12.2 5.66 24.46.07
4上海
13.4 4.45 21.76.07
5拉各斯 7.720.29 21.1
20.91
6
墨西哥城15.1 24.6 18.0
18.64
7北京
10.9 3.60 18.02.97
8达卡6.6 35.2 17.6
32.65
9纽约
16.1 8.54 17.27.23
10
雅加达 9.217.35 17.2
15.77
11
卡拉奇 7.921.01 17.0
18.94
12 马尼拉城 8.933.32 16.1
32.24
13天津
9.2 3.06 15.72.59
14 加尔各答10.7 4.97 15.73.91
15德里
8.2 3.78 15.63.88
16格杉机11.5 6.09 13.95.84
17汉城 11.035.09 13.8
32.41
18布宜诺斯艾利斯11.441.14 13.7 337.57
19开罗
8.637.48 13.4
33.38
20 里约热内卢 10.9 9.76 13.38.05
21曼谷
7.158.34 12.7
52.10
22德黑兰 6.720.09 11.9
16.37
23 伊斯坦布尔
6.519.07 11.8
18.14
24大阪 10.5 11.0 10.69.95
25莫斯科 9.0- 10.4
-
26利马
6.543.05 10.1
41.26
27巴黎
9.322.65 9.6
20.87
28 海德拉巴 4.1 1.91 9.42.34
29拉合尔 4.211.05 8.89.83
30马德里 5.3 2.44 8.42.08
排序 2000年特大1995－200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
城市排位榜
1东京 0.82
2圣保罗1.77
3孟买 3.68
4上海 3.68
5拉各斯5.41
6
墨西哥城
0.80
7北京 2.89
8达卡 5.30
9纽约 0.39
10
雅加达3.49
11
卡拉奇3.94
12 马尼拉城
3.25
13天津 3.04
14 加尔各答
1.65
15德里 3.36
16格杉机
1.16
17汉城 0.92
18布宜诺斯艾利斯
1.02
19开罗 2.17
20 里约热内卢 0.95
21曼谷 3.06
22德黑兰
2.93
23 伊斯坦布尔 3.53
24大阪 0.00
25莫斯科
0.69
26利马 2.43
27巴黎 0.15
28 海德拉巴
4.48
29拉合尔
3.86
30马德里
2.13
资料来源：《人口统计上的转变》，德国咨询委员会出版，波恩，1995年。
亚洲各国城市化程度的差距要比拉丁美洲更大。在工业高度发达的日本，它的城市化程度为77%，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生活在拥有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里。印度的城市人口大约是25%。中国得益于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城市人口目前已经达到38%左右。土耳其是61%。1990年，东南亚有29%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南亚是27%。在一些大的城市区域内，由于城乡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也显示出人口持续增长的态势。
非洲仍然是地球上城市化速度最慢的一个大区域。1856年，非洲有9个拥有2万人口以上和3个6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殖民时期这些城市的人口向沿海地区迁移。1990年非洲的城市化程度为34%，大约不到总人口5 %的人生活在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最大的城市是开罗（1100万人）、拉各斯（400万人）、亚历山大城（360万人）、金沙萨（320万人）、 卡萨布兰卡（290万人）、阿尔及尔（270万人）和开普敦（240 万人）。几乎所有国家都只拥有一个以出口为趋向、面向国际市场的百万人口大城市。与亚洲和南美洲相比较，非洲的城市人口增长率明显高于甚至超过亚洲和南美洲的平均水平。
1980年期间，全球有33个城市的人口在500万以上，其中9个在西方国家，24个在第三世界国家和东欧，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相对最高的国家。因为在世界所有地方，都是大城市区域的人口在增长，许多学者将这些城区称之为“世界城市”，是经济、政治和权利的中心，是所有交通和信息贯通的枢纽站。即使这些“世界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已经减少，但它们的规模将持续膨胀。这些城市在发展进程中显示出一系列令人注目的相似性：人口自工业革命以来或多或少地持续增长，它们并不依赖于自己所处的那个国家，无论这个国家的规模大小，人口分布是稠密或者稀疏，无论它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它更多地依靠市场还是依靠政府计划，这些“世界城市”仍然在或快或慢、或紧或松地膨胀。人们曾经或现在都试图制止这种膨胀，但没有人能获得成功。
城市区域的人口集聚过程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按照一个相似的模式进行：只要生产活动被确定为绝大部分是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城市人口的比重就相对较低并且比较稳定。伴随工业化形成城市快速增长阶段，而且常常集中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随后，增长率又重新降至相对高的水平上，并且保持稳定或甚至略有下降。在工业国家里，增长曲线顶端的转折点似乎显示城市人口的比重处在80%左右。世界经济影响力的不断强化将有利于这些过程进一步得到平衡。
世界各个地区在实现工业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差异。尤其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它们的城市化大部分是在殖民统治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对世界市场和“发展援助”有一定的依赖性，而且即使在废除殖民化统治后还是无法迅速彻底地改变这一模式。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城市个数的增加不但是因为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造成的，而且还是因为流入人口的高生育率引起的，这些流入人口的生育率至少对一代人来说，要比城市居民的生育率高得多。相反，在工业国家中，城市人口自然变动的总量从发展来看是消极的，并趋于负增长，城市人口的增长仅仅是因为流入人口的增加。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大规模集聚的核心城市的人口近几十年以来已经趋于减少，人口的增长多数出现在亚城市地区。但人们可以发现，今天中等规模城市的人口普遍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这是因为中等城市大多位于人口大规模集聚的流入地区。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的增长继续集中在一些传统的城市里，城市快速增长的阶段往往集中发生在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内。欧洲城市化过程和今天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化过程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差异在于：世界市场的巨大影响。
联合国假定，到2000年世界人口的半数以上将集中在城市区域。在世界10个特大城市中，只有纽约和东京两个特大城市处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其他均分布在地球南面的亚洲和南美洲国家。当工业国家城市人口在本世纪下半叶可能从50%增加到80%时，那些欠发达的地区的城市人口在这同一时期内，可能从16%增加到42%。目前几乎没有什么迹象可以表明，世界人口城市化的强劲趋势会在短时期内嘎然中止。
二、传统城市及其发展趋向
1.传统城市与城市的发展基础
从第二层意义上说，城市的增长也被认为是“城市化”。那么哪些条件有利于这种增长，哪些条件又限制这种增长呢？W.B.蒙罗曾指出：“在较早的几个世纪中，极大多数城市要归功于它们传统的诞生地，及其后来在防卫上的意义状况不断增强。在后来的几百年中，政治状况有利于象北京、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马德里或者华盛顿这些城市的发展。可是在未来，无论防卫还是政治上的意义，对于确定城市的发展基点和大城市增长的作用都会减弱。在世界10大城市中，没有一个城市能将自己的方位置于一种有利的战略地位上，而贸易和工业都是20世纪城市增长的关键要素，这无论在东方国家还是在美国和欧洲都是类似的情况。”（注：彼得·霍尔：《欧洲城市化过程》，原载《城市研究》1993年第30期，第883页。）从另一角度看：城市规模愈小， 公共建筑物的分布愈稠密，那么提供高效率的运输和生产技术的可能性就愈小。城市腹地的面积越小，那么城市人口从腹地获得的生活资料就越少。从发展趋势看，今天城市的“腹地”是一个世界。城市人，只要他们有能力承担，便可以每天消费来自巴西的咖啡，哥伦比亚的鲜花，阿根廷的牛肉，产自海湾国家和伊朗的石油，来自尼日利亚的花生果，来自新西兰和爱尔兰的羊肉，中国制造的玩具和服装，南朝鲜出口的旅游鞋，每一个超级市场都是世界产品的大橱窗。无论是腹地大小因素，还是运输技术和交往技术，都助长了今天城市的增长。所以，城市有影响的领域不断伸张和扩展，这样，反过来又助长了城市区域的人口增长，眼下，已经不再有什么增长的“自然”界限。
2.传统城市的发展趋向
“传统的城市”是一个大城市，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是首都，是经济和贸易中心，是文化和民族同一性的地方，而且常常是一个国家唯一的一个大城市。大多数人口众多的国家都位于地球南部，那里的传统城市往往都是民族同一化的地方，是政府的所在地，是外国使馆和跨国公司代表处的所在地，是国家与世界之间的纽带。传统城市，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传统城市是很有意义的。这类传统城市虽然在发达国家中也出现过，如巴黎、伦敦、华沙、布拉格、维也纳、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和马德里等，但发达国家的传统城市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城市有着重要的差异：
在工业化国家里，多数传统城市在一个漫长历史过程中维护了自己的地位，并且第一指标量（即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而与此同时，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传统城市都是一些被整个对外贸易所包围的地方。在这些传统城市中，一个国家所有单边的、多边的、与国家和个人有关的联系都在那里完成。在这些地方，集中了绝大部分公共的和私人的投资活动，那里有外国使馆和跨国公司的代表处以及国际性的研究机构；这些城市常常在受到殖民统治者影响的情况下维持着自己的地位，城市的第一指标量是稳定的，或者增长的速度很快，其特征是：空间发展的高程度集聚绝对没有什么益处，反而常常会起阻碍作用。H.埃韦斯就南亚和东南亚城市之间的关系，谈到了城市化革命问题。他认为，公共和私人投资活动在大城市的集聚，将导致城市的社会基础设施不断扩建，而建设这类公共设施又必须符合“世界橱窗”的标准。所以，即使高失业率笼罩着城市，但农村人口流向传统城市的浪潮还将一浪高过一浪：因为农村的生活条件与享用城市的基础设施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非常不平衡。因此，在传统城市中出现了多样化的可持续生产方式。从自发构建居民点开始，从事只能满足自给的低水准农业生产，乡镇集市贸易以及加工处理垃圾，一直到寻找尽可能多的工作机会，以便养家糊口。传统城市作为政府办事机构和管理中心，其生产功能是非常脆弱的，并且不得不将自己地方上创造的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输送到发达国家，因此，它们扣除从农村中得来的利润，并将这部分利润消费掉，以取代纯投资。许多传统城市“寄生人口”的特征都出现在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这一特征将随着工业社会的日趋现代化而进一步强化。
谈论传统城市，人们往往联想到曼谷。1970年的曼谷要比泰国的第二大城市金迈大33倍。在1960和1970年之间，泰国城市人口增长的70%都分布在10个大城市里，仅曼谷就占了61%。1970年，曼谷每四个居民中就有一个外来人口，每10人中有1个是1965以后才迁来曼谷的。 人口流动对城市增长的重要作用将继续强化。在曼谷，人们可以发现这个国家全部电话用户77%，50%的摩托车都集聚在曼谷，曼谷人消耗了泰国全部电能的82%，也为泰国带来了所有行业上交税额的82%和所有收入的73%，获得银行投资总额的72%，吸收年建设投资额的65%。因为这一集聚从趋势看还会加剧，所以很清楚，曼谷这个传统城市并没有在促进泰国的发展，正如莱尔纳尔假定的现代化理论一样，它根本没有使城市化与发展处在同一的趋向上。
从殖民地的影响来说，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就是一个例子。拉各斯在1800年只是一个拥有大约5000居民的非洲小城，到19世纪初，由于其沿海的地理位置而成了西非最主要的奴隶交易场所之一。1861年，当拉各斯成了英国殖民地以后，在该城市的南部出现了一个欧洲人集居区，即今天的市中心区，随着扩建码头和兴建铁路，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为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先决条件，到1900年，拉各斯人口增加到大约4.1万人，今天这个城市已经集聚了大约400万人，人口的年增长率约为6%，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以及高出生率。
拉各斯的例子表明，传统城市本身在传统文化与异域文化同时并存的社会中也能够得到发展。曼谷的例子则证明：殖民地历史并非传统城市发展的必然条件，没有殖民地历史的城市照样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这里仅仅是从许多城市中挑选了两个典型实例。事实表明，传统城市将继续主导它们各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
毫无疑问，伦敦也属于这类传统城市，即使在今天也同样如此。在18世纪初，当英国的迁居结构还完全充满中世纪色彩的时候，伦敦便是唯一与整个国家保持联系的城市，目前整个英国的大约1／5人口生活在伦敦大城区内。由于伦敦码头包揽了英国大部分殖民贸易，作为大英帝国管理中心的地位，伦敦在1700年期间以55万人口成为全球最大城市之一。伦敦大城区人口在1800年左右翻了一番，但当时在市中心区生活的人口仅为12.8万人。到19世纪，伦敦大城区的常住居民人数增加6倍， 现在已达到6600万人，新增的绝大部分人口分布在围绕市中心的内环区域。自1840年以来，市中心区人口迅速减少，到1900年时只剩3 万人左右。这些数据明显地揭示了经济繁荣时期英国亚城市化区域的快速扩建。正如彼得·霍尔写道：“就这一点来说，人们从未能简明而又可靠地确定伦敦什么时候停止以及英国其他地区什么时候开始了在城墙之外建造单个家庭住宅的传统。建立伦敦郡的计划可能指导了英国战后的城市重建工作，并继续保持了这一传统。”（注：考尔夫·诺狄格尔：“处在全球社会与地方之间的世界研究”，原载德国《社会学杂志》1991年第10期，第124页。）传统城市的发展趋向， 一方面取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各种发展，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信息化社会的各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跨国企业和全球资本的流向成了传统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而这些要素的发展又促使人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城市等级制的划分，并促使了城市在利用企业方面的竞争。
三、世界经济与城市的发展
1.以世界经济为背景的城市发展
我们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趋向的理解，都仅仅是一些可以理解的现象，并且将这些现象理解为是对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反应。国际经济过程是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基本动力。20世纪朝着以世界市场为趋向的一系列社会转变，从空间上看，它们反映在那些城市和区域的结构上。
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与经济过程是一种长时期的类型。从其结果来看，各个区域的发展并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在不同时间段，以不同强度运行，其特征是某个区域与世界市场的接轨程度。另外，从全球化概念来理解一些世界经济过程，其部分是可以叠加的，并且会同时出现在许多地区中。因此，现在很难对未来的空间结构作出更详尽的论述。
世界经济愈来愈紧密的网络化并不完全意味着市场的全球化。与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的假定相反，在现存的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核心经济领域中具有不同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大空间地方化的发展趋势。在工业国家里逐渐出现了一些自由贸易区，如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亚洲太平洋经济区和南美经济区，在区域上实现了重新结构化。国际金融贸易愈来愈要求从可见的商品上升到不可见的（财政）服务性贸易。然而，这仅仅涉及到一些工业国家：1990年，美国的服务业收入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69%，法国为67%，英国为62%，德国为59%，日本为56%。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70和80年代只是它们的第二产业（商品生产）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上升的一个开始性阶段。就电信技术而言，财政金融的全球化导致了国际性的地区间竞争日趋尖锐化。与传统的区域理论相反，运输开支和金融贸易费用略有减少。因此，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中，目前以国际标准计算的工资支付额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开支要素。就廉价的和固定的能源输出国而言，它们的商品可以提供给世界的任何市场。全球财政金融体系的交往轨道提供了将资本非常迅速而又简便地从一些地方以较低的利润输送到可能产生更高利润的另一些地方的可能性；以外汇和有价证券进行计算机贸易不再有停顿的间隙。世界范围内的区域性竞争愈来愈尖锐化。空间作为障碍物（距离间隔、地形地貌），作为诚实和负责任的对象（社会的结构、关系）对经济决策已经毫无意义，既是货币也脱离了它的物质（金属和纸张），成了电子货币。财政金融和货物流的周转时期大大缩短，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影响反映在自1950年以来已经上升了11倍的商品贸易中（原材料和工业产品），1991年的贸易额达到了3.5万亿美元， 超过了世界全部生产的增长速度。自70年代初以来，跨国集团公司在直接投资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投资模式。一些富裕的国家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些跨国集团公司的所在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作客他乡。跨国公司从事去国外投资的全球化模式是由世界经济体系确定的，同时也由贸易特征的三重性确定的：欧洲共同体、美国和日本今天作为三合一的中心点，它们向国外直接投资的总额占了大约世界的3／4。80年代，当跨国公司向国外直接投资的总额增加了3倍多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直接投资每年只增加3%，从1985年起才达到了20%。
国际金融市场以持续的全球化和金融贸易超出正常经济比例的扩张为特征，所以，世界信贷总额比世界贸易总额增长得更快。除了贸易的金融化以及服务业和直接投资以外，债务经营、个人购买股票证券的投机活动和国际金融系统内的保险功能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这样，大概每天有1万亿美元进入国际货币和资本市场进行运作，其中约有1000 亿美元被用于贸易金融化，约40亿美元用于直接投资的财政化。货币和资本市场急剧膨胀，自1993年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翻了1—3番。跨国集团公司愈来愈多地参与那种“看不见的贸易”，愈来愈多地将金融资本与投机商务挂起钩来。
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是通过交易所来运作资金的，并屈从于股东的利益。在这些股东中，银行往往拥有自己的股份，并利用抵押权来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以获取短期的利润，另外，银行还从利息的等级差异、从存款利息和信贷利息的差异以及个人储户的口袋里获得一部分客观的收益，它们一般都能够以友好的或者不友好的方式来策划公司的兼并程序，并用自己的资金来予以支持。同时，一些新保守主义的政府特别是通过税收上的优惠来保护一些正在富起来的人，这种优惠对纳税来说，也是一笔收入，但对支付工资税的人来说，就没有这笔收入了。税收系统将愈来愈疲软，债务税收将更加微妙。就是在债务危机上也很清楚，什么事情正在暗中策划酝酿：一个巨大的再分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中所有穷国将支付给富国巨额利润。
世界经济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日趋尖锐的国际竞争。国际竞争通过劳动组织的某种变革和技术上的革新使具有浓厚资本的生产效率不断上升。由于跨国集团公司的规模优势（规模经济），但特别是由于它们的流动资金和资本积累的优势，世界经济的特征将由大规模的、跨国的和组合的密集体来勾画。
2.城市间的国际竞争和城市的等级划分
世界经济不但由跨国集团公司的一个世界性网络，而且还有城市间的一个全球性网络来勾画的。在这两个网络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联系。全球所有城市同跨国企业、它们的子公司和跨国的物质供应公司等这样一个组织网络联系在一起，从而便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城市体系，全球城市体系由贸易和交流关系加以维护。在城市的等级制当中，一个城市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般由国际劳动分工和跨国集团所作的决策来确定的。
根据弗里德曼对世界城市所作假设，一个城市内部结构性的变化是由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和形式，以及由世界经济赋予该城市在新的劳动分工内部空间实现的功能来确定的。一个城市在世界经济中的功能和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发展取决于它的内在和外界因素。一个城市在历史上积累的资金以及它在经济和城市基础设施政策上的运作机制都是最重要的内在因素。而影响一个城市的外界因素是非常有限的，外界因素是在长期的、跨地区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向中产生的。
城市政策的行动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首先是由外部来确定的。国际竞争，跨国资本的流向和工艺的变革创新，都将导致一种新的劳动分工的空间，而它的基础是社会的残缺化和权利的过度集中。通过生产和管理功能的空间分离，即通过转移边缘地区的某些标准化生产功能和附属的服务业，并通过将财政功能、指挥功能和监督功能集于一体化以及集中少数世界中心城市以效益为趋向的服务业，来认识国际性劳动分工的特征。
对边缘地区的开拓不仅仅涉及到第三世界地区，而且也涉及到其他城市和农村边缘地区，甚至涉及到某些城市的局部地区和人口群体。许多专家强调：集中发展的优势具有国际意义。世界城市将成为全球资本的集中、积累和运作中心，世界城市同时也是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以及所有交通和信息通道的枢纽站。因此，世界城市也将成为某种组合性空间等级制的枢纽点。世界城市体系将通过迅速增长的贸易交流关系来得以维护。“一些重要的城市将是诞生企业和交通运输网络的地方，是维护世界经济的机构。”全球50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总部， 大约半数都集中在世界的10个城市里，拥有跨国公司总部5 个以上的城市都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欧共体或日本。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那么工业国家的支配权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微弱作用就显得更加明显。（注：弗里德里希斯·尤根：《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研究》，美国芝加哥，1995年，第72页。）
尽管墨西哥城、圣保罗、加尔各答、孟买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这些城市在2000年都将拥有1300万以上的人口，而且都属于全球10个最大城市之一，但它们在经济上的意义显得并不重要。今天，我们必须将世界城市按下述三种类别来加以区分，因为世界城市虽然存在着局部重叠的现象，但它们之间却不是完全相同的：
——人口爆炸似地急剧增长，造成城市的严重集聚（如内罗毕，圣保罗和拉各斯等）。
——拥有政治权力的首都或国家意义的（同时也具有经济意义）大都市（如华盛顿、柏林、堪培拉和北京等）。
——具有真正经济实力的世界城市（特别是纽约、东京、伦敦和上海等）。
3.世界城市的功能与城市发展
全球化将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所有城市和地区。跨国性和交流关系只是使世界体系从功能上获得一些有实务性质的联接点，以实现一体化。其它城市和地区虽然也完全依赖于国际经济体系，但它们在功能上却难以发挥作用。
那么现在一个世界城市的状况究竟取决于什么呢？一个世界性的城市首先应当是通过拥有全球500 家最大跨国集团的总部所在地的数量来显示，从这个数量看，首先是纽约，世界59家最大跨国集团的总部设在那里，其次是伦敦37家、东京34家、巴黎24家， 其他城市如法兰克福7家，阿姆斯特丹2家，苏黎世2家，芝加哥18家，洛杉矶14家，其中有些虽然不是集团公司的总部，但也是集团公司的财政金融中心。用这种分类方法可以清楚看出，纽约、东京和伦敦是核心的世界城市，它们形成了分等级的世界城市体系。
如果要对世界范围内的大城市进行等级划分是非常困难的，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特别是欧洲的一些学者对纳入世界城市体系的欧洲城市体系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研究结果是五花八门，无法达成一致。如曼雅尔将经济——功能范畴作为基本的划分标准；而梅塞利认为，一些重要大城市之间相互交换关系及其两地之间的联接性（空中交通）和大城市的服务功能才是划分等级的标准，将有关城市等级划分的各种观点归纳起来，目前可以划分出四个不同的等级：
（1）特大城市是真正的世界经济的运作中心。在这些大城市中， 设有国际上最重要的证券交易所，同时，它们拥有以航空直通为主的强大交通网络（纽约、东京、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2 ）宏观城市是世界经济的枢纽站，它们相互之间同样也编织了强大的网络，此外，它们与世界大城市之间拥有发达的直航交通，至少每天有两个航班直飞纽约和东京；（3 ）中圈城市也拥有跨洲际的空中交通联接（至少每周有7个直通航班飞往纽约和东京）；（4）微观城市拥有联接欧洲的高速铁路干线的一体化交通（注：弗里德里希斯·尤根：《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研究》，美国芝加哥，1995年，第72页。）。
综上所述，地理位置上的集聚首先是通过人口数量来确定的。在一定数量的人口中，会出现各种经济活动的密集化。然而，这种密集化也产生了弊端，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吸毒贩毒、犯罪率上升和贫民区的形成等。区域间的集聚与经济部门组合在一起，也许会产生高效率的组合，特别是在区域、交通和不动产部门，以及政府、行政和贸易部门产生高效率。在功能上的集聚，能够使一个城市发挥各种优势，同时有利于企业在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在国际竞争中会竭尽全力，运用各种手段来参与竞争。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特大城市上海，1990年上海仅有4家外资银行，到1998年， 上海已有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51家，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163家， 其中有汇丰银行、美林证券、友邦保险、VISA国际信用卡组织，还有外资的财务公司、金融经纪及研究中心机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在上海立足。排名世界前50位的大银行中，有80%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美国花旗银行、美国ATG保险集团、东方汇理银行、 标准渣打银行等著名跨国金融机构已将其中国区的总部迁到上海。上海的迅速崛起说明了第三世界大城市格局将发生根本变化，它们将在竞争中挤入世界大城市的前列。因此，城市社会一方面依靠政府的力量，以发展高新技术最大限度地渗透到竞争中去，另一方面，城市必须尽快驶入世界经济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