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重构：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领导权理论演进
王 欢
(东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8)
[摘 要] 在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领导权”是一个历时态概念。列宁和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为话语权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的解构以及重构方面进行了探索。拉克劳和墨菲意识到列宁和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中都有各自的概念界限，所以要建立一个没有概念界限的领导权——话语领导权。
[关键词] 拉克劳；墨菲；话语理论；领导权
拉克劳和墨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话语领导权理论。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权理论极大程度上受到列宁和葛兰西的影响，认为“无论是被当成阶级联盟政治领导者的工人阶级(列宁)，还是历史集团连接的核心(葛兰西)，它的根本特性是在不同于领导权实践在其中运作的领域之中形成的。因此存在一个任何策略性领导权概念没有跨越的界限”。[1](P84)本文根据领导权概念的历史演进路径，概括性介绍拉克劳和墨菲话语理论的产生和其本质概念。
一、列宁的政治领导权
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领导下，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取得胜利，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家与实践家，对领导权概念的理解有自己的论述。
列宁的领导权概念最初出现在其代表作《怎么办？》中：“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2](P295-296)这是列宁首次明确阐述领导权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剥夺无产阶级的劳动和利益，无产阶级长期处于被压迫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指出，无产者不能将革命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要承担起历史使命，在争夺革命领导权中要处于首要地位。由于俄国长期处于沙皇专制，缺少民主革命意识，加之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日益泛滥，思想家不但要为民众提供政治方向，更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自己的政治方向，使无产阶级彻底明晰自己的处境，愿意彼此团结在一起进行反抗，承担起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重要使命。当时的俄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杂，即沙皇专制与工兵苏维埃并存的时代，广大民众生活困苦，日常生活处于低靡状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宣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已经不再可行，无产阶级要在现实生活中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反抗资产阶级，在适当的时机下，一举打垮沙皇专制统治，实现对整个俄国的社会主义政治领导权。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治领导权就不需要再继续生活在资产阶级的剥削下，才能把广大群众从困苦中解救出来。此时，列宁强调暴力革命的重要性，使用暴力争夺革命领导权策略。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通过国家这一工具性手段把阶级意志传递开来。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列宁的领导权思想政治方向开始转变，他在著作中这样写道：“无产阶级推翻沙皇制度以后必须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不仅仅停留和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P187)
可是，谁说“可”与“不可”都没有用，在词的演进过程中，整着整着就变化了。先是苏东坡，后是辛弃疾，把诗的言志的部分搞入了词的写作，打破了传统文人关于“诗庄词媚”的游戏规则。对此，有些诗词专家赞同，说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不那样“娘”了，而有的诗词专家反对，认为词的表述就是“娘”的表述，所谓“诗化”是对词的离经叛道。清人朱彝尊、汪森编了一本《词综》，苏东坡的词只选了15首，周邦彦却选了37首，人们耳熟能详的岳飞的《满江红》根本没能入选，理由是他们的词太诗了。
“课程思政”虽无统一的定义，但研究者的基本观点较为一致。总体上说，所谓“课程思政”，其实质不是在高校中增设一门课程，也不是增设一项活动，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各环节、各方面，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的目标[2]。这一方面表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将不再是孤岛，而是与各类课程并肩作战，共同发挥育人作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不仅仅存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也应覆盖其他课程。对于高校来说，除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外，其他通识类课程的教师、专业课教师都应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同心协力、同向同行，共同完成育人工作。
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最后终于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起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同时期，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了，葛兰西做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革命领袖进行了理论反思。他基于东西方经济的不同发达程度和社会阶级的不同地位，以及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结果，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在葛兰西那里，它认为领导权和霸权具有概念的相关性，领导权和非政治领导权在思想内涵方面分别对应的是“统治”和“知识与道德”，国家的霸权地位通过这两个方面的领导权实现。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是一种革命理论，即为应对当前的社会现状而提出的解决策略，而非是一种连贯的社会理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只有经济基础达到一定的水平，才会导致上层建筑中的政治领导权发生变化。换句话说，经济基础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不必然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列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重大的突破，提出的政治领导权属于思想上的进步，是摒弃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开始，“阶级主体”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同时，这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基础，展现了社会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偶然性。后来，安东尼·葛兰西作为第三世界的思想家代表，继续发展了连接政治和领导权概念。
二次发酵时，较低的发酵温度，基酒中较高的初始乙醇体积分数、总酸及游离SO2含量等限制性因素均会抑制酵母菌的生长繁殖和发酵进程[19]。适应活化过程中，通氧条件及培养液中的碳源和氮源含量可使酵母菌完成从生殖生长到发酵代谢过程的转化[11-12]，提升其对抗性环境的耐受性，是促进二次发酵顺利完成的重要辅助措施。
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
综合看来，拉克劳和墨菲对葛兰西思想的评价既具有进步性又有保守性。葛兰西将市民社会理论的含义扩展至上层建筑领域，意识形态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相反，意识形态成了一个整体的概念且包含上层建筑。葛兰西虽然强调“市民社会”在上层建筑层面的含义，却并未抛弃其原来意义上的经济基础地位，保留了传统的经济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观点，坚持着“单一性统一原则”和“必要的阶级特性”。葛兰西强调争夺文化和道德领域的领导权，是在社会实践中主体间接合的自由活动，有差异的实践主体在实践中形成政治认同，霸权理论的主体带有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因为在进行文化和道德的宣传过程中针对的主体对象具有随机性。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是在列宁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其思想体系并未抛弃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突破也不彻底。
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把列宁的领导权称之为“阶级联盟中的政治领导”。[1](P58)拉克劳和墨菲特别重视列宁对政治优先性的定位，即是否把政治优先性视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经济和阶级等因素同等重要的位置。拉克劳和墨菲对列宁政治领导权方向的转向持肯定的态度，“列宁主义代表着经济主义模式瓦解并朝向以政治优先性为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观念前进的关键点。”[4](P54)实践证明，仅靠暴力夺取的领导权，生命力比较短暂。阶级属于社会关系层面，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阶级的利益通过本阶级的领导人联结本阶级的民众，对抗他们的共同敌人，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阶级统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角度看，造成社会矛盾爆发的点是矛盾积累最多的地方，而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是政治斗争改变了世界的图景，并不先验的存在某种解决矛盾的基本原理，这样的社会现状使列宁充分意识到原来仅仅依靠阶级斗争已经不再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既然真的不存在某种社会发展必然规律，当前的形势便是归于创造历史的东西。托洛茨基得出的结论：“多样化和不平衡的发展是我们时代的历史条件。”[1](P65)这是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原来的历史发展标准受到质疑。伴随着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是资本主义世界一统天下，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新的矛盾，远远超出原来的经济层面的矛盾，这表明政治斗争已经登上舞台，停留在“阶级利益”划分下的社会矛盾不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性。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葛兰西在这一过程中强调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并在此过程中提到两个经典问题在根本上的置换，即关于物质意识形态物质性的概念和结束意识形态的还原论，突破了“工人阶级中心论”。葛兰西已突破了“阶级”的概念，因为领导权主体是由“集体意志”合成的，由于集体意志是由分散的社会力量接合的，那么意识形态要素不具有阶级属性，领导阶层自然也就失去了阶级属性。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是由没有阶级属性的要素连接在一起的，利用“历史集团”“集体意志”这样的概念代替原来意义上的阶级，不具有纯粹的阶级属性，偶然性逻辑更大范围的扩展到了生产关系之中。
拉克劳和墨菲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进行分析，肯定了葛兰西拓宽了领导权的范围，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领导权的外延。“由于提供了超越列宁主义‘阶级联盟’范畴的领导权联系理论，葛兰西比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家更大地拓宽了政治重组和领导权的领域。”[1](P71)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对列宁的政治领导权的继承和发展，葛兰西虽然更强调文化和道德的重要性，但是并未放弃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政治’到‘知识分子和道德’层面的运动，向超越了‘阶级联盟的领导权概念的决定性转换形成了’。”[1](P72-73)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葛兰西超越了列宁的以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暴力争夺革命胜利的政治领导权，形成了进一步靠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权建构的更加牢靠的“有机混凝土式”政权。
葛兰西对于领导权给出了具体的含义：“一个社会集团的最高权力以两种方式来显示自身，以‘统治’的方式和以‘知识与道德’上的领导方式。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各种对抗性的集团，它有可能‘消灭’它们，甚至可能以武力来征服；它领导着各种类似的和结成同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在赢得政权之前，可以并且确定必须经常联系‘领导’；当他们行使权力时，它接着就成了统治者，但即使它牢牢地掌握着权力它也必须进行领导。”[2](P316)葛兰西赋予了领导权全面且细致的内涵，认为“社会集团”的权力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即政治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拥有政治领导权可以对集团内部的各团体进行统治；另一方面，未取得政治领导权时，需明确被统治群体，有针对性的进行“领导”。由于意识形态的统一，取得政治领导权之后可以依靠思想上的统一加固自己的政治领导权。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不同成果，西方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东方，但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却失败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短暂胜利表明暴力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已经不可行，西方无产阶级应该转变革命策略，在战争中争夺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革命策略会在群众的心中取得更加深刻的思想认同，这样的统治会更长远更牢固，有时甚至比政治领导权更有效。获得群众认可，达到意识形态的统一，是一个缓慢的理性化进程，需要采取“阵地战”的策略，先取得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最终实现对国家的领导权。葛兰西强调“阵地战”的重要性，即在资产阶级的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具体方式需要转变，把文化领导权的获得看成是取得政治领导权的必要准备。
拉克劳在接受保罗·鲍曼的采访时被问到，如果“脱离葛兰西，你们的‘后马克思主义’还会产生吗？”[4](P150)拉克劳的回答是：“就‘后马克思主义’而论，答案非常简单：不。如果没有葛兰西，我们的整个思想规划将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说它不能以别样的方式得到阐发，只不过，要是那样的话，它就不再是‘后马克思主义的’。”[4](P150)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拉克劳和墨菲把葛兰西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因为葛兰西思想的影响，才能使他们的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他们把葛兰西看作是自己思想的分水岭。拉克劳和墨菲一直坚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称自己的理论出发点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思想起源来看，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出发点确实来自于马克思，只是由于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时代，不能继续阐述主体论和阶级论以及无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这些概念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的时代。为建立适应当下时代需要的理论，应该首先将其解构。他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规律，解构了马克思的本质主义，摒弃了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根本性观点进行了解构。他们结合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况下，建构了一套自己的社会理论体系，即以话语理论为基石的激进多元民主理论。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成为拉克劳和墨菲思想的理论来源基础，甚至有人称其为“新葛兰西主义”。
三、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领导权
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承袭了列宁和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只有葛兰西——其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的著述——这个孤独的例子，能被用来作为一个新的出发点，他的著述包括阵地战、历史集团、集体意志、领导权、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这些新概念，是我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进行思考的出发点。”[5](P72-73)葛兰西关于取得的文化领导权的战略和相关专业的术语使用得到拉克劳的肯定，并把它们看作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拉克劳和墨菲一直承认葛兰西思想理论对他们的重要影响，并认为没有葛兰西的影响便没有今天的“后马克思主义”。在列宁和葛兰西的理论基础上，拉克劳和墨菲提出了话语领导权，指出：“对于葛兰西，领导权主体同一性的根本核心是在它连接的领域之外构成的：领导权的逻辑并没有显露它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解构作用。”[1](P96)葛兰西提出首先要在文化上和道德上争夺领导权进而争夺国家领导权，同时承认阶级和经济在领导权中的基础地位。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当前社会已不似以前——社会矛盾只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代表新的“阶级”不断在社会中产生并举行游行示威等活动，以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兴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代表着不同团体的政治力量不断登上历史舞台，政治领导权的争夺变成了多元性的，列宁及葛兰西立足于阶级的具有线性发展逻辑的一元中心论已经不能解释当今的社会现象。另外，后现代主义思想对拉克劳和墨菲的影响，使拉克劳和墨菲创建了适合当时社会发展逻辑的理论。如果没有葛兰西，可以说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可能就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部分。
这个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不过，正是上了这所学校，后来他们才没成为上山下乡的对象。所以，这些学生是幸运的。
齐泽克说：“《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的主要特征旨在反对预先设定的作为物质本质实体的古典主体观，该主体观支配着社会进程，而不是由语境过程本身的偶然性所产生。同古典主体观相比，拉克劳和墨菲指认，我们拥有的一系列独特的主体身份，其中的意义并没有预先设定，而是通过话语的建构，根据平等系列中主体身份的话语方式而变化。话语的建构规定了所有主体身份的认同。主体身份诸如女权主义、民主主义、和平运动和生态主义。”[6]齐泽克的阐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即放弃“古典主体观”，形成了自己的话语领导权。这一段话其实以一种“全景”的方式呈现了拉克劳和墨菲话语体系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当前社会兴起的女权主义、和平运动等社会思潮并不是设定和预想的，他们是在实践中通过话语的接合形成了主体认同，在话语认同中形成社会团体，拥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这种通过话语接合起来的社会团体已经摆脱了阶级政治和阶级斗争。话语理论从微观着手，从每一个话语主体入手，话语主体的认同是话语在实践中逐渐接合形成的，这种接合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摒弃了传统的宏观叙述方法。话语理论是在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影响下，尤其是福柯语言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影响下形成的，强调话语的建构作用。
“话语”这一概念在拉克劳和墨菲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拉克劳和墨菲不但利用话语理论解构了立足于阶级的本体论，而且从认识论层面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能用话语解释的社会。在这种意义上，拉克劳和墨菲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理论，同时也解构了阶级的本体论地位，实现了“哥白尼式”的革命，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拉克劳和墨菲对唯物史观的解构观点主要体现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中，在“错位与对抗”这一部分是以引用马克思的文本开头的，文本来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主要表述马克思理论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在文本中继续提到了《共产党宣言》这一经典文本，指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墨菲主要把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观点作为理论切入点，否定马克思观点中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为反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在文中这样论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发展并不必然具有客观规律，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存在的，社会是偶然性的产物，因此社会的建构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5](P10)墨菲分别摘取马克思在两个文本中的观点，将两个观点看成是彼此孤立的关系，并未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中做具体考量。第二，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在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一定会在发展中战胜资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并断言“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7](P28)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并没有成为一个整体的无产阶级的社会。拉克劳和墨菲写道：“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个是把政治斗争看成阶级斗争，斗争的主体是单一的工人阶级；另一个是否定了斗争形式的多样性，把斗争的多元性还原为阶级斗争。”[8]第三，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观点。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本质主义的，经济是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1](P87)对本质主义的解构主要包含解构总体性概念、解构经济决定论和解构阶级还原论。
拉克劳和墨菲是在列宁的政治领导权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提出了话语领导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多元激进的民主理论，属于本体论范畴。全面准确地了解话语领导权，有益于研究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性。
[参 考 文 献]
[1]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季正矩.列宁传[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4]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5]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M].孔明安，刘振怡，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6]Lawrence G.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g：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1986，(10).
[7]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付文忠.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命题解读——拉克劳与墨菲“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剖析[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Laclau and Mouffe ’s Ideas on the Evolution of Discursive Hegemony
WANG Huan
(The Northeast of Petroleum University，Daqing 163318，China)
Abstract ：In Laclau and Mouffe’s “post-Marxism” theory，“hegemony” is a diachronic concept. The thoughts of Lenin and Gramsci’s hegemony have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generation of discourse power. Laclau and Mouffe explored the aspects of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hegemony. They realized that Lenin and Gramsci had their own conceptual boundaries in their concept of hegemony. The purpose of Laclau andMouffe was to establish a hegemony without conceptual boundaries-discourse hegemony.
Key words ：Laclau；Mouffe；discourse；hegemony
[中图分类号] D0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4-5856.2019.06.004
[收稿日期] 2018-08-27
[基金项目] 东北石油大学文科基地开放基金项目，项目编号：WKJD201802；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课题，课题编号：GBD1317017；大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项目编号：DSGB2018079。
[作者简介] 王 欢(1990-)，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文章编号] 1004— 5856( 2019) 06— 0013— 05
责任编辑：孙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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