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1978-200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部门论文,回报率论文,中国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经济经历了近30年的快速增长，其中资本投入特别是工业资本的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工业部门，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已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在这样高速的工业化时期，许多学者质疑工业部门投资的效率问题，至今仍存在着广泛的争论，那么应该如何正确地审视这种经济现象，到底这种工业化模式是否有效？2006年5月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发布一份有关中国企业资本回报率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从1998年的2%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12.7%，非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从7.4%上升到16%，而且中国企业能够自留大量的利润用于再投资。然而，美国新桥投资的合伙人单伟建[1]博士则发表了多篇论文对此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认为虽然近年来我国资本回报率获得了一定的增长，但是世行高估了我国的资本回报率，同时他并不赞成企业投资较大部分来自自留利润的观点。这场激烈的讨论引起了许多经济学者对这个看似简单的资本回报率问题产生了兴趣。为了更加深入的探讨资本回报率问题，白重恩等[2]利用国民收入核算的框架从宏观总量的层面上测算了我国的资本回报率，而卢峰等[3]则从企业微观层面的账面数据出发测算了中国工业行业的资本回报率，应当说这两项研究各有优缺点，运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覆盖整个经济，其中的企业增加值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因会计、税收及所有制不同而导致的不同企业间的非可比性，并且资本存量是经过价格调整的；采用微观数据的优点是清晰和灵敏，但存在价格和会计税收变化等问题。最后他们的结论都一致认为中国近年来的资本回报率确实发生了真实的快速增长。
在资本回报率的测算问题上，由于所用的方法不同其测算出来的结果可能差别很大，卢峰等人在测算中国工业行业的资本回报率时，主要利用统计年鉴的财务指标来计算资本存量，但由于我国的企业往往采取较低的折旧率，因而高估了资本存量，因此，我们通过永续盘存法(PIM)对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进行了重新估计，在此基础上测算出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具体包括全国和省际两个层面，从这些测算的结果中找出中国工业部门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模式，以此可以判断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着大量投资是否有其合理性，也即中国工业部门的高投资是否带来了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或是中国工业的高投资是否来自它们的高资本回报率，并初步判断导致这种模式变迁的背后成因，同时我们还要关注省际间回报率的变动模式以及它们之间的演变趋势，希望从中能得到有意义的发现，从而为评估我国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为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提供新的视角。
二、中国工业部门资本存量的估计
关于资本存量的测算在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献，但目前学界通用的方法是1951年Goldsmith开创性地运用的永续盘存法(PIM)，其原理本文就不做详细介绍，可以参见相关的研究文献。它的核心假设是采用相对效率几何下降的模式，此时重置率为常数，生产性资本存量的基本估计公式可以表达为：
由于理论上的相对简化，在资本存量的测算中几何相对效率模式得到广泛地应用，在这种模式之下折旧率和重置率是相同的。公式中主要涉及到以下四个变量：(1)基期资本存量K的确定；(2)每年的投资数据I的确定；(3)投资品价格指数的确定，以便折算到不变价格；(4)效率模式的假设以及经济折旧率δ的确定。
（一）每年的投资数据I的确定
找出合适的投资序列是正确估计资本存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说来投资数据主要包括积累数据、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固定资产形成数据、资本形成总额数据、存货投资数据以及新增固定资产数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一个一直沿用的官方统计指标，它不但时间序列长而且还提供了其构成部分的投资数据，在大量的研究中，基本都运用这个序列数据进行资本存量的测算；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所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处置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总额，鉴于这个指标在宏观总量层次上的优越性，许多学者开始运用固定资本形成额来进行宏观层面资本存量的测算。
对于1978～2006年的工业投资而言，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很难收集到全部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具体数据。但是相关的工业统计年鉴中却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全国和分省的固定资产原价和固定资产净值，因此有效地运用这两个数据序列可以为我们提供方便，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公开统计资料中工业固定资产原值数据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各年新增固定资产的逐年累加，固定资产净值则是原值减去折旧的数值，没有考虑到价格的变动。因此，统计资料中的投资数据不能直接用来表示公式中的I[,t]。我们采用的投资序列数据可以这样得到：I[,t]等于第t年的固定资产原值减去第t-1年的固定资产原值，也就是相当于新增固定资产，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新增固定资产比实际的新增固定资产要少一部分报废的数值，但是这个影响可以忽略，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在折旧率上设定过低，导致过度使用，这样实际上的报废值是很低的，可以对其进行忽略处理，不会对资本存量的估计产生大的影响。我们之所以运用固定资产原值而不用资产净值的原因是，在折旧率的处理上我国经常存在过低的折旧率，由于我们采用的是永续盘存法估计资本存量，因此必须采用在几何效率模式假设下求取的折旧率。
（二）投资品价格指数的确定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2年以后才有官方的正式公布，此前没有官方可用数据，所以大多研究采取的解决办法是选用其他价格指数代替，或者通过一些计量的方法进行构造。为了便于准确的估计，并充分利用官方的最新数据，我们采用的方法是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提供的1952年至2004年全国和分省的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分别计算出以1952年为基期和1978年为基期两个全国和省际的平减价格指数序列，对于全国和各省1978～1990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及个别省份在后续的时间里缺损的年份，我们利用计算出来的资本形成价格指数来替代，1991～2006年采用官方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这样就建立起1978～2006年全国和各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序列。运用这些权威资料计算出来的固定资产形成价格指数，同Yong[4]的发现一样，大部分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仅在1978年后才出现明显的变动，因而如果忽略1952年到1977年的投资品价格变动因素基本上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假设。鉴于资料的获得性，文中工业投资的价格指数，就运用这个价格指数序列进行平减。
（三）经济折旧率δ的确定
为了应用永续盘存法来进行测算，在资本品的相对效率按照几何方式递减的假定下，在本文中相应地采用代表几何效率递减的余额折旧法：
其中
代表资本品的相对效率，即旧资本品相对于新资本品的边际生产效率；δ代表重置率或者折旧率，因为它们在此时是相等的；T代表时期。在相对效率几何递减模式下，重置率在各年的分布是不变的，我国的法定残值率是3%～5%，我们与黄永峰等[5]人的方法相同，假定法定残值率可以代替资本品的相对效率，那么这也意味着在资本品寿命期限结束时，相对效率是新资本品的3%～5%，在建筑年限38年和设备年限16年的假定下，取建筑安装工程的折旧率为8%，设备的折旧率为17%。为了得到一个综合的折旧率，我们需要分析投资品的结构，在其构成中一般分为建筑安装工程、机器设备和其他费用，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发生的“其它费用”由土地取得费、前期工程费、施工工作费和建设单位其它费用等构成，由于“其它费用”是依附在建筑和机器设备上的，因此这一部分就无须再进行设定了，在确定建筑和设备折旧率后，根据年鉴提供的二者之间的结构比重对折旧率进行加权平均可以得出每年的折旧率，但是在年鉴中正式公布的工业投资构成的数据却很少，如果我们直接利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来估计工业投资的比例往往会造成估计的数量结构产生严重的误差，因为在非工业的投资中机器设备投资的比重要相对小一些，黄永锋等[5]利用1985年更新改造投资中工业投资和全部更新改造中建筑工程和机器设备的投资差异，得出在更新改造投资中机器设备的比例是非工业部分所占比例的1.5倍，进而得出在全部投资中工业投资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工业部分的1.5倍，然后根据全社会投资的结构比例推算出工业投资中的建筑安装和机器设备的比例，在资料受限的情况下，这样的推算是可取的，它隐含着两个假设条件，一个是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中工业与非工业的比例是稳定的，但我们发现实际上投资中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的结构比例差距是很大的，例如，全民所有制企业1986～1991年的基本建设的机器设备比重处于25.3%～30.3%之间，而更新改造的比重却处于47.3%～54.6%之间，因而这样的推断尚存在疑问；另一个条件是这种比例关系长期稳定。在浏览相关的年鉴数据中，我们发现了1990和1991两年的工业部门的投资结构比率，其两年的机器设备平均所占比重为40.2%，我们假定这一比例在所有年份的工业投资结构中相对稳定在这一水平，此时计算得到的加权平均折旧率大约为11.6%，并把这个折旧率运用到省际的测算中。
（四）基期资本存量K的确定
基期资本存量的确定是一个难点，一种常用的方法是在假定投资品构成中的建筑安装工程和机器设备的寿命，然后从投资流出发来计算基期资本存量，例如黄永锋等[5]根据已有的中国早期投资和GDP的估计数据推算出中国1952年前的投资流，并利用PIM推算出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1978年的基期资本存量，其基期建筑存量为1410.94亿元，设备存量为839.93亿元，合计为2250.87亿元。当然利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基期资本存量的测算，但是对于1952年前的投资流的推算，却存在一个较大的误差，众所周知，1937～1949年中国一直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其战争中的资本毁坏至今没有一个相对准确的估计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流的数据。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把1952年的工业固定资本净值作为当时的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根据1953～1978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的数据，在折旧率为11.6%的基础上计算了1978年的工业资本存量和国有工业资本存量分别为2443亿元和2228.8亿元，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数据与工业统计年鉴上公布的1978年的工业固定资本净值2423.7亿元和国有固定资本净值2225.7亿元基本一致，我们猜测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个是从全国层面而言1952～1978年的价格水平基本一致，因而价格的变动因素对资产净值的影响因素可以忽略不计，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如果考虑到由于市场的不完全和人为的破坏因素等所造成的报废值包括在内的话，工业部门在折旧率的实际提取上与按照PIM提取的折旧率基本一致的结果，这样就可以在计算全国和分省工业资本存量时直接借用《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上关于工业固定资产净值的数据作为基期资本存量。
三、资本回报率的测算及其变动模式
（一）数据来源和指标介绍
为了估计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率，我们所用的数据主要是来自以下一些年鉴资料：《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52～2000》、《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90～1991》、《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07年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1～2006年）等。
按照一般的定义，资本回报是企业运用资本获得收入并扣除合同性成本费用后所形成的剩余，文中所指的资本不是会计意义上的资产总值、权益资本或是固定资产净值等，而卢峰等[3]正是这样的意义下计算的资本回报率。该文中的资本特指经过PIM计算出来的固定资本存量。资本回报可以分解为资本所有者收益和社会收益，二者之和就是资本总回报，为了使问题分析简化，按照会计的核算方法，它的表达公式表示如下：
（二）测算方法
一般来说，测算工业的资本回报率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1)估计金融市场上工业行业的企业回报率，然而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还存在制度上的缺陷和发展水平的制约，这种方法在中国的运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2)通过经济普查或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来计算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由于这种微观的测算方法是按照账目价值来计算资本存量，而且数据资料的覆盖性往往受到限制，因而也常常不能得到合理的结论；(3)通过计量的方式来进行即用工业增加值或工业净值对资本存量进行回归分析，但这种方法由于控制变量常常不能得到合理的选择，因而也影响到结论的准确性。
关于资本回报率的测算可以有两种方法即测算边际资本回报率和平均资本回报率，在本文中我们测算的是平均资本回报率，白重恩等[2]根据Jorgenson的租金公式推演了总量资本回报率的计算公式，我们将其推广运用到工业资本回报的测算上，并假定资本品价格和产品价格相等的情况下，可以推算出工业资本一般的资本回报率表达式，即工业资本收入减去折旧除以资本存量的重置价格，全国和分省的工业资本回报率可以通过下式进行计算：
(5)式中的K就是通过重新测算的资本存量，分母是以现价计算的资本存量数值，分子实际上就是年鉴上工业部门“利税总额”这个指标，二者均以当年价格计算，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利税总额中的税金虽然是由企业上交，但是用这个指标却会高估资本的回报率，因为企业总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部分税收转嫁给消费者，所以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方法分离出企业所承担的间接税，然后与利润总额相加得到资本总回报。我们采用的方法与卢峰等[3]的方法相似，即利用收入法GDP统计中营业盈余与劳动者报酬的比例关系来计算企业所承担的税金比率。但是由于数据所限，我们只能根据公布的有效资料进行估算，一个是覆盖全国的投入产出表有1992年后的5个年份的数据，营业盈余平均占比为30.8%，另外计算了1994～2006年的12年中（1995年数据不可得）的省区分项加总后占比的平均值为27.2%，我们同样取二者的平均值29%作为全国工业资本1978～2006年承担税金的比率的估计值，在分省工业资本中，我们采用各自省区1994～2006年中12年的营业盈余相对比重的平均值作为它们承担税金的比率，计算的结果显示各省占比差距很大，上海最高为45%，西藏最低为12%，其他省份居于二者之间的位置，可见这一估算方法对本省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是较大的。
（三）测算的结果
(1)全国工业资本存量的回报率
通过细致的测算，我们发现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模式呈现“U”型（见图1），即从1978年到2006年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不管是资本利润率还是资本回报率在1978年到1989年是相当高，利润率平均为21.84%，资本回报率为26.18%，从1990年开始资本回报率处于快速下滑的趋势，直到1998年这个时间段里资本回报率处于比较低的徘徊时期，从1999年开始资本的回报率重新上升，由1998年的5.7%上升到23.1%，这也意味着最近十年来，我国工业部门的资本效率有了较大的改进，也就是说这样的工业增长应该是有效率支持的，但是否存在由其他因素导致资本回报率高估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2)省际工业资本回报率的测算
在省际资本回报率的测算中，我们首先根据永续盘存法估算了中国31个省市的工业资本存量，并通过调整企业所承担的税金计算出分省的资本回报，进而推算出了各个省份的资本回报率，从测算的结果来看，西部3个省区的资本回报率变动模式呈现例外的情形（见图2），它们没有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特征趋势，其变动的模式较为复杂，在改革前期资本回报率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他绝大多数省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模式与全国的变动模式一致即呈现“U”型的演变趋势。根据测算的结果，我们计算了省际的资本回报率的标准差，发现从1978～1998年总体上是下降的，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省际资本回报率的差异是逐渐缩小的，但在1999年之后省际间的总体差异有轻微上升（如图3）。需要指出的是2004年工业固定资本原价的数据在中国统计年鉴上没有提供，我们从《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以规模以上企业的固定资产原价替代原国有和规模以上的工业固定资产原价的数据，考虑到目前的国有企业在经过改革后其规模绝大多数在统计规模之上，所以这样的替代是比较合理的，只会产生轻微的误差。为了了解经济区域间资本回报率的差异，我们把全国的省市划分为四个经济大区域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①，并分别计算了它们区内的平均资本回报率，通过比较四大经济区域的回报率，我们发现东部地区一直以来是较高的，西部地区一直处于最低的位置，东北地区在1998年后有了大幅的上升，2004年后则处于最高的位置。图4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大小总体上存在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区域依次递进的特征，这也与经济发展的状况相一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趋向收敛的趋势。
四、几个主要发现及其解释
我们关注的是经济转型期全国和省际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模式及其成因，根据以上测算的结果，可以提供以下几个主要发现，具体内容和分析如下：
（一）从全国层面上来讲，我国资本回报率呈现“U”型模式，在整个80年代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在90年代的初中期处于低端徘徊时期，而在1998年后不管是资本的利润率还是资本回报率都出现了快速上升的势头。例如，全国的资本回报率和利润率分别从1978年的28.5%和24.7%一直下降到1998年的5.7%和3.1%，之后逐渐上升到2006年的23.1%和19%。我们认为这种变动模式是决定在中国经济增长特有的制度框架内实现的，即以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等为主要内容的快速变革的制度等和以政治制度、法治建设、经济分权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缓慢演进的制度的交互作用的内生结果，快速变革的制度使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大量企业的进入，致使工业企业的垄断利润逐渐减少，与此同时由缓慢演进制度决定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所导致的赶超战略而使许多企业偏离了资源禀赋的结构，加重了地区间的重复建设，因而工业企业的回报率一直处于下降的态势。在90年代的中后期，由于政府实行“抓大放小”的企业改革战略，许多战略性的大型企业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它们或是处于工业的上游产业或是处于垄断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产出规模大的工业企业也往往成为政府“关照”的对象，而地方政府拥有大量政策执行的权力并且控制着土地等大量资源，大企业往往在土地、资金和税收方面得到更多的优惠，而1998年后的统计对象恰好是国有和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本身就是市场中筛选的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规模经济的企业，而那些破产或业绩下滑的企业却不计算在内，因此我们认为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可能会高估1998年后的全部工业的资本回报率。不可否认的是，最近一些年由于对外开放的深入、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使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政府行为和统计问题也是导致1998年后资本回报率上升的重要构成因素。另外需要关注的是，由于我国环境保护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大量工业企业的环境成本②转移给了全社会，应当来说这部分污染的成本很大一部分是工业行业造成的；另外导致这种增长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缓慢演进制度中的法治因素在我国非常不健全，在劳动力供给充足的条件下处于弱势地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最近一些年来持续下降，也即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下降也为工业资本回报率的提升提供条件③。
虽然我们希望能与卢峰等学者的观点达成一致，但遗憾的是，根据我们的观察和分析，尽管中国在1998年后资本回报率和利润率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不足于说明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有了很坚实的微观基础，近些年来资本回报率和利润率上升成因的分解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国民收入核算的框架上，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二）我国省际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模式除西部3个省区外也基本呈现“U”型的趋势特征，省际之间的资本回报率趋向收敛。这个发现说明影响省际资本回报率的背后因素以及全国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有着很强的一致性，从省际资本回报率标准差由1978年的25%逐渐下降到1998年的4.2%，说明省际间的资本回报率在这段时间内正趋于收敛，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地区之间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大大加深了，同时在资源配置方面也正逐渐趋于合理，但从1999年后省际之间的资本回报率又有发散的趋势，按照我们的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计口径的变动，在这里需要具体的介绍一下，1998年前企业统计的口径是“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98年及其以后调整为“国有及非国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我们发现统计的企业数目从1997年的468506个减少到1998年的165080个，所以这段时间省际资本回报率的总体差异拉大，产生这个结果的一个很重要的背后原因就是原有工业基础比较好、企业规模偏大的省份在企业扩张上占了先发优势，从而拉大了省份间的资本回报率。
（三）从四大经济区域来看，我国工业部门资本回报率的大小由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呈现依次递进的特征，四大区域的资本回报率从总体上来看有趋向收敛的特征。从1978～1989年四大区域的资本回报率差距非常明显，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倾斜、历史形成的工业和商业环境基础的差别以及地理位置的优越等。在总体趋势方面四大经济区域与全国层面一样也是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演变趋势。而在1989～1998年间除了东部有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外，其它三个经济区域的资本回报率基本处于一个水平之上，相差甚小，然而1999年后东北经济区域的资本回报率有了大幅上升，超出了西部和中部经济区域，这意味着东北区域近10年来在工业资本配置效率方面有了显著改进，这也证实了中央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效果方面是值得肯定的。1998年开始四大经济区域的资本回报率都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产生的原因可能与全国层面的分析基本一致。
此外，对于工业部门资本回报率的测算，我们还应该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由于数据的限制，文中也没有对国有工业部门的净补贴以及由于经营不善或由于企业破产而导致的金融不良资产④进行处理，这些都在一定的程度上高估了工业资本的回报率，但不会改变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模式；另外，经济景气因素也会对资本回报率产生一定的影响，经济景气状况趋好也必然会对资本回报率产生一定的提升作用。
五、结论性评论
我们在永续盘存法的基础上，重新测算了中国工业部门全国和省际的资本存量，并通过对资本回报的处理，推算出全国和省际工业资本的回报率，结果显示我国工业部门资本回报率在1978～2006年总体上呈现“U”型的变动模式，并发现省际间资本回报率有趋向收敛的趋势，这也意味着我国的资本效率的配置效率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时近年来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也在资本回报率上得到较好的体现。鉴于我国还处于一个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阶段，资本投资自然还存在很大的缺口和增长的潜力，但投资的大量增加必须要有合理的激励机制作为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有着与日美等发达国家非常不同的制度架构。通过研究发现，最近十年来，我国的资本回报率虽然提高很快，但其形成的原因却是很复杂的，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由于制度演进、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提高而导致资本回报率上升；(2)因统计核算口径改变而存在自动提高回报率的内在机制；(3)由于没有把环境成本、低折旧率、净补贴和金融不良资产等因素考虑进去而高估资本回报率；(4)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导致企业的成本降低；(5)法治不健全导致劳方处于弱势地位，由此产生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最近一些年来确实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这也可能预示着从粗放型增长转变到集约型增长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我们必须对此持有谨慎的态度，对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动模式的成因做出合乎理性的解释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便进一步发现和完善我国投资体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措施，从而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构建一个坚实的制度架构。
注释：
①西部开发区12个省份（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难、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东北地区3个省份（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中部地区6个省份（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和湖北）；东部沿海地区10个省份（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②据2006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显示，2004年我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
③统计年鉴的信息显示按国民收入法计算的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990年的53.4%降低到2006年的40.6%，降低了近13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
④根据公开的资料统计，1998年至2005年底，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国家累计投入了3.24万亿的资金来支持金融企业的改革和和化解金融风险。央行(2003)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调查发现，在不良资产的形成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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