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A与华南经济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南论文,经济圈论文,CEPA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CEPA的签署实质上是以政府间的制度性安排和正式体制去取代过去那种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按比较优势和市场选择进行产业配置、自由组合式的区域合作方式，这将使中国内地，特别是华南地区与香港间的经济合作产生一种质的飞跃，其效应所及，将超出中港两地，对以“两岸四地”经济合作为主体的华南经济圈的运作方式将起到一种提振作用，其发展趋势是，华南经济圈的经济合作将因此而被带入一个新的境界，进而走向成熟。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对CEPA对华南经济圈的作用进行分析，对以CEPA为契机建立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的前景进行展望，并对合作模式作几种设想。
华南经济圈已具雏形
华南经济圈是一个跨越政治行政边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概念和产业网络概念。其地域范围包括中国内地的华南地区与香港、台湾、澳门地区（按照中国的行政区划，华南地区包括了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四省，按照经济联系，还包括了湖南、江西的一部分）；经济合作内容主要是外向型产业，或出口加工业；其结构和布局特点是，港澳台地区的生产环节和资金、技术等要素通过不断转移的方式扩散到华南地区而形成分工，前者主要承担服务业重镇、科技研发中心和国际贸易网络的角色，后者则担负生产基地的任务，其结果是，在“两岸四地”之间形成了一个世界上出口量产水平最高的前店后厂式和垂直纵向分工的生产一体化网络。
在华南经济圈中，其核心圈层是珠江三角洲与香港、台湾之间形成的增长三角，香港由于特殊的地缘条件和具备多种经济功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枢纽角色。
华南经济圈的形成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时正值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香港利用在华南地区创办经济特区的机会将制造业逐步北移，使香港的城市发展和结构转型出现了新的繁荣。到80年代后半期，中国沿海开放战略全面向外向型经济拓展，台湾经济从1997年起亦放宽了对大陆的投资限制，台湾企业兴起进入内地的热潮，遂加盟华南经济圈。从1993年到亚洲金融风暴前，是港澳台资金大规模进入华南地区的鼎盛时期，也是华南经济圈成型的阶段。在此期间，“两岸四地”间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产业网络全面形成，出口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增加，华南经济圈因此而成为全球重要的生产中心。亚洲金融风暴后，港澳台资金虽然在产业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上放缓，但由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增强和市场发展，众多的跨国公司参与了进来，华南经济圈继续在成长壮大，最终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制造业加工基地，其中，两岸四地间的经济运作仍然是其主体部分。
华南经济圈的形成是全球性和区域性两方面因素汇合的结果。
从80年代开始，国际贸易中工业制成品超过资源性产品而占据各国进出口的主要成分（在70%以上），使不依赖资源而采取出口导向战略成为可能。另外，世界范围内技术、贸易的发展与运输费用的降低，以及“精益制造”理念的发展，也使在区域合作中把生产链条中的一段环节迁移到费用较低的地方具备了可能性。
正是在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相继完成了原始积累并向“亚太营运中心”，“亚洲服务中心”转型的任务，产生了按比较成本向第三方转移生产和技术的需要。而在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超过经济合作与相互依赖，它们竞相攀比劳动力价格之低，以各种优惠条件争夺外资，在发达国家抢占市场。在这样的形势下，与港台相毗邻的大陆华南诸省成为其产业转移的下游区位和后方生产基地的理想地域。此时又适逢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所创办的五大经济特区均位于大陆华南地区，它们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和前沿阵地，在“先行一步”效应中，率先试行了一系列的特殊政策和措施，从而具备了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条件。
华南经济圈运作方式和成长机理是独特的。
首先，在华南经济圈中所形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纵向的，其直接目标主要不是为了促进区域间贸易，因此旨在占领当地市场的投资行为并不多，主要目标是利用大陆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在重新分配生产基地的基础上，偏重于外向型出口。
其次，“两岸四地”之间主要是利用互补性和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合作，例如香港和台湾凭籍其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地位，凭籍发达的金融体系和服务业，在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创业精神方面，为华南经济圈的增长扩散过程提供了推动力，而华南地区则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方面提供了产业转移、延伸和发展的基础。
第三，推动华南经济商进行区域合作的主要是上述的“经济因素”，主角是企业，动力来源于市场，政府参与较少，并没有正式的区域协定和制度性安排。但政府政策的变化仍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台湾取消对大陆投资的限制政策等，在促进两岸四地经济合作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四，在华南经济圈中，要素流动呈现单向性。香港、台湾的资金投向、技术扩散与转移单向性地流向华南地区，即使在人员流动方面，由于中国对出入境人员实行严格管理的原因，亦呈单方面流动的形势，即港台的从业人员大量流向大陆华南地区，而大陆华南地区流向港台的明显很少。其结果，大陆华南诸省成为“两岸四地”生产要素流动的聚集地。
第五，在华南经济圈的形成过程中，“两岸四地”各方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承担着不同的角色。香港在其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启动作用和联结作用，例如最先采取合作行动，在城市结构调整中将制造业扩散到珠江三角洲，在那里建立成本低廉的生产基地，把中国纳入全球生产网络，形成模仿效应，以及成为台湾在大陆进行投资与贸易的桥梁，等等。
第六，在华南经济圈中．最活跃的力量是由港澳台中、小企业组成的国际网络，这个网络与跨国公司的国际贸易相衔接，对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进行交易、承包和转承包等活动，同时又通过这些活动对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生产设计和标准创立的最新成果进行跟踪，所以，华南经济圈的大部分港澳台中、小企业，既是生产组织者，又是高效的订单接受者，它们能够在制造技术和产品市场上灵敏反应世界的最新供需状况。
华南经济圈合作的直接成果是“两岸四地”进出口贸易额的提高，从出口产品的流量看，台湾、香港和广东、福建两省的出口总额由1985年占全球出口总额的2.8%发展到1995年的6.6%，1999年为8.3%。其中，华南经济圈对美国的贸易额由1987年的560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360亿美元，1999年的2000亿美元，以及2001年的2500亿美元。中国、香港、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部分是在华南经济圈的产业运作中产生的。
华南经济圈的运作和“两岸四地”合作所形成的增长动力和经济活力，支撑和增强了香港、台湾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了大陆华南地区乃至中国内地开放战略的进一步提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例如，香港在保持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同时完成了城市转型，将制造业从城市区域转移出去后，能够致力子发展国际化、专业化程度更高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运输和通讯等行业。
台湾在华南经济圈中形成了本土与境外主产基地的分工，即在本土专门从事高附加价值的技术密集型生产，提升研发能力，扩展服务领域，将其成果在境外生产基地不断转化成为技术档次日益提高的出口商品，又进而利用这种分工所造成的空间，谋求成为航运中心、商业营运中心和金融中心。
大陆华南地区则通过引进技术和商品兰产技能，开发人力、土地等资源，将生产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发展效应。在这方面，仅从外资进入的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以广东为例，截至2002年底，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1576亿美元，占全国的35.2%，世界500强中的254家已经在广东投资或设立办事处，注册了404家公司。
另外，华南经济圈的合作还为各参加方带来了就业和培训的机会，仅华南地区的港台企业就提供了上千万人的就业机会，而港台企业仅从大陆低廉工资成本一项就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CEPA对华南经济圈的提振作用
华南经济圈是一种未经过制度性安排的非正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本质上属于一种自然经济区。应该说，这种合作方式既是华南经济圈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但也是它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成功因素方面分析：
首先，由于不存在正式的政府间协定和正式体制安排，华南经济圈在形成过程中避免了区域合作的许多难题，例如降低关税问题，贸易协调问题以及有关的贸易规则和法律制度问题，在操作上易于启动和推进。其次，由于这种合作方式属于由市场推动和以企业为主角的自由选择和自由组合，合作内容涉及领域有限，例如主要涉及外向型经济领域，着眼于区域外的市场，很少涉及对方的内部市场，故不存在贸易倾斜问题，所以不会引起外部方面其他区域集团的报复行动，贸易风险相对较低。
第三．华南经济圈的合作方式主要由投资推动而非贸易推动，所进行的活动是扩大经济空间，在区域内部形成产业分工，配置生产基地和以内部消化的方式进行产业转移，所以这种活动不仅不具有排他性，还具有一种“区域开放主义”的特点，参与各方在进行区域合作时，不仅不排外，还吸引其他外资，与外资分享增长的好处。
正是这些特点，使华南经济圈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世界区域经济联盟的一种创新形式，联合国区域经济委员会将之命名为“次区域经济增长合作模式”，曾经向东盟南部、东部和北部的三角地区，以及图门江、湄公河地区推广。
但这种合作方式又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
由于缺乏来自政府间的正式安排和高层协调，其合作性质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很难在社会上下形成协同力量，对一些需要超越市场，运用理性的战略布局问题进行处理和调整，特别是当全面涉及到区域内外贸易、服务、基础设施的协调规划与投资时，这种合作方式便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再就是参与各方所利用的主要是出口加工资源部分，并非涵盖全部经济资源，难以全面发挥区域合作的竞争优势。
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对这一区域的合作起重要制约作用。
这种格局无疑会影响到华南经济圈的深层次运作和进一步融合，所以，到今天为止，应该说，华南经济圈的发展潜力并未充分发挥，还处在一种畸形发展的格局之中。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特别是中国和台湾地区加入WTO之后，华南经济圈进入一个重大转型期。一方面，中国将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特别是将融入更为广阔、一体化程度更高的东亚经济，10+1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署，10+3经济合作的探索，表明中国经济向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其开放格局是全方位的，而不是主要集中在“两岸四地”之间的局部地区；经济要素将会全面流动；在出口政策方面，中国未来更重要的任务是对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进行改造，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推进一般贸易的出口，采取走出去的战略，进行更广泛和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而不再是较为单纯的出口加工导向。另一方面，港台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对大陆的转移已经完成，新一轮国际性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正在向大陆转移，世界制造业中心正在大陆形成，港台自身的经济结构也在进行重大调整，要求华南经济圈形成新的分工协作格局。
所以，如何进一步深化“两岸四地”间已具雏形的产业互补和分工体系，加快区域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在更大的范围内送行集生产、服务、创新为一体的经济整合，在“两岸四地”间进行必要的政府间协调和正式的制度安排，进行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把更多的经济资源卷入到区域合作中来，已成为华南经济圈面临的重要课题。
CEPA的出台可以说是因应了这一形势发展的要求，为华南芝济圈的发展注入了一种新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变数。
CEPA虽然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贸易便利化方面给予了香港方面极优惠的条件，有利于中港之间要素的全面流动和经贸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振兴香港经济，但它更重大的意义还在于将对华南经济圈既有运作方式和发展模式带来一种根本性改变。
在运作方式方面，CEPA用政府间的制度性安排取代过去那种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按比较优势逆行市场选择和自由组合式的区域合作方式，以一种符合国际惯例和与WTO规则一致的正式体制去稳定地推动区域经济整合和经贸发展，通过CEPA所建立起来的政府间对话通道和协调机制，按照理性，超越市场，对区域合作的经贸关系、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等问题进行有效协调。这些制度因素和政府介入因素将有利于区域合作在有序的条件下兰面展开和稳步发展。
在发展模式方面，CEPA使中港两地的发展取向超出了单纯出口加工的范畴，而全面涉及至内外贸易、服务业合作以及更广阔的投资贸易领域，使区域间的经济贸易全面融合，资源的广泛利用，以及充分发挥竞争优势成为可能。
另外，在CEPA条件下，既有的那种前店后厂式的纵向生产一体化格局，外向型些产市场模式，产业结构类型，要素单向流动方式，地域分工关系以及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互动关系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CEPA虽然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实施，其效应无疑会波及到整个“两岸四地”，并且由于香港在“两岸四地”间的枢纽角色和中心位置的作用，CEPA之运作将会在区域内部产生强烈的诱导、示范和模仿效应。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澳门和台湾最近的反应中得到证明。
中港在2001年提出CEPA创意时，朱镕基总理特别在参与方的名单中加上了澳门特别行政区。中港之间签署CEPA后，中国与澳门之间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磋商，现已进入谈判的实质性阶段，预计有关的制度性安排将很快得到签署。届时澳门也将获得与中港CEPA相类似的安排。
台商对CEPA的反应最为强烈。可以说又羡慕又埋怨。羡慕的是，港商未来在大陆将更具竞争力，可以赚更多的钱；埋怨约是，比起其他外资企业，台商遇到任何问题都必须硬着头皮自己解决。被视为在港最大台商的林麦物流集团表示，CEPA对在港台商总体上有好处，但大陆2005年开放市场，台商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进入，便已失去抢先进入大陆市场的机会。广东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张汉文说：“香港与大陆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港商获得优惠的产业将越来越多，包括房地产、银行、保险业等，大陆都有可能把甜头先送给香港；港商挟其灵活的生意头脑及经验，加上大陆给予的种种优惠，经营大陆市场将越来越方便，这意味着台商面临极大威胁，经营将越来越困难”。不少台商纷纷批评台当局钻进“台独”意识形态的死胡同，致使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台商，而台湾经济也自外于大中华经济圈，呼吁台当局“尽早提出因应之道”。
有些舆论更认为，就中长期而言，内地与香港签署CEPA，以及加速与澳门磋商类似安排，将大幅增加内地、港、澳的整合与一体化，其对邻近国家的影响也将逐渐扩大；台湾若未能在东亚经济整合的过程中取得合理定位及参与的机会，势将逐渐遭到“边缘化”。在7月初，台湾方面还鼓动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布什政府就建立美国与台湾自由贸易区间题进行磋商，并公开称，“美国如果不在自由贸易区问题上支持我们，台湾将进一步边缘化”。
CEPA条件下两岸四地合作模式的设想
在华南经济圈形成过程中，台湾与大陆、香港、澳门之间通过建立以出口加工导向的产业基地的区域合作，在货物贸易、服务、投资等方面已成为重要伙伴，形成了紧密往来与依赖关系，经济整合格局事实上已形成，如果以中港签署的CEPA为契机，将“两岸四地”皆纳入CEPA之中，用新的经贸机制和制度性安排去规范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那么整个区域合作和产业互动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各方的发展空间将会更大。
在今天，“两岸四地”之间的合作已呈现出一种新的经济互补关系。
中国大陆，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世界级制造业密集区，聚集了大量国际国内知名制造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展示出产业升级的走向，加之以20年之功修炼出来的开放经验、巨大市场、完整的产业链条、最具自由度的营商环境，以及仍将持续下去的高速增长的步伐，它将在“两岸匹地”新一轮的合作中，提供一个高起点和高增值率的产业发展平台。
服务业是香港的强项，香港的企业擅长以低风险高增值的模式运营，专注于核心业务，贴近最终消费者。香港的商贸服务和物流服务的效率在世界上是一流水平，例如不到30分钟办理完清关手续，银行在24小时内完成信用状交收。在航运方面，香港平均每分钟处理35个货柜，从香港打到纽约的电话比纽约打到香港的电话便宜三倍。在服务业方面，香港的服务业的比重为80%左右，大陆则不足四成，这方面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而且香港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价格和成本，而在于服务水平和增值能力。如果说，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与内地的合作是产业和有形贸易方面的合作，那么在今天，香港完成了向服务业方面的转型后，将在新一轮的合作中着重发挥服务贸易方面的优势。
澳门作为一个独立关税区和自由港，虽然经济和贸易规模较小，但具有广泛的国际联系、畅通的贸易渠道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澳门同欧盟具有天然和特殊的关系。欧盟在贸易上给予澳门最惠国待遇，在经济、技术、资讯、培训人材等方面进行着广泛的合作。此外，澳门还通过葡萄牙储金局在境内建立了“欧洲资讯中心”、“欧洲文献中心”和“欧洲旅游培训中心”，通过这些中心，澳门的投资者可以得到欧盟在法律、贸易、市场、投资方面的信息。在2001年，澳门又获准纳入欧盟的“亚洲投资计划”，能够获得拨款以促进澳门中小企业与欧盟成员国中小企业建立伙伴关系。欧盟事实上在有意识地将澳门作为与中国以至亚洲地区联系的纽带。在新一轮的两岸四地的合作中，澳门将主要承担对欧盟进行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作用。
台湾经济近年来乏善可陈，特别是陈水扁上台以来，2001年出现50年以来最大幅度的负增长，去年有了恢复性增长，今年又出观新一轮的收缩。但台湾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实力，特别是科技实力。台湾的制造业仿效美国模式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即把低端制造业加工外移至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而把与美国高科技产业柜联系的高端制造业留在了岛内，重点推进研究与开发方面持续的、实质性的发展。据有关报道，近年来，台湾的第二级科技公司平均每年增加25%的研发费用预算。在2001年，台湾在美国商务部专利局登记的专利数排在全球第匹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台湾的专利生产还排在全球第11位，它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超过了法国、英国以及在亚洲的竞争对手韩国等世界科技强国。在今天，台湾事实上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的电子、机械和化工领域，确立了一个成熟的知识产权创造者的身份和地位。在IT产业出现3年来的衰退之际，台湾的科技企业仍在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在亚洲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台湾如此，足见其战略视野和抱负。台湾还加入了当今全球研发纳米技术的行列，大规模投入，力争领先。纳米技术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一道，已成为台湾企业竞相发展的产业。对研发的重视，令台湾能够有效延伸产业增值链，能够将新产品迅速推向市场，形成连续不断的产品流，这在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的当今世界里，对于依靠工业品生存的国家和地区将是至关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有人预言，台湾在研发方面累积起来的实力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将会在未来2至5年通过制造业系统逐步体现出来，台湾不再是单纯的产品制造商，而将以一个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和先进技术源源不断的提供者身份出观。在新一轮两岸四地的合作中，台湾这一角色至关重要，不可替代。
从上述互补性和比较优势看，无论是在经过了20多年发展的今天还是经济全球化的未来，“两岸四地”仍然是最佳的合作伙伴，业已存在的华南经济圈将因此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新一轮的合作必须改变既有的方式，采取新的经贸机制和运作才可能提升境界，把这种合作推向新的台阶，才能使华南经济圈走向成熟。
新的经贸机制的最好选择无疑是在“两岸四地”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或者说是CEPA。从目前情况看，将港澳纳入CEPA框架已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台湾。
台湾经济目前已形成长期依赖大陆的格局，台湾的科技产业只有在华南经济圈才有用武之地，从台湾加盟华南经济圈之日起，经过加入WTO，台湾各界对与大陆进行经济互动已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但由于政治隔阂，在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问题上存在许多障碍，这势必影响台湾在华南经济圈新格局中的运作和发展。
例如，在中港澳实施CEPA的条件下，台湾如果没有加入进来，仍然保持同大陆“间接单向”的格局，即使台湾工商界能够通过香港进入大陆，即使将来大陆依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逐步降低进出口关税，但台商还是会在大陆市场与港澳竞争以及在区域性分工格局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台湾科技产业超人一头，但如果台湾不能把科技产业的链条顺利同大陆相联结，那它很难在区域内扮演科技龙头角色。
台湾最近提出的与美国和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抵消CEPA影响的思路，也是不切实际的。例如在东盟方面，出于“一个中国”的考虑，力求避免经贸关系政治化，故而在衡量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区问题上，会谨慎从事，不会轻易被利用作为扩展台湾国际空间的工具。至于美国政府会不会与台湾签约，是一个问题，即使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其贸易创造的效应远比想象为低。台湾是美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已超过500亿美元，台湾社会已对美国充分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贸易障碍已实际撤消，据美国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后，美国对台湾出口将增加34亿美元，从台湾进口将增加7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对美国是“可以忽略的影响”，对台湾则是“很小的影响”。
两岸互动是大势所趋．用CEPA涵盖“两岸四地”，推动华南经济圈走向成熟是必由之路，问题只是卡在两岸之间的政治隔阂上。政治隔阂有待高超的政治智慧才能解决，在这里，我们仅就在CEPA的推动下，两岸间的经济合作问题提出几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是两岸在WTO的框架下，探讨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两岸同时加入世贸组织，等于一国之内有了四个WTO成员席位，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它实际为“两岸四地”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合作机制，同时也为两岸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提供了契机。首先，正统一的WTO规则和在多边贸易的框架下，两岸的经贸关系有了规范运作的共同基础，有利于拆除各自在经济制度上的障碍和贸易壁垒，进行正常的经贸互动；其次，WTO框架实际为两岸提供了一个开展正常经贸谈判的桌面或平台。在今天，两岸之间既存在一国问题，也是WTO成员间的关系问题。为了有利于两岸的经济发展，加快经贸互动的进程，可以将第一个问题暂时存而不论，淡化政治题材，至少不要将之作为一切经贸互动的前提，两岸应主要以WTO成员的身份着手经贸关系上的突破。在这方面，可以采取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方式，先寻求正常的贸易互动，即在WTO架构下，建立双边、常设性的谈判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努力探讨两岸皆能接受的一系列经贸关系安排，然后逐步将这种机制升级，最终使两岸经贸关系演进为一种类似CEPA的制度性安排。这一思路的实质是要加快两岸的要素流动，改变过去那种“单边间接”的格局，尽快驶入正常经贸互动的轨道，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突破，所以在两岸的经贸谈判中，应始终把尽早实现“三通”作为重要的主题和目标。
第二个思路是进一步发挥香港在两岸关系中的纽带作用。香港一直在充当两岸经贸往来的桥梁，为推进两岸的经济合作发挥了重要的枢纽作用。中港签署CEPA后，整个“两岸四地”的经贸关系将在运作方式上发生性质上的变化，或者说出观一种飞跃。如何将台湾也迅速纳入CEPA框架，避免产生边缘化效应，从逻辑上讲，香港此时顺理成章地应发挥纽带作用。在具体操作上，我们的设想是，建议香港先与台湾签署CEPA，其性质同中港CEPA相同，澳门也可同时与台湾签署，待条件成熟时，两岸再签署CEPA。这样做的好处是，两岸四地可以借助CEPA在相同的经贸合作领域和同一个平台上操作，其运作方式也被提升到相同的水平，只不过港澳在两岸间充当着重要的中介角色，从间接意义上将两岸四地纳入了CEPA框架。
第三个思路是郭万达博士提出的次区域合作方式。即不一定要整个中国大陆同台湾签署CEPA，而可以进行次区域合作，或次次区域合作。具体说，中国大陆的福建省或广东省可以一个经贸合作的主体同台湾签署CEPA，台湾方面也可以由金门、澎湖等地区出面同大陆相邻近的城市和地区，如厦门、泉州等签署CEPA。在这些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可以把一些在整体上实现起来比较困难但在次区域条件下却很可行的问题先解决了，再进而解决较大的问题。次区域合作是提供一个试点，其最终目标在于整体合作。这种做法，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如新加坡直接同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印尼的廖内群岛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据说发展得非常好，合作区域和领域正在考虑扩大。
总之，要借助CEPA效应，把“两岸四地”的经济合作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使之走向成熟。这里面，关键是两岸要因应新的形势，解玫思想，采取更主动的行动和更灵活的政策，创造性地跨越各种各样的障碍，进行划时代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