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启蒙”：“以美育代宗教说”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育论文,感性论文,宗教论文,新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元培倡导美育，发表不少文章或演说，提出不少观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出版于1915年的《哲学大纲》中，他就已经提到“以文学美术之涵养，代旧教之祈祷”（注：蔡元培：《哲学大纲》，《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页。）。1917年，他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演说《以美育代宗教说》（此文首次发表于《新青年》第三卷，第6号），此后又多次以相似的题目发表讲演或文章，内容也大致相同，可见其“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之一贯和坚决。“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进入中年以后最重视的一个课题，曾多次加以阐发（注：到了1938年，他提到本来拟就这一主张写一部专著，还拟好了五个条目，多年来经常念及这个问题，“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书，真是憾事”。这五个条目就是拟写专著的五个部分：“（一）推寻宗教所自出的神话；（二）论宗教全盛时期，包办智育、德育与美育；（三）论哲学、科学发展以后，宗教对于智育、德育两方面逐渐减缩以至于全无势力，而其所把持、所利用的，惟有美育；（四）论附宗教的美育，渐受哲学、科学的影响而演进为独立的美育；（五）论独立的美育，宜取宗教而代之。”详见蔡元培：《〈居友学说评论〉序》，《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16页。）。可以说，这个论述集中体现了蔡元培对美育性质、功能和地位的理解，包含了他对美育的启蒙作用的深刻而独特的认识，所以是研究蔡元培美学和美育思想的关键所在。
一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宗教之所以成为一个被关注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知识分子在比较分析中西文化差异时，注意到西方宗教对西方人道德和文化所起的作用，并提出了“宗教救国论”。有的主张重提“孔教”，有的主张尊基督教等等。蔡元培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今日重要问题”（注：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并分析说：
“吾人赴外国后，见其人不但学术政事优于我，即品行风俗亦优于我，求其故而不得，则曰是宗教为之。反观国内，黑暗腐败，不可疗救，则日是无信仰为之。于是或信从基督教，或以中国不可无宗教，因欲崇孔子为教主，皆不明因果之言也。彼俗化之美，乃由于教育普及，科学发达，法律完备。……于宗教何与？”（注：蔡元培：《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蔡元培虽然在1900年撰文主张“佛教护国”（但文中主张学习日本的佛教，改革我国佛教的不文明、不人道之处和烦琐仪式等）（注：详见蔡元培：《佛教护国论》，《蔡元培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275页。），但是随着他接受“进化论”影响，特别是留学德国以后，反对宗教、主张信仰自由成了他一贯的坚定主张。这个主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认识。1，宗教起源于人对世界万物的不科学认识，随着科学的发达，人们都应该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世界，宗教也就从科学和道德中逐渐消退了。而且，艺术也由于受科学、哲学的影响，逐渐摆脱宗教的制约而独立。2，人类的信仰并不因为宗教的逐渐消退而消失，而是被哲学上的“主义”所替代。3，宗教有宗派，总是引导人相信本派宗教而排斥其他的信仰，因而是狭隘的，不自由的，甚至容易引起纷争。4，中国历史上就同宗教没有密切关系，现在也没有非要宗教不可的必要。5，宗教以前所具有的对情感的作用、对人生的慰籍作用等等，将由艺术替代。
由此可见，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是直接针对着当时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的。他之所以反对“宗教救国”的主张，一方面同他历史地把握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消退过程有关，另一方面，还是从他的启蒙主义立场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出发来批判宗教的，因为宗教与主张科学、民主、人道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积弊太深，现实问题的解决急切需要培养与时代相适应的人才，这种人才只有通过启蒙的、科学的教育才能造就；有了新的人才，中国的政治、现实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也正是出于改造社会的目的，他才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教育，并大力改造教育，而他进行教育改造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启蒙。他提出，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养成健全人格，提倡共和精神”；“健全人格”，由德智体美四个方面组成，这四条又同自由、平等、博爱相契合，所以，养成健全人格也就发展了“共和精神”。（注：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杂志社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在这里，启蒙与教育是同等的，启蒙要靠教育，教育为了启蒙；而启蒙和教育的目的都是改造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就是为了“救国”。一般研究蔡元培的论著只是看到了他的“教育救国论”，其实这里面的核心是“启蒙救国论”。这种“启蒙救国论”正是“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出发点。
二
那么，蔡元培为什么提出以美育来代替宗教呢？他认为，原来宗教包含了智育、德育、体育和美育，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兴起，已经使宗教同智育、德育、体育脱离了关系。（注：蔡元培《美育代宗教》，《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372-374页。）但是，人们对宗教与美育的关系还存在模糊认识，以为宗教对人情感的作用和对人生的慰籍作用与艺术的作用是相同的。对这个问题，蔡元培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首先，他承认宗教同美感关系密切，但是，他继而分析说，宗教有“激刺情感之弊”，而美育则“专尚陶养感情之术”。所谓“陶养感情”就是以审美的普遍性和超越性来养成纯洁的情感。所以，美育应该脱离宗教的制约，成为“纯粹”的、“独立”的美育。他写到：
“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参入其中。”
“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盖美之超绝实际也”。（注：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0-61页。）
蔡元培着眼的是美育使人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恰恰是宗教没有而且能克服宗教之弊病的，所以美育应该取代宗教。其次，他指出，有人以为宗教和艺术一样具有“慰情”作用，所以宗教有存在的必要。“其实这种说法，反足以证实文学、美术之可以替代宗教，及宗教之不能不日就衰亡”。艺术随时代而发展，且越来越丰富多彩，对人生的慰籍作用也越来越丰富；而宗教“执着而强制”，文艺复兴之后，宗教的“兴味”越来越薄弱，宗教与艺术的关系也将脱离。因此，美育必将代替宗教。（注：蔡元培：《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页。）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还基于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看法。通过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对西方诸国的实际考察，蔡元培得出一个结论：西方的进步主要得力于科学和艺术。他说：
“外人能进步如此的，在科学以外，更赖美术。”（注：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页。）
“世界各国，为增进文化计，无不以科学与美术并重。”（注：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同乐会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29页。）
“欧洲文化，不外乎科学与美术。”（注：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
可见，蔡元培是把科学和艺术看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翼或两大推动力。他认识到，科学不仅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生活的繁荣，而且具有破除愚昧、解放思想的启蒙意义；同时，艺术推动了人类精神的提升和文化的发展。这里要注意的是，蔡元培所讲的艺术，是那种不依附于宗教和政治的艺术，是那种合乎人的天性和情感表现的艺术，即“纯粹的艺术”。这种艺术也具有解放和启蒙的作用。同时，这种艺术能够使不同民族和不同职业的人融合在一起，而且，艺术与科学也是可以相互融合和促进的。他延续了席勒的观点，说：“我向来觉得美是各种相对性的调和剂”（注：蔡元培：《在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招待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因此，要振兴中华，要发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要兴办具有启蒙作用的新教育，也就必然需要科学与艺术并重。他感到，当时科学的教育在中国已经有一些萌芽了，但是艺术教育却几乎没有。所以他提出：“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注：蔡元培：《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9页。）
从哲学观上讲，蔡元培把人道主义和世界大同看作是历史运动的必然，是人类自觉的必然。他指出，各民族在认知、伦理、审美、政治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一切文明形式，都是各国民在各时代，超越自己，而创造一种实现人道的系统。所以人类的自成，就是历史进步最后的意义”（注：蔡元培：《简易哲学纲要》，《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228页。）。这种世界大同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是蔡元培的世界观、文化观和人生观核心，也是他的美育观的核心。他之所以倡导科学与艺术就是由于他认为科学和艺术是同他所理解的人类发展的方向——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相一致的：
“科学、美术，完全世界主义也。”（注：蔡元培：《〈学风〉杂志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
所以，在哲学上，他认为：
“以伦理为中坚，而以论理与美学为两翼，这才是最中正哲学。”（注：蔡元培：《简易哲学纲要》，《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在教育上，他认为，教育是人类最普遍、最悠久的事业。但是，在教育上常有“君政及教会”这两种“障碍”致使各民族的教育相互“区别”，这不符合人类的通性。在驱除了这些障碍之后，教育界“所主张者，必为纯粹人道主义”。他还说：
“夫人道主义之教育，所以实现正当意志也。而意志之进行，常与知识及感情相伴。于是所以行人道主义之教育者，必有资于科学及美术。”（注：详见蔡元培：《华法教育会之意趣》，《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0-382页。）
于是，根据席勒对于德育培养人的意志、智育培养人的认知、美育培养人的情感的划分，蔡元培顺理成章地得出智育和美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的结论（注：蔡元培：《美育》，《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99页。）。
由此可见，蔡元培反对宗教，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根本上是为了传播其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启蒙理想。宗教是非科学的，与科学的时代不相适应；宗教是陈旧的，也是保守的；宗教有派别，人为地划分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宗教是强制的，限制了人们的信仰自由；宗教是历史的产物，随哲学和科学发展而逐渐消退，并不具有永恒性和无限性。蔡元培列举的宗教所有这些弊端，都是他所从事的启蒙和新文化运动以及兴办新教育的障碍，与他的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理想背道而驰。
而美育，蔡元培看来，不仅没有宗教那些弊端，而且可以起到宗教对情感的作用，特别是因为他认为美感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所以美育正是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的必然选择。他写道：
“人类共同之鹄的，为今日所堪公认者，不外乎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之最大阻力为专己性，美感之超脱而普遍，则专己性之良药也。”（注：蔡元培：《哲学大纲》，《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页。）
要使美育能起到这个作用，美育就必须脱离宗教而独立，所以蔡元培主张“纯粹之美育”，认为“美育要完全独立，才可以保有它的地位”。他说：
“总之，宗教可以没有，美术可以辅宗教之不足，并且只有长处而没有短处，这是我个人的见解。这问题是很重要的。”（注：蔡元培：《美育代宗教》，《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页。）
三
蔡元培从他传播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启蒙理想出发，反对宗教，并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这是否意味着他简单地否认信仰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呢？这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在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在思想文化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过程中，有一个重建信仰的问题。于是，有人提出以艺术为宗教，给人以情感上的慰籍（王国维）；也有人从传统儒学出发，提出“以道德代宗教”（梁漱溟），等等。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也有重建国人信仰的意思。根据进化论和和科学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宗教是要消亡的，但是，人类的“信仰心”并不会因此而消亡，而是“始终认为宗教上的信仰，必为哲学主义所替代”（注：蔡元培：《关于宗教的谈话》，《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0-381页。）。他还说：
“‘真正之宗教，不过信仰心。所信仰之对象随哲学之进化而改变，亦即因个人哲学观念之程度而不同。是谓思想自由。凡现在有仪式有信条之宗教，将来必被淘汰。’是孑民自创之说也。”（注：蔡元培：《传略》，《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70页。）
他这里讲要取代宗教的哲学是基于人的理性的，是以近代科学为依据的，所以，他提出以哲学的主张替代宗教实际上是要去除愚昧和迷信，把人们的信仰建立在启蒙理性基础之上；同时，哲学的主张的自由的，可以因人因时而异，不象宗教那样有强制性。这些都同他一贯主张的理性启蒙精神是相一致的。所以，蔡元培不仅要用美育来代替宗教，而且要用哲学来代替宗教。（另外还要以科学、伦理学来代替宗教，此不详述。）那么，这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蔡元培的理解，哲学是最高的认识形式，因此哲学的“主义”是最高层次的观念或“信仰”，他统摄了伦理、宗教和审美。他把人道主义作为哲学价值论的最高理想，所以，美学也好，美育也好，无疑也就从属于这个理想。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用人道主义的启蒙理性来颠覆陈腐的意识形态一样，蔡元培也是想用这种启蒙理性来反对封建思想文化，变革国人的思想。但是，正如他发现西方文明的发达靠的是科学与艺术，他也意识到，光靠理性启蒙是不能完成新文化运动任务的，具体地说，就是光光让国人从理智上认知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还是不够的，理想的实现不仅靠认知，更要靠行动。而在蔡元培看来，人类行动的根本动力是情感，所以，十分需要“陶养感情”的美育。更重要的是，按蔡元培的理论，信仰也有一个情感问题，或者说美育也必然对人的信仰产生影响。蔡元培倡导的是“纯粹之美育”，而不是“文以载道”的艺术和依附于说教的美育。这种对审美“纯粹性”的强调显然来自康德和席勒的影响，其意义在于强调了审美具有的“无限性”、“超验性”的一面。蔡元培就是要用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美来养成人们“高尚纯洁之习惯”，使人们的意识中有一种“宁静的人生观”（注：蔡元培：《哲学大纲》，《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在这里，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美育就同哲学，并由此同人的信仰有机联系在一起。蔡元培曾说过：
“……宗教的最高义，在乎于有穷世界接触无穷世界；而色林（即德国哲学家谢林——引者注）之美的观念说，所谓无穷的完全进入于有穷的，有穷的完全充满着无穷的；乃正是这种作用。所以，宗教的长处，完全可以用美术代替它。”（注：蔡元培：《简易哲学纲要》，《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这个观点与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是“立足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注：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的观点相一致，美育能够在有限的现实和绝对的理想之间设立桥梁，沟通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从而使受教育者自发地亲近绝对理想，为建立真正的人类信仰提供基础。
由此可见，蔡元培虽然总是从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出发来论述美育，但是，作为一个视野开阔、学识丰富且钻研过哲学的教育家，他并不排斥美育的哲学意义，而是试图把美育的哲学意义同美育的社会政治意义糅合在一起，或者说是以美育的哲学的意义作为美育的社会政治意义的思想基础，同一般地把文艺或审美直接等同于政治的思想是有区别的。（注：刘小枫曾敏锐地指出：“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的论点的出发点是在政治文化层面反宗教，其思想质料源于欧洲近代理性主义。‘美育代宗教’的审美主义意涵因而主要不是关乎人生论，而是关乎社会变革论。”但是，他同时否认蔡元培所理解的宗教的“语义不是哲学的，而是社会政治的”；还评论说：“事实上，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论的理论蕴涵相当单薄，而且表述也十分含混。这主要因为其论说是政治文化论争性的讲辞，而非理论建构性的论述。”还说，蔡元培等人实际上要用中国的“宗教”来取代西洋的宗教，“实际上并不反宗教，而只是反西洋的‘宗教’”。（详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1-314页。）这种说法似有可商榷之处。或许正是因为略嫌简单地把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仅仅当作“政治文化论争性的说辞”，而没有从系统全面地研究蔡元培思想入手来理解这个主张，所以作出的评价难免失之片面。）
由此可见，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作为启蒙话语，着眼于在感性领域建立具有启蒙理性意义的理想和信念。王国维曾从提升国人的精神境界和生活趣味出发，提出以美的艺术来作为宗教（注：王国维说：“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王国维《去毒篇》，《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而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不仅包含着王国维所讲的这层意思，而且有以普遍和超脱的审美精神来重建国民理想和信仰的意图。由于反对宗教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它不符合理性的近代科学，而且“以美育代宗教”又是以“以哲学代宗教”为基础，所以，蔡元培所要代替宗教的美育是以他所理解的启蒙理性为基础的。他多次讲到，世界观教育、德育容易流于说教，而美育则从人的感情入手，这就含有以美育为世界观教育之手段的意思。这样，蔡元培所倡导的美育就显示出与西方现代美育理论不同的特征（注：本文作者曾论述过西方现代美育思想中强调美育的感性教育性质和功能的特点，详见杜卫：《感性教育：美育的现代性命题》，《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即不是把反抗理性压抑和促成感性解放作为美育的根本任务，而是在感性中注入启蒙理性的精神，使之服务于对国民的理性启蒙。因此，“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实质是“感性启蒙”。
一般讲启蒙都是指理性启蒙，而现代性审美范畴中的“感性”是针对着“理性”来说的。但是，这是西方的传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现实问题与西方不同，思想文化界的核心任务是理性启蒙；而且，当时中国美学家所处的语境与康德、席勒、尼采所处的语境不同，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启蒙理性的专制和压抑，而是急切地需要以启蒙理性来反抗传统，重建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新艺术。因此，围绕着启蒙这个中心课题，不仅哲学家关注启蒙理性的建立，而且美学家也是如此，这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不可能期待蔡元培象席勒那样把美育主要定位在感性的解放和确认上，也不能以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二十世纪的美学思想。中国自己的问题铸就了中国自己的美育理论，“感性启蒙”就是其中最为重要、最具特色的思想。蔡元培这种着眼于感性启蒙的美育思想为20世纪中国美育理论铸就了理论模式和思想方法。虽然在这近百年中，这个“理性”常常被僵化的政治教条所替代，但是，人道主义仍是或隐或显的一条主线。提出作为启蒙话语的美育理论，这就是蔡元培美育思想的现代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