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命预期、教育资本与内生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寿命论文,内生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4-0015-11
一、引言
健康与受教育水平是人类自我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备的最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和受教育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1978年到2009年中国人均GDP由38l元增加到25188元,人均受教育年数由1.21年增加到8.5年,预期寿命由1951年的38.6岁增加到2009年72.8岁。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和受教育年数的增加一方面受益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私人教育支出与健康医疗支出能力的提高,而另一方面受益于我国各级政府对教育与公共医疗的重视与公共支出的增加。中国各级政府教育支出由1978年31.74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2939.26亿元,医疗支出由1978年的12.46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432.72亿元。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人均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的地区差距正在加速扩大。1978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最高与最低地区之间的差值,男性为8.6岁,女性为12.3岁;而2009年最高与最低地区之间的差值,男性为16.32岁,女性为16.82岁。人均收入水平最高与最低地区之间的差值由1978年856元增加到2009年的51908元,人均受教育水平最高与最低地区之间的差值也由1978年2.1年增加到2009年的9.8年。而且,这种变化存在内在的相关性,预期寿命越低的地区其受教育水平越低,人均收入也越低。
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素质,是劳动者质量的反映(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2006),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1]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分析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Lucas(1988)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直接引入经济生产函数中,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没有经济的增长,不同的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是理解不同经济增长率、跨国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2]殷德生(2010)从学习效应角度来研究人力资本与内生经济增长的关系。[3]崔俊富(2009)对中国1978-2007年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4]Romer(1990)、Nelson和Phekps(1966)认为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会影响知识创新、模仿和吸收新技术能力,进而影响技术进步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充分强调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5-6]Barro(1993)、Berrfferr(2006)等认为单个经济主体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所获得的私人报酬存在外部性,拥有更高劳动技能的经济个体能够提高与其共同工作的经济个体的劳动生产力。因此,人力资本积累能够增加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7-8]
但是,大多数实证研究把人力资本狭义地等同于教育,并发现教育跟经济增长正相关,如Mankiw、Romer和Weil(1992)、赖明勇(2005)等。[9-10]这种忽略了健康等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做法,可能会低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可能把健康等人力资本的其他形成因素对增长的影响都归功于教育,从而高估教育对增长的作用。正确认识并估计人力资本对增长的影响,并且让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要以正确认识并估计人力资本各主要形成因素的作用为前提的。所以,本文拟从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影响因素及其所存在的区域差异性。
二、理论模型
本文建立一个基于寿命预期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分析寿命预期如何影响私人储蓄、投资、教育资本积累,并结合政府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与公共教育支出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资本分为实物资本、健康资本、教育资本,借鉴Thomas Osang(2007)的研究方法将寿命预期引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11]
(一)家庭部门
我们假设每个“代际交叠的经济体”中的居民生活三个时期:少年期、壮年期、老年期。少年期时的居民没有经济能力,由上一辈抚养,并接受教育,积累包括教育和健康在内的人力资本;壮年期有获取经济收入的能力,进行相应的实物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假定居民能够生活在少年期与壮年期具有可预期的确定性,但是,能否继续生存到老年期具有不可确定性,这取决于居民在壮年末期时所具有的健康资本。由于居民只有在壮年期才有经济能力做出相应决策并对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所以,对家庭部门的决策是以壮年期的居民为基准。假设居民由壮年期能够生存到老年期的概率为Φ,生育一个子女,对其消费、储蓄、子女的教育投资进行相应的支出决策。① 如果其能够进入老年阶段,不仅可以从其消费中获得满足,也可以从其子女的教育资本状况获得相应的满足。所以,我们假设处于壮年期的居民总效用为如下线性对数形式的效用函数:
(二)政府部门
假设政府支出为公共教育支出和公共健康支出两种,并进行平衡预算,个人所得税为其全部收入来源,其预算方程式为:②
(三)总产出
假设存在规模不变的标准的新古典社会生产函数,资本投入包括人均实物资本和教育资本,健康资本随劳动者的参与社会劳动过程而间接进入生产函数,而且会影响居民的健康医疗支出、教育支出、投资储蓄行为而间接对产出产生影响。所以,生产函数设定如下:
(四)健康资本运动方程
老年期的寿命预期,即生存概率取决于老年期开始时的健康资本存量,假设存在非递减的凹的生存概率函数:
命题1:寿命预期、收入水平、教育资本、公共教育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与储蓄、实物资本存量成正相关关系。寿命预期、收入水平、教育资本与私人教育支出成正相关关系,公共教育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与私人教育支出成负相关关系,而税率与储蓄率、私人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即存在最优税率水平。
命题2:由于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私人教育支出的相对比重,从而会增加私人健康支出,另外,私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与寿命预期成正向关系,所以,公共教育支出与公共医疗卫生支出都有利于增加健康资本存量,从而增加寿命预期。
从以上经济增长率的表达式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有关经济增长率与寿命预期的关系。
命题3:健康资本、寿命预期与经济增长率成正相关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
本文上一部分的理论模型深入剖析了寿命预期、健康资本、教育资本、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影响机制,这一部分主要从实证的角度来检验这一内在影响机制的存在性。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择的样本数据是我国30个省份1994-2009年的面板数据。③ 这主要是出于样本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1994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数据分析具有可比性等方面的原因。健康资本、寿命预期两个变量在实证分析中以各个省份的“人均预期寿命”这个指标来代替。人均预期寿命、总产出、劳动、教育资本、实物资本、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私人教育支出等数据来自各个省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总产出是各个省份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总劳动是各个省市就业总人数;总物质资本是我们模拟的数据,即首先根据各省份每年的资本积累,采用永续盘存法模拟出名义资本存量,然后用各省份GDP缩减指数进行平滑,最后得到各个省区的物质资本存量。我们采用Hall和Jones(1999)的基于米克纳(Micner)方法模拟各省份的教育资本存量。首先计算各个省区6岁及以上人口中各种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然后,计算各省份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最后采用Hall和Jones(1999)的方法模拟各省份的教育资本存量。[12]各个省份教育资本的原始数据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各年份)。为了分析不同区域之间、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所存在的地区差异性,本文按照地理分布将我国所有省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理经济区域,其划分方法如下:参照“国家发改委”的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黑龙江、吉林,其他为西部地区,然后对以三个区域所组成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分析。
(二)寿命预期对私人教育支出的影响
基于命题2,对私人教育支出与预期寿命之间建立如下实证计量模型:
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产生“伪回归”,首先应该对进行单位根检验。目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方法较多,但每种方法都有不同的优缺点,因此选择四种主要方法同时进行检验,并取四种方法检验一致的结果,以增强检验结果的可靠性。这四种检验分别是Levin,Lin和Chu检验、Im,Pesaran和Shin W检验、ADF-Fisher Chi-square检验、PP-Fisher Chi-square检验。表1中列出了不同检验方法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水平序列的四种检验方法都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而三者的一阶差分的四种检验方法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这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由于都是一阶单整的,则应该检验三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采用两步检验法,先进行回归分析,再对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序列没有单位根,则三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用Eviews 5.1对回归方程(16)进行估计,经协方差分析和Hausman检验,选用等斜率的固定效用模型,先使用相同权数做最初的回归权数估计,然后再用估计的权数作加权OLS估计。在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后,对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和回归系数的估计分别按照全国所有省份、东部、中部、西部省份四个面板数据来进行分析,以反映总体影响及其所存在的地理区域上的差异性,最终结果见表2。的回归系数均在1%或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且四种方法对残差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因果关系,人均预期寿命的增加是我国人均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增长的长期原因。从总体回归结果来看,的系数为0.141,说明人均预期寿命每增加1%,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之后,人均私人教育支出会增加0.141个百分点。从东、中、西部不同区域面板数据的回归系数的比较来看,在东、中、西部地区不同区域的面板数据回归中,系数分别为0.183、0.137、0.116,这说明在东部地区人均预期寿命对私人教育支出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在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小,这种地理区域上的差异性较为明显。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所存在的差异性对我国不同区域居民的健康资本存量产生不同影响,从而对居民教育支出意愿产生差异性影响。
(三)寿命预期对实物资本积累的影响
由命题2可知,寿命预期影响私人储蓄水平,从而影响私人投资,即影响社会实物资本的积累。另外,实物资本积累还受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投资成本等相关变量的影响。所以,在此,我们以各个省份不同时期的GDP和利率作为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具体的实证计量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四)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健康支出对预期寿命的影响
由命题3可知,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健康支出对健康资本、预期寿命产生正向影响,另外,人均预期寿命还受到人均收入、人均私人医疗支出等相关变量的影响。那么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设定如下实证计量分析模型:
因为这五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则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表6是基于所有省份、东、中、西部不同
(五)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
由命题4可知,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另外,经济增长率还受到资本存量、教育资本、劳动就业等相关变量的影响。那么,我们对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设定如下实证计量分析模型:
四、结论及启示
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注重于教育这种人力资本的单一影响,而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健康资本、教育资本、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绩效有机联系起来,深入分析了其内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预期寿命的降低会减少私人储蓄水平、私人教育投入和实物资本存量,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率;而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健康支出会提高居民的预期寿命水平,从而有利于提高私人储蓄、教育投入和实物资本投资,抑制预期寿命降低对经济增长率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东、中、西部不同区域面板数据回归系数比较来看,这种内在的影响机制存在较强的地理区域上的差异性,人均预期寿命对私人教育消费支出、实物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率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健康支出对人均预期寿命的影响在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中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这充分说明了我国不同经济区域中经济发展水平所存的差异性对居民的健康资本存量产生不同影响,从而对居民的教育支出意愿、投资意愿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而且,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健康支出在不同地方政府支出上存在显著的效率差异。
基于以上影响机制的基本结论,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要充分重视健康资本——预期寿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预期寿命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对私人经济主体的储蓄水平、投资水平和私人消费性教育支出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对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得到满足,人们对健康资本的需求也必将日益强烈。那么,健康资本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也将日益加深。所以,构建健全的社会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促进健康资本的积累将是影响我国经济纵深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是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原来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福利型向社会医疗保险型的转轨;实行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医疗服务竞争,费用控制以及社会化管理等新的运行机制;初步形成了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以各种形式的医疗保险为补充,以社会医疗救助为底线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但是,当前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存在五个大的方面的严重不足:医疗保障覆盖面不广、保障力度不够、费用控制不力、运行效率不高、保障制度不公平,从而会对健康资本——预期寿命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13]所以,应尽快实现公共医疗保险与社会医疗救助的整合、城镇医疗保障制度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整合,以提升我国健康资本存量的增加。
2.要预防“低寿命预期→低储蓄、低教育投入→低教育资本、低健康资本积累→低经济增长率、低收入水平→低预期寿命”的恶性循环。从实证分析来看,在我国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预期寿命、储蓄、投资、教育资本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降低,这种内在的影响机制有逐步恶化的趋势。从我国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看,人口增长率、受教育水平、卫生医疗状况、收入水平、预期寿命之间存在低水平的联动关系:收入水平越低,人口增长率越快,受教育水平越低,卫生医疗状况越差,预期寿命越低。据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公布的山西省35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抽样调查结果:2007年山西省35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932.42元,生病不能及时就医的人数占16.3%,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3.2年,人均预期寿命仅为56.9岁。所以,相关管理部门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促使部分落后地区的经济体系脱离这种低水平循环的“陷阱”之中。
3.要充分重视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在教育这种人力资本积累中的功能。从总体上来讲,目前我国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大多以政府公共投资为主体,而私人教育支出所占比重较小。但是,实证分析得到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相比政府公共教育支出有更大的产出效率,而经济越发达的东部地区这种作用机制更为明显。这一研究结论与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如Werlkse(2007)从成本与效率的角度对美国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公立大学在学术水平、经济效益等多项指标上的效率相对较差。[14]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公共教育支出总额肯定还会进一步增加,但是,要优化公共教育支出的结构和方式,使其能够最大可能地带动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如对高校困难学生的实行助学贷款和利息补贴支出,使得上不起大学的困难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这不仅增加了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而且会使得这些接受补贴的对象增加其教育消费在其一生总消费中所占的份额,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
4.应增加不发达地区的公共健康支出、公共教育支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中,公共健康支出、公共教育支出有利于抑制低预期寿命对私人储蓄水平、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绩效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且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落后地区,公共健康支出、公共教育支出的作用将更加明显。而且,我国落后地区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的约束,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有限而使得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尤其是教育人力资本是一种流动性十分强的生产要素,在近十几年以来我国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教育人力资本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使落后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更为缺乏。[15]所以,政府在促进落后地区的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
收稿日期:2010-12-15
注释:
① 假设子女的实物消费与健康消费支出全部包括在壮年期的实物消费之中。
② 将政府支出分为教育支出与健康支出,而将其他支出排除在外,主要是为了分析两种政府支出行为对实物资本、健康资本、教育资本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以及推导过程的简捷,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等相关类型不会影响推导结果。
③ 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解决样本容量问题。重庆在1997年后才成立,其数据合并到四川省,最终的实证数据为包含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
④ 人均教育支出没有直接的数据,通过每个省份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高中、职业学校、大学等各种形式的教育学杂费收费收入来得到,而教育附加等税费不在其中,因为它不是居民自主消费性支出,而是一种强制性的支出,它会在政府公共教育支出中得到反映。
⑤ 在此没有引入人均教育资本存量,而是引入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与私人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因为由本文前一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知道,预期寿命的降低会减少私人教育支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率,而政府公共教育支出正好可以弥补这种影响,但是,公共教育支出相对私人教育支出而言是不是越多越好,值得商榷,在此,引入这两个变量主要是为了检验这两种教育投入的相对产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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