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文艺领域人道主义争论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道主义论文,文艺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唯物史观和马恩有关论述，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以及尊重人的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等口号为标志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市场经济要求的价值观组合，其首要社会功能在于从价值观层面保护资源配置优化，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吁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但是，仔细审视人道主义，不仅可以发现其中自由与平等的悖立，阶级的和民族文化的悖立，等等，而且还可以发现被主体化了的人道主义往往又成为反对市场经济的判据。因为，后者作为有自己运行规律的非人世界，形成了对主体人的“异化”。人道主义的这些性质露示出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有局限体系，不能成为判定社会发展的唯一的最高尺度，对人道主义的歌赞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悖歌”（注：参见拙著：《人道悖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新论》，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目前的中国文艺，一方面应大力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国新时期文艺在这方面取得了大成绩），另一方面，又要十分注意坚持生产力标准的首要性，力求达到历史尺度与伦理尺度的融一，注意克服主体化的人道主义对市场经济的阻滞（注：参见拙文：《生产力哲学和市场经济》，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理论与实践》1994年第11期。此文包括了对邓小平同志1983年批评“人道主义热”的新解释。），同时切忌用“以人为中心”的模式代替含纳但又超越了人道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问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广泛凸现出了人道主义魅力，使人们往往易于把人道主义看成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反对“商品—货币拜物教”为主要判据，基本上否定了市场经济，并因此在理论上对一般人道主义及人权有所批评。与此同时，马恩的理论，作为产生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理性成果，又不能不这样那样地包含着人道主义因素。这种复杂图景又和目前西方的“和平演变”、“人权外交”及反对这些东西的政治较量交织在一起，需仔细认真地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才能辨清方向。从解放初至今，我国理论界与文艺界展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较大论争达八九次之多（以下综合为四大阶段分述），是到了总结诸多经验教训的时候了！
混乱之源：姚文元反人道主义体系
人道主义大争论始于1957年。《新港》一月号刊出老革命家巴人《论人情》，《文艺月报》五月号又刊出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在反右的大背景下，巴人等的观点立即遭到批判。1960年及以后国内外形势紧张，巴人等人观点受到姚文元的批判。继撰写《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驳钱谷融的修正主义观点》后，姚在“文革”中又抡着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大棍子，犯下了数不清的滔天大罪。其中包括姚从《评“三家村”》开始，到《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评陶铸的两本书》，一直到批判“黑《修养》”、《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等等，都贯穿着一条完全否定人道主义的理论主线。
粗略数来，姚的反人道主义体系，有一些论点至今还颇蛊惑人心。例如：(1)认为从一开始，“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注：姚文元：《文艺思想论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81页。），它与无产阶级思想“是两个敌对的世界观”④，“我们要坚决地同一切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划清界限”⑤，因为“人道主义是以个人为中心”⑥，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⑦，“人道主义思潮没有、也不可能反映”公有制的要求⑧，“即使在它起进步作用的时候，同无产阶级世界观也是对抗的”⑨；(2)“我们在批判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论的时候，总要挖到人性论这个根子上”⑩。虽然，姚也明白，“人性和人道主义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11)，但他却在“资产阶级人性论成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12)的遁辞下，沿着“人道主义论最后就归结为人性论”的思路前行，把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混为一谈，公然宣布“人道主义是人性论的变种”(13)，从根本上抛弃了唯物史观从经济基础说明社会意识形态的方法，这是姚在思考人道主义的方法论上制造的一个最大的混乱，至今为害仍巨；(3)在把人道主义归结为人性论的前提下，又把人性与阶段性划等号：“不是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的人情同人性，就一定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人情同人性，二者必居其一”（注：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收于《上海十年文学选集·论文选(1949-1959)》，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317页。），甚至“一切男女关系也只是阶级关系”（注：《文艺思想论争集》，第338页。）。在姚的笔下，共同人性根本不存在，人的自然属性被笼统归结为人的社会属性，人的社会属性又被笼统归结为人的阶级性，“阶级斗争为纲”的确是全面贯彻了，但离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却越来越远了；(4)由于认定人道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所以完全否认中国及外国古代也有人道主义思想或其萌芽，竟然说“想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道主义精神硬塞进到古人头脑中去，就同想把社会主义思想塞进王充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去一样，是违犯历史事实的”（注：《文艺思想论争集》，第301页。）；(5)姚还对现代中国文艺史上几乎所有探讨过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人，一律扣上资产阶级或“反动”的帽子，认定这些探讨只能起“反动作用”(17)；(6)据说，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之所以在革命文艺中屡批而不绝，是因为有“很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具有民主主义要求，形成了它*
所谓“社会基础”(18)；(7)用以上观点来看文艺史，西方近现代文艺几乎全成“毒草”，因为其主题是人道主义；中国“五四”以来的文艺，除少部分而外，也大都被判为“毒草”，因为其中也含有人道主义。以上理论迎合着中国长期存在的偏激思潮，所以，即使在“四人帮”被打倒后很长时间，它们仍然未被理清，为尔后的论争埋下了伏笔。
胡周论战的不足和教训
1979年至1984年的人道主义大争论，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展开的。当时的背景是，一方面，中国勇敢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难以阻止的大趋势，邓小平同志为此付出了艰辛的理论努力，包括从根本的理论层面上克服《资本论》以主体人道主义尺度否定一切市场经济的缺点，以生产力标准为最高尺度肯定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针对着“四人帮”反人道主义行径，呼应着市场经济必然吁求人道主义的“铁律”，在中国大陆上，人道主义又成为似乎不可遏止的潮流；与此同时，姚文元一手造成的理论大混乱的局面又未能从唯物史观方法的层面上被彻底扭转，西方各种人道主义理论也猛然涌向中国大陆文艺界，于是，这一场争论便呈现出斑驳陆离的杂色。如果说，其开头阶段更多地是针对着姚文元等人的曲解，要求正当地表现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那么，随着争论的展开，情况便复杂化了。一方面，它重复西方大部分人道主义理论家借人道主义反对市场经济“拜物教”异化的旧思路，实际形成对市场经济的思想威胁；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它又用人道主义尺度消解生产力尺度，消解权威、集中、法律、稳定和纪律等等的必要性，应予校正。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同志1983年批评“人道主义异化热”的谈话，显然主要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发的。它绝对不是重申反人道主义理论，而是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至今值得人们反思的是，除了那些鼓吹乌七八糟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论者以及后来被证明滑向否定马克思主义思路的论者外，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以周扬同志为代表的一方，同以胡乔木同志为代表的另一方，当时均未从根本方法论的层面上反观姚文元把人道主义混同于人性论的错误，也未把人道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作为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加以深究，反而均习惯性地无意识地沿着姚混淆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思路前走，只把人道主义作为一个与经济学毫无联系的纯思辨的哲学问题来处理。这样，双方实际上均落入了陷阱。当周扬文章否定他1963年把人道主义视作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的旧见，并提出马克思主义包括了人道主义，“四人帮”的反人性论和反人道主义是为其“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异化是一个辩证的概念”（这也是毛泽东主席的见解）时，他无疑是对的。但他坚持“人道主义和与此相关的人性论”的命题，离开市场经济及其必然产生“拜物教”异化的思路而大谈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一般的“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以及“思想领域的异化（如个人崇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无视后者的局限性，等等，便又走入或接受走入误区（注：参见拙文：《人道主义与商品经济——兼评我国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探索与争鸣》1993年第1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胡乔木文章有针对性地从政治上指出争论中的某些不良倾向，以及在理论上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人道主义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肯定作为伦理原则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有的讲话中又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人性表述有缺陷，等等，至今也是对的。但是，它在理论上的缺漏，包括离开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谈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在许多地方把研究人道主义导向对人性问题的探讨，跌入了人道主义研究中的“人性论陷阱”，从而未能准确全面地把握宣传邓小平同志批评人道主义与异化热的理论内涵和现实针对性；继续把人道主义在世界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上判为资产阶级性质，对人道主义思想史的解释沿习旧说，只在伦理观的层面上肯定人道主义，从而夸大了世界观，社会观与伦理观的对立方面，在逻辑上和理论上都显出不足，等等（注：拙文：《人道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6期。）。也有资料显示，胡当时对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是否定的（注：见拙文：《囊锥偏要出头来》，《开发研究》1996年第4期。），故沿习旧*
也是必然的。由于胡和周均是我党老一辈理论家，这种论争一方面确实推进了我国理论界和文艺界对人道主义的思考，另一方面又留下了不少困惑和遗憾，这种被动局面越来越难适应党和人民的需要。
刘再复文艺主体论的错误
在文艺人道主义问题研究的不成熟和混乱状态中，又出现了刘再复的“文艺主体论”及对它的驳论。这是新一轮的论争。争论时间大体在1989年之前数年。连载于《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是刘的代表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此前后面世的刘氏《性格组合论》、《传统与中国人》以及《文学的反思》等著作，均是对此文主要论点的展开和细化论证，主要论点包括：
其一，文艺主体论就是不仅要“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研究系统”，而且，要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即在文艺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注：《文学的反思》，第45页。），其中包括消解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支配人的旧见解，建立“以人为中心”和“人的价值统一”的文艺观。据说，“给人以主体性的地位”便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否则，便是主体性的“失落”。刘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说，在某种程度上违悖了唯物辩证法的。因为：(1)按照唯物史观，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人格载体，他们一方面被社会结构和历史所决定（人只能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下活动，永远不可能超越特定时代），同时又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着后者，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体。不能只注目于其作为主体的方面。刘只讲一个方面，是非辩证的。它的错误，在于实际上忽略了特定时代的特定生产力水平以及特定社会结构对特定个人的先在性和支配性。(2)如同马克思所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不仅是目的，而且是手段，是目的和手段的辩证统一物（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96页。）。只突出强调人是目的，绝对否定人作为手段，其实际的含义之一是否定作为超个人的宏观经济运行物的市场经济对个人的先在性和决定性，这是我们不同意的。(3)当“人的价值第一”的口号使数百年的生产发展严重破坏了地球生态系统并带来严重的资源危机时，连西方许多可持续发展战略论者都对唯人道主义选择（其中首先是“人的价值第一”的口号）提出质疑时，刘重申过时思路，是很不熟悉当代全球思想动态的表现。(4)最重要的是，在刘那里，实质上无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没有超越具体个体人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概念，甚至根本不熟悉当代系统理论（包括结构主义方法）对社会及人的真实关系的揭示。于是只能从另一极重复姚文元的人本主义方法。
其二，在上述框架中，刘推衍出了文艺三主体论（创作主体，对象主体，接受主体），鼓吹各种主体的绝对自由，不仅在逻辑上有混乱处，而且实际是在文艺理论的层面上深化细化了前述错误，未可置信。其中包括，刘离开经济基础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性方面，在对主体绝对自由的吁求中孤立地摆弄马斯洛心理学成果，孤立地突出“自我实现”等口号，也是片面和肤浅的。刘的著述显得单薄、仓促和在知识储备不足的条件下赶写，征服力的确有限。
其三，刘重申国外流行的文艺应转向“内宇宙”的口号是一大偏颇。他说：“文学是人学的含义必定要向内宇宙延伸，不仅一般地承认文学是人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人的精神主体学”、心理学、灵魂史；“要充分尊重和肯定不同类型的精神主体”，这样才能实现“最普遍的人道精神”。为了说明这一主张，刘又说：“人类认识能力的重心，正逐渐转移到对人的内宇宙认识，研究人的主体性已成为历史性的文化要求”，等等。在这里，刘再一次表现出对辩证法的悖离。因为：(1)当代人类认识能力的提升，不止表现在对人的内宇宙的认识深化，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对人之外的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化（例如“克隆羊”技术的发现等）。仅仅突出前一方面，并把它看作当代人类认识能力提升的唯一方向，起码表现着刘对当代科技发展态势的陌生。事实上，即使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以当代新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一些诺奖获得者，也侧重于从当代市场经济基础出发引伸出有关社会规范（包括人道主义）的必要性，他们并没有陷入人本主义方法之中。刘不了解这些动态，以偏概全，未足为据。(2)把文艺仅仅界说为脱离经济基础的个体心理展现，是唯心的。不错，传统的文艺反映论无视个体心理在中介经济基础与社会意识形态时的变异性和独特性，甚至无视个体心理纷繁的杂构。当然不对。但是，似刘这样，把答案引向另一极端，用个体心理的随心所欲为轴心来阐释尘世人生，也难以服人。(3)在任何社会中，所谓“充分尊重不同的精神主体”，都是不切实际的口号。
其四，作为文艺主体论的先声，《性格组合论》还提出当前新时期文艺的“中心思潮是对人的重新发现”，是对异化的抗争，是提出“人就是人，人应当回复到人自身”，并进而用这种尺度回视“五四”以来的文艺史，据说“对人的发现”出现了三次，等等。这些话出自一位成名论者之口，着实使人吃惊，它似乎是文学青年的感情宣泄。什么叫“对人的重新发现”？“人就是人”的含义是什么？“人应当回复到人自身”是什么意思？离开当年民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反封建潮流，离开当今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这些同义反复的句子又有什么价值？
其五，刘氏主体论的一个巨大特点，是以片面冒充全面，似是而非，在方法论上用人本主义方法顶换唯物史观。对这一基本特点，刘自己有时也有自认。据他讲，为了克服旧的反映论的文艺理论把“客体绝对化”的片面性，“我们必须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纠正这种倾斜，加强主体的研究，使研究重心从外向内移动，从客体向主体移动”；当“我们的文艺科学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也可能会再次强调从客体出发”。虽然这段话不无合理之处，但问题在于，刘从“客体绝对化”走向“主体绝对化”，在理论表述和理路取向上没有给尔后的客体化留下任何余地，这怎么能不被人看成错路一条呢？
不少马克思主义文艺家从不同角度批评了刘的主体论。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批评许多也往往没有自觉明确地坚持从市场经济出发说明人道主义，也往往从传统认识论的抽象主客体关系出发解剖主体问题，把人性与主体性又混在一些，因之在根本理论和根本方法上未能同刘拉开距离，显出某种被动。
“人文精神”讨论平议
从1993年开始，“人文精神”在文艺界引起一定程度的讨论，在创作实践中也产生了某些影响，实际是新一轮关于文艺人道主义问题论争的表现。它被提出并形成热点，是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幅度推进相呼应的。一方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吁求反映并保护自己的人道主义（或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必然产生某些“拜物教异化”现象，也迫使人们用人文精神抗衡它。文艺界的现状则加剧了这种迫力。王蒙倡导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本意在呼唤精神文明。不管怎么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的笼统否定，显然已经成为思想史上被翻过去的一页。他到底是劫后之身，老辣，稳健，但在理论上似乎对人道主义的定位也吃不大准（1995年，王蒙答记者问时说“我对人文精神的定义不大清楚”。又说，他比较强调“人文”二字中的“人”，见《光明日报》1995年9月27日，这显然是一种人性论）。整个“人文精神”讨论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感情的宣泄抒发，一般较少理论层面的建树和政治含量。这种状况，也与当前我国人道主义理论建设仍很不成熟的现状相对应（例如，“重建人文精神”口号，最早是由港台“新儒家”之一的唐君毅提出的（注：启良：《新儒家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53页，第266页。））。一方面，当前人们对人文（人道）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对应物尚未形成普遍共识，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往往发自直觉和朦胧；另一方面，主体化的人道主义特别是文艺领域的这种人文精神中完全超越市场经济的非功利的层面，太崇高的理想化方面，往往从反对“拜物教异化”而导向市场经济的全盘否定，有相当鲜明的空想特征，是一种道德浪漫主义，而这一点至今尚未被论界充分认识。这样，“人文精神”讨论虽有张扬真、善、美的积极内容，但也夹杂着不少怨刺眼下市场经济的成份。在这次讨论中，相当多的论者对过份抬升“人文精神”从而阻滞市场经济，对以恋旧心态过份贬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风俗和社会心理的看法，对于把文艺的崇高和善美与市场经济完全对立的思路，是自觉地提出了持续严肃的批评的。如果说这一场讨论有高明于解放后历次论争的地方，它便集中表现在这里。其中，雷达《人文精神质疑》是一篇代表性论文（注：《光明日报》1995年7月19日。）。它不仅借用哲学界成果，把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相对应，超越了以往有关人道主义讨论根本不计经济基础的局限，而且明确指出：不能把市场经济基础与人的全面发展
对立起来，不能认为市场是一切道德堕落的渊薮，恰恰相反，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为张扬人文精神创造了物质前提，使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升华到一个崭新境界。张韧在《人文精神讨论余墨》（注：《光明日报》1996年4月25日。）一文中也说：“完全不必将活跃的市场经济作为人文精神的有形无形的对立物”，“市场经济要求的自由平等竞争原则也给文学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生气”，“市场经济不但不是人文精神与高品位文学的消解剂，而且是生发人文理想、激发创作活力的因子”。此外，陆贵山《文艺中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注：《文艺研究》1996年1期。）实质上提出了正确处理生产力标准和人道主义标准关系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促进了人文精神讨论上升到新阶次。
许多批评“人文精神”讨论的人都点到王蒙的一些提法，如中国从未有过“人文精神”，因此谈不上“失落”；王朔“痞块”未可全否；“人文精神”讨论首先要注目于“人”，等等。客观地讲，王蒙在哲学上确有些不足，有些提法欠妥是难免的。王蒙高明于胡乔木的地方在于他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且对它的正负效应有较冷静的分析。在他看来，虽然市场经济不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经济，它有种种负面影响，但毕竟“是市场而不是计划更承认人的作用、人的主动性”；与此相反，计划经济则具有反人文精神的方面。最近，他进而严厉反击某些文艺家和作品对市场经济的全盘否定，明确表示不同意叫他向西方作家看齐也骂市场的劝告，指出“西方的市场已经发育得十分成熟”，“日益暴露出它的种种不如人意”，西方作家骂它并非完全无理，“而在我们这里，市场经济远远没有成型”，而“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民主”，“不搞市场就更糟糕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对市场经济某些负面作用提出警告也是可以的，“保持文化与市场经济适当的张力是必要的”，但不能光骂，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力求“与发达国家知识界保持一致”，不能跌入绝对民主的陷阱，也不能与怀恋计划经济乃至怀恋“阶段斗争为纲”的思想搅在一起（注：王蒙：《世纪之交的文学选择》，《大国方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王蒙的这些表现以及论争双方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的共识，是新一轮争论在理性层次上高于以往的又一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