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可通约的与不可通约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4)06-0018-06
就目前哲学理论界的研究格局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走向的探讨中形成的一个 基本共识是：融会“中西马”，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创新。其中，马克思主义哲 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三者间不是简单平列的关系，而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 下，综合创新，最终融会“中西马”，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确，回顾马克思 主义哲学在中国获得思想主导地位的历史，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理论架构中，还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中，都存在着复杂的中西 哲学关系，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与中国儒家哲学的关系。在 这种观念下，似乎只有把这个关系作为被我们确认了的文化事实进行理论化，并在理论 层面对它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仔细研究，才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重要学术任务的必要前提。
然而，当前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同时响起：一是“中西马”属于不同的哲学范式，三者 不可通约，因此融会“中西马”、实现哲学创新是不现实的；二是坚持“中西马”的可 通约性。实际的情况是，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而言，在进行哲学的比 较和综合研究中，确实存在着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共存的情况。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 义哲学既有可通约的共性的问题，亦有基于民族的个性而表现出的不可通约性。这样， 在进行哲学创新时，如何处理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的矛盾，如何认识哪些是可通约的 ，哪些是不可通约的，就成为更前提性的问题。
一 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的缠结
近年来，全球化话语的流行也影响到哲学创新中的观念架构。把融会“中西马”与哲 学创新等同起来，从现象上看，这种观点好像言之成理，但在现象的背后，这种理论却 隐含了这样的一个逻辑前提，即认为文化价值之间存在着普遍通约性，两种不同的文化 价值可以进行由此及彼的渗透直至取代。但这个逻辑前提是否站得住脚呢?两种不同的 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文化价值的普遍通约性呢?事实上显然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 无论从学理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的文化之间在文化价值上都很少是可以通 约的。美国学者亨廷顿也认为，不同的文化价值不仅不可通约，而且是互相排斥、互相 对抗的，他甚至警告说，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差异会上升为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冲突。既 然不同的文化价值是不可通约的，一种文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对另一种文化的完全取代，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对不同文化的强制与占有，就成为一种强力象征。这也是我们从 中国这一百多年的“西化”中获得的教训。
然而，与普遍通约性一样，普遍的不可通约性也存在理论困境。“不可通约性”只意 味着构成一种理论的要素不能被完全地还原到另一种理论中去，而丝毫不意味着这些理 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和重叠的东西。不可通约性在理论的交流、互动中又可显现出可通 约性。既不存在绝对的、只有个性、绝对不可通约的哲学理论，也不存在完全共性、绝 对可通约的哲学。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始终缠结在一起，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 哲学关系的架构历程可见一斑。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理解有两条线索：一种认为自20世纪初到80年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遵循各自的话语系统，互不关联，而且是水火不容。两者 具有绝对的不可通约性，只是到了80年代后，两者才逐渐进入实质的对话阶段；另一种 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通约性，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 始，两者就建立起了关系架构，并伴随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变迁，适应不同时 代、阶段的革命、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它们分别形成了疏离(五四时期、文革时期)、结 合(1927年到1949年的战争时期、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到建设(当前)等几种关系形态。 应当说，这些年，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在探讨“关系”之前，可以说基本 上已经完成了的是“正名”工作，即尽可能地澄清了“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构成关系之前、之中、之后的内涵、外延的变化。在澄清的尝试中，可以看出中国 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中国的某种处境和历史变迁，并引出值得研究的问题。毋 庸置疑，无论哪条线索，实际的情况是，这种关系的形成从主观到客观上都涉及对中国 哲学主体地位的颠覆，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批评和解构，对中国哲学社会功能的 淡化；相应地，也正是在这种关系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和思想文 化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掘、发展和强化。此种情况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 可通约性或不可通约性的影响也在不同时期交替地上升。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研究的背景的变化，更为突出地反映了二者在 是否具有通约性上的互相缠结，这种变化就是功能论的被悬置与学理论的确立。具体地 说就是从意识形态的争论过渡到了学术的争论。功能论的被悬置是不可通约性的妥协， 学理论的确立则是对通约性的认可。主要表现在：
1、社会功能层面的不可通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时行动 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第一天所展现的便是这 种革命实践性格。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之初，它的意义首要地被定位在对 社会革命的指导作用或引导功能，对旧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对整个传统 哲学乃至文化的改造功能。总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的注重和发掘 是当时的潮流。这其中，鉴于不同时期的社会任务的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发 掘的侧重点也有区别，同时也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不同建构。
“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得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之初就与之形成关系，为革 命者和学人所关注，是与它几千年来的官方哲学和意识形态地位分不开的。儒家哲学在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关系之前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官方哲学或意识形态。五四时期，对 儒学的批判从结果上看其目的并不主要在于对儒学进而对中国哲学的改造和完善，而是 对其意识形态功能的颠覆，是社会机制上的批判。所谓新文化运动即是如林毓生在他的 《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所提出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是一种强调先进性思 想和文化的改革然后来实现社会政治改造的基本设定。由此，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情 形：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和接纳进来，并直接作为批判的武器；中国哲学 则基本上被连根拔起。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就主要表现为社会革命功能，并与儒 家哲学形成了社会功能论上的不可通约性，甚至是敌对性。
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时对峙两方(国民党和共产党) 界限分明，以思想引导来争取更多的大众支持显得比较迫切。尽管社会革命仍然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者的任务，但其思路已由以文化的变革进而引导社会革命转变为以社会革命 深化和促进大众的世界观和思想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指导的功能就被凸现 出来。为了使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大众能够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 原则上都不能绕过中国哲学思想。这样，就有了毛泽东著名的“总结从孔子到孙中山的 一切优秀成果”的论断。从那时起，就开始了从文化层面探索两者可通约性的历程，但 这种探寻从一开始就设定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话语的。可以这样说，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社会革命功能和思想指导功能的揭示是彻底的、完整的，但这些工作都是在完整 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下进行的。在当今多元文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掘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功能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包括 中国的政治、经济实际，还包括中国的文化实际和哲学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作为 外来的哲学，它与中国的结合是历史的，是指导性的，是实践层次上的，是外在的。如 果说第一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者很好地完成了这种实践意义上的结合任务，那么现 在的任务是要更注重在学理上与中国本土的传统哲学的结合的研究，寻求哲学的内在结 构和内在元素上的可通约性。
2、学理层面的有限制的通约。学理层面的通约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应当 从观念上超越以往固守的各自的话语系统，在方法上要从外在的比附转向内在的创造性 转化，在研究的预设目标上要使两者达到会通。因为，目前两者不仅包括古今中外等形 式上的关系的争论，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内容、方法、谁为主体的争论，再加上马克思主 义哲学创新的呼声愈来愈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首先考虑的是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其次应当考虑的是中国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作为哲学或 作为文化都不可能被悬置起来。有限制的通约表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学 理关系的建立是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状 基本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研究的背景和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 新是主话语，中国哲学则只是作为一种元素融于其中。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中国哲学关系从意识形态的争论到学术的争论的具体表现，同时也为研究二者的通约设 置了限定。也就是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通约，其话语被限定在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框架之内，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
问题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与亚文化思想或非主流思想(中国 哲学)构架关系，是否会在这种关系的研究中降低其意识形态的功能，这是一个理论界 一直态度暧昧的问题。从现实情况看，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是就其理论整体而言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其意识形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当今 理论界有一种倾向，即认为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僵化的宏观归因是苏联模式，中观诱因 是哲学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微观成因是市场化带来的人文精神的丧失。这种观点尽 管不乏部分合理性，但实际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给学术研究提供的 是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是制度和机制上的优先和宽容。不承认这一点，就丧失了学术 研究的前提。
现在的任务是要分清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作为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关系，认清文化属于非正式制度，没有强制性，理顺它与正式制度如政治制度、法律制 度、经济制度等的关系，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文化上的结合。由此， 我们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如社 会主义之上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而作为文化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则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内容，包括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等。建构和研 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应当是在文化的意义上进行的，或者更具体一些， 就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与中国哲学文化的关系。二者是学理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意识形态之争，尽管我们不否认意识形态的重要地位难免会带来文化上的优越 。事实上，在1985年以后以否定中国哲学为主旨的文化讨论中，学界已有人注意到这种 区分，这可从当时在批判继承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中看出问题所在。
早在80年代文化讨论热烈兴起之际，大陆学者与海内外新儒家曾在中国哲学与马克思 主义哲学地位问题上发生过争论，这一争论的实质在于中国哲学的继承要不要以马克思 主义哲学为统帅的问题。台湾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中国的“慧命”，“ 只有当代新中国哲学，才是顺通中华民族文化生命而开显出来的中国智能的方向”。大 陆一些学者对这一见解作了针锋相对的争辩。夏乃儒先生曾指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今要解决传统与现代的贯通，在‘传统’ 那一头已不能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能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 并取得成就的，也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历 史观作指导，才能科学地总结以中国哲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引导其沿着正确 的方向走向未来。”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能作为中国哲学继承因素的尺度，而 且是判定中国哲学可继承因素的惟一尺度。
近年，有学者进而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存在着“会通”与“超越” 两重关系，即“马克思主义经过与中国文化的会通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具有超越性。”所谓“超越性”就是“批判继承、兼容并蓄 当代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进行“综合创新”。足见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仍然居于主导的地位。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具有 可通约性，那么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
3、综合创新层面的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的纠缠。20世纪90年代后期，理论界先后展 开两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讨论，超出了8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中国哲学相通点或会通点(包括哲学论域、人论、社会历史观、道德理想等)的表面的探 讨，进入到关系研究的深层结构中。这种研究思路的形成仍然是基于可通约性与不可通 约性的纠缠中。
有两个事件反映了这样的特点。一是1994年至1996年间，围绕着现实的传统文化研究( 主要是中国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曾爆发一场争论，主要是对所谓 “国学”、“国学热”和当时的国学研究展开批评和批判。二是1998年至1999年就“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源说”展开的争论，这期间，相继召开了十数次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 与中国哲学”的主题讨论会议，并且提出了“对立说”、“结合说”、“互补说”、“ 改造说”等等说法。但从本质上可以说，这个主题的讨论重心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 问题。争论的焦点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在现实的社会历史情境和文化割据中，传 统文化的重新被重视是否会影响和动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二是究竟应当怎样认 识和估价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与中国社会现实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三是 传统文化还有无生命力，有无超越的、普遍的价值，典籍文化与民众文化是怎样的关系 等等。尽管这些问题引起众多人的关注，但从发表的文章和举行的会议情况来看，从事 传统文化研究和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两方学者的对话，讲的是不同层面上的问题 ，因而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沟通。就当时而言，要在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 学之间形成真正的对话、结合、互动和沟通，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的。这个结论看起来 是令人悲观的，但它凸显出了一种学者致思的倾向：希望从现实文化出发，从新的哲学 创造出发，进行理论上的探索。
二 马哲与中哲如何沟通
理论能否通约，不能一概而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从思维方式到认识方法及 学术系统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了彼此间相互交流沟通的极大障碍。虽然二者在 许多方面是不可通约、难以诠释的，但在很多方面又是可以互补、沟通和融合的。哈贝 马斯指出，尽管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不存在 着交流、对话、沟通和竞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理论的存在方式不应该是封建割据式的 独白，而应该是相互之间充分有效的对话。问题是，那些彼此之间不可通约的理论范式 将如何沟通?有效沟通的可能性条件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假设了一个实现 “无障碍沟通”的理想语言环境，即“三真(正)”原则：一是真实性，陈述的内容必须 是真实的；二是真诚的，说话者不是想有意欺骗听众；三是正当的，话语应符合相应的 社会规范。尽管利奥塔和罗蒂都认为哈贝斯仍在建构另一种元叙事、元话语，但我们应 该看到，哈贝马斯的这一语言沟通规则与过去我们所常见的实质性的元规范不一样，它 仅仅是在一种非经验、非实质的形式化意义上体现出它的有效性。就像康德为道德立法 一样，哈贝马斯为对话所立之法也是形式化、普遍化的，是一切有效性对话得以进行的 可能性条件。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沟通行动中这一理性主义的规则不是选择的问题 ，而是遵守的问题，只要我们进行讨论和对话，就不得不承认对话过程中所蕴涵着的合 理交往的理性规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同样要通过讨论、对话和沟通达到可通约。就目前的研究 现状而言，如果以哈贝马斯的沟通原则为参照，目前的理论研究的通约语境仍不成熟。
1、当我们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对话、沟通和通约时，存在着话语的先前 设定问题，以至影响到通约研究的深入进行。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引发的“回到中国哲 学本身”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引发的“回到马克思”、“马克思的文本研究”，可以 说正是寻求通约、对话和沟通的基础工作。然而，回顾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 通约性的历史，可以发现其中贯穿或关涉了几种两难的关系：首先，“应当”与“是” 的关系问题。在认识论中，“应当”与“是”的关系是“应有”与“现有”的关系。“ 应有”与“现有”是一对矛盾，表达了不同的价值趋向。当我们讲通约的时候，我们的 价值点在“应有”上，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色，或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或者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起来才有 可能。于是，被建立起来的关系成为了天然的关系。而当我们讲不能通约的时候，我们 的价值点在“现有”上，一是认为就现实发展而言，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了 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传统哲学产生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已经被逐出了现 实的历史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替代中国传统哲学而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此种 观点以美国历史学家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为典型代表；二是认为马 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通约与渗透只会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负面 影响，为了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与“纯粹性”，应当绕开作为农业社会产 物的中国传统哲学。此种观点在国内学者中仍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应当”与“是” 要达到统一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认识和论证过程。现在比较现实的任务应是在“是”或“ 现有”的基础上达到“应当”或“应有”，也就是正确看待哲学思想、文化与历史之间 适度的分疏，承认哲学传统具有某种超越价值，从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这个总 的前提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有机的创新式的会通。在此过程中，要 避免凡事从“应当”出发，把“应当”作为“是”有可能过急、超前，理想主义应与现 实主义结合起来。其次，孰为主体与孰为参照的关系问题，亦即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 为主体，把中国哲学仅仅作为一种参照，还是反之。这关涉到我们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 学与中国哲学通约和创新后所期望的理论结果的总体概貌，更重要的是关涉到我们要建 立起来的东西其意义究竟要落实到哪里，是服务于形而上的哲学体系，还是服务于形而 下的生活世界。
2、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通约的思想文化基础尚不充分。曾有学者论证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通约的思想文化基础已经相当充分，如窦仲仪的《中国哲学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允熠的《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哲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方克立的《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高等教 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著作对此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发。然而，必须认识到，当前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通约的思想文化基础的认识是多年来研究定势所致。这种思 维惯性成为思想无意识或理论定势，最终又成为话语膨胀的前提和理论基础，以往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通约的认识正是研究定势与话语膨胀的结果。
理论定势有这几种表现：(1)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与中国哲学建立联系，应当通约。从 历史事实来看，中国哲学，或者广义的华夏民族的传统，既无欧洲文明的驱动，也与马 克思主义哲学无关。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事实。所以，有学者认为不能一谈马克思主义 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就好像中国的一切传统都非得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挂钩不可 。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能不与中国传统哲学发生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一开始是以 互相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的斗争是通过政治斗争实现的。一方是旧文化势力( 中国哲学)“战战兢兢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另一方是新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人物“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哲学上的斗争也是如此，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 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 作为前提。”于是，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实 际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政治斗争、文化斗争，即中国走什么 道路的问题。(2)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走中国化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自马 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以后便被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历来被认为 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最成功的经验，是中国革命 胜利的根本原因。这一官方思想对中国文化讨论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许多学者沿这一 路径去探讨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约关系也就不难想象。有的学者指出，以中 国哲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涉及“通约”与“超越”两个方 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伟大的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实际结合的两次 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这里的“中国实际 ”包括以中国哲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显然在一 定程度上是与中国哲学通约。有的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哲学的过程， 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必须经过中国化过 程方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作用。而“中国化”就包括能动地吸收中国哲学的合理因素，从 而使自身带上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中国哲学现代化则 必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对话。在当前的文化讨论中，关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方式， 学者提出了六种观点：①中国哲学现代化就是要使中国哲学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主导思 想；②中国哲学现代化就是使它按照西方文化模式改造；③中国哲学现代化就是把中国 哲学马克思化；④中国哲学现代化就是要用它来解决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⑤中国哲学 现代化即是对它“作现代解释”；⑥“中国哲学现代化必须遵循两方面条件：一方面是 中国哲学理论结构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哲学进行现代解释”。这六种现代 化途径中，第三种直指中国哲学现代化就是其自身经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第五、 六种则涉及对中国哲学进行“现代解释”，对大陆多数学者而言，进行现代解释就是进 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也就是把中国哲学有机地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学者 指出，中国哲学现代化不是要“恢复昔日的独尊地位”，而是要“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分析、批判和改造。”在这一改造过程中，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发生双向 影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另一方面，中国哲学也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改造，融化到我们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经过这个过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是结合了中国哲学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则已成为以马克思主 义哲学为灵魂的中国哲学。这些认识应该说还没有真正进入哲学创新的内在和关键问题 。改造还是通约?还是通约中的改造?或是在改造中体现通约与融会?这些都是需要进一 步研究的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可否绕开中国哲学涉及到创新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形态。 就哲学理论界的现实情况而言，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尚不可能。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关系由来已久，它首先凸显的是哲学和文化本身的问题，其次也不可避免地涉及 到文化以外的问题。这也许就是此问题虽然重要但至今难以有突破性的理论成果的原因 所在。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文化间的干涉、互渗和融合，虽然首先不是在哲学层面开始 、也首先不是在哲学层面进行的，但是，文化互渗和相互融会，必然有其生存现象层面 的“意向上的相求”和思想精神深层的“理性上的贯通”这两个方面的逻辑依据，这就 是文化交涉现象中的“跨文化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必然是在哲学层面进行论证 和获得解决的。只有在哲学层面上做出对于文化间互渗、融合和通约的理论可能性的论 证和解决，才能保证这种文化交涉在实践中的顺利进行，而只有这种论证的彻底成立， 才能从根本上使跨文化交涉和本土新文化建设获得一个恒久的理性支持。就马克思主义 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而言，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无论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 化，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研究马克 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哲学的通约关系，是实现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实现中 国传统哲学适应时代而合理更新这一双重而又同一的目标的基本前提。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